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目标决定人民结构：《三体》中政治价值观的变化机制

霍布斯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曾经探讨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本性。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人对人是狼，卢梭则认为处于孤立中的野蛮人是一种美好的状态。我曾经对他们两个人的理论构想感到非常不解。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自然状态”假设。在我内心中，我还是以为人与人的联系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而非先验存在的。《三体》所吸引我的，并不只作者伟大的自然科学设想，更是作者的社会学想象力。而作者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就是黑暗森林状态。我在本文中要论述的是：在《三体》中，人民的组织方式和政治价值取向，即标题中的“人民结构”，是由社会的目标决定的。民主、自由抑或是专制都是可随社会目标变化的变量，而非某种不变的、具有道德意味的神圣价值。用政治科学的话语来说，当生存处境发生变化是，人民的组织方式、价值观会随之发生变化。用政治哲学的话语来说，“诸神之战”开始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作者在《三体》中采用的讲故事的方法论。《三体》的方法是形式社会学的方法，在模型设计方法上很接近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在作者看来，文明取向和星际关系都是结构性的，即具有明确目的性的理想型（ideal type）。叶文杰在传授罗辑宇宙社会学运用的公理化方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明的第一需求是生存，这是对文明的结构性描述。黑暗森林状态则是从这一对文明的结构性描述中推演出来的星际关系。所以，任何对这一形式化结构的经验性批判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三体》的故事实际上讲的是在社会在面临不同目的时，个人组织方式、政治价值偏好的变化机制。 为了理解这一机制，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三体》中文明的目标性。在本书中，无论是地球文明还是三体文明都有强烈目标：生存。这是理解《三体》人民结构的枢纽。 从古至今，文明的目标性经历了一个从强到弱再到强的过程。在原始时期，每个公社都要奋斗求存，那时文明的第一目的是生存下去。农耕时期，文明的目标性开始下降。人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和平年代，文明也没有灭亡的危险。因而文明就没有了一个发展的目标，文明中的个体只是在机械地被规训，之后完成文明的简单再生产。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文明被重新赋予了目的：经济增长。各个文明被赋予了目标：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以获得超额利润。具体说来，中华民族的目标就是实现“伟大复兴”。 当今中国最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改革”，而在“改革”中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神话付出代价则是当代人的伟大牺牲的义务。当人们在都市里呼吸雾霾时，人们会说这是“为了下一代生活在青山绿水中”；当国企工人下岗时，总理会说这是“壮士断腕”的勇气，个别人的牺牲会造福未来。由于当代的中国文明有了“改革”和“民族复兴”的目标，时代的光荣与罪恶都被贴上了正当的标签。人们也能够接受一些原本难以接受的东西，比如计划生育、国企工人下岗、“稳定压倒一切”的价值等等。 这是当代意义上的社会目标对人民结构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和“民族复兴”的目标为在人民中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韬光养晦”、“不争论”主的流政治价值取向，甚至能够为国家层面对某些社会阶层的剥削，如农民工，提供了天然正当性。 在《三体》中，由于科技进步造成的社会控制个人手段的提高，和黑暗森林状态下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空前危机感，文明的“生存”目标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在这一目标下，人民的一切都要为之让路。这一目标和人对目标地反作用严重地影响了三体人和地球人类的人民结构。 先从较为简单的三体文明入手。三体文明是一个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恒纪元－乱纪元”危机的文明。这种文明生存的异常艰难。这使得从文明的源头开始，“整体文明的生存”就称为了三体文明的目标，个别三体人的一切个人目标都要完全为之服务，就连最高执政官也不例外。具体的人民结构方面，三体文明在进化过程中抛弃了“情感”这一奢侈品，转而追求完全的理性选择，三体文明没有发展出完善的艺术和审美能力。三体文明对个人的个体控制严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出生到分裂成小个体（三体人特有的生殖方式，也是死亡方式）的全过程均有强有力的国家掌控。在这一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三体人个体是没有丝毫自由的。三体人出生就要接受测试以决定未来职业，进入分工细化的职业后只能当一辈子螺丝钉聆听宇宙尽头的无尽噪声，工作稍有错误就要被脱水烧掉。 正是三体人严酷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三体人“文明生存压倒一切”的社会目标。三体社会通过智子级科技对劳动力的控制能力精细地控制了人民地组织方式和价值观。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三体文明中，自由、民主是严重负面的价值观，因为它会导致文明整体的脆弱。