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在大理

这篇文章可能大家看过了。我很喜欢这位作家，他的集子《考工记》今年入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奖。他好像是成都人，定居大理，天涯博客名字是半场，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melzhou。我是看了他的博客和这篇文章，才喜欢上这位作家，以及大理这座城市的，打算今年暑假有时间也过去住两个月，真希望能见到他本人。 在大理 周成林 　　（刊于《万象》2012年第8期） 　　一 　　大理到处布谷：山边，湖畔，田间，城内，客栈天台空空如也的水泥凉棚。布谷叫声独特，但是容易摹仿。中文的布谷，英文的cuckoo，拟音都很恰当。少时读的中国古典诗词犹在耳旁；早晨醒在客栈床头，窗外布谷，总觉唤得孤怨。我很快学会了布谷叫。洱海边的才村码头有一大片湿地，开春后，青绿菖蒲与红黄白睡莲疯长。我一周要去数次，有时一人，有时跟朋友。午后躺在树下草地读书，听到布谷就在数米外的树梢cuckoo，我也唤上几声。湿地还有一种鸟，体积略小，叫声比布谷还要独特，但是急促趣怪：“嘎嘎叽，嘎嘎叽，嘎叽，嘎叽。”原始野性，就像白族有些民歌，纯是嘶吼发泄。我在山边或山中没有听到这种鸟，或许湖畔才有。Rachel告诉我，它的叫声，很像她的家乡西班牙南部的孩童爱说的一段口头禅：看到地上shit，大概要念几声咒语。嘎嘎叽，嘎嘎叽，仿佛在说shit，shit。 　　“伦敦没有布谷。”Lily前一阵的电邮说。“到处粉红樱花落英，就像街上有过一场盛大潮湿的婚礼。”（No cuckoos in London. Fallen pink cherry blossom petals everywhere, like there has been a huge and very wet wedding in the streets.）我喜欢Lily的譬喻。大理乾爽，春节至今未逢连绵大雨，难有“盛大潮湿的婚礼”（前不久的三月街民族节，虽然遇到几场骤雨，倒是更像肮脏潮湿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大集），到处只见开得明艳的九重葛（bougainvillaea），虽然也是粉红（当然还有我更喜欢的猩红），却要蓝天白云相衬才美。或许，这是另一场盛大婚礼，一样色情，但又不似短命樱花。客栈庭园靠近大门，有几株盆载九重葛，不是爬藤，却也一样开得灿烂。跟我住过好几年的阴冷大城不同，这里的春天或初夏，不会转瞬即逝。这场婚礼，既虚幻又现实，就像九重葛，似乎永难落幕。 　　比起山下古城，才村码头湿地，日照更为充足。下午至黄昏，西边苍山，不时生出朵朵白云（奇怪的是，大理的浮云总是往东），但是阳光常常迂回折射，照在湿地草坪与池塘。薄暮时分，阳光奇妙，金色草树让人莫名沉静并且欣喜；开满睡莲或长满浮萍的池塘，众生欢聚，仿佛在开派对或行婚配（对于它们，该是公开的性交仪式。两只交尾苍蝇，就停在我面前的横斜草梗，毫不顾忌）：燕子，麻雀，布谷，野鸭，蟾蜍，蝴蝶，蜜蜂，“嘎嘎叽”，还有头顶华冠羽毛艳丽有如贵妇的雉鸟。从古城到才村，大概超过两公里。去时，我坐车资一元的老旧巴士，归途，我常常步行。步行不是沿着公路，而是穿过田地。二月三月，洱海与古城之间田野，几乎都是高至股间的蚕豆。蚕豆开花，有股特别清香，和着纯净空气，常常令我一路走一路傻笑。除了零星农人，我在田间很少遇到外人，至多踩着单车一口北方话的二三游客；路不好骑，他们连连抱怨。在纽约的日本餐馆做过二十年厨师的池谷，有天请我去他住的城外客栈吃他做的日本料理。饭后闲聊，池谷说，他也爱去附近田间走走。农民不仅跟他搭话，看他一身平常衣衫，还常常把他当成本地老农。讲到这里，池谷一脸自豪。 　　二 　　我与池谷初识，是在去年十一月。他住我现在的房间（他后来说，这个双人间虽然不带浴室，却是这家客栈最好的房间，每天早晨，太阳都会照在门前阳台），我则住在最便宜最局促的单间。那是淡季，房客极少。我一开始觉得他是香港人。客栈外的小巷路遇，他穿一件亮得俗气的橙色风雨衣，手捧一杯杂货店买的chemical noodle（中国人食之不厌的垃圾方便面）。我们没有点头，彼此却在偷偷打量。我的英国旅伴突然要来大理（她的签证就快到期），我们约好去登苍山。我问客栈老板娘路程线路，她说那个日本老头常去爬山，他会讲英语，你问他最好不过了。