陈子善：更明晰的，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

更明晰的，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 陈子善 发表于2013-03-03 00:48 新年伊始，《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和《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先后出现在坊间，给周作人爱好者和研究者带来莫大的惊喜。 　　终松枝一生，与周作人仅两面之缘。但他“一心倾向周作人”却不是一句空话。从1936年至1944年，松枝共翻译了六种周作人文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二战结束时止，日本翻译介绍周作人，几乎是由已故松枝茂夫先生一人承担的。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 　　小川利康 止庵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一版 　　322页，118.00元 　　新年伊始，《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和《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先后出现在坊间，给周作人爱好者和研究者带来莫大的惊喜。有趣的是，前者先有《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1999年6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初版），然后才有这部增订注释排印本。后者情况正好相反。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一百四十四通（含电报一通，明信片十通），排印本已于2007年连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双月刊第四到六期，这次则是按照手札原件影印出版，使读者在研读周作人这些重要信札的同时，也可欣赏品味作者独具一格的书法和所用信笺、印章之美。 　　松枝茂夫（1905-1995）作为日本汉学家，晚年曾以“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心倾向周作人”自况，其学术和翻译生涯横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领域，这在上个世纪的日本汉学家中并不多见。而他与周作人的通信，从1936年起，到1964年止，除1945至1954年间是个空白，也横跨了三个历史时期，即国民党统治、沦陷和中共接管政权以后。虽然不能说这些信札充溢时代风云变幻，但确实承载着不少不容忽视的文学、文化乃至政治信息。 　　周作人1934年夏访问日本时，松枝茂夫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欢迎会上与其首次见面，却因胆怯而未能交谈。终松枝一生，与周作人仅两面之缘。但他“一心倾向周作人”却不是一句空话。据日本另一位研究周作人的专家木山英雄介绍，从1936年至1944年，松枝共翻译了《北京的点心》《周作人随笔集》《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周作人文艺随笔抄》《瓜豆集》和《结缘豆》六种周作人文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二战结束时止，日本“翻译介绍周作人，几乎是由已故松枝茂夫先生一人之手承担的”（木山英雄：《松枝茂夫日译〈周作人随笔〉整理后记》）。松枝1936年3月初鼓足勇气给周作人写信，正是为了翻译周作人的作品而向其求教。 　　周作人对松枝第一封信的印象就很好，在1936年3月15日的回信中称之为“郑重的手书”。他这一时期答复松枝的四十一通手札，主要就是围绕松枝翻译中的疑难问题而展开。信札之外，还另纸一一详答。松枝问得仔细，周作人答得也仔细。这些问答堪与有名的鲁迅致增田涉手札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粗略统计，松枝的问题涉及周作人长短散文多达百篇上下，包括《闭户读书论》《上下身》《死法》《吃茶》《吃菜》《穷袴》《夏夜梦》《乌篷船》《苍蝇》《三礼赞》《关于焚书坑儒》《颜氏家训》《谈鬼论》《关于鲁迅》等名篇。周作人的解答则包括自己生平、中外历史事件、人物、典籍、书刊、掌故、名物、风俗、地名、僻字、成语、方言等等，还有对自己作品字、词、句的勘误，不厌其烦，而且往往中日文并用，一丝不苟。譬如，对何谓“师爷”，周作人的解释就很有趣：“民国以前知县以上之地方官所聘用之助理员，普通分刑名（司法）钱谷（财政）两部，称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因系聘任而非下属，须以宾客之礼相待。主人（官吏）相见时称之曰老夫子，一般统称则云师爷，犹言先生样。” 　　这些答问，可以视为周作人对自己这一部分作品的较为集中而详细的说明，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无疑有助于对这些作品的释读。同时，从某种意义讲，松枝所译的这些作品也可视为周作人参与并合作的成果。 　　到了1954年10月，周作人通过时在早稻田大学访问的柳存仁并早大教授实藤惠秀与松枝茂夫重新取得联系。从那时至1964年12月，断断续续，周作人致松枝茂夫的信多达八十二通，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松枝，当然是欣喜万分，可以继续向周作人请益；而在周作人，则是较为谨慎，除了偶尔坦露一二心迹外，信中所说大都与他正在从事的翻译工作有关。当时他已在胡乔木提议下，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因此，这些信札大都是周作人委托松枝代购日本文学书刊，以供工作之用。几乎每封都要开列一长串书单，甚至还代友人徐祖正以“汉籍交换”方式向松枝索书。按小川利康的说法，这些内容“几近枯燥无味”，但从中正可获知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周作人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的种种信息，也可窥见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熟稔和晚年读书兴趣之所在。 　　对松枝的提问，周作人一如既往，认真作复。且举一例。对鲁迅《坟·摩罗诗力说》中提到的“汲覃勖迭”其人，周作人认为这是个“夙成疑问”的问题。他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致松枝的接连三封信中对此详加探讨，最后告诉松枝，“汲”应为“波”字，“恐在《河南》杂志上发表时误植，相沿未及改正”，而“波覃勖迭”正是德国作家F. M. Bodenstedt（1819-1892）的鲁迅译名也。 　　周作人是讲究礼数的，他一方面不断烦请松枝购买日文书及种种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不断有所回报，不但陆续寄赠自己的著译，而且还为其代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除了鲁迅的书，他曾先后为松枝购寄曹禺、洪深、田汉、许地山、顾颉刚、林庚、（丁）西林、吴祖光、李长之、老舍、赵树理、阿英、欧阳予倩、沈从文、夏衍等的著作。