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世界背景中的盛唐－２

日本的和尚叫元发师（音），在公元9世纪的一天，长安的东市起火了，东市的朝门之外22行有4000家店铺被烧毁了，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在哪里呢？东市的朝门之外，还不是东市的全部，东市不是长安城的市场全部，光是那一场火烧掉了22行，4000家店铺，看到了日本和尚留了条缝我们看了一下不得了，这时候很繁华。唐代也打了很多的败仗，就百姓的富足而言这时候慢慢展开了，这就是另外一个唐代，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时候李白54岁，王维55岁，杜甫比李白小12岁，白居易和刘禹锡他们很年轻，只有19岁，上一代李白、王维他们充分成熟，李白是高唱者唐王朝前期凯歌的人，而杜甫的起点是他最动人的诗歌，就是《安史之乱》，他的歌声是灾难的歌声，灾难的歌声慢慢走到了晚唐，晚唐出现了另一种歌唱，当代年轻人除了喜欢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毫无疑问的几个诗人外，晚唐的诗马上上来了，所以唐王朝整个说来非常了不得，中间有个时间界限，公元755年。唐王朝以后整个中国处于这种状态，国家力量不强了，尚武（音）的时代结束了，也老打败仗了，小日子过得不错，人民比过去自由多了。 　　宋代出现了《清明上河图》，完全和昭陵是另外一种图象了，所以在宋代的时候这个散乱的民族需要一种精神，所以这时候朱熹就把儒学在新阶段的发现重新整理了一遍，在12世纪末完成了理学，这时的中国理学和社会生活开始走向沉闷。到了明代尽管国家很大，气势很雄魂（音），但是比较保守，明朝是更厉害的中央集权，我们国家的强大不是朱元璋式的统治。 　　后面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从公元14世纪到18世纪，4、5、6、7、8，五个世纪500年当中，中国外部比较衰弱，里面比较集权，社会生活还可以，但是比较保守，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大的，但是整个民族高唱凯歌奋发图强的精神不太有了，这时候如果我让你总结的话，我只能讲一句悲哀的话，“远方发生的一切我们不知道”。欧洲已经出局，所以在14世纪终于爆发了文艺复兴，他们就改变面貌了，他们从黑暗的中世纪里走出来了。好多朋友问我们看到希腊文明，你怎么说中断了呢？原因很简单，当时伯拉图的著作在哪里呢？希腊已经找不到了，罗马已经找不到了，在阿拉伯商人的马队行人里面，他们藏了一些。尽管现在西方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矛盾很大，其实要感谢阿拉伯文明，如果没有阿拉伯商人，西方的文献就不存在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正好在意大利南部城里面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里面有个阿奎纳（音），他把古希腊的材料都收集起来了，在不远的地方佛罗伦萨开始了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复兴不是艺术家闹起来的，这时候行政企业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行政企业家支持的话，米康其罗（音）怎么能够找到教堂，全部靠一个银行家支持了他们，这时候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官员起了巨大的文化推荐作用，但这一切中国都不知道，中国还享受着自己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全部荣耀，对西方一无所知，对外部也不知道。应该有一些信息，比如在13世纪末年，一个旅行家马克波罗，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中国繁华的大总结，大总结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最后哥伦布，他们航海的方向盘边上都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远方发生的一切中国不太知道，中间有一点乐观的信号，比如在14世纪最后一年中国有个学者叫徐光启见到了立马多（音），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但是后来随着明王朝的灭亡，清王朝的起来，这个信号又淡化了，并且越走越保守。我们现在的电视剧反映着越来越保守的王朝，表示过高的尊敬，那时候中国的王朝其实完全变成勾心斗角的一个官场了，外面的世界确实不知道了。18世纪最后一年乾隆皇帝死了，乾隆皇帝本来想明年做寿的，但上天没有做这样的安排，让他18世纪最后一年去世。他在文化上编了《四库全书》，由纪晓岚先生作为主要的编撰者，编撰之后有9年的时间，到现在我们尊敬它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但这9年里西方发生的一切我做了调查，《四库全书》编制的这几年，法国完成了人在热气球下的自由飞行，水分子的分解，美国科学院在波斯顿成立，都做出了关键的贡献，但是和他们一比我们出现了文化方向的问题，这个方向就是人家在探索，我们在整理，人家在实验室实验，我们在收集，这个区别就很大了。什么时候造成这个结果，就是这500年的基本保守形态造成的结果，在唐王朝就不会出现这个情景，我们封闭、我们保守，在编制《四库全书》之后，英国的船队来要给跟我们做生意，乾隆皇帝说我们什么都有，不要做生意。乾隆皇帝在18世纪最后一年死亡，19世纪中国的日子就过的很糟糕，受了那么多的气，受了那么多的屈辱，赔了那么多的款，烧掉了圆明园，不仅是远方的侵略者把我们打败了，我们身边的小兄弟也把我们打败了，所以遇到远处的强盗我们还能说得出去，为什么我身边的小兄弟把我打崩溃了。中华文明有没有可能中断，我说太可能中断了，19世纪是最有可能中断的时期。 　　