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尔德传记《怀尔德时代》序、第一章、第二章

喜欢怀尔德好多年了，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小组（当然我从前也不怎么上豆瓣），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我最崇拜的导演之一（另一个是希区柯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给大家送个见面礼。 这是早年为了学习英语翻译的，现在看起来翻译的一塌糊涂，但懒得再修改就这么发上来了，请见谅。 前两章主要讲述了他在入行电影之前的生活，其中对他当记者的描述你可以在他的电影《满城风雨》（The Front Page）中找到影子。 怀尔德时代 ——比利·怀尔德的一生 凯文·拉利（Kevin Lally） 序 这是电影史上最刺激，最难以忘怀，也是最滑稽的一幕：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饰演的由作家变成男宠的乔·吉利斯（Joe Gillis）脸朝下漂浮在贝弗利山的游泳池中，衣着整齐，双手交叉着。当新闻记者们蜂拥过来想看个究竟的时候，摄影机从水下向上拍他的正面，伴着霍尔登那张深受女影迷喜爱的鬼脸，忽然出现了他那冷冰冰的带着讽刺口气话语。“我一直都想有个游泳池，”乔说，这个在比利·怀尔德1950年的经典电影《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中的坚强的讲述者，在他开始讲述这个离奇故事的同时，也被引向了死亡。 乔·吉利斯不是在好莱坞时的年轻的怀尔德，虽然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债主们天天跟在他们后面，一个破旧的单身公寓，新闻界的小角色，男宠，过分自信的态度以及对故事的敏锐思维。但是不管有多绝望，乔的困境永远比不上他的创造者，一个只掌握了一点英语的被纳粹德国驱逐的犹太人来到了电影之都。他也没有乔的才能：只获得了一个没有多少薪水的机会，给一个叫《棒球蓄势待发》（Bases Loaded）的陈腐的棒球话剧写剧本，而且也没有命中注定与一个精神错乱的、叫诺尔玛·德斯蒙德（Norma Desmond）的前默片巨星相遇。 年轻的比利·怀德尔著作颇丰，并且是快手。在他到达洛杉矶的最初五年中，他和他的搭档查尔斯·布拉克特（Charles Brackett）是城中最火的写作组合，曾为克劳德特·科尔伯特（Claudette Colbert）对喜剧进行精加工使其圆滑、诡辩，也曾引诱嘉宝（Greta Garbo）在不朽的《异国鸳鸯》（Ninotchka）中放肆的大笑。1942年，怀尔德收回了对自己剧本的使用权，成为了好莱坞最早的编导合一的电影人之一。三年之后，他因为编剧和导演《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而获得了他最早的两个奥斯卡。1950年，也就是《日落大道》发行的那一年，他通过创作这个关于好莱坞内部人士的哥特式恐怖故事而不费力得冒险“去刺痛那只养活他的手”（路易斯·B·迈尔Louis B. Mayer语）——并且通过扭曲的情节表达了他在自己创作事业前期的焦虑。 在过去几年中，比利·怀尔德受到了很多关注——这里一个总统贺词，那里一个终身成就奖，更不用说那个由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改变的音乐剧版本《日落大道》。许多的只是简单的对这位89岁高龄的编导的功绩的关注，当你成为那个梦幻般的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最后残存者时，你就会被一个固定的范围束缚住。毕恭毕敬的记者们挑出怀尔德的几部经典作品——《热情似火》（ome Like It Hot）《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日落大道》《公寓》（The Apartment）《失去的周末》《原告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以颂扬他敏捷的思维和精巧的讲故事技巧，可能也会一笔带过他一生的简介。他们总是不能指出的是他的影响的外延，如果没有怀尔德终身效仿的他的两个伟大的偶像，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和埃里希·冯·斯特劳亨（Erich von Stroheim），就不会有好莱坞二十世纪四十、五十以及六十年代的的电影商业如此迅速的发展。 随着一部一部影片的拍摄，比利·怀尔德不断探测主流美国观众的接受边界。在《双重赔偿》之前，谁敢拍摄由大制片厂制作的关于一对充满激情的杀手情人的影片？有谁会想象像《失去的周末》这样一部描写一个自我毁灭的酗酒作家的堕落过程的冷酷的小说改编成影片后的价值？