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郭敬明的文学金矿

会客厅的柜子里放着很多摆成金字塔状的蓝瓶巴黎水，一侧的墙上有一面巨大的镜子，接受访问前，郭敬明会在这里化妆。他会事先告诉化妆师，“要深邃一点，让五官浮现出来”，然后喝下助理拿来的一小罐燕窝，这是他接近中午吃的惟一的食物。这幢公寓位于上海地价最贵的静安区，后面还有两幢，几年前他就看中了，很喜欢，后来知道是汪精卫四姨太的旧宅，他买下了它。 他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了内部装修，深棕色系的西式家具和木地板，晃到人眼花的水晶灯，几张高背椅围着长会议桌。两排气势宏大的书架上陈列的全是公司旗下的出版物，小说、杂志、漫画。一头鹿的根雕摆在会议桌前，树枝状的鹿角朝两头散开。这里到处可见与鹿有关的物件，让人联想到他的第一部小说《幻城》，故事背景是一个几乎与现实不沾边的雪国，这本小说是他在年轻人中大红大紫的开始，至今卖了三百八十多万本。他旗下的主力作者落落说，那时她就知道《幻城》一定会红，“因为在当时的《萌芽》上看不到那样的文字。” “我喜欢动物，”郭敬明告诉我们。在这个既是公司又是家的旧式洋楼里，他养了3条狗，看门的是一只棕毛哈士奇，另外一只贵宾和一只金毛是私房里的宠物，不常露面，陪着他待在阁楼里——那里除了打扫卫生的阿姨，没人被允许踏入，他说自己会在里面读书、看电影。 他双手手指飞快地在手机屏幕上挪动，眼下正是他的导演处女作《小时代》即将上映的档口，他频繁接触媒体，一天排了三四个采访。他甚至不吃午饭，扫一眼采访提纲，很快就放下。“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符号的郭敬明，需要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他的声音带着嗲气，接着是一串排比句，提及了他的多重身份：作家、出版人、老板、艺人。 “工作啊，大家互相都是工作，我喜欢专业的人。如果跟我合作不专业，我就会不是很高兴。”在和助理开了几句玩笑后，他突然沉默下来，接了一个电话，显得很生气。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不容任何反驳。挂上电话，他低着头发短信，处在一个谁也别打扰我的气场里。 淡金色的头发已经吹开，一张白皙的少年的脸异常熟悉，他迈着轻快的步子准备接受下一个访问。 老天赏给你的这口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红，也许是他的命数。”有着一头微卷长发的落落，眨着迷蒙的眼睛，话语里，似乎勤奋、聪明已经无法解释郭敬明为什么会这么红。 2005年，两个年轻人在一家泡沫红茶店里谈下了合约，落落是郭敬明最早签下的作者。在他的力推下，她的书卖得很不错，好的两本销量达到了三四十万，尽管这与郭敬明动辄上百万的成绩仍有差距。 如果不是在郭敬明策划的《岛》上发表作品，落落从没想过自己会写小说。认识郭敬明之前，她在动漫杂志工作，也写漫评，在动漫迷当中小有名气。等到《最小说》创办时，他们在宣传海报上给了她一个新的称号：校园女王。 从《岛》到《最小说》，3年时间，发行量从每期20万册蹿到60万册。百度上，《最小说》被描述成“旨在刊登最优秀最精彩的小说，力求打造成年轻读者和学生最喜欢的课外阅读杂志”。 “小四还是很有蛊惑力的，他当时就说要做一个平台，把这些作者都集合到这个平台上，然后用自己的影响力把这些作家推广出去。我们一听，觉得蛮有前景的。年轻的时候，你不会想很多，不成功会怎么样，成功会怎么样，把这件事做完就可以了。”阿亮说。他是郭敬明最初的合作伙伴，现在已是最世文化公司副总。他们曾是大学同学，因为选修同一门课熟悉起来。 落落的家位于上海一处高档住宅区，家里有一只性格活泼的萨摩耶。客厅书架上摆满了她和爱犬的照片，以及数量可观的漫画书。她的脚趾涂着红色指甲油，会抱着狗在地板上玩闹。郭跟周围的人说，落落身上有少女情怀，有别于市场上流行的其他女作者。 落落是个宅女，不爱出门，一度连郭的电话也不接。出书后，她开始频繁和郭一起参加签售。她身高1米74，总是安静地站在郭的身旁或身后。第一次和郭出去签售，被他的疯狂粉丝吓到，才知道他有多红。 她已经出了9本书，多是校园题材，她有点厌倦，开始尝试现实题材，写了一本关于剩女的书。写得不顺手时，老板郭敬明会在凌晨两点开完会后突然造访，陪她聊到6点回公司继续工作。 “我很享受帮助别人成功的快乐，不输于我自己成功。我看见别人成功，我有帮到他，那也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郭敬明非常得意地说。 他还说到公司另一位人气作者笛安(作家李锐和蒋韵的女儿)，前两年拿下一个主流文学奖项，他坐在台下激动到流泪。