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文学与政治。

　　一个事物总不会无缘无故就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它的产生有着怎样的道理呢？苏格拉底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他说“一切事物，凡是有相反的一面，它一定就是从这相反的那一面产生的，而且只能由这相反的一面产生。” 　　一切时代，“精英文化”总是站在政治的对立面存在，对政治无情的批判，是一切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源。政治的核心词汇是“统治”，文化的核心词汇是“自由”，这是一个两极的斗争。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演讲中说道这种“两极斗争”。 　　有人说，帕斯捷尔纳克(帕氏)解决了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的俄罗斯矛盾，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判定关系规则，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 　　但仅仅是这样理解还很不够。把帝王拉下王位后，需要“诗人”继位吗？文学的政治解读，也许要破坏文学的精神。关注一个文学文本的政治意识形态维度容易导致对其真实价值的简单化解释，而能称为伟大作品的文学，它的价值是超越阶级性的、超越意识形态的、超越民族或种族或国家、超越性别、超越时代，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些人的局部的和偶然的故事。《日瓦戈医生》如是。甚至，茨维塔耶娃把自己和帕氏都归于“没有历史感的诗人”。 　　甚至要超越“正义”。1935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会议中全世界的作家在酝酿要组织起来反法西斯，但是他却说：“我恳求你们，不要去组织，组织是对艺术的扼杀。只有独立的个性是最重要的。” 　　当帕氏因《日瓦戈医生》受到共产党的批判时，有人就站在更高的立场上指出，《日瓦戈医生》所批评的不是一个政党、一个制度。而我们过多的看到《日瓦戈医生》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历程的一部精神史记、心灵史诗，他所完成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这个审判，只是关于一个政治主义吗？是的，这个主义是一场社会变革，但更广范围来看，也是人类的一个精神事件，是人类精神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因此，这个审判是关于人类精神的审判！不断审视我们的人类精神：人性的自由、人格的纯粹、人道的尊严，构造完美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个角度，人道主义的光辉才成为永恒的光芒。“丧钟在为每一个人而鸣”，更清楚地说，丧钟在为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而鸣，于是，作家的责任，是一种绝对责任，不是相对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是一个“案例”。流逝的时间、变迁的空间下面，一定蕴藏了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如森林中的树木与树叶要随季节而变，但森林仍然故我。在任何时代、任何意识形态、任何巨人的传统和愿望旁边或下面，还有一个更完整、更宏大的充满着激情、渴望、理想和创造性的世界。 　　日瓦戈对革命“向往—投身—怀疑—批判”的历程，不是一个人类的精神范式吗？当然，只要求明白后面这个问题，读历史哲学就可以了，可文学是要提供我们过程的美学体验，撼人心魄的审美过程。这是“案例文本”的魅力。“每一个相遇都是美丽的”！ 　　暂时把“文学精神”放置起来，从康德“审美力批判”的角度，来关心一下文学拯救与政治拯救。任何革命都是对现实拯救的一场努力，文学何尝不是如此，以美学的意义来拯救的努力。这个角度上，他们都是意识形态，是关于“更美好”的想像与规划。当然，这两种意识形态存在表达的竞争，也存在相互的身份认同。皈依与判离，使文学与政治呈现不同的关系，也使文学有了分野。于是，在苏联时期，文学有了三个阵营：宗主国（红色主流文学）、潜文学（非主流的纯文学）、飞地（侨民文学），这是一个苏联学者的分类。就我看来，就是两类：显文学与潜文学。这个理解并不困难。但深入想一个问题：显文学不是政治的美学借贷吗？政治需要的纯粹性、整体性、秩序性、归属感如何实现的？铁的政治纪律、宗教教义仅是表层（意识外面）的东西，撼人心魄的是美的意识！正是形式美、表现美提供了纯粹性、整体性、秩序性、归属感，于是，红色经典是一种工具，这是“服务论”的核心。那么，再深入一点：政治家的美学情操问题。政治家自己内心的纯粹性、整体性、秩序性、归属感如何获得的？坚定的政治信念，以什么为灵魂支撑？还是美学意识！我之所以要想这个问题，是联想到了：希特勒的音乐素养、斯大林的文学情怀、毛泽东的诗人气质。支撑他们的美学提供之艺术，不是他们制造的显文学/艺术，而是纯艺术！显艺术运动是他们的政治美学产品，这是他们的美学机制。绕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那个问题：真正的艺术（潜文化）是可以超越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只是一种美学提供。但现在到达了这个问题的新层面：“文学精神”超越政治偏见，提供了普遍性真理、智慧、知识的美学意义。 甚至是创造了“更美好”的想像空间，获得了普世性的拯救。其实，所有好人与坏人都有同样的文化与美学价值。