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谈汪曾祺

郴江幸自绕郴江 　　　　 　　叶兆言 　　　　 　　林斤澜是父亲的挚友,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江苏作家和浙江作家相比,现代是浙江强,当代是江苏强。现代是祖父那一辈,当代是父亲这一辈。现代作家中,浙江有鲁迅,有茅盾,有郁达夫,有艾青,都是高山仰止的顶级人物,自然无法比拟。到当代作家这一拨,按照林斤澜的看法,江苏有高晓声,有方之,有陆文夫,还有汪曾祺,情况完全不一样。 　　　　 　　对新时期最初几年的文学,我始终有种隔膜。作为一名中文系大学生,你没有办法不感觉它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一段时间,江苏以及全国的文学精英都在眼前转悠,这些人是父亲的好朋友,在我没有成为作家之前,父辈的名作家见了不计其数。 　　　　 　　我常常听父辈煮酒论英雄,在微醺状态下指点文坛,许多话私下说着玩玩,上不了台盘。我记得方之生前就喜欢挑全国奖小说得主的刺,口无遮拦,还骂娘。最极端并且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高晓声神秘兮兮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第一的名份,未必肯让别人分享。 　　　　 　　提起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不提高晓声和汪曾祺这两位不行,他们代表着两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秋宴吃螃蟹,我们全家三口,高晓声与前妻带着儿子,林斤澜夫妇,加上汪曾祺和章品镇,正好一桌。老友相会,其乐融融,都知道汪曾祺能写善画,文房四宝早准备好了,汪的年龄最高,兴致也最高,一边吃一边喝彩,说螃蟹很好非常好,酒酣便捋袖画螃蟹,众人的喝彩声中,越画越忘形。然后大家签名,推来推去挨个签,最后一个是高晓声儿子,那时候,他还在上中学,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有些怯场,高低声对儿子说,写好写坏不要紧,字写大一些,用手势比划应该多大,并告诉他具体签什么位置上。高晓声儿子还是紧张,而且毛笔也太难控制,那字的尺寸就大大缩了水,签的名比谁字都小,高因此勃然大怒,取了一支大号的斗笔,沾满墨,在已经完成的画上扫了一笔。 　　　　 　　大家都很吃惊,好端端一幅画活生生糟蹋了,记得我母亲当时很生气,说老高你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汪曾祺也有些扫兴,脸上毫无表情。事后,林斤澜夫妇百思不解,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可能是高晓声对儿子的期望值太高了,他忍受不了儿子的示弱。按说在场的人,朋友一辈的年龄都比高晓声大,只有我和他儿子两个小辈,高晓声实在没必要这么心高气傲,再说签名也可以裁去,何至于如此大煞风景。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五七年因为“探求者”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农民形象。那时候右派还没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帮,刚开完三中全会,右派们一个个蠢蠢欲动,开始翘起狐狸尾巴。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高晓声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很快又出现,已拿着两篇手稿,是《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 　　　　 　　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最叫好的是父亲,读了十分激动,津津乐道,说自己去《雨花》当副主编,手头有《李顺大造屋》和方之的《南丰二苗》,就跟揣了两颗手榴弹上战场一样。《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嗦。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热,和现在不一样,不谈发行量,不谈钱。印象中,一些很糟糕的小说,大家都在谈论,满世界都是“伤痕”,都是“问题”,作家一个个像诉苦申冤的弃妇。主题大同小异,不是公子落难,就是才子见弃,幸好有“帮夫”的红颜知己出来相助,以身相许,然后选个悲剧结局悄然引退。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随处可见,文学成了发泄个人情感的公器,而且还是终南捷径,一篇小说只要得全国奖,户口问题工作问题包括爱情问题,立码都能解决。当时有个特殊现象,无名作家作品一旦被《小说月报》转载,就会轰动。我认识一位老翻译家,五十岁出头,译过许多世界名著,国外邀请他讲学,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偏偏对当代创作一点不了解,那年头出国不容易,可怜他搞了一辈子外国文学,还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便随手揣一摞《小说月报》匆匆上飞机。这些《小说月报》还是我堂哥三午送的,并不全,逮着一本算一本。 　　　　 　　