池谷很热情，把我请进他的房间。竹编茶几上，一盒售价三块五的廉价香烟，一册Lonely Planet版的Southwest China，一本日文《新约全书》（池谷后来带我看了楼下客厅的数百册日文藏书）。床头柜上，摊开一台索尼手提电脑。一如日本人的精细，他的登山线路详实得令人既感动又糊涂，边说边写，要我如何避开检查门票的“哨所”，要我上山下山怎样沿着杂草横生的小径“up，up，up”“down，down，down”。他说他是东京人，现在常住泰国清迈，但是清迈太热，三个月前他就来了大理。我说我在东京附近的Kawaguchi住过几天。“啊，我兄弟就住那里。你喜欢东京么？太吵，太贵。”他说。 　　我的旅伴到来之前一天，池谷离开大理。他要取道西双版纳和老挝回泰国，汽车，tough journey，明年还会再来。我要了他的姓名与清迈地址（他在清迈看来也住客栈），祝他一路顺风。“Thank you。”他的语气干脆利落，如同我每次跟他道谢，他都来上一句同样干脆的“You are welcome”。一月中旬，我离开阴冷压抑的大城，再来大理，住进池谷的房间，每天早晨坐在日照充足的阳台读书。正如池谷所说，这家客栈多日本常客，楼下还有一个小小日文书库，都是因为房东老太太的三女儿嫁到东京附近的镰仓。不过，我住下后，陆续到来的三个日本人，似乎都不怎么会讲英语。其中一位六十来岁，眼镜，皮肤黝黑，白衬衣上，印度人一般，总爱搭一件褐色的羊毛披肩。他很少说话。有天早晨，我问他来自何处。“Osaka。”然后再无下文。但他喜欢街头巷尾晃悠，闷闷不乐，不像日本人，更像流落外邦的婆罗门。另外两位也戴眼镜，但就没有这么“高贵”。我的隔邻是个糟老头，山羊胡，每天早晨也在阳台读书，三天两夜就干掉一瓶廉价的云南红酒。婆罗门的矮子邻居，也是最后到来的一位，五十来岁，面相猥琐，秃顶，脑袋周围一圈乱糟糟的毛发，公鸭嗓，穿着低下层（不合身的灰夹克，衣袖盖过手腕），走起路来一副桀骜不驯。几乎每天下午，秃头都坐太阳西照的阳台另一边，手执一册日文棋谱，写写划划。 　　每天对着三个日本老头，我感觉提前住进养老院。跟我去年见到的一样，房东老太太的老公面如死灰，天天坐在楼下廊沿晒太阳，鼻孔插着一根塑料管，管子连着一人高的氧气罐；房客经过，他多半微笑点头（看到形状原始的氧气罐和一脸幸福的老头，我的旅伴上次跟我逗趣：“What is that? The old man looks quite happy with it。”“Oh，perhaps he is taking in some gas。”）。家长就快报废，嫁到镰仓的三女儿春节前回来了，天天帮着洒扫。物以类聚，山羊胡和秃头很快成了露水朋友。有天，山羊胡背着房东的竹编背兜，跟秃头出去，带回一只鸡来，在楼下厨房忙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两人钻进山羊胡的房间，一边吃鸡喝廉价红酒，一边高声谈笑。很多早晨，婆罗门都会端着一把竹椅，来到我的近旁读书晒太阳，正好坐在我和山羊胡的中间（我有次瞄到，山羊胡在读井上靖的《孔子》，婆罗门在读《雨月物语》）。我们都不说话，彼此从不招呼。目光相遇，我们立刻躲闪，非常东亚人。不论客栈内还是街头，看到熟悉人影晃过，婆罗门顶多微微颔首，似乎表示没有当你透明。秃头常来跟山羊胡高声搭讪，上海昆明乌鲁木齐，我第一次觉得日本话很吵很烦。常常，婆罗门都会哑忍一阵，然后面带一丝鄙夷，轻轻叹口气，端着竹椅回到房间。 　　山羊胡也不太像日本人。嫁到镰仓的三女儿有次跟我抱怨：“日本人通常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但是这个老头不一样。我要给他写张纸条。”原来，山羊胡把油腻食物的残渣倒在公共浴室门外的水池内。下水道堵塞，害得三女儿戴着塑料手套忙了好一阵。三女儿还跟我八卦，那个秃头，她二十年前就认识。“他也退休了？”我问。“哪里。就是不想工作。到处玩。”我想起东京上野公园西乡铜像附近的中老年废人和地上随处可见的烟头。秃头至少比他们幸福。尽管如此，我宁愿提前住进养老院，也好过跟恐怖的中国游客为邻。三个老头都爱阅读，甚至算得上书虫，不会赌气一般大声开关房门，不会跺着脚走路，更不会在走廊内拿着手机旁若无人油嘴滑舌长途聊天。除了山羊胡每晚要在手提电脑上听听日本广播，另外两位基本不看更恐怖的电视。秃头、山羊胡和我共用一个浴室兼洗手间，只要没有中国房客，洗手间也永远不会出现“人道危机”。有时，婆罗门还会拿着一把扫帚或拖把，清扫一下阳台走廊。