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合肥》杂志专访祝凤鸣：云静处，掌灯人

云静处，掌灯人 ——跨界文人祝凤鸣 撰文-孟竞 飞翔的鸟 洁白的羽毛 一万盏微弱的灯火 在极远的风中燃烧…… ——祝凤鸣 1987 祝凤鸣，1964年生于安徽省宿松。诗人，纪录片导演，艺术评论家。 对秩序的罗列是将人生中错综复杂的事件摆放整齐，其实，从哪一页开始，都是完整。 从最近的媒体报道上读到他的消息，由他负责编著的《安徽诗歌》近日出版，而去年出版的《枫香驿》是他写诗30年来唯一的公开诗集；再往前推，电视纪录片《我的小学》获“金熊猫”国际纪录片奖；论文《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锐度与广度》获“第二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 显然，这是一位涉猎广博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尽力做一个甘于寂寞、也力求丰富的‘知识人’。” 他住在隔岸的岛屿，持一盏不灭的烛火 70年代末80年代初，街上三轮车里卖的书都是萨特、弗洛伊德。那时的青年对纯文化持着一份敬意，他将这种情怀保留下来，年少时候对知识氛围的渴望，后来，令他不忘追念。 便慢慢有了这满屋满处的书，从地上直摞到天花板。 昨夜的灯光渐褪了温度，书中人的絮语也停在扣上的那页，被清晨冲淡了。他从书房边的小卧室走下楼梯，坐在餐桌前，不疾不徐吃完早餐，拎上一壶热水又上楼去，一天的读书写作就此开始。书房是间阁楼，白墙，只放一个书柜，一张书桌。桌上书堆起座城堡，靠近手边有一本还未拆封的《里斯本夜车》，编辑推荐语写着：“想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想寻找心中理想境地的人。” 1981年，他17岁，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当时省内文科最强的高校。学生们写诗的很多，且是慷慨激昂的浪漫主义。幸运的，他赶上了文艺理想时代。可他又与同学们不同，他对诗的理解源于对词语的热爱， 一个法国诗人说：在每一个词的最深处，我参与了我的诞生。 “我小时候读古诗，受到了词语的点燃，心灵像蜡烛一样，就烧起来。以后我写文章看到好词语，都要记在笔记本上，绕个弯也要把它用上去。” 而诗人，正是创造词语的人。朱熹写“万紫千红总是春”，“万紫千红”现在连孩子都会用了。海子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人们并不理解他的绝望，这个句子却几乎家喻户晓。语言在诗歌中诞生了，其时人们却浑然不觉，创造词语的人，是在给世界命名。 因为对词语的这份爱，他一直保留着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而他懂得，诗中每一个词的出现都是艰难的，都有可能成为奇迹。他知道，他要成为诗人。 只要下课铃一响，粉笔就做垂直落体 1985年，他从安师大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中学任地理教员。他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上课时很少看课本，讲完了应试的内容就与学生们谈论“逆向思维”，而他的课常被评为模范课程。学生们都喜欢他，只要下课铃一响，他的粉笔就做垂直落体。 久了，他因远离城市而心生苦闷急躁。彼时，体制内的秩序哪里是他能够打破的，他懂得规则，却照样旷课远行。“我是为了实现自我创作，体验生活而离开教师岗位的，我是个作家，要写作品。”高原、名川、深山——西部游历的旅途中，写诗，是唯一的出口。 “因为我分配不好，内心精神高度紧张，念完了大学不能就在乡镇呆下去，所以我希望从诗歌中找个出口，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就区别开来了，我的诗回到了内心的自省，走到了对存在、对本体的思索里。”