他很看重那个奖项，同在台下坐着的还有来领杰出成就奖的苏童。笛安的获奖小说曾在《最小说》上连载半年，长篇出版时，首印数是20万。 畅销书之外，他给这两位他最欣赏的女孩找了一条新路，让她们分别主编一本杂志。“他觉得我和笛安是两种路线，读者也是没有重叠的两类人，一本类似生活方式，一本更偏向严肃文学。” 并不是每个作者都像落落和笛安一样受到郭敬明和市场的青睐，但每一个签约作者至少都由郭本人亲自看过。只要作品能够说服他，就会考虑谈合作、签约——当然，他需要靠他们青春的文字和气息去占领市场，征服读者。什么样的作品会吸引他?独特的辨识度。 “写得好的人很多，写得有自己特色的不一定有那么多，”郭敬明说，“你看这个社会上、市场上真正能够被人记住的、留得下名字的，我也好，韩寒也好，安妮宝贝也好，苏童也好，或者余华、莫言，每个都有独一无二的风格，这是其他作家做不到的，或者你学也学不像的，这个就是老天赏给你的这口饭。” 面前的年轻人永远都是17岁 “你们觉得哪个身份最符合小四?”主持人曹可凡大声发问，底下的学生齐声高喊，“作家!” 30岁生日这天，郭敬明回到母校上海大学做活动，一下车就被疯狂的学生围堵，能容纳百来号人的报告厅连台阶上都挤满了学生。两个英语系的女生站在过道上痴迷地张望，地上摆着两套还没来得及拆封的《英国诗歌选集》，旁边是一个山寨版Gucci包。 郭敬明走进报告厅，全场沸腾，少男少女尖叫，半空中浮动着各种数码产品，手机、iPad、相机，试图在人群里捕捉他们的名人校友。郭敬明穿一件月白兰纯色衬衣，系深灰格子花纹的窄领带，打结的位置还戴了一枚四叶草胸针。他“逆生长”的样子非常符合学生们的期待，闪光灯很快将他瘦小的身体吞没。 校领导致辞称他为“尊敬的郭敬明先生”，尽管他只在这里断断续续读了两年书，而学校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晨跑”，他说，人群里发出哄笑和掌声。他没忘记卖萌，“我可以拍一张你们吗?”学生的情绪更加高涨，拿着手机拍照的郭敬明再次被半空浮动的摄像头吞没。 投影幕布上回顾了他这些年的成绩：1600万微博粉丝(现在是一千九百多万)，2000万读者，连续10年入选福布斯名人榜……快速剪辑中，闪过的是一张张偶像照，照片里的他，梦幻，迷茫，带着淡淡的忧郁。 他说，自己是在半推半就中成为偶像的，“我在刚开始出书的时候，也不拍照片。成名之后，你每次去一个地方，记者就说，唉，来，小四，拍个照片!唉，要帅点!唉，那个动作!唉，化妆师补下妆!大家会要求你变成一个偶像，比如我去参加一个签售会，主办方说麻烦穿下正装，不太正式麻烦打根领带，久而久之我自己也会习惯，哦，可能应该是要这样。” 越来越热烈的气氛中，大学老师害羞地上台讲述有关他的事迹，比如点名从来见不到人，比如拿一本盗版书帮同事的孩子找他要签名，学生们被逗得很开心。提问环节，第一个女生在一片起哄声中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撇过头去几乎要哭出来，仿佛见到久别重逢的恋人。 不是每个粉丝都能见到他们的偶像，但这并不妨碍郭敬明的辐射力。23岁的小巫，上大学以前，一直生活在某个二线城市。在老家，可读的东西很少，学校里订的是《第二课堂》和《少先队员》。她第一次读郭敬明的小说，就被书里的人物和情节深深迷住了。“疯了”，她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和同学。 即使是现在，小巫每次放假回家，都会不自觉地地翻翻郭敬明的书。那些小说有她情感上的寄托，也是求学路上的励志读物。“我们以前校园里的状态就是拼老命也要考进一所不错的高中、大学，进去以后才发现自己仿佛陷在一个围墙里，不知道怎么表现自己，学习上遭遇了很多迷惘，心里也有很大的落差，这些情感在他的书里都有涉及。” 在郭敬明身陷抄袭风波时，小巫还专门找到那本书来看，“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我们当时甚至觉得这是炒作，因为大家都很好奇郭敬明抄的那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但看完后还是觉得郭敬明的那本才深入人心。”——这是郭敬明粉丝在他涉嫌抄袭时的标准说辞之一。 这样的情感跟直线距离一千一百多公里外、坐在上海豪宅里喝着冰可乐的郭敬明看起来没有多大关系。他去签售时也不会再有当年那种兴奋的感觉，他用一种饱含深情的、过来人的语气说，“看着自己一路走来，10年前，一批17岁的年轻人对着17岁的你尖叫，你也跟他们一样年轻、激动、热血。10年过后，你还是在这里，一拨一拨人不停地换，当年17岁的人已经结婚生子。有时我会觉得我身上的时间是凝固的状态，我面前的年轻人永远都是17岁。”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 我们获准进入郭敬明的私人会客厅。