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序論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序論 王汎森 這一本書的編選經歷過兩個全然不同的階段。 大概十年前，有一位熱心的朋友發動了一個計劃，希望在大陸出版一套台灣學者的論著選集，每本約四十萬字，當時我毫不考慮地答應下來。但是這件工作拖了十年仍未交差，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認為應該多收新作，而不只是把曾經集結出版的文章再集結一次。 然而我一直在準備這個選集。最初的設想是要收入我從明清到近代思想學術方面的文章。我以這樣的面貌規劃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連導論〈史家的邏輯與事件的邏輯〉也都寫好了。最近當我決定應該為這件工作做一個了斷時，一種完全不同的編輯概念浮現在我腦海中，亦即縮小範圍只收集與清代有關的文章。 依我個人觀察，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這四股力量往往交織在一起，像「風」一樣吹掠而過，形成無處不在的影響。這種影響像毛細管作用般，在最微細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間中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力量。而這本書中有多篇文章都與前兩股力量有關。幾經思考，我決定用書中篇幅最長，且從未發表過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書名，並加上一個副標題。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題，並不表示它涵蓋了本書每一篇文章的意旨，這是首先要聲明的。 我之所以遲遲未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文完成，原因很多。我在寫成這篇文稿之後，發現前前後後有若干的問題是應該同時解決的。預想中的題目包括〈從燕行錄看清代的種族意識〉、〈晚明遺獻的復活〉，但是我始終沒有時間好好將這兩篇長文寫成。 本書中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相關的幾篇文章，我稍後再說。此處先介紹這本選集最開頭的幾篇文章，它們分別討論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經典考證及迴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之興起。這五個方面正好是明清思想轉型的幾個主軸。我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中還有若干篇文章與「轉型」有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 第一篇文章是〈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該文以「去形上化」為主軸來討論清初學術思想的一個特色，因為有這一個特色，所以清初思想家看社會與自然的眼光皆產生了變化。該文分成五個部份：第一部份藉「寶珠」或「種子」兩種觀念來說明先天預成式的人性論之式微。第二部份是以四書（特別是《大學》、《中庸》）地位之下降說明此一現象。第三部份是以江浙心學社群之去形上化來說明這一段歷史。第四部份則由樸素的原始儒家哲學的興起來說明形上玄遠思想之沒落。第五部份則由清初程朱陸王兩派皆顯現的「去形上化」來證明這一趨勢的普遍性。 〈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一文，主要在談明末到清初「禮治理想」的興起。我認為這不純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文化史的問題；不純然是學術的運動，而是有其現實的社會背景。由於晚明以來四民社會秩序的動搖、士風的敗壞，和高度商業化後高下標準的變動，使得士人感到必須要有一套新的理想、標準來矯正，儒家的「古禮」便成為士人標舉的規範。 十七世紀，一群又一群的在地文人發動了一場以「禮」為主軸的清整運動，寫作各種糾正風俗的小冊子，希望賦予各種身份恰當的行為舉止與規範，或可稱之為舉止的一場行為革命。「禮治」運動中，除了呼籲及闡發禮治理想之外，也有許多人深入基層，編纂及推廣各種實用性的參考冊子，可見當時人們認為「心性之學」在建立秩序方面已經失靈，他們關心的是如何以新的「行為主義」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禮治社會」的理想，有光譜的濃淡之別，以回到「古禮」為最濃的一端，較淡的一端則是朱熹的《家禮》。禮教運動還有一個目的是希望與佛、道化的禮儀，或受其沾染的禮儀對抗，其中以喪禮最為顯著。文章的內容在強調清初三禮學研究的興盛，以及禮學學術社群的形成，與上述現實社會的背景是分不開的。 〈清初的講經會〉一文則是對清初浙江甬上地區講經會之形成、思想脈絡、進行方式、會友、治學風格、以及其影響所作的研究。這篇文章論證講經會之形成與明代後期道德價值的混亂失序、社會政治上的頹敗，以及異族入侵的壓力、改朝換代後對社會政治問題上的反省等都有關。該文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何以在劉宗周及黃宗羲心學傳統力量最大的地方反而產生了講經團體。同時也描述了講經會前後幾個時期，以及它如何由寧波地區的一個講經團體擴大其影響力到北京、並透過北京的講會影響了聚集京師的官員及士人們。最後，也討論該會與清學興起的關係。 此文還有另一層次的關懷，即「某種政治語言之所以可能」的問題。在這個經典運動之前，政治思想的主流論述與此後是很不一樣的。這個運動牽引出一套新的政治、思想、語言，使得一些原來在明代文化中不存在、或是邊緣性的、沒有重要意義的語言反而成為核心，並在清初的時代氛圍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從此有一套不同的語言、思想、概念來想像政治、社會與日常生活。過去我們總認為那一套語言，或使用那一套語言的政治型式是自古已然的，但事實上，某種傳統並非自然而然傳下，「繼承」傳統需要努力，就好比不刻苦學習拉丁文就沒辦法繼承古代拉丁傳統一般。 關於明清之交道德意識的轉化，包括了兩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文章是想展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而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組織為例來說明。 這兩篇文章同時也說明了道德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我認為權力不只是以政治權力的方式展現，事實上道德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也像毛細管一樣作用於個人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及〈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是兩個很顯然的例子。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一文說明了，即使在最樂觀的人性論下，仍可能存在著極強的道德緊張，明代的陽明學也不例外。本來，遷善改過即是陽明格物說的一個主要部份，到了明季，隨著社會風俗之敗壞，在部份王學信徒中，省過、改過便成為一個很熱烈的論題。但由於陽明的「心即理」學說主張在省過、改過的過程中，人們一己之心不但要做為被控訴者，同時也扮演著反省者與控訴者。對根器較差的人而言，「心」同時作為一個被控訴者和控訴者，殆如狂人自醫其狂一般；因此有一部份人轉而主張：在省過改過時，應該有第三者扮演客觀的監督與控訴的角色，因而有省過會之類的組織產生。當然，省過組織的產生與運作方式也受到鄉約中公開彰善糾過儀式的影響，而此一現象亦同時象徵著在道德實踐中「心即理」學說所面臨的理論危機。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這一類省過會或修身日記的傳統，雖有寬、嚴之別，却是此後士人世界一個強勁有力的傳統。尤其當社會失序或國家混亂之時，人們往往祭出這個辦法，強力地把自己與流俗區隔開來，有系統、有方法、有步驟地組織自己散亂而沒有中心的生活，鍛鍊自己成為「道德化政治」的先鋒隊、把自己鑄造成像曾國藩那樣旋乾轉坤的人物。而這個傳統，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力量。 來源 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