就在那些游走中，他心中的故乡——“荒凉的忧郁的南方中国小镇”却越来越清晰。 1988年的夏天，他正在四川，买几支铅笔写下了他最早的一批作品：《枫香驿》、《白石坡》，乡愁中暗藏着关于人性与信仰的叩问。 驿道一程又一程 没有一个人能走到底啊 夜色里飞驰而去的消息 都是官家的消息 随后是冬天，飘雪了 枫香驿便渐渐沉寂下去 在一片寒冷的白色里 很少听得见马蹄哒哒的声音 ——《枫香驿》 想起你就想起童年和祖母 小小的燕子在坡上飞舞 清明和除夕的傍晚 夕阳的光辉红红地 照着矮小的黑松 和朝南的墓地 我们把酒和茶水摆在草上 祭奠很早以前死去的亲人 ——《白石坡》 他把这批诗作寄去北京，很快，5月号的《中国作家》刊出了他的组诗，同期刊出的还有海子与开愚的作品。他在一个小书报亭买下这期杂志，“想必海子一定看见了我的诗”。 从神父到纪录片编导，他的心思在古希腊 当时，他在南大旁听宗教系的课，对基督教也非常感兴趣，那是欧洲中世纪的哲学，抽象且深刻，比起地理学科“好玩”得多，于是他立志要做个神父，“把一生都献给神，虽然苦涩，却是多么高尚的事。” 他痴迷于这种苦涩，“其中有种芬芳，像是艾草。精神的苦涩，虽然寂寞，内在有种美。” 幸好，最终他没能做成神父，而是将这种苦涩的美带入了诗，在现代诗的黄金年代，他成为了《诗歌报》的一名编辑。“当时买一份创刊的《诗歌报》，要从四牌楼书店一直排队到青云楼，拉出一二百米长的队伍，人山人海就为买这一份报纸。” 这是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更别提遇见一个专职在家看书的诗人。他的邻居好友有天来拜访，见他正捧着一本很厚的俄国书，且快看完了。问他：“你凭什么就能坐得下来看这么厚的书？” “和这些亡灵对话，它们能教给你真东西，而跟活人对话，会带给你不安感和浮躁。”这是他的真心话，却着实让人感觉到狂傲。 命运很奇妙，1998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电视台招聘纪录片编导的广告，他年龄超过竟然被录取，还是因为公开考试成绩不错。正式入职，初识同事，他撂下一句话：“我不是来开玩笑的。”连他自己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这自信将很快得到证实。 他第一部作品就打破了纪录片必须客观记录的规则。这部用第一人称视角制作的《我的小学》是第一部由他剪辑的纪录片，并且获得了国际性的纪录片大奖“金熊猫”。（与方可先生合作） 《我的小学》以中国的大变革时代为背景，主人公是个36岁的农民，没上过中学。他的几个兄弟有的出国，有的经商，都很成功。大哥告诉他，虽然大家能帮助他，生活没有问题，但他因为文化水平不够，而缺少的是尊严。 农民决心回到课堂，和儿子一起上小学五年级。儿子坐第一排，数学成绩最好，父亲坐最后一排，语文成绩最好。“这部电影在数十个国家放映过，我的手法胆子比较大，确实拍出了一个农民渴望学习的心，在知识中寻找尊严。” 他说，“我不是故意狂妄的”。是，他只是用诗意的情怀浇灌电影。除了手法大胆，他的纪录片甚至经常在中途静默黑场，打上一行诗句。在一部村庄考古题材的片中，他突然插入了海子的一句诗：“两个村庄隔河而睡。”黑底白字，古雅的美，无声震撼。 时光溜走，十年。他保持每个月拍一部片的速度，如考试填空一般。“可我明白自己的的心思在古希腊。”电视台，始终是个制约性的创作行业，这个行业唯有收视率最重要，以及不断重复的想法和灵感。步步紧逼的商业化、娱乐化无处不在，终于，他决定辞职，那年他47岁。 我要买一张船票，到一个岛上重新开辟我的生活 “要有取舍，否则一无所有。而我有我的使命。” 一个朋友说，我一定要买一张船票，到另一个岛上重新开辟我的生活，我一定要重新结交人，重新安顿我。 诗人说，是的，你要到一个岛上重新安顿你的生活。记住，在此地你毁掉的生活，在别处也早已经毁掉了。 “人生不能重复，生活无法假设。我快要50岁了，要把自己理清楚，严谨地做有意义的事情。” 