虽有下水道事件，但是客栈主人多数时间都很轻松，不会天天疲于打扫。房东老太太的大女儿和三女儿常常一本正经夸我，你的房间和那个老头（婆罗门）的房间最干净了。 　　三 　　春节刚过，山羊胡理了个发，剃掉胡须，一天早晨，跟他的胡须一样消失了。秃头搬进山羊胡的房间住了一阵（秃头的房间，跟我住过的最便宜最局促的单间只隔一道木板。前一阵，这个单间住进一个中年游方和尚，每晚不念佛，而是看电视）。有天夜里，秃头出入房间，谨慎得异乎寻常，次次不忘锁门，翌日早晨也不见踪影。客栈只剩我、婆罗门和一个早出晚归我只见过背影的香港人。房东老太太的老公，节前进了医院，节后回家，很少坐在楼下廊沿吸氧晒太阳一脸幸福，而是常常躺在床上。他的房间就在我的房间下面。秃头走后一天，夜里十点过，老太太二十来岁的孙儿，突然在楼下连连唤着“阿爷阿爷”。没有应答。大女儿三女儿压着嗓子在哭。大门的灯亮了。厨房的灯亮了。院子的灯亮了。住在后面小院的老头，大概这家人的亲戚，站在楼下高声讲着电话。陆续有人进来，说着本地话。突然，大门外一阵鞭炮，噼噼啪啪。阿爷走了。 　　早晨，楼下一片忙乱，家人亲戚穿上白色孝服缠上白色头巾，客厅正在变成灵堂。婆罗门没像平常那样登上天台东张西望，也没捧着一杯云南咖啡站在窗前闷闷不乐。住在楼下的香港人，我连背影也没见到。小心翼翼，我向眼睛红红的大女儿三女儿打听。“那个老头要回日本了。那个香港人说你们家办丧事，他出去几天再回来。”“那我？”“你住你的。三天就好了。”将近中午，殡仪馆的人把阿爷抬走了，又是一阵鞭炮。楼下愈来愈闹热。听不到痛哭流涕，感觉更像欢送。几个神婆敲着铜铃念起经来。我的心思不再跟着书上文字，而是随着单调经文打转。我的房间斜对另一家客栈窗户，房内住了一个三十来岁的法国女人（有天在巴士站，我听她跟路遇的熟人讲法语）。这个女人，很像《两生花》的主角Irène Jacob。她很少出门，不是读书就是对着电脑，像在写作。隔壁客栈还住了一个三十来岁的欧美男子，几乎每天背着背包独自出门，我常在巷内遇到，看来也是常住。正好，平时大门紧闭的邻居，老板娘和她的白人老公站在门口。“不好意思。没房间了。你去巷子那边的几家问问吧。他们家办丧事？难怪那么吵。我们都是套房，带厨房客厅，全齐。他们住这里是来工作的。包月房租？最少一千八。”Well。巷子那边也不理想，每天一百二，劫贫济富。三天就好了。还是留在养老院吧，跟Irène Jacob做隔窗邻居。 　　三天就好了。大女儿三女儿没有食言。除了念经神婆和出殡那天的乐人（阿爷出去兜了一圈，化成骨灰回来），没有音箱一遍一遍奏着普天同悼的红色哀乐，没有一桌又一桌的神仙麻将：欢送会没有变成狂欢节。三天后，一切基本正常，只有阿爷带不走的氧气罐立在楼下门前，只有阿爷的孙儿终于找到借口，招来狐朋狗友躲进房间喝酒猜拳闹到夜里十点过。大女儿几次跟我道歉：“这几天吵着你了。”“哪里哪里，就怕给你们添麻烦。”在大理，尽管本地人过着偏远小城的正常日子，外来者过着所谓非正常生活，两者如同水与油，但我欣赏这家人的相对忠厚、温良与保守（他们在楼下客厅看电视，音量从来调得很低。一位在昆明学中医的意大利人在我隔壁住过几天，每天夜归。老太太的表情，就像十九世纪不苟言笑的古板妇人：“天天夜里十二点！”）。接连几天，除了我，养老院没有其他房客。一家人忙着浇花、剪枝、洒扫和休整。斜对面的Irène Jacob，夜里常常不关窗帘，面朝电脑背对窗户忙到夜深，她的写作或许进展顺利？一天早晨，窗台上的水杯不见了，桌上空空如也：幻象消失了。大约就在这时，Holy回到大理。 　　四 　　Holy回来第一天，我就留意到他，不单因为他住进山羊胡和秃头先后住过的房间：客栈外的小巷内，他在指挥交通。古城很多小巷，两车不能并行，但是本地有车阶级愈来愈多，不仅乱停车，而且经常狭路相逢。那天黄昏，Holy一顶白色软帽，一件花格衬衫，一条白色长裤，一双跑鞋，手里捏着一个环保袋，显然要去超市。他贴在墙边，双膝略弯，竖起一只手，五指并拢，手掌摊开，正让狭路相逢的其中一位司机慢慢驶过停在巷内的另一辆空车。我回头偷偷张望，他的面孔虽然东方，他的表情却很专注，而且很不中国。去年住进这家客栈，我就看到公共浴室的铁门内外贴有两张中英日对照的告示（套了一层防水薄膜，告示已经泛黄），请大家把手纸and so on扔进抽水马桶一旁的垃圾桶，请房客“轻轻地开关房门晚上”，并且提醒各位，楼下也有“淋浴室和厕所”，若是遇到阴天雨天（太阳能热水欠奉），楼下还有“气体氢热水”（除了“手纸”一则，后面的提示只有中文）。