他一时兴起，还会在信中对这些作家学者略作评点。 　　周作人1955年2月4日信中说：“曹禺剧本不知何故，市上不易买得。只得到一册《剧选》，内系《雷雨》等三种，虽系新印但内容似保留改作前原本，或可供参考。”收入《雷雨》《日出》和《北京人》三种的《曹禺剧本选》1954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曹禺在《前言》中表示，《剧本选》与1949年前的版本比较，“除了一些文字的整理外，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现在看，还是保存原来的面貌好一些。”显然，周作人注意到了这段话，赞同不修改旧作。1956年5月6日信中说：“寄上阿英《晚清小说史》新刊订正本，在同类书中似可称白眉。”对阿英的晚清文学研究评价也不低。 　　周作人还主动把香港曹聚仁的著述转送松枝。1957年1月19日信中说：“近承曹聚仁君……寄赠所著书，有《文坛五十年》，看法与正统派稍异，或有可借参考处，今日已付邮，请查收。又著有《鲁迅评传》上下二册，亦在香港出版，观察似较近真实，如有用祈示及，亦当寄奉。”2月3日信中又说：“今又寄上同著者（曹聚仁）之《鲁迅评传》上下二册，颇有独到之见。唯是非正统派的立场，故只可供个人之参考耳。”周作人不但把曹聚仁所赠两书转送松枝并大力推荐，而且两次强调两书均“非正统派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周作人也向曹聚仁推荐了松枝茂夫，他1957年1月2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文坛五十年》读毕，已转赠了日本友人松枝君，他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你的自由主义的看法对于他当很足供参考。”原来，周作人所谓的“非正统的立场”就是“自由主义的看法”。 　　1955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特大事件，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这在周作人致松枝信中也从侧面有所反映。他1955年7月21日信中说：“胡风集团在现今是一重要问题，有关资料五册，特以奉赠，可请一览。”1956年8月23日信中又说：“胡风集团在现今成为严重问题，曾将资料数种送上，其第五、六册亦已送上矣。”周作人到底寄了哪些批判胡风的资料给松枝，已难以查考，不外《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等等吧。但从“重要问题”到“严重问题”，显示了“胡风事件”的不断升级。周作人想必不会赞成胡风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但他这些片言只语也表明他对当时对胡风的无限上纲不以为然。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1957年12月18日信中的一段话：“近观《沈从文小说选》，颇有废名之作风，而无其晦涩之缺点，故亦寄阅。又废名等人近亦有小说选之出版，日内亦拟寄奉。”（有必要插一句，周作人对沈从文一直颇有好评，他1938年7月11日致松枝信中就说：“沈君有《从文自传》，想已览及，不但文笔甚佳，其叙幼时情事可以见沈君生活之一斑，亦有用也。”）而早在同年1月14日信中又告诉松枝：“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见访，嘱准备编选杂文，拟于下年度为刊行选集数册，政府之好意甚感，唯因无自信，自选殊感困难，幸时日尚宽，可以慢慢打算耳。”两相对照，当年一桩鲜为人知的出版史实浮出水面。 　　周作人前后这两通信是有所关联的。也即在当时中共提出双百方针的大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推出一系列非左翼的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五四及五四之后新文学“老作家”的作品，现在能够知道的作者人选有徐志摩、废名和沈从文等。陈梦家1957年2月发表了《谈谈徐志摩的诗》，文末就明确指出：“我个人以为他的诗还是可以重选，并应该加以适当的说明。”尽管后来风云突变，躲过“反右”风暴的沈从文和废名还是于1957年10月和11月先后出版了《沈从文小说选集》和《废名小说选》，但已经去世的徐志摩和还健在的周作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周作人1957年1月9日记云：“楼适夷、张梦麟来访，谈译书事。”（转引自止庵《〈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跋》）五天后就在致松枝信中透露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见访，“嘱准备编选杂文”，拟为其“刊行选集数册”。这“副社长”应该就是作家楼适夷。楼适夷1952年起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他后来在《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中说：“有一次胡乔木同志特地召我谈话，要我们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还要我们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和他接触，还说过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可见当时出版社认为“适当出版”的时机已到，由楼适夷出面约稿。但周作人觉得“自选殊感困难”而未能及时动手。可惜过了这村就没那店，“反右”之后，虽然还有六十年代初出版《木片集》的努力，毕竟不可能再出版周作人自己的杂文集了。以至1949年以后到周作人逝世，除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回忆鲁迅的书，周作人终于未能在内地出版自己的新旧散文选。 　　应该指出，日本出版的《周作人·松枝茂夫往来书简》集还收入了松枝致周作人的三十七通信札，但《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并未编入松枝的信，有点美中不足。好在编者已经表示，将在以后适当时候再推出两人往来手札对照影印本。 　　书信是研究作家生平和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从作家的书信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周作人在其漫长而曲折的文字生涯中，到底写过多少信札，恐怕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随着近年致俞平伯、江绍原、鲍耀明以及这次致松枝茂夫信札的相继面世，我们已经越来越充分地领略了周作人信札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据笔者所知，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高伯雨、郑子瑜等也属于“一心倾向周作人”者的大量信札依然存世，期待也能早日整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