谁敢如此厚脸皮的拍摄像《外国事件》（A Foreign Affair）这样一部发生在战后柏林的浪漫喜剧，去讽刺被表面上赞扬为英雄的美军军官？哪一个其他的来好莱坞的政治难民敢像《日落大道》那样去安心地揭露这个自给自足的电影工业机器的阴暗与病态？这些还只是怀尔德在好莱坞作为编剧和导演在四十年代的主要成就而已。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比利·怀尔德因其一连串的高票房影片，包括《17号战俘营》（Stalag 17）《龙凤配》（Sabrina）《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原告证人》以及经典喜剧《热情似火》，使他一般被认为是城中最成功的电影人，1961年春，他凭借那部描写了全体美国人的痛处的喜剧电影《公寓》，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晚上获得三项学院奖的人。两年后，他冒险拍摄了一部关于一个被判无罪的法国妓女的喜剧《伊尔玛·拉杜丝》（Irma la Douce），获得了他电影生涯中最大的成功。 如果你轰动了好莱坞或者你取得了不同一般的成功，就必须得为此付出代价，当怀尔德的事业接近他的巅峰的时候，有很多人会乐于看到他掉下来。这个维也纳人有着尖锐的幽默感和健壮的心理承受力，并且经常表达他对自负的演员以及制片厂管理层的罪恶还有少数电影人的虚伪权力的看法。那些有能力阻止他的批评触及到自己的人（或者永远不会把智者和天才竖为敌人的人）乐于见到这个滑稽、博学的说书人与顽童；而那些会被他威胁到自身安全的人则迫不及待的要看到他的失败。 怀尔德不只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个爱现的人，这使他招来了更广泛的批评。“对我而言，电影的目的就是娱乐，要尽可能使其好笑或者惊悚，并且决不做作，”有一次他这么说。“我对矫揉造作的担心往往多于对失败的担心。”但是怀尔德同时也主张：“当人们走出影院，他们应该带走什么东西，而不是只是看了一部两个小时长的电影。” 不管怀尔德有多强的商业头脑，观众总能在他那里得到比预期更多的东西：声名狼藉与不值同情的角色、惊人的充满怨恨的幽默、人类生存的严酷环境。但由于这些的基础是建立在好莱坞制片厂影片的界限内，所以经常是一个反英雄最后受到了破坏性的道德教化，怀尔德的艺术统一性因此受到了批评界的质疑。难道怀尔德缺少勇气将他那悲观的情节进行到底？他是在嘲笑犬儒主义？或者他是真诚的想去达到认识的新高度而把这个工作做得过好了？“我拍摄的每一部影片都涉及到人的道德选择，”他争辩道，“我如何能在展现这个的时候不去展现世界的丑恶面？” 有些意见只是指责怀尔德没有勇气去维护他的信念，而另一些就是直接揭伤疤并深深的冒犯了他。“坏品味”就是一个跟了他大半电影生涯的标签，在文化突变的六十年代中期，对他的攻击确实增强了不少动力。怀尔德在这场变革中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像《热情似火》《公寓》以及《伊尔玛·拉杜丝》这些电影对一些从前被认为是禁忌的主题，比如通奸、卖淫、办公室的尔虞我诈、甚至是性别身份，采取了有害的新的态度。这三部影片都成功了，怀尔德一直都非常谨慎的与大众保持一致，而这些人正在被不断扩大的性别界限所引诱。 在怀尔德在事业的弯路上寻找自己的方向的那几年里，对他的巨大的报应降临了。《吻我，傻瓜》（Kiss Me, Stupid），一个表现发生在在战后重建时期的残酷、下流的现代变革的喜剧，挑战性的提出一点点的通奸有助于婚姻的美满，这使他处在了家庭报纸的权威的对立面，而这一权威因为天主教会的愤怒以及批评家的不安而变得更加巩固了。不止是票房失败，而且是非常不光彩的票房失败。《吻我，傻瓜》被证实是对怀尔德事业的摧毁性破坏。讽刺的是，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就在他受到影响的时候，这个依然重要的电影人已经被不公平的认为是过气了。 与在制片厂体制下不同，他在理论界没有被承认是一个作者，人们不认为他将他的个人风格融入到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和绝大部分与他同时代的人不同，他是他所有电影的合作编剧，开始是和查尔斯·布拉克特，在经历了五十年代与一系列合作者的合作后，最后与I.A.L•戴蒙德（I.A.L. Diamond）在喜剧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合作。怀尔德在他的整个电影生涯都以自己的生活作为基础：他的维也纳背景以及对久远的华尔兹的记忆；他那做为一个有闯劲的记者的第一次的职业经验；他在柏林当舞男时学到的男女之间斗争的功课；文明高雅的欧洲气质与他祖国被接管的现实之间的剧烈碰撞。无数因素塑造了他，为了能够在本阶级中有一个立足之地而对自己进行的赤裸裸的剥削贯穿了他在维也纳、柏林、巴黎以及好莱坞的整个早期生涯。