高晓声显然也是占了文学热的光,他回忆成功经验,认为自己抓住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对于农民来说,重要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饱,所以他最初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是盖房子,《漏斗户主》是讲一个人永远也吃不饱。一段时间内,高晓声很乐意成为农民的代言人,记得他不止一次感慨,说我们家那台二十的日立彩电,相当于农民盖三间房子。父亲并不知道农村盖房子究竟要多少钱,不过当时一台彩电的价格,差不多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因此也有些惶恐,怀疑自己过日子是否太奢侈。高晓声经常来蹭饭,高谈阔论,我们家保姆总在背后抱怨,嫌他不干净,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一来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我常常提着饭夹去馆子炒菜,去小店买烟买酒。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如此灰头土脸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人物。 　　　　 　　高晓声提起农民的生存状态就有些生气,觉得国家对不起农民。他自己做报告的时候,农民的苦难是重要话题。也许是从近处观察的缘故,我在一开始就注意到,高晓声反复提到农民的时候,并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农民。他可能会自称农民作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心喜欢别人称他为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自有代言人的拖累,有一次,在常州的一家宾馆,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青年,愣头愣头地非要和高晓声谈文学。高晓声刚喝过酒,满脸通红,头脑却还清醒,说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今天有朋友在,是大老远从外地来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说行不行。那青年顿时生气了,说你看不起我们农民,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你现在根本不是农民了。高晓声像哄小孩一样哄他,甚至上前搂他,想安慰他,但是那年青人很愤怒,甩手而去。高晓声为此感到很失落,他对在一旁感到吃惊的我叹了口恶气,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知道对有些人,高晓声一直保持着克制态度,他不想伤害他们,但是心里明白,在广大的农村,很有这样一些人,把文学当作改变境遇的跳板,他们以高的成功为样板,为追求目标,谈到文学,不是热爱,而是要利用。我知道高晓声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人。 　　　　 　　这样的人,当然不仅农村才有,也不仅过去才有。仔细琢磨高晓声的小说,不难发现,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更多。农民的代言人开始拆自己的台,从陈奂生开始,农民成了讥笑对象。当然,这农民是打了引号的,因为农民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知识阶级总处于尴尬之中,在对农民的态度上,嘴上说与实际做,明显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式。换句话说,我们始终态度暧昧,一方面,农民被充分理想化了,对缺点视而不见,农民的淳朴被当作讴歌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农民魔鬼化了,谁也不愿意去当农民。结果人生所做一切努力,好像都是为了实现不再做农民这个理想,甚至为农民说话,也难免项庄起舞,意在沛公。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记得当时不断听到父亲和高晓声议论,说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好。未能即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而论,《受戒》在前,《异秉》在后。 　　　　 　　汪曾祺后来的大受欢迎,和伤痕文学问题小说倒胃口有关。当时,除了汪的《异秉》,还有北岛的《旋律》,这小说是我交给父亲的,他看了觉得不错,也想发表在《雨花》杂志上。根据行情,这些小说并不适合作为重点推出。大家更习惯所谓思想性,编刊物的人已感到需要新鲜的东西来冲击一下,但是这仍然需要时间。对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翻翻当时的刊物目录。那时候,汪曾祺的小说,包括林斤澜的小说,显然不适合作头条文章。这两个人后来都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只要看获奖名单的排名,就知道不过是个陪衬。我记得有人说过,汪曾祺和林斤澜只是副榜,有名气的作家早拿过好几次了,既然大家私下里叫好,就让他们也轮到一次。 　　　　 　　和高晓声迅速走红不同,汪曾祺小说有个明显的慢热过程。高晓声连续两届全国奖,而且排名很靠前,一举成名天下知。汪曾祺却是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叫好,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大红大紫。