再有，去年十一月，我问池谷登山线路时，池谷又讲又写比划半天，见我依然不得要领，突然跑到楼下客厅，拿了一张日文登山地图的复印件给我。这张手绘地图很详细，还有不少贴士，字迹也很工整，跟“气体氢热水”and so on，显然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 　　Holy成了我的邻居。我渐渐理出他的生活规律：几乎每天上午九点，他都沏上一杯茶，带上眼镜，一脸严肃，背对着我，坐在自己门前读书。不同于之前几位，他总是把小小的床头柜抬到门外当成书桌。他的阅读兴趣似乎很广，桌上常常好几本书：政治，经济，文化，旅行，中国语，兼好法师的《徒然草》，“疯人”大川周明论日米开战真相，厚厚的日文百科辞书与英日辞典……有时，他会戴上耳塞，胸前挂着一台MP3，口中不时冒出几句英语或中文（“贪得无厌。”我有次听到），好像在听语言教程。他喜欢做笔记，日文，英文，中文，像个勤奋不缀的学者。将近中午，他都捏着一册文库本，钻进公共洗手间。客栈静如寺庙或静如囚室。就像《一九八四》的主人公Winston看到同一囚室的Parsons当面入厕，每次，我都听到他在洗手间的动静，“loudly and abundantly”。我也发现，入厕后，Holy从来不忘用淋浴喷头冲洗马桶与厕板。下午，他要么继续做学问，要么出去走走。回到客栈的第一件事，常常也是钻进洗手间，“loudly and abundantly”，然后淋浴，然后把床头柜抬到门前，晴天，总有一瓶冰冻啤酒，一边读书做笔记，一边喝啤酒，直到一脸通红。 　　就像闷闷不乐的婆罗门，我和Holy起初也很少招呼对方，最多微微点头。他大概知道我是中国人（要么像是中国人）。他似乎也在观察我，譬如，这个中国人有没有“轻轻地开关房门晚上”，有没有用完厕所不冲水，有没有把茶叶渣and so on倒进水池，有没有每晚看电视看到夜深（“电视那么好看。你怎么不看电视？”大女儿有次很吃惊）。日本人陆续有来。婆罗门的房间住进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妇，另一个“标间”，则是一对四十出头的男女。两对日本人，都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除了一日三餐，“四十路”男女天天窝在室内读书。两人都是烟民，但是抽烟都在阳台。夜里十点，女人出来抽烟，还捧着一本Manga，就着阳台的昏黄灯光用功。时间久了，女人瞄到我的影子，常常低眉颔首。一天上午，“五十路”夫妇在跟Holy说话，大概在问旅程。两人坐在Holy的“书桌”前，仿佛小学生，对着先生不停点头，像几乎所有的日本人一样，不停眨着眼睛。终于，有天吃完午饭回到客栈，我看到Holy的“书桌”前围了一帮日本人。“林桑，What a surprise！”池谷哈哈笑着。他从清迈回来了，住在另一家客栈。寒暄完毕，池谷用日语跟Holy讲起我。Holy有些吃惊，仿佛终于发现，天天面对的这个中国人，原来是个不动声色的“卧底”。 　　我与Holy渐渐熟悉，不再偶尔点头，而是每天互道早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手绘的古城地图复印件，英文，新出炉，很详细，譬如哪里有干净公厕。另一天，他送来一张最新的手绘登山地图，英文，跟同时升级的日文版一样，也有不少贴士。这些地图，他都拿去复印多份，放在楼下客厅。我们互换了姓名和电邮。他姓崛光，Horimitsu，不太好念。“你可以叫我Hori。”“Hori，啊，跟Holy一个音。”于是我就称他Holy。三月街民族节就快结束，“四十路”“五十路”男女也走了。来了几个中国短客，夜里很吵。早晨，公共浴室外的水池留了几个烟头和不少茶叶渣。没过几天，水池边新贴一张中英日对照的告示：“请勿倒烟头儿茶叶此外垃圾在这里。”告示作者似乎意犹未尽，另外拟了一张拿给我看，大意是请房客夜里十一点以后保持安静。我跟他打趣：“To the Chinese，it is useless；to foreigners, I mean American，European and the Japanese，it is unnecessary。”他似乎觉得有道理，这张告示没有出现。大理多风，晾在天台的衣服常常吹到地上，敞开的天台铁门也吹得哗哗作响。天台门口的告示，请房客刮大风的时候不要晾衣服在上面，也请大家“时常关闭着这个门”。没过多久，天台门口用来挡门的红砖上，有人写了四个黑色汉字：“止门石头。”看到大风把我的房门吹得猛然关闭，有天早晨，他笑着拎来一大瓶矿泉水。