所以尽管怀尔德在他的剧情中做了很多伪装与掩饰，但是要说这些创作不是来于怀尔德在最终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的过程中的种种经历是不可能的。 怀尔德电影中被称为愤世嫉俗的一面同样是他的个人风格。怀尔德可以花很长时间享受于有趣的故事，但是他很少提及他生命中的重大灾难：她的母亲和祖母都死在奥斯威辛。大屠杀从来没有在他的电影中被正面提及，只是在他讽刺德国人的智商时被暗示一下。但是怀尔德关于人类罪行的直接的认识深深的影响了他在电影中对人际关系的描绘：有些人始终为一些基本的动机而行动，同时有另外一些人被利用。 有些被认为是玩世不恭，而另一些可以被叫做机灵。怀尔德最亲密的朋友也是经常饰演他的男主角的杰克·莱蒙（Jack Lemmon）说：“比利被称作刻薄的舌头，因为他对人们的举止很敏感，对他注意到了而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很有理解力，并且能够用他个人尖刻的言辞指出来。” 怀尔德淘气的智慧与无情的个性模糊了他的温柔面——但那是真挚的。他对古典流行乐以及爵士乐的热爱普遍存在于他的电影中——那首《这不是很浪漫吗？》多次出现，尽管有时有意模糊了上下文。并且，作为一个总是愤世嫉俗的人，怀尔德也为电影贡献了许多不能磨灭的浪漫瞬间：《午后之爱》（Love in the Afternoon）结尾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追赶着加里·库珀（Gary Cooper）离去的列车，《异国鸳鸯》中梅尔文·道格拉斯（Melvyn Douglas）挑逗葛丽泰•嘉宝：“现在是午夜——整个巴黎有一半都在与另一半做爱。”；当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在《公寓》中明白了杰克·莱蒙爱她时飞奔过曼哈顿上西区。 浪漫与愤世嫉俗，娱乐与社会批判，像斯特劳斯的华尔兹一样的维也纳风格，向本垒打一样的美国味儿，比利·怀尔德并不是好莱坞历史上唯一的最有影响的电影人，但是它最迷人的矛盾体之一。 第一章：一个叫比利的男孩 即使是快九十岁时，怀尔德依然麻烦不断。不管他在哪里，都要时刻准备好去任何地方——一场戏院放映，在Spago餐厅（译注：位于贝弗利山）的一顿晚餐，左一个不情愿的关于《日落大道》的采访，右一个授予他荣誉的晚会。毫无疑问，他为华丽而冷漠的舆论和长期处于好莱坞圈子最高端的地位而整日不得安宁。但是比起这些来，在大动荡前夜的欧洲，他的整个童年都用在了奔波活命上。 比利·怀尔德于1906年6月22日出生在一个叫苏哈（Sucha）的小镇上，取名为塞缪尔·怀尔德（Samuel Wilder），那个小镇位于波兰的加里西亚（Galicia）省，但很快就成为了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他的父亲马克思（Max）在1903年与欧金尼娅·巴尔丁格（Eugenia Baldinger）结婚，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次婚姻使他上了一个社会阶层，当他还在Kracow当服务员领班时，欧金尼娅的母亲已经拥有了一座位于新塔尔格（Nowy Targ）的名叫Zent’al的旅馆，这里处在塔特拉山（Tatra）山脉的尽头，是去温泉度假胜地扎科帕内（Zakopane）的最后一站。1905年，怀尔德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威廉（Wilhelm），他妈妈叫他威利（Willie）。接着塞缪尔出生了，母亲又立刻昵称他为比利（Billie），以纪念她对布法罗·比尔牛仔戏（Buffalo Bill Wild West show）的美好回忆，这段回忆是当她十几岁时在她在纽约麦迪逊大街当珠宝商的叔叔那里长住时留下的。 凭借婚姻关系，马克思·怀尔德管理着一联串位于维也纳到伦贝格（Lemberg）铁路沿线火车站的连锁咖啡店的生意。这一家不断的搬家，在一家咖啡店住一段时间后，又马上去下一家。有一次马克思靠积攒的一些钱，投资了一家位于Kracow的四层旅馆，在Wawel城堡的附近，靠着Jagiellonian大学，这是波兰最古老的教育机构，哥白尼曾在此学习，第一个标注有美洲大陆的地球仪也产生在此。可能是受欧金尼娅的影响，马克思给他这次新的冒险事业取了一个英文名字：旅馆城（Hotel City）。这个旅馆有一个豪华的户外露台，夏天，客人们在此享用着咖啡和Bundt蛋糕的同时，还可以欣赏一个小型管弦乐队演奏的宫廷音乐。而在小比利的眼里，这里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台球室。“我是在站在椅子上和成年人打台球的过程中成年的，”怀尔德回忆，“总有些苯蛋不会打，我就可以赢他们点克罗纳（kronen，译注：奥地利旧时金币），有时我也翻翻服务生的口袋偷点。” 