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欧式奢华风。一盏价值不菲的水晶灯悬在正中央，明晃晃的，映衬得底下的杯碟们更光洁。助理挪开这些东西时，紧张得身子都有点僵硬。对郭来说，这间屋子里都是宝贝，沙发、地毯、雕塑、油画。油画画的大概是几个世纪前的某位欧洲名人。郭敬明喜欢坐在一侧的沙发上，“他眼睛是看着你的”——他享受别人看着他、关注他。上高中时，他就在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写作是孤独的，但他不要这样。 他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少年，因为两次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都获一等奖而为人所知。这个比赛的部分一等奖获得者被名校破格录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进去，一方面展示才华，更重要的是获得一张直升名校的通行证。郭敬明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高中写的文章中，曾多次表达了对复旦大学的敬慕。 他出生在四川自贡，父母都是普通人，和很多疲于备考的高中生一样，他喜欢上网，在“榕树下”写文章，那些文字跟其他同龄男孩相比，更加敏感、细腻。他喜欢苏童、安妮宝贝，也会被网上写得好的无名作者打动。他为电台做过撰稿人，“身价是千字25元”，他离开时，对方用千字50元挽留他。他拿稿费购物，3个小时里花光3个星期写字挣来的钱，他在文章中写道，一下子花光自己千辛万苦挣来的钱会有种血淋淋的快感。 另一个世界在召唤他。他拿到了《萌芽》寄来的复赛通知挂号信，要去上海了，“那个像海上花一样漂浮游移而又色彩绚烂的城市”。 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时，这座城市带给他的冲击。飞机在晚上降落，一出地铁就是人民公园，繁华景象与他之前生活的小城截然不同。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城市法则。你只要在这个城市很成功，没有人care你来自哪里，没有人care你是不是上海人。你真正在这个城市成功，别人也不会因为你是外地人去排外。别人排你可能是因为你的地位、收入、在社会上所处的层级，这是上海蛮残酷的地方。它很现实、很冷漠，但同时你也不得不承认它很公平。它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个城市多多少少会改变你的观念，你对世界的看法。它让你明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 某种程度上，上海塑造了现在的郭敬明：“这个城市这么大，生活成本又非常高，所以无形之中也加剧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忙碌的，非常现实、非常功利的。”“到上海，我更多学的就是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借口，你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成功了就是成功了，别管什么原因，它就是一个结果论。” 抄袭事件之后，他接受访谈时的话，也能看到“结果论”的痕迹：“无论你回应也好不回应也罢，这件事情总会消失的，可能半年、一年、三年或者五年——我的书一样在卖啊，人气也一样在啊。” 特别就在于特别畅销 “当时他的负面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关于剽窃这块。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个放在其他出版机构，基本摆不平。我们在他来了之后，做了大量工作，要正面宣传他，包括后面许多活动都让他的形象更正面。我们在媒体把控、媒体资源方面的优势比他高很多。正如他自己说，到长江以后，他挣钱了。”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金丽红说，“韩寒和郭敬明的区别就是一个单打独斗，一个有团队，能够团结一批人在干。郭敬明背后有一批人在干，而韩寒就是他自己，不过是有很多人在问他要稿子，所以就显示出很多人在追他，其实不是。所以我说长江团队和最世团队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很大的忙。