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德里“新潮派”文化运动与视觉艺术

+++++ 文出《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2009年1月刊。转载请注明出处 +++++ 作者简介： 博尔哈· 卡萨尼（Borja Casani） 编辑、画廊主与独立策展人。尽管是法律专业出身，却很早便转入文化事业。曾是西班牙多家重要杂志的创始人，如《马德里之月》、《南方快报》、《国际艺术界》与季刊《欧洲人》。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成为Moriarty画廊主与经理，展出了包括奥乌卡· 莱蕾、阿尔贝托· 加西亚-阿历克斯在内的“新潮派”代表艺术家的作品，目前的代理艺术家中有诸如奇玛·玛多士（Chema Madoz）这样的西班牙艺术界重要人物。 马德里“新潮派”文化运动与视觉艺术 文/ 博尔哈·卡萨尼 译/ 徐颖 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一西班牙历史上特定时期的文化运动目前被定义为马德里“新潮派”文化运动。佛朗哥将军自1936 – 1939年内战中打败西班牙共和国之后开始的长达四十多年的右派独裁统治在那段时期结束，政治开始正式向民主进行过渡。 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之时，正值西班牙陷入1973国际石油危机，经济处于极为困难的状态，在政治上，西撒哈拉解放运动造成了与摩洛哥之间的军事问题，此外，对多年独裁统治遗留下来的陈旧的政治体系进行更新的需要尤为迫切。. 西班牙位于欧洲最西部，其地理位置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造成的两极格局仍在持续，西班牙夹在富有的政治上相对稳定的欧洲和刚摆脱殖民地身份的非洲大陆之间，为了使一些无可厚非的政治保障得到承认，急需向西方世界靠拢。在种种困难的条件下，处于主导地位的佛朗哥主义接受了体制上的改革并且自我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政治帮派之一，与刚获得合法身份欧洲式民主党派进行竞争。他们达成合约，规定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并成立了议会，作为交换，内战时失败的左派放弃了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 于是一段被称为“西班牙民主过渡”的时期开始了，这段时期基本上是廉正的，其主调是和平的，然而仍有一些极不稳定的社会政治动荡，以及来自重要民事和军事部门的反动事件，并最终引发了1981年一场失败的政变。 在混乱的环境中，西班牙文化世界带着或多或少的紧张感卷入了由共产主义党及其“全国和解”的慷慨政策所领导的反佛朗哥主义的运动中，开始为政治的正常化而努力。流放者回国是那时的一个重要事件。神秘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从苏联回国，诗人拉法埃尔·阿尔贝尔蒂（Rafael Alberti）从罗马回国，从墨西哥或阿根廷返回了许多共和国时期的教授和知识分子并受到了虔诚的追随者们的热烈欢迎。百废待兴。失败者的回忆为书籍、访问和长谈提供了材料。已经不在世的人物被重新记起，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画家毕加索、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诺贝尔奖获得者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ón Jiménez）等等，这些人在战争或是流放中去世，他们代表了西班牙共和国时期的理想主义价值观。 40年的禁锢和地下传播方式衍生的文化空白造成了一个基本上信息闭塞和不接受批评的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带着好奇和西班牙特有的热情急切地投入新环境所带来的各种新事物当中。充满女性裸体的图画杂志、情感类的周刊、政治幽默杂志大获全胜。西班牙社会奇迹般地统一地在新世界面前张开了眼睛，摇摆不定地面对未知的不安和巴斯克独立组织“埃塔”（ETA）几乎每日不断的恐怖袭击，他们在不断升级的不稳定中希望挑起旧体制拥护者的反应。在那个时代政治恐怖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在欧洲，意大利的红色旅或是德国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的失败的红色军队，这些事件在当时二战后形成的政治体系中造成了尖锐的危机。 70年代的后半段是一段灰色的时期。