整日流连于台球室和牌桌，小比利接受了凭运气挣钱的早期教育。相对于绝大多数文化人来说，怀尔德注意到：“我父亲在文学和音乐方面毫无造诣——他从不摆弄乐器，也不读小说。但他读报纸——他会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母亲也一样。我有一个姑妈，她有一家小型图书馆，她让我读了一些德语作品，让我熟悉了左拉、大仲马以及托马斯·曼。我还有一个叔叔，一战时期当过工兵，是个歌剧狂。”就是这个叔叔，大卫·巴尔丁格（David Baldinger），鼓励怀尔德阅读希腊经典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书，还怂恿他离《尼伯龙根的指环》远一点。怀尔德总结道：“这些就是我的家庭与七大艺术的所有联系了。” 到了1910年，他家已经有足够的钱能够在维也纳富人区拥有一栋住宅，挨着一家历史悠久的十五世纪宾馆，还有一个耀眼的十九世纪希腊正教教堂。怀尔德一家往来于他们在维也纳的家和Kracow的公司之间，直到1914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马克思·怀尔德穿着有斑纹的长裤和圆角下摆的礼服，封了旅馆城的户外音乐台，终止了管弦乐队的演出，发了一个可怕的通告。“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演奏结束了，”他向顾客们说，“我们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了。” 随着一颗子弹，一个伟大的时代被强行终止了。哈普斯堡王朝统治了这块土地六百余年，从1848年开始，由德高望重的弗朗茨·约瑟夫（Emperor Franz Josef，弗朗茨·斐迪南的德文名）君王掌管。在孩提时，比利·怀尔德就对优雅、精致、和谐、唯美的文化情有独钟，特别是对优美音乐的热爱，最喜欢的就是约翰·斯特劳斯和他那更有名的儿子的华尔兹。奥匈帝国在这个时期充满了华丽的、巴洛克式的神话，工业革命的火热风潮万万无法登上这片土地，火热的民族冲突远在国境线外。发生在现今波斯尼亚的这场政治暗杀打破了这种与世隔绝的平静。怀尔德家加入了狂乱的从Kracow到维也纳的移民。他们只能乘马车，因为火车早就满了。紧接着，加里西亚省就被俄国占领了。怀尔德的出生地苏哈变成了混乱的战场。这个可怜的小村庄被俄国和奥地利频繁的夺来夺去。 1916年，弗朗茨·斐迪南去世，怀尔德还记得他随父亲在维也纳Ringstrasse Café Edison的二楼一起观看了盛大的出殡队伍。奥匈帝国所有同盟国的军事领导和外交官都到了，全穿着黑色制服骑着黑马。马克思指着费迪南的棺材说：“那是你的老国王。”然后又让比利找到一个骑着白马的小男孩说：“那将是你的新国王。”当然，那并没有成为事实，这场战争使伟大的奥匈帝国被分为两部分，彻底改变了欧洲版图。几十年之后，二战结束，已经是派拉蒙最成功的导演的怀尔德受邀对他的祖国奥地利进行一次私人游学。来邀请他的是一个穿着皱巴巴的衣服的脆弱的、看上去过早衰老的人：奥托·冯·哈普斯堡（Otto von Habsburg），正是当年那个耀武扬威的跟在他传奇的祖父棺材后面的那个小男孩。他没有能够成为统治半个欧洲的土地的君王，而是被驱逐到了美国，正在卑微地为他成为一个大学国际关系学讲师的事业而努力。 像战时维也纳的每个人一样，怀尔德一家面临着他们前所未见的艰难与掠夺。因为英国的封锁，德国和奥地利出现了食物和燃料的严重不足。怀尔德回忆道：“我和我两岁的弟弟站成一排在街上乞讨，站上十四或十六个小时每人只能得到三个马铃薯……但是作为小孩我们比成人有一种便利，我们动作灵活，可以去乡下抢一对夫妻的鸡蛋，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有时也做一些交换，我可以用我的手表和你换半片火腿，或别的什么。”小比利有时也当清道夫挣些钱，当时他妈妈为红十字会工作，而他父亲则在义务守卫军事储备。 当战争于1918年结束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愤怒的暴徒袭击了店铺，推倒了皇帝塑像，袭击甚至杀害士兵。怀尔德还记得人们群殴士兵，特别是政府官员，官员们不得不穿上平民的衣服逃命，免得被人们抓住让他为正在遭受的苦难负责。帝国被分割了，奥地利变得日益衰落，食物依然少得可怜，这个国家将近一半的人口都挤在不堪重负的维也纳，人们为了一丁点儿利益就可以大打出手。 “直到有一天，”怀尔德说，“咒语被解除了——美国人坐着插着旗子的卡车来了。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带领下，稍候是在我们的总统，同时也是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负责人的带领下，一切都步入正轨。我们忽然有了白面，有了鸡蛋，逐渐从饥饿的岁月里走了出来。” 