客观地说,在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名气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汪曾祺声望高。这两个人在八十年代不期相遇,难免棋逢对手,英雄相惜。高晓声一度对汪的评价极高,但是我印象中,绝对是汪成名之前,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汪的小说代表了国际水平。正是因为他强烈推荐,《异秉》还是在手稿期间,我就看了好几遍。高晓声一直得意《陈奂生转业》中的一个细节,小说中县委书记问寒问暖,把自己的帽子送给了陈奂生,说帽子太大,他戴着把眼睛都遮住了。这顶帽子显然有乌纱帽的意思,县太爷戴着嫌大,放在农民的头上却正好。熟悉高的都知道,他有“阴世的秀才”之美称,是个促狭鬼。“陈奂生”是高晓声笔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在多篇小说中,要比李顺大更有血有肉,而“帽子”恰恰是塑造这个人物的重要道具。在一开始,陈奂生有顶帽子叫“漏斗户主”,这是他的绰号,然后日子好起来,手里有了些闲钱,便想到进城买顶“帽子”,因此演绎了“进城”故事,再获全国小说奖的荣誉,然后不安分地“转业”,竟然要做生意了,莽莽撞撞走县委书记的门路,居然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县太爷的“帽子”。高晓声经常在这种小聪明上下功夫,也就是说经常嵌些小骨头。我觉得汪曾祺对高晓声的赞许,也在这一点上,他说高有时候喜欢用方言,自说自话,不管别人懂不懂,不管别人能不能看下去。汪的意思是他反正明白,知道高小说中藏有骨头,那骨头就是所谓促狭。 　　　　 　　曾经有两次,和汪曾祺谈得好好的,突然就中止了。我一直引以为憾,后悔自己没有找机会,把没说完的话进一步谈透。一次是九十年代,父亲已经过世,他来南京开会,在夫子庙状元楼的电梯里,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父亲的散文集,我都看了,很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因为是会议开幕前夕,他刚说完,电梯已到达,门外有人在招呼我们。汪曾祺意犹未尽,被一个小姐带走了。我很遗憾话刚开始就中断,匆匆开始,又匆匆结束。我知道后面还有话要说,他的表情很严肃,并不像一般的敷衍。作为长辈,他很可能要借父亲那本薄薄的散文集,说些什么。也许他觉得父亲不应该写那么少,也许他觉得我写得太多了,总之,提到父亲的时候,他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悲哀。 　　　　 　　还有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扬州街头,当时父亲也在场,还有上海的黄裳先生,我们一起吃早餐,站在一家小铺子前等候三丁包子。别人都坐了下来,只有我和汪曾祺站在热气腾腾的蒸笼屉子前等候。我突然谈起了自己对他小说的看法,说别人都说他的小说像沈从文,可是我读着,更能读出废名小说的味道。他听了我的话,颇有些吃惊,含糊其辞地哼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脸上明显有些不高兴。我当时年轻气盛,刚走出大学校门,虽然意识到他不高兴了,仍然具体地比较着废名和沈从文的异同,说沈从文的句式像《水经注》,而废名却有些像明朝的竟陵派,然后捉贼追赃,进一步地说出汪曾祺如何像废名。蒸笼屉子里的三丁包子迟迟不出来,我口无遮拦地继续说着,说着说着,汪曾祺终于开口了：“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然而”他显然已想好该怎么对我说,偏偏这时候,三丁包子好了,他刚要长篇大论,我们交牌子交牌子,拿三丁包的拿三丁包,话题就此再也没有继续。 　　　　 　　我自己也成为作家以后,才知道汪曾祺当时为什么不高兴。一个作家未必愿意别人说他像谁,像并不是个好的赞美辞,作家永远独一无二的好。汪曾祺喜欢说他与沈从文的关系,西南联大时期,汪是沈从文的学生,在写作上曾接受过指导。八十年代也是沈从文热兴起的时候,沈门嫡传是一块金字招牌,汪曾祺心气很高,显然不屑于以此作为自己的包装材料。凭心而论,汪小说中努力想摆脱的,恰恰是老师沈从文的某种影响。在语言上,汪曾祺显得更精致,更峭拔,更险峻,更喜欢使才,这种趋向毫无疑问地接近了废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鲁迅先生谈起废名时,曾说他有一种“着意低徊,顾影自怜”的情结,汪曾祺也提到过废名的这种自恋,而且是以一种批评态度。废名的名声远不及沈从文,汪谈到一些文学现象,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在习惯上,提到更多的还是沈从文,因为熟悉程度上来看,毕竟自己老师更近一点。事实上,说他像沈从文听了都不一定高兴,说他像不如沈从文的废名,当然更不高兴。高晓声成名后,闹过很多笑话,譬如用小车去买煤球,结果撞了一个老太太。他赔了几十元钱,为此很有些怨言,我笑他自找,煤和霉同音,在八十年代初,很大的官才有小车坐,如此奢侈,报应也在情理之中。那时候,北岛在《新观察》做编辑,有一次来南京找高晓声组稿,用开玩笑的口气问我,听说高写了一篇海明威似的小说,是不是真有其事。我告诉北岛,高不止写了一篇这样的小说,而是断断续续写一批,这就是《鱼钓》,《山中》,《钱包》,以及后来的《飞磨》,所谓“海明威似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说是带一些现代派意味。 　　　　 　　高晓声一度很喜欢与我聊天,觉得我最能懂他的话,最能明白他的思想,而且愿意听他唠叨。