那时的西班牙年轻人面对的未来是艰难的，经济危机日益加深，重要工业部门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却也导致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高校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数量较少，他们的父母大多是维持了弗朗哥统治最后几年的新生富有阶层。 然而学生们却成为社会体制变革战斗中的冲击力量。学生先锋分成了许多共产主义帮派，并以各种意识形态作为信条：毛泽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东正派以及各种68年5月风暴所遗留下来的派别。 然而在最初的民主选举中获胜的却是UCD，它的成分包括佛朗哥主义中主张开放的派别，也包括新的改革派民主人士，由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唯一政党：全国运动政党的最后一位领导人阿尔道夫·苏瓦雷斯所带领。非利普·贡萨雷斯领导的社会主义党成为第一反对党，共产主义党则排到第三的位置，其影响力实际上很小，只能起到见证作用。结果议会被定为立宪制，并且为了拉拢加泰卢尼亚和巴斯克分裂分子，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由自治地区组成。 与旧有政治体系决裂的改革最终的胜利或许为西班牙社会的众多层面带来了一种轻松的感觉，这些社会阶层心有余悸担心曾经造成内战的问题再度发生，然而对于大多数有政治信仰的青年先锋来说，新的上层建筑的和解与平衡稀释了他们激进的变革意愿以及他们本身在变革中的作用，造成了他们很深的失望。那是个失望的时代，许多年轻人放弃了参加政治团体，失去集体行动的兴趣，开始投入具有反政府性质的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之中。这种没有任何担当，对现实毫无兴趣的态度被称为“不在乎主义”，与当时唱主调的各种主义形成一种讽刺的对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 1976年由哈伊梅·查瓦立导演的电影《扫兴》首映，被认为是对那个时代的准确概括，我认为，它也是促成马德里浪潮时代的一系列运动的精神出发点。影片中长枪党诗人雷奥波尔多·帕内罗（1962年去世）的寡妇和三个儿子生硬地讲述他们的经历，互相指责彼此虚伪的关系，赤裸裸的回忆揭露了佛朗哥主义所维护的社会建筑的滑稽和没落以及儿子们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所采取的虚无主义。 官方的进步的文化圈将1976年由新体制中最活跃的阶层创办的报纸《国家报》作为中心，并将其变成一份信息质量高的日常参考。文化的青年的先锋派开始以个人的、主观的方式与西方世界出现的强大的反体制激进运动产生联系：加泰卢尼亚杂志《Star》和稍晚一些的《蟒蛇》（El Víbora）为西班牙引入了口无遮拦的美国地下讽刺漫画家 Robert Crumb, Harvey Pekar, Guilbert Shelton等等，小范围放映的安迪·沃霍尔的影片《雀西女郎》、保罗·莫里希的《肉》、约翰·沃特斯的《粉红色的火烈鸟》，艾伦·金斯伯格、诺姆·乔姆斯基、查尔斯·布考斯基、威廉·伯罗斯等人的作品的出版， 这些又与弗洛伊德、荣格、拉康、德勒兹、福柯等人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哲学搅和在一起，特别是1977年性手枪乐队的专辑《Never Mind the Bollocks》发行之后在伦敦引发的朋克爆炸，所有这些使西班牙大城市中失去根基的一代青年人产生认同感，并很快在他们的目的和态度中反映出来。 “新浪潮”运动使得朋克音乐和它特有的施虐-受虐狂式的审美口味开始流行，黑皮裤、金属链、穿孔、染发、涂了发胶而竖起的头发、假发、化妆……都是最时尚的潮流，也代表某一种人群针对体制的美学回应。在当时“progres”——进步人士的简称，已经开始被用来定义采取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式的美学标准，通常留着合格社会主义者标志性的大胡子的人群，与他们相反，“新浪潮”戴上了苍白的攻击性的死亡面具。 毒品是连接眩晕和空虚的通道。伊万·祖鲁埃塔1978年首映的电影《狂喜》对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四角关系作了迷人的诗意的叙述：艺术－毒品－性－死亡。这是一场关于混乱的悲观主义的讲述。海洛因正在留下比预期更深的影响。头脑闪烁不定，其接受现实冲击的方式一次比一次更加脱节。 确实，毒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被少数人群用来当作人类感知的试验品，他们还会定期交流新的感官体验。70年代始自阿道夫·赫胥黎的以迷幻药作为“感知”工具的体验逐渐成了纯粹的带有唯我论色彩的避世主义的感官实践，并最终变成纯粹的毒瘾。其后果是破坏性的。作家和诗人们，比如艾德华多·阿罗·伊瓦尔斯（Eduardo Haro Ivars）和雷奥波尔多·马利亚·巴内罗（Leopoldo María Panero），他们的文字中都留下了对导致最终毁灭的这段历程的纪录。　　 巴塞罗那到当时为止一直是西班牙的文化中心。