战时税收为怀尔德一家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旅馆城开始负债，马克思·怀尔德在他剩下的时光里不断地从这一个不切实际的商业投资转到另一个。“我父亲是一个梦想家与探险家，他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求未知的东西，”怀尔德断言道，“他梦想可以变得有钱，可以飞跃式的增长他的财富。”一次，马克思在午饭时将家人宣布他将开始一项新的事业：进口瑞士钟表。家中的两间房就被改装成了名叫弗兰克，佩特拉科和怀尔德（Frankel, Pytlak and Wilder）的神秘公司的办公室。另一次，他卖掉了在Kracow的旅馆来购置鲑鱼孵卵所，尽管他对鲑鱼一无所知。这些生意都失败了，最后一家人不得不从他们位于第一区的豪华的家中搬出来，住在一个位于Billrothstrasses的一个小房子里，环境远不如当时流行的第十九区。 一天，比利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证据，证明了他爸爸的不负责任：一封来自寄宿学校的晚会邀请信，发信人是他的儿子，一个家里人从没听说过的儿子。比利本能的把信从邮箱里取出来，在他父亲回家前把信藏了起来。马克思劝他保守秘密。结果，从此马克思就通常对他儿子的诡计和争吵采取纵容态度。 有一次，当比利在用石头当足球踢的时候砸碎了商店的窗户。他向店主许诺赔玻璃后，跑回家去对他父母说他要学习打字和速记，所以需要额外的钱在学校吃饭。比利的诡计一直保持得很好，直到一个星期天，他父亲有一封紧急的信要发，顺便也要测试一下儿子的技术。这男孩装模作样听着，然后噼里啪啦地在父亲的打字机上乱打一气。当马克思要看看那个可悲的结果时，却看到纸上空无一物。父亲好像已经知道了所谓的课程只是个谎言，他儿子都是在彼得足球场里消磨时光，就像比利也知道他爸爸大多数时间都是去赛马场而不是去办公室一样。 从第一次他在旅馆城偷服务员的小费开始，小比利·怀尔德就敏感于他可以躲过多少次偷盗罪的惩罚。他还记得他把他父亲的上等葡萄酒倒得只剩底儿，还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偷一个半瞎的老邮票商的贵重邮票。“但是他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老，也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瞎，他抓住了我们。”怀尔德回忆道。幸运的是，在被送往警察局之前，这两个小偷就顺利逃脱了。 比利在他能找的所有地方寻找零花钱。一个住在他们在Fleischmarkt的家的街角的妓女给他两个kreuzer让他在她有客人时照顾她那两只脾气暴躁的德国猎犬。这是个肥差，在她被警察突袭时被带走之前，这孩子就已经把狗弄走了。 比利的预算因为他的新爱好而大幅提升：电影。在一家人被迫放弃他们在第一区的房子之前，离他家不远就有一家电影院，在Fleischmarkt和Rotenturmstrasse的拐角处。在美国的救济包裹填饱了比利的胃的同时，好莱坞电影也进入了奥地利，满足了他的幻想。从前他母亲为了布法罗·比尔牛仔戏而激动得浑身发抖，现在，比利把自己沉浸于美国西部的旷野之中，还有众多银幕英雄的冒险，像汤姆·米克斯（Tom Mix）、威廉·S·哈特（William S. Hart）以及霍特·吉布森（Hoot Gibson）。他在看卓别林和基顿的棍棒喜剧时大喊大叫，崇拜英勇的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我记得通货膨胀时，他居然提出要买下奥地利！他开价一千万美元买下整个国家——能动的、不能动的，还有华尔兹。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是至少……我喜欢它。还有个百万富翁要买下Fench城堡，一个希腊岛屿。但也不像费尔班克斯，他要买下整个国家。他给我上了一堂课，他是我所认为的英雄。 就像许多十几岁的孩子一样，比利在电影院遭受了他的第一次情感打击，给他重创的是一个叫格里塔（Greta）的女孩子，他每天在公园中打网球时见到她。他向他的朋友埃贡（Egon）征求意见，那是一个人人敬仰的男孩，因为他十一岁就得了淋病（后来被确认是麻疹）。埃贡给他制定了引诱那女孩的计划：邀请她去看电影，给她买块巧克力，在黑暗的剧院里握住她的手，接着移动身体，简单得不得了！这个计划暂时奏效了，格里塔接受了他的邀请（怀尔德相信主要是《激情的风暴》（Storms of Passion）中的阿斯塔·尼尔森（Asta Nielsen）的功劳），然后是巧克力，然后是比利的手，当比利的手肆意漫游，一点一点地接近格里塔的短裤时。忽然，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接着灯亮了。引座员找到了红着脸，正困窘的面带苍白微笑的比利，他的手正被格里塔的两个膝盖死死夹住。 性也让比利在学校遇到了大麻烦——也许这就是他第一次燃起艺术的激情？