八四年年初,江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我们去了江阴,躲在一家宾馆里,足足地聊了两天两夜。电网遭到破坏,结果我们用掉了许多红蜡烛。秉烛夜谈的情景让人难忘,那时候,已经五十好几的高正陷入一场意外的爱情之中,谈到忘形之际,竟然很矫情地对我说,现在他最喜欢两个研究生,一个是我,另一个当然是与爱情有关了。那是我印象中,高晓声心态最年轻的时候。 　　　　 　　忘不了的一个话题,是高晓声一直认为自己即使不写小说,仍然会非常出色。毫无疑问,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如果认真研究他的小说,不难发现埋藏在小说中的智慧。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从五七年打右派,到二十年复出文坛,他从来没有放弃努力。在“探求者”诸人中,高晓声的学历最高,字也写得最好。他曾在上海的某个大学学过经济,对生物情有独钟,虽然历经艰辛,自信心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落难期间,他研制过“九二○”,并且大获成功,这玩意究竟是农药,还是生物化肥,我至今仍然不明白。高晓声培育过黑木耳和白木耳,据说有很多独到之处,经他指导的几个人后来都发了大财。 　　　　 　　我不知道高晓声有没有对别人表达过这种观点,那就是文学虽然给他带来了巨大荣誉,可是他一直相信,自己如果不写小说可能会更好。在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大潮的深入,他似乎看到了更多的发财机会,然而,他的年纪和已经获得的文学功名,已经不允许再去冒险。很多人的印象中,高晓声只是一个写农民的乡土作家,是个土老帽,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他身上充分集中了苏南人的精明,正是利用这种精明,他轻易敲开了文坛紧闭的大门。关于高晓声的成功秘诀,总能听到两个简单化的推论,这就是被打成了右派,是苦难成全了他,另外,他熟悉农民,因为熟悉,所以就能写好。 　　　　 　　很显然,高晓声不会真心赞同这种简单观点。某种特定的场合,他或许会这么说,然而只是权宜之计,是蒙那些玩文学评论的书呆子,他知道这绝不是事情的真相。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偏偏高晓声出人头地。写作作为一种专业,自然应该有它的独特性。首先,是写作这种最具体的劳动行为,让作家成为了作家。作家如果不写,就什么都不是,千万不要避重就轻,颠倒黑白。在被打成右派以前,高晓声就已经是个作家了,因此真实的答案,是五七年反右剥夺了一个作家的写作权力,不只是剥夺了高晓声,而且凋零了后来那一大批“重放的鲜花”。事实上,新时期文学的初级阶段,真正活跃在文坛上的,还是那些文革后期的笔杆子,这些人中既有初出茅庐的新手,也有重现江湖的旧人。时过境迁,那些充满时代痕迹的文字,都是很好的文学史料,譬如方之,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孜孜不倦地写过一部关于赤脚医生的小说《神草》。 　　　　 　　把写作形容为一种手艺似乎有些不大恭敬,然而又不得不让人感到尴尬,它确实是真相的一部分。通常认为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小说泾渭分明,是完全不同质的文学现象,却很少去注意它们的一脉相承。其实文革腔调并不是一刀就能斩断,在前期那些伤痕文学问题小说中,文革遗韵历历可数随处能见。高晓声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一眼就看透了把戏。换句话说,在一开始,文学并不是什么文学,或者不仅仅是文学。文学轰动往往是因为附加了别的东西,高晓声反复强调自己最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关心农民的房子,关心农民能否吃饱,这种关心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就是文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做一些事情。“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文革中作家们很重要的一个罪名,文革已经结束了,人们仍然相信通过小说,能改变民间的疾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晓声身上贴着农民作家的标签,俨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他早就在思索究竟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连续两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在当时是非常骄人的成就,面对摄像镜头的采访,在回答为什么要写作的提问时,高晓声嘿嘿笑了两声,带着很严重的常州腔说：“写小说是很好玩的事。”那时候电视采访还很新鲜,我母亲看了电视,既吃惊,又有些生气,说高晓声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十年以后,王朔提到了“玩文学”这样的字眼,正义人士群起围剿,很多人像我母亲一样吃惊和生气。高晓声可不是个油腔滑调的人,他知道如何面对大众,绝不会用一句并非发自心腑的话来哗众取宠。 　　　　 　　恰好我手头还保持着一九八○年的日记,在十二月六日这天,记录我和高晓声的谈话： 　　　　 　　“我后悔一件事,《钱包》《山中》《鱼钓》这三篇没有一篇能得奖。” 　　　　 　　“是呵,《陈奂生》影响太大了,”我说,“我看见学校的同学在写评选单的时候,都写它。” 　　　　 　　