它在地理位置上与法国的临近，资产阶级果决的反法西斯立场以及加泰卢尼亚民族主义的存留，都使它拥有不同于其他城市文化氛围。那里的生活环境更为自由和包容，也成为主要文学出版社和与欧洲接轨得最充分的画廊的聚集地。加泰罗尼亚音乐运动“新歌曲”引进了法国的“创作歌手”和“抗议歌曲”的概念，后者在反对佛朗哥的大合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一些由安达卢西亚省移居巴塞罗那的人物也开始为浪潮运动争取的最初权利，尽管后来这一运动被冠名为马德里“新潮派”，这些人包括：最早的同性恋解放的战斗者奥卡尼阿（Ocaña）和纳萨利奥（Nazario），和他们令人目眩的异装圣像作品，杂志《蒙面事件》（El Rollo Enmascarado）的漫画作家，上文提到的纳萨利奥，以及哈维耶·马利斯卡尔（Javier Mariscal）和法力欧尔（Farriol）兄弟等， 还有《蟒蛇》（El Víbora）杂志的马可斯（Max）、加亚尔多（Gallardo）、孟德索尔（Montesol）等等。 与此相反，那时的马德里则是代表独裁压迫体制和政治经济中心主义窠臼的首都。对于其他城市来说马德里的形象非常糟糕。那里住满了办事效率极差的政府公务员和靠佛朗哥主义发迹的社会反动阶层。由于缺乏工业体系，马德里被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指望西班牙其他生产效率高的勤劳地区来供养。 然而却是在马德里——移民的城市、从各种意义上讲的汇合点，一种新的力量开始生成，在一片暗淡的背景之中开始显示出生命的迹象。 开端于跳蚤市场 70年代中期，在上面提到的反文化混乱中出现了来自全国各地城市乡村的各个阶层的年轻一代，他们来到首都寻找发展自己艺术事业的机会。其中有些人经常光顾周日的民间集市“Rastro”跳蚤市场。 跳蚤市场是售卖二手货的合法市场，代表了老马德里的风俗和传统。士兵们经常光顾的博比亚酒吧或马尔坎丁酒吧的午间啤酒，巴卡斯寡妇餐厅的食物，这些都是刚刚开始艺术生涯的年轻人们的聚点，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包括油画、漫画、摄影、音乐等。 关于马德里浪潮的开端有许多说法，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将塞斯佩（Ceesepe）和阿尔贝托·加西亚-阿里克斯（Alberto García-Alix）在跳蚤市场酒吧的碰面看作是这一运动的开始。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两种决定了浪潮运动到来的文化产生接触的最好例子。塞斯佩曾是银行职员，天生对流行文化敏感，他有着深厚的西班牙本土根基，刚刚结束在拉丁美洲的漫长旅行。在他的影子中可以看到探戈、博雷罗舞、弗拉明戈，放荡不羁的热辣南方，充满浪漫的水手和危险的姑娘。阿尔贝托，纯粹的第一代美式摇滚，傲慢、向往传奇、旅行中要有摩托车和后座的姑娘、保持风格、讲究穿着、略微带着点粗野气质。 两个来自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阶层的时髦的年轻人，以他们的创作工作描绘出了关于地下文化的强大画册。 马德里的夜晚是那些白天找不到社会位置的人群的理想庇护所。在缺少照明的街道上昏暗的酒吧开始成为时尚，另类的人群、以穿着打扮来显示个性的年青人、画着黑眼圈穿着黑皮裤的朋克、抹着发胶穿着尖头鞋的摇滚青年、吉普赛式的装扮、不务正业的公子哥。这种令人激动的混合带来了新鲜的经验。毒品，混合着酒精开始在社交中使用，成为了个性解放和疯狂聚会的源泉。马德里夜总会的传统回归，妓院和同性恋酒吧又开始出现。音乐酒吧开始雇用新潮流的乐队，因为现在他们的客人都是时髦的、奇装异服的、行为随便的一群人。 事实上那是一小群人，以前就相互认识，并且不欢迎不相干的外人加入。他们是真正的明星，他们在一个场合的出现会带来一种自在的气氛。这一群体日益壮大，不可小觑。 塞斯佩在他的连环画中描绘了马德里夜生活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理想图景，受折磨的女郎裸露胸部，与病怏怏的美男子和有着超现实的变态想法的、堕落疯狂的瘾君子之间发生着龌龊的故事。那些故事充满扭曲的幽默。随着最初的漫画，关于撒旦似的斯罗贝尔的故事在《Star》上发表，那种辨认性极强的画风开始出现在各种封面、演出海报和插图中。他的许多作品都有很好的辨识度。比如，“豪华大便”乐队（Kaka de Lux）的主唱：年轻的姑娘阿拉斯加（Alaska）、高傲的梅（May）、阿尔贝托和他标志性的刘海，以及其作者本人的一些朋友也偶尔被放到漫画中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塞斯佩从演绎、推广、发展的意义上创造出了马德里“新潮派”的审美和艺术设计模式以及具有新时代风格的综合标识。 巴塞罗那地下文化的代表是哈韦耶·马利斯卡尔，他可以算是加泰罗尼亚首都城市巴塞罗那充满活力的阳光地中海城市形象的精神之父和创造者。作为艺术设计和工业的摇篮，它的这种光彩在92年奥运会精彩结局时达到了巅峰。这里曾出现过米格尔·巴尔塞罗（Miquel Barceló）和纳萨利奥（Nazario）等著名艺术家。