我以为他送水给我，但他把瓶子搁在我的门边，表示这是用来挡门的。幸好，瓶子上没写“止门水樽”四个字。 五 　　跟池谷一样，Holy也从清迈过来，要在大理住上半年。他是大阪人，念大学是在京都，学的社会学（“研究大城市发展。”他说。“所以我不喜欢大城市。”），工作则在东京。我没问他做过什么工作，也没问他有没娶过老婆。他有个兄弟在东京，上班族，每天通勤。好几次，Holy张开两手，跟我摹仿上下班高峰期东京电车与地铁的沙丁鱼惨状，绘声绘色，跟我目睹的没有分别：“Push，push，push，oh my God！”我们聊起关东关西之别。他说池谷是典型的“江户儿”，好玩，豪爽，一辈子不娶，在纽约的日本餐馆做厨师，赚的钱都拿来旅行，跟他一样，最喜欢巴西。有天我正好不在，池谷过来跟他聊了一下午的巴西，听了一下午的巴西音乐。晚上，Holy告诉我，下半年，他要回巴西看朋友。他和池谷都觉得巴西女人不错。他也说起大阪。大阪人没有东京人那么精细，有点像中国人。我也觉得Holy不太像日本人，至少在我面前，少了很多日本人面对日本人的formality and mask。他跟我聊天，常常讲得眉飞色舞，肢体语言也很丰富。譬如，摹仿南美小偷如何狡猾，他一会儿蹲在地上，一会儿手舞足蹈，一会儿靠在窗边张望，跟每天坐在门前“书桌”的严肃学者判若两人。带着我的英国旅伴写过的“正确护照”（the right passport），Holy去过很多地方：南美，东欧，西欧，南欧，南亚，东南亚……但他喜欢大理，空气好，天气好，相对安静，消费低廉，不管怎样，是个international town。我们都觉得大理跟中国其它地方有些不同。我们都需要一点点幻象。 　　天气愈来愈暖和。阿爷走后大概一月，嫁到镰仓的三女儿，跟着赶来参加超度仪式的日本老公（东京某大学的中国语教授）回国了。一天中午，婆罗门背着背包现身。没有惊喜，没有寒暄。依然闷闷不乐，依然微微点头，表示没有当你透明。他仍住他原来的房间。我跟Holy说起冬天三个日本老头，他听得呵呵直笑。他说婆罗门是这里常客：“The silent guy is hard to please，every time you talk with him，it is always within five minutes。”我的直觉没错，婆罗门在印度住了很久，所以冬天总是肩搭羊毛披巾，从来一身白色衣裤，只是这次的行头多了一件草帽，天天戴着草帽出门晃悠。Holy跟我八卦，有天晚上，他看到silent guy坐在西门前空地上，聚精会神，对着一群随着红歌跳舞的本地师奶。婆罗门回来不久，我终于在养老院看到年轻的日本房客。二十来岁，黝黑，精瘦，戴着黑框眼镜，从泰国过来。这小子从没来过中国，除了简单几句英语，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他的贵重物品都放进挂在胸前的布袋。布袋不是贴身，而是吊在T恤外。坐长途巴士，他打了个盹，后来发现少了两百美元。不单如此，跟Holy说起登台湾玉山，他不仅不知道玉山在日治时代的日文名称，也不知道台湾曾是天皇陛下属地。我和Holy摇着脑袋（“我还见过不知道日本跟美国开过战的日本后生。”Holy说），我们终于遇到满脑幻象的“极品”。 　　出门旅行，日本“傻小子”虽然不带一册旅行指南，却对楼下日文书库关于江户时代的一套Manga兴趣浓厚。他跟Holy说，他要啃完这套Manga才走。Holy告诉我，这套Manga的确不错，跟那些垃圾漫画不一样。“就为这套Manga，他要住上一个星期？”我有些吃惊。回头一想也很正常。一月中旬住进这家客栈，我极少遇到喜欢读书（不论什么书）的中国房客，他们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不外乎看电视、打电话、聊天、玩手机或iPad，但是日本房客迥然不同。除了Holy像个学者从早读到晚，有时甚至坐在“书桌”前修补破损的旧书，其他日本人跟中国房客一样普通，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爱埋头阅读。楼下的日文书库品味不俗。我后来得知，这些旧书，都是房东老太太的日本女婿带回来的。大学图书馆更新，他廉价买下这些书。我跟Holy开玩笑，日本女婿应该多买一些这类二手Manga，招来更多日本人长住。我也跟他感叹，如果哪家客栈藏有很多中文书，天晓得会不会有中国房客仅仅为了一套好书多住几天。 　　由不读书的中国房客，我和Holy终于聊到女人，虽然我依然不问他有没娶过老婆。