如果韩寒也有一个团队帮助他的话，他也不至于会有那么多的流言蜚语，所以团队很重要。” 静安区的这三幢老洋楼，最世文化公司实际上刚搬入不久，楼内的结构还保持着原样，只是里面的人不是当年的姨太、丫鬟，而是一张张80后、90后面孔。这里是编辑和后期制作中心，每个月3到4本杂志、七八本单行本会在这里诞生。 “如果找年纪大的，做不了我们这个行业，也很难去理解或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蛮特殊的，你要去做的话必须要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和长江文艺之间，我们是内容提供，他们是分管出版发行，分工很明确。”阿亮说。 在郭敬明的出版谱系里，有《最小说》、《最漫画》、《放课后》、《文艺风赏》、《文艺风象》等多本杂志，签约作者有75人。作者们先借由杂志平台在读者中由生变熟，渐渐炒热，接着出版自己的单行本，去各地宣传签售，继续出书……如此循环。 郭敬明曾对周围的人说，你想找人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帮别人想好赚钱的方式，这样别人才会跟你把这件事做成。 “培养一个团队，需要周期很长，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怎么来分工。”长江文艺副总黎波说。金丽红也感叹郭敬明经营公司毫不含糊，她曾对郭说，“你这么小个儿，但内含的能量极其庞大。” 今年三四月份，长江团队和最世团队一起去乌镇做工作总结。“他讲话的时候，把他们的人批斥得体无完肤。当他去指一个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毫不留情，我们听得有点目瞪口呆，觉得底下的人都受不了。” 后来金丽红问一个员工：郭总这么批评你们受得了吗?对方说，这非常正常，他平时说话就这样。“他不会跟你绕弯子，这跟他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他是非常直率的人。后来我跟他的中层一起，那些也是他的朋友，都说不在乎这种事。” 郭敬明公司的人对他的评价大致围绕这几个词：聪明、勤奋、点子多、精力旺盛以及执行力强。“他吸收得很快，你接触到一些东西以后就忘记了，但他可能就吸收了。”阿亮说。 比如一个叫文学之星的选拔比赛，就是郭从看过的一些国外选秀节目吸收来的经验，“他觉得这个也可以应用到文学上来。” “我觉得市场本身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概念，但任何一个市场都需要有一个产品去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没有一个人希望他的产品只受一两个人的喜爱。郭敬明迎合的就是这样一种规律，他的东西受众群体大，喜欢的人多，我们说这是一个市场中特别的品种，特别就在于特别畅销。”金丽红这样概括郭敬明的出版之道。 文学流水线 上海小伙子叶阐因为参加文学之新比赛，拿了第二名，签约到郭敬明旗下。他从小喜欢画画，毕业后的工作是女装设计助理，渴望出自己的绘本。大四那年，他从第一期《最小说》买起，没有落下。在公司里，他发现，跟他一样的两栖作者不在少数，全都能写能画。对这些年轻作者来说，没人会认同“批量”、“复制”这些字眼，他们都相信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叶阐的拿手活是四格漫画，题材多为搞笑、吐槽，比如他会写一个毕业生找工作失败后的想法。郭敬明觉得那些漫画有趣，鼓励他出书，于是他出了两本书，一本叫《当我们混在上海》，一本叫《辞职前我都干了什么》，其中一本卖了二十多万册，跟同期出书的其他作者比，还不算多，三四十万、四五十万销量的也大有人在。对于叶阐来说，创作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是很轻松的事，他甚至在上班时又写又画。 最世副总痕痕说，“我们能给他们一个确凿的平台，比方在其他出版社出书，卖个两千五千是很常规的，但在我们这里，是有一个长线的包装。我们签约也不是签一两年，我们的合约期很长。我们会提供给新人这样一个平台，包括编辑会跟你聊一些点子等等，有一个长线的包装计划。” “我们首先会对作者有个明确定位，与市场上其他作家区分开来。然后会建议他们在《最小说》上有持续的曝光率。出书的话，我们会做选题去推广，在《最小说》上也有一些小栏目，大家可以积极参与，等于是说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去经营潜在的读者群。” 当然，郭敬明本人才是这个平台的凝聚力所在，只要他稍稍推荐，任何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作者都可能人气暴涨。 