“唉,可惜,”他叹气。 　　　　 　　“陈影响比较大。” 　　　　 　　“是的,陈是雅俗共赏的,大家都接受。” 　　　　 　　“但愿上面（评奖组）会换一下。” 　　　　 　　“不会的。” 　　　　 　　如果不是记录在案,真不敢相信当时会有这样的文字,而且是小说体。有一点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就是高晓声对自己的这些现代派小说自恃甚高,在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他的话： 　　　　 　　“《山中》是我最花气力的一篇小说,一个字,一段,都不是随便写出来的” 　　　　 　　我告诉他,《山中》以及同类题材三篇反映不好,有人看不懂。 　　　　 　　他只是抽烟,临了,拧灭：“一句话,我搞艺术,不是搞群众运动。” 　　　　 　　…… 　　　　 　　“我的作品,要是有个权威出来说话,就好了。” 　　　　 　　我说：“光权威还不足,有更厉害的。” 　　　　 　　“谁？” 　　　　 　　“洋鬼子。” 　　　　 　　他笑了。 　　　　 　　“真的,你不要笑。现在最怕的就是洋鬼子,假如有个外国人站出来,说高晓声的作品如何,再和一个什么时髦的流派不谋而合。于是,你就要轰动了。” 　　　　 　　他信服地点点头。 　　　　 　　“像把《钱包》翻译出去,就是件好事。” 　　　　 　　“对的,外国人他们是识货的。” 　　　　 　　“当然,不能光译文,最好是那些精通汉文的文学家,他们对中国社会了解,感受深,感觉也准确。” 　　　　 　　“就是呀,要不然,我的语言他们理解不了。” 　　　　 　　那段时候,和高晓声之间有很多这样的对话,我只是觉得好玩,随手记了下来。当然有些属于隐私,不便公布。我不过想说明一点,当高晓声被评论界封为农民代言人的时候,身为农民作家的他想得更多的其实是艺术问题。小说艺术有它的自身特点,有它的发展规律,高晓声的绝顶聪明,在于完全明白群众运动会给作家带来好处,而且理所当然享受了这种好处。但是,小说艺术不等于群众运动。在当时,高晓声是不多的几位真正强调艺术的作家之一,他的种种探索,一开始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使在今天提起的人也不多。我们谈起大陆的现代派运动,往往愿意偷懒,一步到位,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说起,张口就是新潮小说或者先锋小说。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有思想的作家就蠢蠢欲动,值得指出的,大陆的现代派最初更热衷的是形式,这集中在那些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身上,中年作家通常不屑这些时髦玩意,王蒙小说中有些意识流已难能可贵,像高晓声那样在小说中描写人的普遍处境,极力在内容上下功夫,用北岛的话来说,写出了“海明威式”的小说,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汪曾祺的叫好,充分反映了文坛的一种期待。高晓声动用了“国际水平”这样的大词,说明他在汪的小说中,看到了自己久已等待的东西。如果说,高晓声还在试图寻找艺术,还在琢磨如何做好艺术这道大菜,汪曾祺横空出世,很随意地将美味佳肴端到了读者面前。 　　　　 　　汪曾祺的小说,很像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悄悄地来了,悄悄地有些反响。它不像意识流小说那么时髦,那么张扬,那么自以为是。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的现代派,更多的是外在,表面上做文章,不加标点符号,冒冒失失来上一大段,然后便宣称已把意识像水的那种感觉已写出来了。意识流更像是一场矫情做作的形式革命,根本到达不了文学的心灵深处,在一开始就老掉牙,它的特殊意义,不过是往保守的传统叙述方式中,扔了几颗手榴弹。 　　　　 　　如果汪曾祺的小说一下子就火爆起来,结局完全会另外一种模样。具有逆反心理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将一个年龄已不小的老作家引以为同志。好在一段时间里,汪曾祺并不属于主流文学,他显然是个另类,是个荡漾着青春气息的老顽童,虽然和年轻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然而在不屑主流这一点上找到共鸣。文坛非常世故,一方面,它保守,霸道,排斥异己,甚至庸俗；另一方面,它也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经常吸收一些新鲜血液,通过招安和改编重塑自己形象。毫无疑问,汪曾祺很快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可以用热爱来形容。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的声名与日俱增,地位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了高晓声。 　　　　 　　一九八六年暮春,我的研究生论文已经做完,百无聊赖。一个偶然契机,为一家出版社去北京组稿,出版社的领导相信,我的特殊身份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到名家稿件。这颇有些像今天的学生打工,当时并没有任何报酬,只是报销了差旅费。我第一次到北京不住在自己家,因为还有一个研究生同学与我同行,而且几乎整天骑自行车在外面跑。通过分配在北京的大学本科同学,我们下榻在外交部招待所,所以要提一句,因为它前身是著名的六国饭店,虽然破烂不堪,一个房间住六个人,当年的豪华气派隐约还在。短短的几天里,收获颇丰,我们走马观花,接连拜见了许多名家,其中就包括汪曾祺。 　　　　 　　