我给中央电视台讲过，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意味着全中国人每人缴一两，这是对你们整个民族的巨大羞辱，文明是盛在盘子里的水，盘子就是领土，所有的文明就是这么灭亡的。我们的祖先不忍心后代处于文明灭亡的状态，所以又出现了一个世纪末，在19世纪最后一年甲骨文被发现，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商代，几个月以后敦煌的藏金洞打开，让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唐代。发现甲骨文的人恰恰是北京的司令，就在一个人身上，这太巧合了，这个巧合有一个启示，这个民族不该灭亡。我讲这个过程想告诉大家，中华文明在世界的比照当中就这么过来的，非常不容易。 　　那年我在中央电视台讲话的时候，正好遇到我们赔款的100年，再富裕的国家要赔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个国家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我想中华民族还是厉害的。整个过程我这么讲下来，大家看到我们的民族前面几个阶段都没有缺席，和世界最高的文明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建立帝国、一起做好多事情，一起建设人类的重要思想资源。后来我们有幸创造超越其他文明的几个世纪，我们成了文明的制高点。再后来，由于我们的辉煌和悠久我们走向了保守，在走向保守的时候本来已经出局的罗马文明，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形态，而这个生机勃勃的形态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价值坐标，而这个价值坐标是我们不了解、不适应的，一下子在近代的世界对比当中明显落后，不是一般的落后，已经临近毁灭的边缘。后面也有很多很多次麻烦，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也面临极危险的境地，在文革结束以后我做了一段行政干部辞职了23次，辞职的原因是什么，马上拜访汉唐文明，我觉得中国在灾难当中，首先要获得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伟大的朝代，最重要的是要走向真正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那个时代。我的文化书籍是从甘肃开始写的，其实都在写唐代的边缘状态，因为那儿有很多遗迹，我想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海外的华人，这个民族有过一个唐代，其实文化库里的主题就是这样，[b]我们要面对唐代，既崇敬又忧伤，忧伤是我们很多人都忘了它，我们失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值得骄傲的记忆，实际上是失去了我们的高贵，失去了我们的高贵这个民族就很丢人。巴比伦，伊拉克就失去了巴比伦的高贵，永远都是打来打去，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唐代的文化记忆是中国文化的最珍贵的记忆，什么道理呢？有的人会抓住中国古人讲过的话作为我们的骄傲，有的话讲的很漂亮，但问题是它没有被实践过，在唐代是一种实践的状态，唐代是做到了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不能说因为古人说过，古人说话的时候很可能看到中国人做不到，所以他针锋相对提出这一点，不是说中国人走做到了他才这么说，恰恰是中国人没做到他才这么说，这么说了以后还是没做到，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文本上寻找乐趣，文本的乐趣有时候也需要，但这个乐趣不大，最大的乐趣是实践意义上的乐趣，唐代是现实的，那些只是理想。唐代为什么会在有的人心目中不太重要呢？唐代是完成了这样的形态，即使在唐代找不到管理国家的哲学语言，但它做到了，所以它更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过渡沉醉于文本乐趣。第二，我看到有些历史学家讲，我们在座的朋友可能也看到过，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我们对唐代的歌颂是中国人可笑的梦想，唐代其实不行，理由是它老打不过人家，国土也不是很大，和乾隆皇帝时代的国土相比，唐代没有乾隆皇帝时代的国土大，这是平心而论，是以疆土和军力来思考问题的思路，就像我们所说的幸福指数一样，并不是最有钱的人，个子最大的人幸福指数最高，不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比一个人，某个人无暇可及，处处强大，我们喜欢这个人还喜欢那个人，真诚、天真、可爱，有很多缺点，打架打不过人家，不是全打不过，是偶尔打不过。像这样我们会喜欢后者，我不是说唐代就是这样的人，我只是说[b]唐代的可爱程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在中国它一定是具有最高幸福指数的一个朝代。 　　我讲一些唐代让我现在非常沉醉的景象。台湾的李敖先生说，如果让我可以随便选择的话我希望成为唐代的长安人。我很喜欢他的这种说法，为什么他喜欢成为唐代的长安人呢？大家想一想，84平方公里是罗马城的6倍以上，这个大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它的开放程度是非常惊人的，3万多留学生，留学生当中有一半是日本留学生。有一次考试朝鲜人考生有50几个，中国到欧洲去的大使是犹太移的波斯人做的，外国人做我们的大使，唐代这还蛮有意思的，在唐代最流行的服装是波斯的服装，波斯的服装很紧身，低胸的波斯服装非常流行，而且服装不断更新，一会儿跟唐代相结合，一会儿又走向波斯传统，波斯国家已经灭亡，它的文明主要跑到唐长安来了，当时长安喝的酒最多的也是波斯酒，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酒。最好的酒店叫胡记酒店，在西市都有一些女服务员非常漂亮。