他临摹了一张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裸画。怀尔德的老师认为人不可以看也不能有想看这位奥地利最伟大艺术家的私处的想法，所以这张素描被认为是色情图片，于是怀尔德转学到了位于第八区Buchfeldgasse的Realgymnasium Juranek，一所擅长于理科，专收“问题学生”的学校。不幸的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是比利的弱项，同时，他又在文学、历史和语言方面强于别人 这所三层楼的小学校位于一条狭窄的巷子里，正冲着施塔迪翁酒店（Hotel Stadion），一家专门按钟点出租房屋的酒店。怀尔德说他花了三年时间来学习准确的判断什么人会进入施塔迪翁，从此以后，他的眼睛就再也无法离开学校的窗户了。比利可以认出每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姑娘，也可以轻易的判断出哪位客人是已婚的，因为他们在进入酒店前都会紧张得东张西望。 怀尔德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有一头华丽的红头发的人为他的教室白日梦添油加火。每到一星期的特定时间，他就得从梦中醒来，步行到弗里兹（Fritzi），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施塔迪翁定下一间客房，用的是假名：芬斯特布施夫妇（Herr and Frau Finsterbusch）（这是他法语老师的名字）。 在怀尔德多姿多彩的少年时代的背后，有一个未被提及的巨大的阴暗面——作为奥地利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一员所不可避免抱有的个人意识。“奥地利有很多面，”怀尔德回忆道，“这是个小国家，只有七百五十万人，其中二百五十万在维也纳，这就像是个有着巨大脑袋的婴儿……但是我认为在这里纳粹主义势力很大，甚至要大于德国。不要忘记希特勒先生就是奥地利人。就像他们现在说的，奥地利人绝对是魔术师——他们使全世界都认为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国人。我经常陷入和当地报纸斗争的麻烦境地，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在学校里的时光，还记得人们对我的那些态度。最有名的奥地利人，不管是施尼茨勒（Schnitzler）还是马勒（Mahler）或者是勋伯格（Schoenberg），他们都是犹太人。反犹太主义的根源与血统是来自教育的缺乏。这是不可能根除的，它已经有两千年甚至四千年的历史了，而且一直都在发展 第二章：报道维也纳 比利·怀尔德说，当一个犹太妈妈有两个儿子时，你就总能听见她在大街上对路人说：“嘿！来看看我的儿子，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 怀尔德说这些是为了解释他为什么在Realgymnasium Juranek毕业后要去维也纳大学学法律。他妈妈一早就放弃了让儿子威廉从事医药学的梦想，他现在在纽约，是一个女士钱包的生产商。所以，为了使母亲开心，比利不得不进入民事案件和法律条例的世界，这无聊得让他发疯。 三个月后，十八岁的怀尔德离开了学校，今天，唯一一个可以看到这位导演对当年的决定表示遗憾的地方是在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他的传记作家莫里斯·佐罗托（Maurice Zolotow）的答复上。对于佐罗托而言，怀尔德的辍学是一个突发的秘密。的确，肯定有一个理由使这个年轻的维也纳人作出这个改变他生活的决定。佐罗托认为他在伊尔塞（Ilse）那里找到了原因，一个在位于Ringstrasse的唱片店工作的漂亮、活泼、年轻的店员。比利定期去那里听刚从美国进口的爵士乐唱片，并在那里找到了流行乐方面的知己：这个爱开玩笑的可爱女孩。他们一起去舞厅，比利向她展示新学到的探戈和狐步的技巧。他们一起漫步，在咖啡店里一起度过漫长的时光。根据佐罗托的说法，伊尔塞是怀尔德生命中的第一次伟大的爱情。 接着，佐罗托说，一些朋友在Karntnerstrasse玷污了伊尔塞，当她在午夜时浓妆艳抹的勾引客人时。他们告诉比利，并把他带到伊尔塞的那个街角让他亲自看。这个青年学生愤怒的看着他的女朋友，然后因羞愧而厌恶她，不久之后，佐罗托声称，怀尔德离开了大学。 对佐罗托而言，这个所谓的伊尔塞事件是怀尔德生命中的核心事件，那个妙龄少女成为这位作家1977年发表的传记的高潮。他说，这个童年创伤解释了怀尔德一生的愤世嫉俗的态度，以及对女性的有问题的看法。