这就是康德的审美力：美的无功利的令人愉悦性、无概念的普遍性、无概念的必然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性质, 从而形成了其矛盾着的美学观。 　　以上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是基于帕氏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的思考。一方面他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迫害,另一方面斯大林对他一直宽容，为什么？两个重要文献：奥.伊温斯卡娅《时代的囚徒》（《俄罗斯文学肖像，散文卷》）中“为何没有被捕”；加林娜.涅高兹（帕氏后妻的儿媳妇）写的《透过往日的波折》（《命运与岁月》，不朽文丛）故事：斯大林自己写了几首诗说是朋友的，要帕氏看一下，评价下，帕看后，断然告诉斯大林：“诗写得不好，让你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你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黑暗制造者在伟大的文化面前的宽容性是政治姿态还是另有隐情？是不是人性的文化价值也可以超越本人的意识形态，恶人那善的一面，仍是人性决定的！ 　　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有两组地理航线：一组是空间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这是布罗茨基定义的航线，在这条航线上，俄国知识分子的流亡受难史，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影响，诗人命运与帝国兴亡难都一一呈现，由此产生了俄国文学的全部特点，道德和精神力量与神的权力较量，呈现并启示了一种人类的拯救信念、信仰。“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再也不是一个人为的、苦难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纯正的美学和诗意的空间了”。另一组航线是时间的，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这是我想定义的航线，从苏联时期回到俄罗斯时期的文化复兴，从政治的抗争中拯救出了“文学”，但，离开了政治这个对立物之后的文学，走向了寂静，恢复了荣誉，失去了憾人心魂的痛苦与审美。布罗茨基的紧张是有道理的，他在获诺奖演讲中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可能被硕大畸形的，或似乎渐趋于好转——却总是短暂的——国家面貌所催眠。”。 　　在对待接受诺奖上索尔仁尼琴与帕氏采用了不同的态度，就此，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对帕氏进行了批评“他怎么能仅仅为了不被放逐，而背弃自己原本的思想，自己的精神呢？”，就此，许多人（如余杰之流）认为索尔仁尼琴比帕氏“更纯粹”，更具有道德的制高点。但，辜且不谈他（帕氏）对自己故土宗教般的忠诚，对爱情的责任——保护伊温斯卡娅的责任使然（他把这个责任置于荣誉之上，这份责任他可以放弃“正义”，纯粹诗人行为方式），有两个方面，可以看到更多层面上的意思：一是帕氏是把美（诗意的维护）置于最高位置，他的人道主义是基于美学认识上的人道主义，是诗人的人道主义，他要捍卫的是他的美学责任，对祖国、爱情的忠诚与责任；索尔仁尼琴是把真（正义的维护）置于最高位置，他的人道主义是基于真实、正义上的人道主义，是政治战士的人道主义，荣誉是他的战斗武器（我道有个感觉，把暴君从王位上拉下来后，他会不会以另一方式做极权主义。严格地说，索尔仁尼琴在一定程度上也染上了极权政治的思维方式，将艺术政治化。那个最高价值的位置，除了上帝，谁都无权登坐，诗人也不例外，否则，就是一个黑暗代替另一个黑暗的游戏。）。二是任何组织、形式，都不能防碍诗人的独立思维，诺奖也不例外，“独立的个性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帕氏反复讲叙的观点，就《日瓦戈医生》事件被西方意识形态所利用，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帕氏的作品是超意识形态的，诺奖的价值判官职能，是一个反艺术的意识，这一点，我想帕氏应该是明白的，因此，他拒绝诺奖与1935年拒绝参加西方的反法西斯组织、与1937年他拒绝在声讨一位将军的声明中签字其性质是等同的。他关心的是另一个审判：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象是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 　　更普遍地思考一个问题：至今为止，人类的所有政治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人文主义下的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下的民族主义的“此消彼长”和“结构解构”。两者旗下各有一群词汇，词汇的不同拼盘形成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主义”，“主义”的改良，就是词汇表的调整。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假以“真理”（最值得警惕的一个词汇！）、“正义”、“拯救”，实施的一场阴谋与阳谋。国家、民族、个人寄于其中并在他们的分岐、冲突、和解、谈判中显现了不同的意义，指向了不同的道路。“文学文本”与“生活文本”在这种运动中的各个层面上互文呼应。矛盾最尖锐的时候，就是伟大的文学诞生的时候。黑暗的歌唱，才能唤来黎明。没有张力，就没有精神。如一个“拉奥孔”式的美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