我有的时候看到网上有好多年轻人说，我们奥运会所有中国观众不能穿西装，我们要穿汉朝的服装，我们要把星巴克赶出故宫，至少有一句话，这不是唐代的长安京城，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物，[b]在唐代一切都被允许，在长安一切都被允许。 　　有一些富豪之家非常喜欢雇佣黑人做自己的奴仆，叫昆仑奴，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开放社会，在波斯已经被奄奄一息，甚至于被灭亡的宗教在我们这里复活了，还有显教（音），显脚就是拜火教（音），拜火教在波斯不可行了，在这儿就流传，信仰的多元、信仰的丰富，任何文明都可以进入，鲁迅讲了，唐人虽然也有变坏，但唐人的大气一丝一毫没有感觉到别人会吞没我们，只有当资源不自信的时候，才会有那么多的小话、那么多的议论。鲁迅讲那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时代。中国输出的是制度文化，比如日本和韩国学的是中国制度性的文化，输入的时候好多物质享受的生态部件，我们输出的是考试制度、官场制度，这就是盛唐景象。我多次讲过盛唐之盛，盛在心态。心态最好的一点是每个人都进入了诗话生存。海德格尔说“人类最大的理想是诗话居住”，这句话在房地产成了广告词，叫诗话居住。我觉得真正诗话居住的是唐代长安城里的人，绝大多数人都在写诗，而且写得很好。全唐诗的诗人们职业，上至皇帝，下至一般的劳动者，甚至于包括乞丐都写诗，全唐诗48000首，那是清代人非常严格的选择，又经过那么多年代的流失后编出来的，编的人是曹雪芹的爷爷，大家都在写，关键是写得很好，唐代几个皇帝的诗写的非常不错。乾隆皇帝的诗是所有人中写的最多，他一个人就写了42000首，但他没有一首能选入全唐诗的选入标准，水平比较差，因为它没有诗话的生活、诗话的心态就写不出那么好的诗，因为他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写，而且当时没有稿费、没有传媒，写是没有用的，写是他自然的需要，就像呼吸一样，是唐代的诗话居住，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生活。 　　我后来给大明宫遗址公园写了一句话，中国几千年的朝廷生活充满了阴谋、充满了沉重、充满了叹息，但大明宫里面的脚步可能是历代帝王大臣们最轻快的脚步。大明宫外面唐代长安社会本身更轻快，更不要说曲江池了，轻快程度可想而知，这正是一个理想的时代。面对着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文化思维哲学，我们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是过少的关注人文的生态，而过多的关注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宫廷里面的争斗，我们在历史学上一直犯这个毛病，太少的关注于真实的社会生态，过多的关注于为了改朝换代所进行的权谋争斗，生态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美国讲课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人有一些喜欢中国文化的也看我们的电视剧，宫廷电视剧也拍的很好，但是产生的共同东西，全是宫廷权谋，外国人觉得你们中国人太复杂了，怎么这么坏，他们以为中国人整天过这样的日子，所以我给美国人讲，其实中国人没这么坏，中国人没电视剧里讲的那么坏。我给他们讲一些道理，我说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不是决定大强国的你争我夺，而是街道间的万家灯火，而这个中国的历史学家太少记述。如果我们永远停在历史上怀念的话，我们永远看到的都是这几句非常普通的形容词，但是我们今天实行给你们看，让你们想象当时有可能出现的文明的制高点，当时有可能出现的各大文明交汇的盛况，有可能出现的朝廷里面最轻快的脚步，如果让大家看看，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慢慢地走，慢慢地看一定会出现一种让人非常惊叹的沉浸的感觉，西安要承担这个任务，这个我觉得非常棒。我把在世界视野下的大唐，大体上有一个表述，还有一些电视上的节目我会继续讲这个问题，我想中国每个文化人都有这样的使命，我们用平时的语言认认真真地讲一讲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地域，时间就是阶段，地域就是空间。 我们现在无论是曲江、无论是大明宫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找到了最高亮点，后面允许我稍稍讲几句大明宫的遗址开发，这两天我认认真 真的上了一课。尽管我们专家、学者、参与者都在这儿，我还是讲几句我的感受。 　　在两个多世纪的世界文明制高点里面，中国最大的宫殿就是大明宫，像含元殿这样的宫殿，日本的专家凡是来到这儿他们都会非常激动，理由是他们的遣唐史在这儿受到接见，他们很多文明的起点就在这儿出发。前面我们在西安发现了一个墓碑，是日本的遣唐史 19岁来到长安，叫景镇成（音），这个复制品在东京展出的时候引起巨大轰动，我也参与其中，第一次有中国的皇帝讲到日本国三个字，而这是在所有的文字当中最早出现日本国三个字的起点，所以日本整个文化界及其关注。我想皇帝所授予景镇成，皇帝对景镇成的表演都发生在大明宫。大明宫占体很大，要感谢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他们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很好的保护下来了，道北的那些生活不是很富裕的居民，他们那儿不能有很好的建筑和发展，但是他们有看上去比较好的生态，保护了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遗址，给我们今天的开发创造了一种便利，尽管还需要很多动迁，但总的说它需要炸掉的东西不是很多，可见我们很长时间都在期待着这个遗址能够发挥出很好的光芒。 来源：余秋雨在曲江文化大讲坛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