他对女人没有什么幻象。他不喜欢中国女人。她们不像女人。他在街上见到，她们常常很凶，对着男人“shouting and scolding”。他说：“日本女人绝对不会那样。”我告诉Holy，好几年前，我问一个志愿来中国教日语的日本老头，他对中国女人有何印象。“很吵。”老头的回答一语中的。不过，Holy似乎也不欣赏日本女人。中国女人只有一张面孔，日本女人则有两张。对外，永远一副可人面具，对内，一样不好服侍。但是，Holy说，前几天，他在街头遇到一个日本游客，津津乐道住在男女同室的青年旅舍看到中国女人当众更衣。“日本女人绝对不会那样。”Holy再次强调。那么泰国女人？“有一点比中国女人好，说起话来像个女人。”他立刻跟我摹仿泰国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腔调。我说起有些平庸的欧美男子，带着“正确护照”和回程机票，来古城扮嬉皮扮文艺扮浪迹天涯，很快泡上一个同样平庸的中国女人，譬如隔壁客栈的天台，最近常有西洋男子和中国女子高声调情，女人笑得毫无教养，令人反感。Holy的回答，就像断定中国女人很吵的日本老头一样简洁：“Westerners are rough and insensitive people。” 　　六 　　初到古城，吃饭是个问题。客栈虽有厨房，多数时间却是房东一家御用。即使今后别居，天天做饭，绞尽脑汁，只为一人吃饱全家吃饱，也的确浪费时间与精力。这几年，我愈来愈觉得吃饭不应该是个问题。我也愈来愈觉得，只要干净营养，吃饭应该尽量简易甚至廉价。云南口味接近四川，多肉，多盐，辛辣，油腻。我的旅伴去年抱怨中国菜“salty and oily”，吃完总是口渴不已，跟我最近几年的口味变化其实相合，我也愈来愈不喜欢吃得salty and oily，尤其是在天气乾爽的大理。今年三月街民族节，我和Holy顶着黄昏骤雨，穿过肮脏潮湿拥挤吵闹的街市（去年十一月，我在贵州凯里见识的餐饮夜市仿佛provincial hedonistic hell，但没想到三月街远远过之。如果月月都是三月街，古城的海内外“寄生虫”恐怕都会吓跑），在十来家标着“永平黄焖鸡”的临时餐馆之间转了一圈，终于品尝到这道本地名菜。Holy不喜辛辣，我特意告诉厨师不要太辣。鸡上来了。不辣，但是很咸。老板娘过来客套，拿去回锅，免费加了一盘土豆，依然如同咸鱼。吃到最后，盘底的鸡块和土豆浸在油里。我和Holy有些失望，也许他更失望，因为品尝黄焖鸡是他的提议，几天前就在募集“志愿者”了（池谷腿有问题，天天在扎针灸。跟池谷住在一起的白石也因故缺席）。饭后AA制，每人四十元，够他在城内的学生餐馆吃上好几天，够我在一然堂吃上四天。 　　找到一然堂这个“组织”前，我也常常光顾洋人街下段的学生餐馆。洋人街上段有很多酒吧餐厅，除了去年在这里喝过一杯lousy coffee，我现在从不光顾。一来昂贵，二来我嫌做作。在那里吃喝的，多为中外“恐怖分子”（我已习惯把tourist唤做terrorist）。洋人街下段很多学生快餐则很普罗。荤菜三元，素菜一元，米饭一元五（任吃）。不见得很干净，也不见得很不干净。学生吃得，你就吃不得？但是吃饭要讲技巧。每到放学时间，附近几家中学的学生全部涌出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婆罗门也在这里吃饭，来得比我早。看到我，开始他还点头，现在头也不点，几乎当我透明。他喜欢一个人。就让他一个人吧。我通常一荤一素（胃口好则追加一素），加上米饭，不过五块五。Holy不喜学生餐馆的米饭。这次回来，没过多久，就去买了一个一人份的电饭煲。每天上午将近十一点，他就忙着“prepare my rice”，然后拎着饭盒出门。学生餐馆吃得不耐，偶尔我也换换口味，跑到一街之隔的人民路填肚子。人民路没有洋人街张扬，但是常有头发编成dreadlocks的中外嬉皮和摆地摊的文艺中青年（池谷很形象，把这条街唤做大理涩谷），也有不少摆设做作的伪小资餐馆（我也从不光顾）。我喜欢在人民路下段某家白族小吃店吃早餐。身形厚实的老板娘天天早晨站在门前炸油条，黑黑一张脸有如女包公，永远不苟言笑。她的老公像个小工，在窄窄的店内忙着盛豆浆添稀饭。煮鸡蛋一元（附近的煮鸡蛋要卖一元五），稀饭两元。味道不错，份量亦足。我告诉Rachel，看得出来，this is a decent family，they never cheat。 　　