从六国饭店去拜见汪曾祺,仅仅从字面上看,仿佛在说一个民国年间的古老故事。事实上,当时的商业大潮已如火如荼,北京已开始像个大工地。我们骑着两辆又破又旧的自行车,风尘仆仆到了蒲黄榆路,见了汪曾祺以后,称呼什么已记不清,对于父辈的人,我一向伯伯叔叔乱叫。事先林斤澜已打过招呼,汪曾祺知道我们要去,因此没有任何意外,只是问我们从哪里来,怎么来的,问父亲的情况,问祖父的情况。我们冒冒失失地组稿,胡乱约稿,长篇短篇散文,什么都要。汪笑着说他写不了长篇,然后就闲扯起来。 　　　　 　　那一年我已经快三十岁,做过四年工人,读了七年大学,当过一年大学教师,社会经验严重不足。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编辑,初出茅庐,对文坛充满好奇心。汪曾祺住在一套很普通的房子里,不大,简陋,记忆最深的是卫生间,没有热水器,只有一个土制的吸热式淋浴器,这玩意现在根本见不到。很难想象自己心目中的一个优秀作家,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房子仍然还有几成新,说明在这之前的居住环境可能更糟糕。我记得林斤澜几次说过,汪曾祺为人很有名士气,名士气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随和。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说老实话,我的这位伯父也不是个随和的人,他眼里的汪曾祺竟然这样,很能说明问题。在父辈作家中,汪曾祺是最有仙气的一个人。他的才华出众,很少能有与之匹敌的对手。父亲在同龄人中也算出类拔萃,但是因为比汪小六岁,文化积累就完全不一样。虽然都被打成右派,虽然都长期在剧团里从事编剧工作,汪的水平要高出许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汪在抗战前,基本完成了中学教育,而父亲刚刚读完小学。童子功不一样,结果也就不一样。和汪曾祺接触过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他确实有本钱做名士。名士通常学不来的,没有才气而冒充名士,充其量也就是领导干部混个博士学位,或者假洋鬼子出国留一趟学。汪曾祺和高晓声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大器晚成。苦心修炼而得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高晓声出山的时候,已经五十岁,汪曾祺更晚,差不多快六十岁。 　　　　 　　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见到多少汪曾祺的不随和。只有一次,参观一个水利枢纽展览,一位领导同志亲自主讲,天花乱坠地做起报告来,从头到尾,汪曾祺都没有正眼瞧那人一眼。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后遇到类似的场合,忍不住便想模仿。我们已经习惯忍受毫无内容的报告,习惯了空洞,习惯了大话,习惯了不是人话。仅仅一次亲眼目睹已经足够了,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正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所期待的,而在此前,文人的名士气通常只能在书本上见到,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里,文人总是夹着尾巴做人,清高被看成一个很不好的词,其实文人不清高,还做什么文人。 　　　　 　　还有一次是在林斤澜家,父亲去北京,要看望老朋友,一定会有他。那次是林斤澜做东,让我们父子过去喝酒,附带也把汪曾祺喊去了。林和汪的交情非同一般,只有他才能对汪随喊随到。开了一瓶好酒,准备了各色下酒菜,在客厅的大茶几上摆开阵势,我年龄最轻,却最不能喝,汪因此笑我有辱家风。这时候已是八九年的秋天,汪曾祺自己的酒量也不怎么行了,父亲也不能喝,真正豪饮的只有林斤澜。对于父亲来说,我吃不准是不是最后一次与林汪在一起,好像就是,因为自从前一年祖父过世,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去北京。这样的聚会实在太值得纪念,记得那天说了许多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汪和林都有些激动,有些感叹,也有些愤怒。后来话题才转开,印象中的汪曾祺,不仅有名士气,而且是非分明,感情饱满。 　　　　 　　记忆中,更多的是汪曾祺的随和。那一年在扬州,我作为具体办事人,竟然安排他住了一间没有卫生间的房间。这种疏忽如今说起来,真是不应该原谅,应该狠狠地打屁股。让已经高龄的汪半夜三更起来上公共厕所,只有我这种刚出大学门的书呆子才能做出来,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想到上厕所的问题。当时完全是为了搞情调,好端端的酒店不去住,却住到了小盘谷公园,这里风景如画,于是便忽视了它的设施太落后。这是我一直感到后悔的一件事,虽然汪从来没有表示过怨言,而且夸奖我比他年轻时办事能力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不像话。说起来真惭愧,当时我身上带着一笔公款,因为稀里糊涂,这笔公款竟然几次差点丢掉,一次丢在包租的面包车上,还有一次更悬乎,人都上了去镇江的渡轮,突然想到搁钱的黑皮包还丢在参观的地方。 　　　　 　　我的糊涂一定也给汪留下了印象,到后来,每次出发转移,他都笑着问我,钱是否带着或保管好了。我父亲已是有名的糊涂人,他的公子事实证明更糟糕。那时候,还没有一百元的钞票,也不过是几千块钱,害得我成天丢魂落魄。