多年的扎实积累，他的知识广博，研究领域庞杂。他擅写文艺评论，且多是涉及哲学、美术、电影、文学等跨界之作。 塔可夫斯基影片《安德烈•鲁勃廖夫》塑造了一个内心苦涩、精神沉醉的圣像画家。三个小时的黑白影像，只在结尾展示圣像画时用到了彩色，他解释其为“苦难之光”：人世的磨难最终会找到它的形象，发出光辉。 与洪凌谈画，他指出洪凌的水墨画寓意深远，画面即便是表面柔媚，画中内里却潜藏一种强大的、稳定的重力，一种沧海桑田的重量。洪凌的画，重视情感感受，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关系和韵律。洪凌解释说，“中国古典美学里有一种原则，源于‘仁’与‘道’，与浑朴靠近。” 诗人与画家的对谈，却并没有执笔或挥毫的隔膜，他们深谙文艺底层韵律，奏出响彻云端的和声共鸣。 这绝非易事。“一篇三千字的评论我需要写半个月，要查诸多资料，这是我的节奏。” 可这早已不是网络时代的节奏。“也许艰难，寂寞，得不到好处……但是要坚持，慢慢就出来了。” “我理解的新安画派都是仁人志士。渐江，黄宾虹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同样因人生中无法实现济苍生，安黎民的理想，最终选择在时代巨变中渐渐退回了自己内心。” “退回内心”是将心沉得很深，内心的景象用笔墨表达出来就是云烟满纸。山水不再是山和水，而成为了他们所描摹的自我精神肖像，真正终老林泉，寄情山水。 三年前，他也将自己的心深沉下去，“文艺即是无用的，我的使命即是要完成自我。”苍白的自我还是丰盈的自我？回归书斋，回归纯粹的文艺世界，找回自我，他决心重拾放下了十年的写作。 真有纯粹的文艺世界？是古希腊先人典籍？是母亲手中那盏烛火？ 文艺阻止不了坦克也影响不了政变，它只能是挽歌，是墓碑的哭泣。他坚信，灾难发生的血泊中，众人哀泣的黎明中，唯有文艺，唯有诗歌能使人回到真善美。 他在大学时候见到一位快60岁的老先生，教先秦文学，写字一横一撇，是极其标准的楷书。走进房间，家徒四壁，就一张小床，摆着的典籍都是秦代以前的。他一声叹息，哦，原来一个人这样过一辈子也行。在最底层、最艰难的时候还有点内心生活，就还有尊严。这大概是文艺唯一的实在用处了——让自己得以安宁。 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在另一个音调中活着的。不管别人评价是好是坏，循着自己心中那一个调子，才是适合自己。“看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感动了我，走在黄昏的街上，我就感觉到很有力，内心丰富、自由、坚定。” 秩序的叙述在这里戛然而止，他手上捧起一本书，流云静止，时间停滞。 他轻轻揭下包着的牛皮纸，露出封面——罗素的《自由之路》，再看扉页，一行英文签名“C.H.Hsu，April7，1920.C.U.”。 “这是徐志摩的签名。”他饶有兴趣地说起这个故事，1920年，买下这本书的徐志摩还未写成一句诗，只因读了这本书，徐志摩放弃了美国的学业而远赴英国，从此师从罗素。 20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他骑车经过桐城路，被马路边上的一堆英文旧书吸引，这本暗红色的布纹精装书便从此住进了他的书架。相隔百年时空的守望，因同为诗人而惺惺相惜。 而他身后的书架上，每一本书都用同样的牛皮纸仔细包着书皮，工整隶书，一笔一划写着书名。 这像是某种修行。人们本是趋光的飞虫一样趋向简单易达的快乐，而回到内心，难免有时感到清贫寂寞，被世界抛弃一般。“没有一种天生的力量能够支撑你，就要对自己有要求。很难受的时候，我就把书擦干净，包，写。2万多本书，我写了近100万字。” 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可持续的阅读。 “我就要过这么一种读书人的生活。写点东西，做点事。” 此文载《印象合肥》201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