也说明了怀尔德所有个人作品中的妓女和坏女人：《伊尔玛•拉杜丝》中的雪莉·麦克莱恩，《吻我，傻瓜》中的金·诺瓦（Kim Novak），《双重赔偿》中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外交事件》中的马琳·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盛大的节日》中的简·斯特林（Jan Sterling），《幸运儿》中的朱迪·韦斯特（Judi West），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尔摩斯的私生活》中由吉纳维芙·佩奇（Genevieve Page）饰演的那个名叫伊尔塞的间谍。但是，有一个理由可以推翻这个推论，那就是怀尔德电影中还有很多好的、吸引人的、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形象，至少他的电影中，男性恶棍要远多于女性。所以为什么不让怀尔德自己来说明呢？ “（托罗托版本）用最初级的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导演愤怒了。“像他说的，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姑娘，接着发现她是个妓女，于是，我就恨女人了。” 怀尔德直言不讳地说：“我一开始就知道那女孩是妓女，她很可爱，并且我是向她付钱的。我一生中有很多妓女，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 怀尔德说对法律的厌烦是他离开学校并投身于记者行业的唯一理由。家庭也没有因此天翻地覆，当时的经济状况一团糟，任何来自比利的额外收入都是受到欢迎的。 为什么是当记者？“我不知道，”怀尔德耸耸肩，“我很擅长写短故事并且会登在校报上。我觉得那将会是一种有趣的生活，不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我只知道我将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盗窃、谋杀、梵蒂冈发给维也纳大主教的信，这些事情我都做，真的很有趣。” 怀尔德突破束缚进入新闻界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出性喜剧，就像他年轻时的大多数故事一样。在维也纳的编辑室里做完了无休无止的工作之后，这个年轻人在Die Stunde找了份工作，一家坐落于Canisiusgasse 9的日间报社，离他位于Billrothstrasses的父母家不远。怀尔德第一次到那里是在下午，他看到里面只有几个清洁女工。“人们都在哪里？”这个迷惑的申请者问道。“你去一楼找找。”其中一个清洁女工咧着嘴冲他微笑。怀尔德下了楼，只看到了一间间空空的办公室，门都大开着。接着他听到里间办公室传来了嘈杂的人声。他过去敲了敲门，没有回应，只是继续嘈杂着，“听上去像是有人得了哮喘。”他再次敲门，接着小心翼翼的打开门，一个又矮又胖满脸长着灰色尖胡须的男人正和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那男的跳了下来，拉上裤子。女的迅速把裙子拉过膝盖，拿了个记事簿仓促地走进了隔壁的房间。 “你来干什么？”这个惊慌失措的色鬼嘟囔着。怀尔德站在原地回答：“我是来找工作的。”那个长胡子男人的表情从焦躁变成了为难，他告诉这个年轻人现在有一个空缺。怀尔德还记得他那自大的答复：“就像他们说的，在正确的时间到了正确的地点。” 那个自称为情圣的人是五十岁的汉斯·利布斯特洛克（Hans Liebstockl），维也纳最重要的戏剧批评家之一，他也为Wiener Tagblatt日报写文章，更是Die Stunde的主力军。就在这一年，他被Die Stunde的匈牙利出版商伊姆雷·贝凯希（Imre Bekessy）指派为新发行的戏剧周报的总编。尽管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很尴尬，利布斯特洛克还是很喜欢他的新员工，尤其赞赏他遣词造句的天分。怀尔德记得有一个他逗笑上司的例子——有一次维也纳当地一个很胖的名人去世了，比利在讣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悼词：“也许他死后能够变得像泥土一样轻。” Die Stunde还带有些许黄色小报的痕迹，它也会刊登一些维也纳世俗生活中的闲话和耸人听闻的消息。报道需要简洁而有力，而跟踪名人会见更会有额外奖金。首先，怀尔德无权写文章，事实上他只是负责在街上来回巡视以及接听电话。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挖掘体育消息和本地犯罪消息上。他和他那些来自竞争对手的同行们一起在警察局边上的咖啡馆里打牌、下棋或者打台球，当红灯一亮，就意味着有事发生，要开始工作了。对于怀尔德而言，工作中最差劲的部分就是去采访那些谋杀嫌疑犯家属，一边假意问候他们，一边设法拍到他们犯错的孩子的照片。 比利的另一个管辖地是维也纳的天主教辖区，在那里他认识了红衣主教帕切利（Cardinal Pacelli），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二（Pope Pius XII）。