前后大约有半个月,江南江北访古寻幽,就我一个莽撞的年轻人,冒冒失失地领着几位老先生东奔西跑,这种荒唐今天想起来根本就不可能。除了应该到了名胜之外,我们还去了一些很容易被忽视的地点,在扬州,去隋炀帝陵,在常州,去黄仲则的两当轩,参观一间东倒西歪旧房子,去赵翼故居,拜谒一个破败的楠木大厅,还去了正在筹备的恽南田故居,汪在那写诗作画,泼墨挥毫技惊四座。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我在大学里苦读,不断地写些东西,对自己的未来,一直没什么明确目的。是高晓声和汪曾祺这样的作家,活生生地影响了我,让我跃跃欲试,但是也正是他们,让我对是否应该去当作家产生怀疑。按照我的看法,高和汪能成为优秀作家,都是因为具备了特殊素质,他们都是有异秉的人,高晓声绝顶聪明,汪曾祺才华横溢,而我恰恰在这两方面都严重不足。 　　　　 　　我忘不了高晓声告诉的一些小经验,他告诫我写文章,千万不能走气,说废话没有关系,但是不要一路点题,写文章是用气筒打气,要不停地加压,走题仿佛轮胎上戳了些小孔,这样的文章看上去永远瘪塌塌的,没有一点精神,而文章与人一样,靠的就是精神。高晓声还教会我如何面对寂寞,很长时间,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写的小说一篇也发表不了,他却认为这是好事,说你只要能够坚持,一旦成功,抽屉里的积稿便会一抢而空。对于小说应该怎么写,高晓声对我的指导,甚至比父亲的教诲还多。同样,虽然没有接受过汪曾祺的具体辅导,但汪文字中洋溢的那种特殊才华,那种惊世骇俗的奇异之气,一度成为我刻意的学习样板。我对汪曾祺的文体走火入魔,曾经仔细揣摩,反复钻研,作为他的私淑弟子,我至今仍然认为《异秉》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 　　　　 　　毫无疑问,这是两位应该入史的重量级人物。评价他们的文学地位,不是我能做的事情,是非自有公论。我不过坐井观天,胡乱说说高晓声的聪明和汪曾祺的才华。进入九十年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敬重的这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越写越少。很显然,写作这工作,在高汪看来,都不是什么难事。高晓声不止一次告诉我,事实上,他一年只要写两三个月就足够了。对于高晓声来说,写什么和怎么写,他都能比别人先一步想到。他毕竟太聪明了,料事如神,似乎早就预料到文学热会来,也会很快地就去,在热烈的时候,他是弄潮儿,在冷下去的时候,他便成了旁观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高晓声每年写一本书,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几年也完成不了一部作品。 　　　　 　　年龄显然是个很好借口,然而肯定不是唯一的托辞。这两个人出山的时候,年龄都已经不小了。有时候,我会自作为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做假设,会不会物极必反,这两个人的聪明和才华,最后不幸都成了反动的东西。譬如高晓声,他敏锐地意识到,既然是搞文学,就要把它当作艺术来搞,就要有探索,有试验,然而这种探索和试验,由于脱离群众,注定是不会叫好的,对于一个成名的作家来说,不叫好将是一件很难忍受的事情。高的聪明是不是表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既然不叫好,还写它干什么。因为聪明,所以看透了文学的把戏。在高的晚年,已经看不到什么写作激情,而在汪曾祺后来的文章中,同样也看不到激情,汪刚出山时的那种喷薄之势,那种拔剑四顾无对手的气概,说没有就没有了。 　　　　 　　有时候,过分的尊敬是否也会成为一种伤害。我们给知识分子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不是捧上天堂,就是打入地狱。进入八十年代,作家地位有个短暂而急剧的上升过程,因为上升太快,后来的作家便会有些不服气的委屈。从一个小细节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譬如父亲最初称呼汪曾祺,一直叫他老汪,然而到后来,不知不觉地便改口了,改成了“汪老”。我记得邵燕祥在文章中,好像也提到过,他也是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改了称呼。毫无疑问,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出于尊重。我想汪曾祺自己未必会喜欢这样,他可能会觉得很意外,觉得生分,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然而,即使是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仍然会成为问题。在后来的写作中,汪曾祺似乎总是有太多的才华要表现,表现才华最后演变为挥霍才华,结果才华仅仅也就是才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文学水准虽然粗糙,却很像历史上的初唐,这是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孕育着大量机会。高晓声和汪曾祺能够复出文坛,叱咤风云,显然与时代有关,早不行,晚也不行。高晓声曾经特别喜欢重复一个段子,说有四个人要过河,被摆渡人蛮横地拦住了,要他们拿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来,否则就留下来。四个人分别是有钱人,大力士,做官的,作家。有钱的用钱开路,大力士亮了亮拳头,做官的说我给你换个更舒服的工作,作家无计可施,便说我唱首歌吧。唱完了,摆渡人说你的歌难听死了,还不如做官的说得好听,于是把他扔在了河边。