塞斯佩与哈韦耶·马利斯卡尔的关系为这两座大城市之间的顺畅联系做出了贡献，后来这种联系由于民族主义的竞争而变得困难起来。 阿尔贝托·加西亚-阿里克斯选择摄影作为表达方式。黑白人物肖像照，被摄人物目光注视镜头。以一种卡斯蒂利亚的视角看待一段戏剧化的浓墨重彩的生存时代，他记录下了周边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生活。在最初的照片中，他的朋友们经常出现，有时带有挑衅意味有时又是溃败的，然而作品却总是带有一种人文色彩。阿尔贝托是一位主观的人文主义者，信仰自定的规则，他为自己的作品赋予了一种道德特质，并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途径传播开去。他那时的肖像摄影是具有破坏性的，同时又充满了一种奇特的肯定的荣誉感。废墟中的房屋、海洛因留下的痕迹、稍纵即逝的鲜活面孔，其中的某种东西暗示出一种作为唯一的见证人的骄傲，他们经历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作为身份标记的纹身、驾着哈雷戴文森摩托车旅行、皮下注射是他视觉叙述的关键词。阿尔贝尔托用一种传统的格式记录了他的现实，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消费趋势的巨变：纹身师和摩托销售者应该感谢他。最终他的快照和肖像照记录下了一个光芒与阴影并存的时代，记录下了伤痕累累的生存和对生命的无度挥霍。 在他们位于跳蚤市场附近的居室中，阿尔贝托和塞斯佩创立了“卡斯克罗工作室”（Cascorro Factory）并开始出版漫画和摄影混合杂志（著名的《现代恶习》（Vicios Modernos），1978年塞斯佩将阿尔贝托的照片画在了纸上），他们还汇集了塞斯佩在巴塞罗那期间结交的的朋友们，特别是著名的一对情侣：奥乌卡·莱蕾（Ouka Leele）和“果农”（El Hortelano）。 漂亮的芭芭拉，又叫奥乌卡·莱蕾，是由“果农”从星星的名字中为她选出的艺名，她在摄影作品上进行水彩绘画。作品中混合了青少年式的天真和挑逗式的超现实主义。通过巴洛克风格的微妙敏感的细节处理，记录了特别的充满吸引力的年青人，他们处于象征性的场景里，那里物体散发出热情的暗喻和神话的意味。华丽的布景或挂晒着的寒酸的衣服与被射穿的内脏或咬过的苹果共处于一个场景之中。“一曲生命之歌，在死亡面前如此脆弱”，这就是她自己给出的定义。在她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有许多带有没落贵族式美感的人物、资产阶级家庭的忧郁肖像、另类场景中的浪漫艺术家或是与Sybilla品牌相关联的时尚的世界。 “果农”的艺术世界尽管与奥乌卡·莱蕾有相通的忧郁，却是更加粗鲁和表现主义的。作为“做现代人”理想的积极追随者，他最开始的定位是古怪的行为艺术家。他与奥乌卡·莱蕾一起进行超现实主义的行动，比如乘坐救护车到达他们自己的展览开幕式，或是在神奇的视频“Koloroa”（1980）当中重构了电视台的一档新闻节目。带着热情的工作态度，他开始涉足漫画和插图领域，并很快转向采用试验画法的象征性油画。其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诗意世界漂浮于泛神论的虔诚精神之中，并通过那一片收复之地向自由和生活致敬。 这些由漫画、插图和地下图形艺术起家的艺术家们从80年代开始在Buades、Sen、Ovidio 或 Moriarty等画廊举办展览，并走上现代艺术舞台，成为新的一代艺术家，他们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在无聊的体制中心挑起了巨大的震动级机关于广义艺术狭义艺术广泛论战。 科斯杜斯之家 有些人坚定地认为，并且他们也有理由这样认为，马德里浪潮运动的精神是从卡斯蒂利亚-曼查省人佩德罗·阿尔莫多瓦从艾斯特雷马杜拉省移居马德里的时候开始。他带着天生的能量和在这个行业中许久不曾见到的潜力来到首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电影梦想。然而当时佛朗哥主义者关闭了官方电影学校，通向电影工业的其他途径还不为人们所知，电影对内战和战后乡村故事的隐喻性的分析也遭遇失败，在这种背景下梦想的实现是困难的。以一种光鲜的挑战传统价值观的新语汇和讽刺式的幽默将新兴马德里中产阶级审美影响和南部移民特有的能说会道结合起来，阿尔莫多瓦开始为《Star》和《蟒蛇》杂志撰写文章，同时使用super 8拍摄无声搞笑短片，在放映时由他自己来配上声音。 当时他一边为西班牙电信公司打工一边利用全部业余时间甚至一些工作时间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长篇《佩比、露西、波姆及其他不出众的姑娘们》（Pepi, Luci, Boom y otras chicas del montón），影片改编自一部在《蟒蛇》上发表的摄影小说《集体勃起》（Erecciones generales）。拍摄过程中他得到了来自同行们的热情合作，包括卡门·毛拉（Carmen Maura）、菲利克斯·罗达埃达（Félix Rotaeta,）、还不满15岁的歌手阿拉斯加、 超现实主义画家兼歌手法比奥·麦克纳马拉（Fabio McNamara）。