相反，命令、服从是正面价值，因为它会提高文明的生存能力。由此我们得知了政治价值本身是没有天然正确性的。所谓的价值正确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正确，或者某一阶级的价值正确。 分析地球文明是更为困难的。由于地球人并非长期生活在专制条件下，特别是21世纪下，民主已经称为“历史的趋势”。在这一政治价值背景和人类劳动发明的特殊规律的作用下，社会目标和人民结构发生了一场极富戏剧性的变化。 在三体危机初期，人类社会迅速提高了集权程度。在面临共同敌人时，主权真正开始消亡。地球文明的组织程度迅速提高。整个人类社会开始向“军队”或“公司”这种独裁模式转型。但是这种转型遏制了个人创造力，带来的是人类创新力的枯竭，进而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下降。人类知识生产严重依赖于“自由”价值的特殊性带来了“大低谷”时期。这里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危机初期，人类文明会得以迅速集权化？ 从作者的表述中，“资源”是这一时期的主题。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对付外星文明则需要地球动员大量的资源。在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时代，超额的剩余一般会掌握在私人手中。由私人决定是投入个人消费或是投资。这样的话，面临巨大的外星威胁，地球防御计划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换句话说，当“生存”成为人类文明目的时，计划经济就开始了。这让我联想到苏联的计划经济建设。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和其五年计划的国家目标紧密相连的。当苏联社会存在整体目标时，苏联官方需要动员社会资源直接投入到目标实现。在人类的历史实践中，苏联模式曾经有过辉煌的增长，但在增长过后出现了停滞。需要解释的是这一过程的社会机制。但在《三体》中，集权化的经济管理模式没有带来地球防卫系统的突飞猛进，反而带来了大低谷时代。 到目前为之，以前的分析范式仍旧适用。但人类文明的特殊性在于，大低谷之后，虽然人类文明的目标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人民结构依旧有很大的波动。对于这一现象，需要提出新的解释范式。对此我的解释是：虽然客观上人类文明目标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人类认知到的主观目标发生了变化，所以人民结构发生了改变。 在大低谷之后，人类认知到未来已经必定灭亡。由此，人类开始恢复到争取田园生活的安逸状态。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人类的创造力反而得到了提升，科技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15％光速飞船的研制成功使得人类开始相信自己的技术水平已经高于三体文明。这一心理认知对人民结构产生了根本性改变：公元纪元人和田园纪元人的大分流开始了。 由于冬眠技术的运用，公元人存活到了大低谷之后。然而在大低谷后出生的人类由于普遍乐观的前景和先进科技的共同影响，已经变得和公元人很不同。他们的肉体更为优雅，男性女性化严重，内心也更为脆弱。社会认知目标作用于社会结构（技术进步），最终传到到人民结构。 下面我要通过一个极端案例说明社会认知目标对人民结构的具体作用机制。我选取“量子”号与“青铜时代”号星舰自相攻击事件。 在这一攻击事件中，从“民主”到“极权”只用了六分钟。由于两艘星舰均意识到了对方的灭亡是自己更好生存的前提。在猜疑链的作用下，黑暗森林法则在两艘人类星舰之间生效了。两艘星舰均迅速地做出了对对方的攻击行动。 青铜时代舰员事后说： “我只是比喻,太空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钢印...... 总之那一瞬间我就放弃了自我,成了集体的一部分,成了集体的一个细胞、一个零件——只有集体生存下来,自己的存在才有意义......就是这样,我 说不清楚,我不指望你们理解。” “同样‚青铜时代号在得知了自己永远流浪太空的命运后,也建立了这样一个集体极权社会,知道我 们用了多长时间吗?五分钟。真的只有五分钟,那个全体会议只开了五分钟,这个极权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就得到了青铜时代号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所以,当人类真正流落太空时,极权只需五分钟。” “我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有一个警告:生命从海洋登上陆地是地球生物 进化的一个里程碑,但那些上岸的鱼再也不是鱼了;同样,真正进入太空 的人,再也不是人了。所以,人们,当你们打算飞向外太空再也不回头时, 请千万慎重,需付出的代价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在这一案例中，青铜时代船员认识到只有消灭对方并利用对方资源，自己才能有足够燃料到达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消灭对方，保存自己变成了青铜时代星舰社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集体生存下来,自己的存在才有意义”变成了舰员普遍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是以牺牲对方，从而保存自己生存为基础的。这种极权主义的价值体系变成为此时此刻的星舰人民结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认为我提出的“社会目标－人民结构”理论能基本解释《三体》中人民结构的变化。《三体》绝对是具有超凡社会学想象力的作品。下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人民结构是如何配合社会目标实现的。具体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低谷之后地球人类的经济模式是如何维持了地球防御的主要目标和经济增长的。作者在书中有所暗示，即在大低谷之后，太空产业已经变成了地球经济的支柱。这一话题是更为有趣的。篇幅所限，本文就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