我在一然堂与Rachel相识，也在这里跟各路“怪物”或“寄生虫”神会：流浪的中西乐人；刚在复兴路上扮完“活动雕塑”、脸上的吓人油彩还没卸掉的欧洲女人；一头dreadlocks、晒成非洲黑人的无名画师；人民路上卖车轮饼的台湾四眼肥婆（她有次把我当成老乡）；人民路的坏猴子酒吧旁摆了N年地摊的奥地利夫妇；对我微笑、轻轻戳我一下肩膀的妩媚女人（她认错人了）；有段时间天天必到的加拿大白发夫妻（老公日本人，老婆东欧人。Holy有次告诉我）；长住古城的白人糟老头；觉得四川大山是学功夫好去处的南非黑妹……一然堂每天只有中午晚上两餐。付款、取食、收拣碗筷均为自助。进到小屋，你把五块钱扔进餐台前摆在地上的陶罐（零钱自己找取）。米饭或杂粮粥加了玉米粒，比学生餐馆好很多，同样任吃。菜也任吃，不过都是调味清淡的素食，garden vegetables。站在一旁迎送食客的中青年居士或义工，经常都向食客解释，这里的蔬菜没有打过农药。取完饭菜（餐台上挂着“止语”木牌，英文招贴写着“Please finish your plate。Wasting is a crime”），窄巷对面就是餐室，门口摆着免费赠送的佛教书籍和光碟，还有自助茶壶与茶杯，里面的液晶屏幕播着高僧讲座。你也可以坐在外面廊下的条凳上方桌旁。人多的时候，如同有一阵餐餐必到的加拿大人Adam，我也喜欢坐到石阶外空地边的木廊地上，就像捡到骨头的野狗，端着饭碗避开同类。 　　Rachel是西班牙人，三十来岁，腰肢曼妙，一头深棕短发。她在德国和爱尔兰住过，会讲德语和英语。跟我一样，她在大理也住了四个多月，喜欢这里的气候和山水，回程机票一再改期。在古城一所中文学校上了两三个月的课，她能说简单中文，拼音很好，四声很糟。即使依照我的低标准，Rachel住得也很差。城外某间国际青年旅舍，男女同室，只有一个床位（她说老板娘给她discount，一天不到二十元）。但她不在意，用四声难辨的中文笑道：“谁在乎？”扭扭脖子，脑袋朝天（“谁在乎”和“慢慢来”两句中文是她的口头禅）。她说住在那里可以多多练习中文。除了中文，她也读书。我问她读什么，她说在读《道德经》。我吓了一跳，结果发现她读的是中英对照的蔡志忠漫画。一然堂是我们的饭堂，也是我们的客厅。我和Rachel边吃饭边聊天。她说她在西班牙做酒店工作，她的家乡是大西洋边一个小岛，天空很像这里，旅游兴旺，但是冬天很冷。过几个月，她还要回去赚点钱，然后再来，她想长居大理，找份工作，给地方住就行了。我说天天在一然堂吃饭也会郁闷，她于是带我去吃人民路上的vegetarian dumpling，五元一份，味道超乎我的预料。“They are decent people，too。”她望着开店的乡下人告诉我。 　　Olga不到三十岁，鼻子翘翘，一张典型的斯拉夫面孔，也在古城花钱学中文，但就没有Rachel那么“实际”，更像一个脑子还有很多幻象的文艺女青年。她在基辅念的语言学硕士：俄语法语。她告诉我，她的父母是从俄国回的基辅，虽然俄语乌克兰语她都会讲，但她觉得自己更像Russian，读《卡拉玛佐夫兄弟》读得掉泪，最喜欢别雷、曼德尔斯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那一代作家与诗人。最近两三年，Olga都在南亚和东南亚晃荡，这里几个月那里几个月。曼谷是她钟爱的城市，如果不是太热，真想在那里定居。来大理前，她在老挝丢了手机，但她无所谓，甚至想试试没有手机的生活。她还告诉我，她也是writer and translator。我问她写过什么？写过几个短篇，还给曼谷俄国侨民办的杂志写报道写文章。译过什么？译过几个英文短篇，登在俄国杂志上（她说俄国的翻译报酬也很低）。Olga喜欢电影，喜欢“闷片”，看过小津所有片子，去过巴黎的电影博物馆，还写电影。她的laptop有两个硬盘，塞满网上下载的电影，每天都看。这趟旅行，她只在老挝遇到一个谈得投机的西班牙影评人，然后就是我。她很乐观，不觉得电影的黄金岁月已过。我给她推荐纪录片Shoah，她说烦了这个题材。我说值得一看，因为手法不同凡响：“It’s cool。”为了说服她，我终于用了一个很潮的单字。明年，Olga想去看看香港国际电影节。我说香港很贵，你做了五年vegetarian，那里可没五元一客的一然堂。“I’ll try to manage。”她说。 　　七 　　除了偶尔换换口味，我在一然堂吃到现在，不仅没有形销骨立，吃了等于没吃，也几乎不再上火，不再消化不良，不再因为肚子里塞满一堆多肉、多盐、辛辣和油腻的食物而觉得浑身发臭自我厌恶。You are what you eat！Holy偶尔也去一然堂。