阿尔莫多瓦本身就像一个交响乐队，他身兼数职，同时是画家、音乐人、设计师、摄影师等等。他出版过一本书《Patty Diphusa》，他还进行音乐现场演出讽刺具有疯狂审美趣味的迷惑摇滚，为最初的艺术抗议赋予合法身份，为现实进行编舞，挑选夜生活中的热点，并赋予其一种口头的语言和一种不同的出色群族的视觉综合。 影片《佩比、露西……》在1980年的首映成为浪潮运动的重要时刻并立即受到广泛推崇。他随后的电影《激情迷宫》（Laberinto de pasiones）、《黑暗的习惯》（Entre tinieblas）、《我为何命该如此》（¿Qué he hecho yo para merecer ésto?）对于一个初涉电影业的导演来说，确实可以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尽管进步主义影评和官方文化接受它们的态度还是带着最初的言而不尽的暗示。阿尔莫多瓦影片取得了有民众基础的压倒性的成绩，它天生吸养于人文主义，开始于本地令人激动的变化之中，随后很快越过国界，征服了世界。 阿尔莫多瓦很多的讨论和发狂的拍摄都是在传奇式的“科斯杜斯之家”（Costus）中进行的。科斯杜斯工作组由画家恩里克·纳亚（Enrique Naya）和胡安·卡雷罗（Juan Carrero）组成。他们1974年结识于加第斯艺术职业学校，自那时起便一直在一起。1977年他们来到马德里住进帕尔马街，通过音乐人蒂诺·加萨尔，以自己的住宅为出发点，与浪潮运动的内部核心产生了联系，（风俗作家乌姆布拉尔将它定义为“离经叛道的人们的修道院”），在那里当时的许多艺术创作潮流汇合并建立了联系。 他们用西班牙音乐历史上的人物作为素材，例如，埃斯特雷伊塔·卡斯特罗（Estrellita Castro）、卡门·塞维利亚（Carmen Sevilla）、马诺罗·埃斯克瓦尔（Manolo Escobar）、何塞利托（Joselito）、帕基塔·立克（Paquita Rico）、胡安妮塔·雷伊纳（Juanita Reina）、罗拉·佛洛雷斯（Lola Flores），这些人在那个时候被当做佛朗哥主义西班牙的反动古董而受到唾骂。他们创作出伟大的油画作品，呼唤这些民间流行文化标志性人物的现代化。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还加入了格蕾丝·凯利、阿尔巴女公爵、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勒维和佛朗哥的妻子卡门·伯罗等人物。他们的朋友和经常的访客们也被画了下来。所有人物都以极为写实的手法画在前景，在他们背后是带有试验色彩的或抽象的背景。 当时西班牙的文化精英希望甩掉自己暗淡的过去，他们带着整齐划一的严肃态度急于建造结构分明的产业化的文化环境， 而上面提到的那些画作无疑构成了一种挑衅。 从科斯杜斯之家向外发散出许多决定性的信号: 一方面，同性恋作为一种现实，经过漫长的隐藏地下甚至受到法律惩罚的阶段，顺其自然地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种全面意义上的自由爆炸。从一种显示出自身社会重量的新的狂热的可见性之中，同性恋世界成了当时社会形势的主角，将当时的语境和方式轻快化，他们诙谐的轻浮、批判和充满幽默感的倡议，在当时戏剧化的社会现实中显得清新而具有革命性。来自安达卢西亚传统的对华丽服饰的偏爱和具有民间根基的异装癖好结合了来自国际新潮流的马克·波伦（Marc Bolan）或大卫·鲍威（David Bowie）的雌雄同体的优雅。最终推动了一种真正的态度健康的与传统禁忌的和解，虚伪的大惊小怪的社会顽固不化地藏在毯子底下的事实得到了承认。这是一场身体和精神的狂欢，它的主角就是法比奥·麦克纳马拉、迪诺·卡萨尔、帕吉托·克拉维尔、画家罗德里格和它的漫画人物马努埃尔，第一个肥胖不修边幅的同性恋漫画人物，以及时装设计师马努埃尔·比涅阿（Manuel Piña）、安东尼奥·阿尔瓦罗（Antonio Alvarado）等等许多人。 在其他领域值得一提的有费尔南多·比哈恩德（Fernando Vijande），当时西班牙艺术界最国际化的画廊经营者。1981年通过活跃在各种事件中的布兰卡·桑切斯（Blanca Sánchez），比哈恩德建议科斯杜斯工作室在马德里一个宽阔的停车场开辟他们的新空间。开幕展名为“启蒙运动的阴道主义”，展出了两人自1979年以来的作品，这一命名对整个浪潮运动作出了精确的概括。两位艺术家绝对符合“阴道主义”这个词，疯狂但聪明，轻浮但有文化，好出风头但深刻。奥乌卡·莱蕾戴着一只用蛋黄炖好的猪当作帽子来参加开幕式，所有人聚在一起开了一场划时代的party。 费尔南多·比哈恩德在艺术与外界必需的联系之中的作用是最基本的。80年代初期这位大胆的、优雅的、富于想象的画廊经营者为马德里带来了当时纽约艺术最突出的代表 East Village的艺术家们，还有罗伯特· 梅普尔索普、意大利超前卫艺术家尼诺·隆哥巴弟，特别是1982 年安迪·沃霍尔的展览《手枪、匕首和十字架》，在当时的媒体和社会上都造成了一定反响。展览的开幕式非常隆重，马德里浪潮运动代表人物、媒体明星、银行界和商界重要人物齐集一堂，成为一次社会重大事件。