而他对市场的敏感甚至细到了书的选题和写作。“审我们签约作家稿子的时候，他会对我说，这个点选得很好，但是没写好。” “他时常会想到一些点子，比如当下什么话题是值得写的，上海有知青的家庭，父母在外地结婚了，知青的小孩会返回上海，可能会借住在亲戚家里面，父母也不在身边，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他说知青的小孩和上海的小孩原本都应该是平等的，现在他们的心理会有差异，他们这一辈的人会背负父母一代的不甘、梦想离开上海，又带着父母的期望返回上海，他说这个话题是值得写的，也是个社会性话题。他有这个点子之后，会给到我们公司的签约作者，然后看谁适合写这个，就会去跟他聊，‘你要不要写，你要写的话先写三章出来我看看’，如果对方写不了，再放弃或者换人。”痕痕说。 在这个平台上，有时才华并不是定输赢的关键，更重要的一点，是才华发挥在市场最需要的地方。每年年末，“码洋排行榜”前15名的签约作者都会被邀请前来上海参加公司内部年会。众人盛装出席，这也是检阅他们创造多少价值的时刻。 同是新概念出身的作家张悦然也承认，市场或多或少会给作家带来一点鼓励。她开始写作时，还在新加坡念书，读计算机专业，几乎已经放弃文学。直到几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获得了读者的肯定。随后她出版了第一本书，市场反响很好，有出版社找到她，希望与她签约。 “市场的肯定对一个初涉写作和出版的年轻作者来说，的确是需要的，否则很可能难以继续下去。”但她并不认同完全以市场为衡量标准的写作，“我始终认为，销量不是衡量一个作家优秀与否的最主要参考标准。销量多只是证明这部作品可读性更高，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共鸣。每个人对优秀的定义都不同。销量也可以肯定一种‘优秀’，它与可读性和广泛关注及共鸣紧密相关。 “能够敏感把握市场、应运而生的作家，也是具有天赋的。我不会认为他们是单纯的投机者。当然，市场的引导可能会破坏某些作家的天分，改变某些作家的命运。” 吆喝的和不吆喝的不是一种东西 新概念15年，80后写作、青春文学这些词语反复被人提起，伴随着当事人的成长和变化——韩寒变身赛车手和意见领袖，张悦然主编一本纯文学杂志，更多没有被记住名字的80后作者各归各位，与文学梦渐行渐远。 郭敬明最终成为青春文学市场上的赢家，他被市场需要，同时也培育了一个更广大的市场，更多年轻人进来，消费文学，享受小说——把文学、写作者商品化的同时，理所当然地招来大量的批评。 曾担任过新概念评委的小说家马原说，他对青春文学抱着宽容的态度。“对年轻人应该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鼓励为主，批评不一定有特别实在的意义。我不太愿意批评年轻人，在过程里有问题很自然，没问题才不正常。” 儿子在欧洲生活了9年，马原并不知道他在写小说。直到小说发表，马原才知道，发现他写得比想象的要好很多。当然，儿子受欧洲传统小说影响，在那里，小说离市场还很远，“他不知道眼下的中国所有东西都在卖。” 从儿子的写作中，马原看到了文学生生不息的魅力。尽管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不觉得小说会被市场搞坏，他相信小说的精髓、精神和灵魂会留下来。“现在更常出现在媒体上的成功作者是写电视剧的，真正写好小说的人实际上没有被公众认同，市场上炒作出来的新人，不会真正伤害小说的精神和灵魂。” “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阅读方向，代沟一定存在。”马原说，“这辈子我没找任何人帮我吆喝，我这个人比较被动，对这个没有期待，也不想社会上吆喝我的作品，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东西重要。他们一定是把自己的东西看得很重要，，所以他们的自信、勇气比我们更多。 “小说家也有不同，有的开始就吆喝，有的就管写。我理解的这个职业像手工业，是很个人的东西，不过现在手工业也吆喝，也大卖，另一些就比较寂寞，各个时代都差不多。在我看来，吆喝和不吆喝的作品不是同样的东西。 “纯文学里，小说越来越式微，就像我以前说小说死了，我解释过，作为公共艺术的小说死了，像诗歌、戏剧一样走进了漫长的博物馆阶段。但小说不会一下子死掉，它是大动物，死亡期漫长，还有很长的路，还有回合。小说整体式微，走向墓地，期望年轻人去完成起死回生的使命是有偏失的，我不批评他们，他们很不容易，处在小说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