婆罗门则从未出现。池谷也不喜欢本地饭菜，不时也来一然堂，但是身为厨师有个优势：他天天在城外客栈给自己做饭（那里有个房客专用的厨房）。我吃过一次池谷做的日本料理，都是家常口味：味囎茄子，芥辣黄瓜，土豆炖肉，青菜汤，日式拌饭。我和Holy跟池谷开玩笑，鉴于古城的日式餐馆都不靠谱，他应该在这里开家日本餐馆。但是池谷说他做了一辈子，no more cooking now。他现在的最大享受，就是旅行，爬山，还有每天打开翻墙软件上YouTube，听他喜欢的爵士乐。看到池谷天天做饭，Holy有些心痒，不时摊开一册厚厚的日文食谱研究，也不时跟我讲，这个星期他要做红豆饭团，下个星期他要煲日式鸡汤。红豆饭团很成功，他用房东厨房的盘子端来几个，见我还没回来，套上一个薄薄的塑料袋保温。日式鸡汤则有些失败，他告诉我，也没请我品尝，自我解嘲是个amateur。 　　天天躲在房内猛啃江户历史漫画的日本“傻小子”去丽江了，没有像他当初所说住满一个星期，因为这小子很用功，提前两天完成任务。过了立夏，气温升高。Holy常常赤膊坐在门前读书（下午，除了一瓶冰冻啤酒，“书桌”上多了几瓣冰冻西瓜），但他每周一次的大扫除不变：除了床、写字台和电视机，他把房内所有小件家俬和行李杂物搬到阳台，然后拿着抹布、扫帚和拖把进进出出忙个不停。“My exercise。”他告诉我。Holy的条纹衬衫破了，两边腋下千疮百孔。拿去裁缝店之前，他给我看了画给裁缝的示意图，工工整整，写着我也只能勉强读懂的中文，大意是这样补好，还是那样补好，请裁缝大人斟酌。他对这件衬衫很悲观。泰国买的，二手，大概十二元，但是布料好，无需熨烫，而且日本制。果然，几个裁缝都说衬衫没救了。他于是跑去古城闹市买了一件长袖衬衫，十九元，不开衣襟的那种，混了化纤。晚上清凉，我们都把房门敞开。跟平常一样，Holy坐在房内后窗，面前依然一张“书桌”，戴着耳塞，就着自己买的一盏廉价台灯读书。躺在自己房间，我不时听到他的念白，抑扬顿挫，就像能剧，一会儿日语，一会儿德语，一会儿英语。 　　翌日午后，仿佛难友放风，我们如常站在阳台闲聊。Holy递给我一张纸，问我知不知道日本人怎样念中国古诗。原来，昨晚他的自言自语，有一部分跟这有关。他说起日文和中文句法的差异。日本人会把一句中国古诗的字序打乱，依照日文规则来念。这没什么稀奇，但他乐在其中。他还说，这些天，他在做数学题，很难，但是可以训练脑力。我终于问起他的年龄。我一直以为他顶多五十岁，甚至不到五十岁，没想到他年过六十。跟池谷一样，Holy在清迈也住客栈。他说很多西方老头和日本老头长居清迈，七十来岁，娶个二三十岁的泰国女人，几年过去，小孩只有两三岁，就像三代同堂。他不喜欢这样。泰国女人多半为钱。你不是娶个老婆，而是娶了一大家子人，弄不好还会人财两空。有次，别人指着一个二十来岁的泰国女人对他说：“你可以娶她。”他宁愿独身。结婚有什么好？他有个朋友住在日本，喜欢旅行，但是老妻死也不想离开日本，这里不习惯，那里不干净。朋友写电邮跟他抱怨，他只能安慰对方：你看你有多好，有家有室，留在日本过安稳日子。 　　八 　　蚕豆早收了。田里都是刚栽的水稻。客栈楼下的九重葛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大理依然到处布谷。夜里站在天台，一只白鹭飞过星空。上午八点刚过，我去人民路的白族小吃店买煮鸡蛋，Rachel迎面走来。她要去中文学校上课。简单寒暄。她很忙。我也很忙，working on something。“慢慢来。”她的口头禅四声难辨，总是让我想笑。中午在一然堂，我跟Olga说，昨晚在这里遇到那个学功夫的南非女孩，她今早去昆明，要飞乌鲁木齐。Olga耸耸肩膀，人来人往，习惯了。她问起这篇长文。我说快完了。“The end is near。”她说，用词极为不当。昨晚，她看了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今天，她要上网搜搜我推荐的《戏梦人生》（令人吃惊的是，她住的客栈有真正自由的Internet）。六月四日晚上，我们约好去古城一家酒吧，一部独立纪录片要在那里放映。从一然堂回到客栈，我看到Holy裸着上身坐在门前，“书桌”上一堆大蒜，地上一个脸盆，正把剥好的大蒜扔进脸盆。他要用醋和糖来腌大蒜。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至廿八日写于大理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