当时还展出了安迪·霍沃尔为比哈恩德创做的肖像。活的传奇安迪·霍沃尔四下转悠，用一部小型相机给到场的人们拍照，好奇地询问怎么能不付一分钱就让这么多知名人物统统到场。不仅如此，比哈恩德甚至还向每一位出席者都收了门票。 在费尔南多·比哈恩德的画廊里做首次个展的有年轻的雕塑家胡安·穆纽斯（Juan Muñoz）、何塞·马利亚·西西利亚（José María Sicilia）、苏珊娜·索拉诺（Susana Solano）、米盖尔·纳瓦罗（Miquel Navarro）…… 长期进行展览的有路易斯·格尔蒂约（Luis Gordillo）、祖叙（Zush）、特伊克西多尔（Teixidor）、阿雷克桑克（Alexanco），所有这些名字都是上世纪末西班牙艺术的资本。 浪潮运动另外一条线索与摄影师巴普罗·佩雷斯-明戈斯有关。1971 年巴普罗与设计师卡洛斯·塞拉诺一起创办了杂志《新镜头》，这本杂志在佛朗哥统治末期的艰难年代中提供了一个实验性的先锋的摄影视角。他也是Photocentro（摄影中心）项目的主创人，在当时缺少官方学院的情况下，学习电影或摄影的人们在那里聚集并且举办展览。可以说巴普罗从青年时代就成为了活动家和最新鲜的群体意见的实践者。从1980年起佩雷斯·明戈斯自己的工作室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创作基地。在阿尔默多瓦的影片《激情迷宫》的摄制，《马德里之月》杂志的照片拍摄，一些短片录像，迪斯科舞厅Rock-Ola （摇滚潮）的幻灯party等活动都在这间工作室里进行，他也用镜头记录下当时所有的重要角色。他关于马德里浪潮的纪录片系列令人惊叹。带着一种感染人的热情，他总是给被拍摄者穿上醒目的服饰，将他们放到事先制做好的巴洛克式的场景之中，并展现出他们最迷人的一面。“Cutre-Lux”（廉价-华丽），当时马德里的代表性审美观念，在他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他所呈现的面孔，诙谐的、不庄重的、丰盛的、闪着欲望的光芒，与同时同地的阿尔贝尔托·加西亚-阿里克斯的镜头讲述的故事完全相反。 从科斯杜斯之家出发的另一条线索将我们引向卡洛斯·贝尔兰加，佛朗哥时期西班牙最好的电影艺术家之一、解构大师路易斯·贝尔兰嘎的儿子。卡洛斯同时是插画师、画家、作曲家兼音乐人，简直是流行艺术的完美版的综合摘要。孤僻、个性十足、迷惑摇滚风格的华丽装扮、享乐主义性格，卡洛斯是那种不善言辞但是只要将才华展示出来就能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他的艺术作品是优雅的、多彩的、几何图形化的（例如阿尔默多瓦电影《斗牛士》的海报），参与过Buades、Ovidio、Moriarty等画廊的重要展览，然而他作为音乐创作者取得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他方面的才能。贝尔兰嘎名下有几首西班牙流行音乐中的经典作品，《谁在乎》、《超市恐慌》、《血染的珍珠》、《跳舞》……这些歌曲如今仍在舞池中流行。 卡洛斯最初是朋克乐队Kaka de Luxe的成员，这支乐队也是西班牙音乐许多主要潮流的发源地, 他在乐队里结识了阿拉斯加和那丘·卡努特，随后又与这两人组成了Alaska y los Pegamoides（阿拉斯加和人造革）乐队。这三个人曾经是当时音乐界最著名的人物。 卡洛斯·贝尔兰加是那个时代各艺术行业间紧密联系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所有的活动都带有音乐表演，所有的音乐都与造型艺术相互关联，所有的事件都有图像记录，所有的图像中都充满感情…… 基耶尔默·佩雷斯·比亚尔塔的时代画像 1979年基耶尔默· 佩雷斯·比亚尔塔（Guillermo Pérez Villalta）在马德里普罗斯佩里达区一栋摇摇欲坠的公寓楼里有一间工作室，这个区在当时几乎成了浪潮运动的据点。有天下午那里进行了一场音乐演出，乐队的名字引人遐想“豪华大便”（Kaka de Luxe）、“僵尸”（Zombies）、“女僵尸”（Las Zumbettes）。基耶尔默被演出现场传来的各式各样的原始的摇滚乐声所吸引，他走进舞台看到一个古怪的乐队正在演出：“一个穿着紧身豹纹装的姑娘挥舞着吉他就像挥舞着标枪，另外一个衣着廉价的成员拼命地唱着，围着一个麦克风有五个人，他们化着惨白的妆，头发向后梳着，带着花里胡哨的塑料装饰，穿着条纹西服和免熨衬衫……多棒的的场面啊！天性和真性情沉陷在缺乏想象力的泥沼里时代结束！虚幻的世界终于来了！” 佩雷斯·比亚尔塔在为班德烈斯画廊（Galería Vandrés）展览所写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到他与缪斯女神的第一次相遇。从当天的现场走出来他开始与四周的人们进行着更深刻的交谈，灵感就在突然间被触发了。画作《场景，从摇滚演出现场走出来的人们，1979》诞生于当时的体验，它是新浪潮与当时社会的结合的一个连接点，从学术意义上讲更加知识化和正规化的，它来自与这些音乐事件同时在国内上演的艺术潮流。 佩雷斯·比亚尔塔，1948年生于塔利发，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当时已经是被称作“马德里新代表”的团体中的主要艺术家。