天渐渐黑了,作家又冷又饿,想到家中的妻儿,不禁仰天长叹,说自己平生又没有做过孽,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这一声长叹让摆渡人听见了,说这才是你最宝贵的东西,比刚才唱得好听,我送你过河吧。高晓声想说的是,作家就应该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叹,而且他进一步发挥这个故事,说摆渡人在做官的照顾下,改行了,作家便当起了摆渡人,因为他突然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质和摆渡人是一样的。 　　　　 　　高晓声在晚年,根本不愿意对我谈起什么写作。他已经变得不屑与我说这些。他的心思都用到别的事情上,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作为小辈,对他的私事我不应该多说,只是感叹他晚年的生活太不安定,安定又是一个作家所必须的。作家通过写作思考,不写作,就谈不上思考。有一天,他突然冒冒失失地出现在我面前,说今天在你这吃饭,有什么吃什么。那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他好像真的只是来吃饭,喝了些酒,夸我妻子烧的菜好吃,尤其喜欢新上市的蚕豆。我们没有谈文学,没有谈父亲,甚至都没有谈自己,谈了些什么,我根本记不清楚。妻子连忙又去菜场,专门烧了一大碗蚕豆让他带走。他就这么匆匆来,匆匆去,机关的车送他来,然后又是机关的车送他去。晚年的高晓声可以有很多话题,他开始练书法,练自己发明的气功,不断地有些爱情故事,可惜都与文学没什么关系。 　　　　 　　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好端端一个中国当代文坛,为什么很快从初唐,进入了暮气沉沉的晚唐,没有盛唐,甚至没有中唐。从王杨卢骆的欣欣向荣,一下子到了李商隐和杜牧的年代,这种太快的过渡,让人匪夷所思,让人目瞪口呆。我忘不了汪曾祺讲述的文革中被江青接见的故事。他叙述的时候,先是平静,继而苦笑,最后忍不住感叹。这是他一生最戏剧性的一面,后来,他用典型的汪氏简洁文笔,将这段故事写下来寄给我,如果说我不长的编辑生涯中,还编过一些好稿子,这篇文章应该名列榜首。二○○○年初冬,汪曾祺的老家为他为纪念馆,征集留言,我写了几句话： 　　　　 　　汪先生的才华举世共认,即使文革那样的背景,也出类拔萃。假如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政治运动,汪先生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好在历史终于给他最后机会,汪先生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影响了一代作家。求仁得仁,这是人间的第一等快事。功遂身谢,名由实美,汪先生仰首伸眉,笑傲文坛顾盼自雄。 　　　　 　　写了这段文字以后,我知道自己以后一定还会再写些什么。早在一九四六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沈从文先生很有激情地说起当时最好的青年作家,是刚在《文艺复兴》上发表小说的汪曾祺。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二年,沈先生给巴金夫人萧珊写信,又描述了汪曾祺当时的形象,说他现在已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 ”,这“不易”两个字很耐咀嚼,然后笔锋一转,说“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生姜自然老的辣,沈先生是什么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巴金老了,沈从文老了,写小说已没有那个精力。待从头,收拾旧河山的光荣任务,天降大任落到汪曾祺和高晓声这一代人身上。一个人真没有机会,呼天天不应,求地地不听,但是机会一旦出现,就只能属于有充分准备的人。聪明过人的高晓声登场了,才华过人的汪曾祺也登场了。当我们仰天长叹,对剥夺巴金和沈从文写作权力的那个时代,表示切齿痛恨之际,不得不庆幸后面一代人的运气太好,他们苦尽甘来,终于在最后抓住际遇。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凡是读过《异秉》的人,都免不了去想,去思索,琢磨小说中王二的“异秉”究竟在什么地方。汪曾祺借王二之口,幽了一默,说他的奇异之处,只是“大小解分清”。什么叫大小解分清,王二进一步解释说： 　　　　 　　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这是王二随手扔的一块香蕉皮,顿时很多人中计,滑了一个大跟头,小说结尾时,厕所里已人满为患,大家都去抢占茅坑,研究自己是否有“异秉”。我喋喋不休提起《异秉》,喜欢这篇小说之外,更觉得可以用它说事。无论高晓声的聪明,还是汪曾祺的才华,都十分难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异秉,是镜中花,是水底月,无迹可寻,可遇不可求。后人如果不明白,希望通过模仿,学些聪明和才华的皮毛,驾轻车走熟路,野心勃勃到文坛上去闯荡,去捞些什么,注定只能铩羽而归。高晓声和汪曾祺获得了应有地位,后来作家如果不能从他们的树荫中走出来,不另辟蹊径,不披肝沥胆,文学的前景就没什么乐观。换句话说,当代文学如果不够繁华,是否与太多的聪明和才华有关。 　　　　 　　　　 2003年1月2日 河西 　　 　　 2008-09-05 09:07:47 读书敏求 (上海)　 转自“与陈丹青交谈小组” 让小组热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