怀尔德有了放纵他对体育的热情的地方，他想方设法采访著名的足球、网球运动员，也很小心的去采访美国名人，有一次他采访了著名的匈牙利剧作家费伦茨·莫尔纳（Ferenc Molnar），大约三十年后，莫尔纳的独幕剧成了怀尔德的发生在冷战时柏林的喜剧《一，二，三》的蓝本。 怀尔德后来的朋友沃尔特·赖施（Walter Reisch）（也是《异国鸳鸯》的合作编剧之一）说了这个年轻的记者的一件事：“发掘秘密的诀窍就是去采访。举个例子，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巴兹尔·扎哈罗夫爵士（Sir Basil Zaharoff）——他把军火卖给法西斯政府。没人见过这个人，比利知道了他的火车将在维也纳停留两个小时，就径直走上了火车对他进行了采访，那人对这种放肆的行为相当惊讶。 怀尔德追逐名人的才能在1925年的十二月得到了一次伟大的展现，Die Stubde的编辑打算发一个关于正在上升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假期特刊。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被派去采访维也纳最有权势的那些人的看法。因此，在一天之内，怀尔德采访了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剧作家亚瑟·施尼茨勒，以及——相当简短的见了一面，就一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怀尔德的回忆里，施特劳斯非常赞赏墨索里尼的领导质量，而阿德勒则开始对这个意大利独裁者进行精神分析，施尼茨勒在谈话中预言法西斯主义永远不会灭亡。在说到弗洛伊德时，怀尔德记得他去了他位于Berggasse区的公寓，把名片递给了女仆，“她让我在起居室的客厅等着，在奥地利或者稍晚的中欧。人们把公寓和办公室合在一起。教授先生正在吃午饭，她把名片交给了他。”在快速穿过房门时，这个记者见到了治疗室，以及那个著名的躺椅，那比他想象的要小。“到了院子，弗洛伊德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名片。他说：‘你是Die Stunde的记者？’，我说：‘是的，教授先生！’接着他指着出去的门说：‘门在那里！’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他能够使我有幸被弗洛伊德亲自赶出去。” 因为Die Stunde是正午发行的报纸，所以这个小记者经常是在下午睡觉。而执行任务通常是在傍晚的时候，等到了办公室已经是午夜了，然后一直工作到上午九点或十点。他的工作使他难以开始浪漫生活，特别是自从他现在搬进了一间小供给房之后，还要忍受女房东多事的目光。事实上他是被禁止带女孩到房间里的，怀尔德告诉莫里斯·佐罗托他经常站在门口做爱，他说他的这个令人不舒服的妥协将会在他后面的人生中造成严重的后果。 1926年五月，怀尔德进行了一次永远改变他一生的采访。保罗·怀特曼（Paul Whiteman），美国著名指挥家，以“爵士之王”著称，暂住在维也纳豪华的布里斯托尔酒店，在他的欧洲旅行演出途中做短暂休息。“怀特曼将有五场音乐会，”怀尔德回忆道：“在伦敦、巴黎、柏林以及阿姆斯特丹。第一部分是大的标准演出，第二部分是格什温（Gershwin）的《忧郁的Rhpsody》（Rhpsody in Blue）。在维也纳，我用我恶心的英语访问了他。”为了掩饰他的编辑对音乐的一无所知，怀尔德自己带给怀特曼一些维也纳作曲家新近写的歌，还有大指挥家对它们的看法。其中有一首《玛丽娅，你比日光更可爱》“Madonna, Du Bist Schoner als der Sonnenschein”怀特曼很喜欢，并把它作为他演出的保留曲目。这首歌后来被改编成了美国版本《太阳下山后》。 怀特曼很快就和这个热切的喜爱美国爵士的年轻的维也纳人熟了起来。就怀尔德那方面说，他是非常胆怯见到爵士之王的，他还带着个黑人男仆，看上去那男仆的唯一工作就是给指挥家的留声机上发条。接着，这个记者成了怀特曼在维也纳的私人导游。“一次，”怀尔德回忆道：“我说：‘我想去柏林听演奏会，但在这里没人会为我付票钱。’那些日子里，你知道，我做报道都是走着或者坐电车，除了出版商没有人有汽车。怀特曼喜欢我，我凭他的邀请去了柏林，我再也不会回维也纳了。” 为怀尔德付帐的是一个叫弗雷德（Wrede）的人，他是怀特曼这次旅行的组织者，他还有一家音乐公司布洛赫与埃尔本（Bloch&Erben），曾经发行过《圣母玛丽娅》（“Madonna”）。这个小记者给Die Stunde请了个短假，并保证会带回一篇关于怀特曼的柏林音乐会的报道。但是他自己心里清楚，永远不会有那篇报道了。这一切结束之后，他说：“柏林是每一个记者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