批评家基科·里瓦斯（Quico Rivas）在将当时各种潮流的主要艺术家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他的话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马德里汇集了一群年轻的所谓画家，他们对于西班牙艺术面貌的更新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当时的艺术环境有几个特点，现代主义危机，先锋主义终结，以及理论家西蒙·马尔昌（Simón Marchán）称之为“艺术客体的非物质化”的现象，也就是说，观念艺术以各种方式的侵入，一些本身也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画家们，包括伊格纳西奥·戈麦斯·德·里阿纽（Ignacio Gómez de Liaño）、巴克·克拉沃·塞拉维尔（Paco Calvo Serraller）、安赫尔·贡萨雷斯（Ángel González,）、菲尔南多·乌伊西（Fernando Huici）、胡安·马努埃尔·博内特等（Juan Manuel Bonet），他们高举绘画艺术大旗，带着满腔纯真的热情投入对传统绘画语言进行重新创造发明的事业中……,折衷主义观念使他们可以同时着手对先锋主义和传统进行新的解读，无差别地使用古典大师的遗产和现代的手法，从神话故事和民间文化两处源泉中吸收养分，融合严肃和讽刺，神圣和幽默，在同一杯鸡尾酒中调入对抽象艺术的好感和对摇滚的着迷。” 在另外一幅巨幅代表作《门廊中的人群，关于艺术和生活或关于现在和未来的隐喻，1976》中基耶尔默·佩雷斯·比亚尔塔用杂乱的色彩记录了艺术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们在一个被花园里的棕榈树围绕着的门廊中的聚会。画中路易斯·格尔蒂约（Luis Gordillo）坐在左边，他是“马德里新代表”画家的先锋和导师，他的作品是实验性的，与心理分析学有关，他首先在纸上以自动素描方式处理作品，然后转移到麻布上并着色。有冲击力的色彩和曲折的笔触制造出强大的视觉效果。路易斯·格尔蒂约是塞维利亚人，为人亲切，爱开玩笑，受到各界人士的尊敬，包括最年轻的和玩世不恭的人群。 画中还站立一个穿着白衬衫、手中拿着烟、有些斜视的眼睛藏在黑框眼镜后面的人，那是卡洛斯·阿尔克雷阿（Carlos Alcolea），注重细节、颇有文化底蕴的画家。1980年曾出版书籍《学习游泳》（Aprender a nadar）。他的绘画作品在变形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构图和形象中存在某种几何主义，很难被归类。他本人非常敏感以至于有些分裂。就像他的好友，作家、评论家玛丽亚·贝拉-萨内蒂（María Vela-Zanetti）所说得那样：“画起画来像药剂师一般小心谨慎，晚上喝起酒来却像个阿根廷来的过路客。” 侧面的、留着络腮胡的（这个形象让我感到吃惊）是哈维耶·乌特拉伊（Javier Utray），最特别的观念艺术家之一。这位无条件的论战者说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确实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并且是充满热情地表达着。他对传统绘画的看法是杜尚式的（即其所有组成元素都可以用来构建概念式的联系）。他的作品是事先选好颜色和图层然后通过四色绘图机在麻布上会绘制的。他还曾扬言自己甚至可以通过打电话来进行绘画。 事实上，哈韦尔·乌特拉伊从没用过画笔。作为画家、音乐人、建筑师、表演者、衣着得体的诗人、口若悬河的擅长各种语言的演说者，他曾经将几部电话放在舞台上，轮流拨通它们，通过电话铃声做音乐表演，还曾经用猎枪的子弹打穿一架自动钢琴的机芯进行即兴音乐表演。他甚至为自己的美国庞蒂克大轿车举行葬礼，有乐队伴奏和穿着丧服的马匹，墓穴紧挨着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他通过自己的作品贴近了一则古巴比伦的格言： 别把过往的功绩看得太重。 在基耶尔默作为时代标志的绘画作品中还能找到其他许多人物，评论家菲尔南多·乌伊西、建筑师兼画家纳瓦罗·巴尔德维戈（Navarro Baldeveg）、画家卡洛斯·佛朗哥（Carlos Franco）、马诺罗·格西多（Manolo Quejido）、胡安·安东尼奥·阿基雷（Juan Antonio Aguirre）、拉法埃尔·佩雷斯·明戈斯（Rafael Pérez Mínguez）、米格尔·安赫尔·卡姆帕诺（Miguel Ángel Campano）…… 有些人缺席了，比如切玛·克波（Chema Cobo）和何塞·马努埃尔·布罗陀（José Manuel Broto），他们完全属于“马德里新代表”的绘画试验。所有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创作过程都是如此的新颖和富有个性。将他们所有人都列到一项名目下是很困难的。 “马德里新代表”的画家们有着坚实的知识基础，在他们的作品中要求革新和对绘画艺术的本质进行探讨，他们持保留意见看待进入现代艺术世界的不讲规矩的艺术家们，这些人没有艺术理论上的过多追求，有的是无所顾忌，在良好的艺术氛围下开始占领地盘，甚至是本地艺术市场。 一些评论家，比如基科· 里瓦斯、费尔南多· 乌伊西，甚至一些画家，像第斯·贝尔林（Dis Berlín）、西格弗里多·马丁·贝格（Sigfrido Martín Begué），还有Buades等画廊成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调停人。可以肯定的是最终两方面之间有了很多的结合点，夜晚酒吧里的畅饮无疑就是个证明。由帕罗玛·查莫罗（Paloma Chamorro）导演的电视节目“黄金时代”（La edad de oro）成为了面向极为广泛的观众群传播艺术各领域新潮流的一个传媒典范。 如今，有许多人认为佩雷斯·比亚尔塔的时代画像中包含了马德里浪潮最初的精神。这种意见不无道理。 正式的“新潮派”运动 80年代初西班牙政治形势逐渐变得令人窒息。关于一场反对新生民主体制的政变正在策划中的谣言逐渐传开，同时恐怖分子针对军队屡有暴行，极右派在受害者的官方葬礼上表现出明显的对阿道夫·苏亚雷兹政府的挑衅。执政党民主中间派联盟解体，更令人吃惊的是，一天晚上首相苏亚雷兹在通过电视直播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篇戏剧性的神秘演说后宣布辞职。几天之后（1981年2月23日）在议会进行新首相选举之时，内战时期的几个团体袭击了代表大会，囚禁了议员并利用暂时的权力空缺试图建一位军官强加于政府之上。 国王胡安·卡洛斯连夜行动进行干涉使得政变最终没有成功，然而此次事件给人民造成严重影响。一时间所有人都联想到了一场真正的政治倒退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怎样可怕的影响。那是段恐惧的时期。失去刚刚争取来的自由的可能性挑起了大多数人保卫包容和平的共存体制的坚定决心。 政变的企图震惊了所有与艺术活动有关的人，他们正在全面展开的艺术工作被打断了。比如迷人的观念艺术家帕兹·姆罗（Paz Muro），她当时正在赶着一群羊去参加她在首都剧院艺术表演。 危险的政变计划的失败，虽然在政治层面造成一些暗地里的和约和政策上的倒退，却最终在年轻人群中引发了快乐大爆炸，他们终于摆脱了过去的年代留下的阴影。活在当下，一天当做两天活，不去担心未知的将来，成为了当时唯一的信条。狂欢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1982年秋天社会主义党在选举中获得了绝对多数票，这也是一种新的有力的充满热情的改革观念的胜利。自内战开始之后46年以来左派的再一次胜利彻底地抚平了伤口，使年轻一代得以远离发生在他们父辈身上的可怕经历。 紧接着，新的文化出版物出现了，比如《马德里之月》（La Luna de Madrid），杂志的第一期邀请奥乌卡·莱蕾作封面人物，采访了基耶尔默·佩雷斯·比亚尔塔和雷奥波尔多·马利亚·帕内罗（Leopoldo María Panero）（不正经的诗人、影片《扫兴》的主演之一），刊载了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Patty Diphusa》的第一章，以及艾德华多·阿罗和哈韦尔·乌特拉伊的文章和塞斯佩的插图，并发起了一场关于“后现代的讨论”，等等。 作为《马德里之月》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主编，我可以证明，我们从未有意地推出马德里浪潮运动，也不曾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存在，我们只是试图反映在常规媒体中没有被涉及的马德里艺术创作活动图景。然而最终的结果是，《马德里之月》、《马德里杀了我》（Madrid me mata）、《马德里兹》（Madriz）等杂志与电视节目“黄金时代”一起以决定性的方式将那些一直处于地下的真正精英们推上了舞台。浪潮运动开始正式化，然而不论是否如此，它仍然显示出令人兴奋的能量，它的声响在国际上激起了很大的关注。 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很快注意到这些新潮流的爆发所能带来的好处。在马德里精明的市长和老教授恩里克·提耶尔诺·卡尔文（Enrique Tierno Galván）的带领下，社会主义党成员试图寻找适当的时机将这一运动资本化。自然他们只愿以出最便宜的价钱买走最多的东西。这其中就包括将艺术创造工作独立和绝对个人化的精神拿来包装成其政治文化的荣誉商标。 将马德里“新潮派”运动作为政治体系的一件文化装饰品的转化使大多数浪潮运动的代表人物逐渐退出。很快就没有人承认他们曾经参与过这一运动了。 如果要给所有参加“新潮派”运动的个人或文化团体找出一个共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绝对地远离商业和金钱。然而现在的艺术和文化世界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增长的国内需求和国际市场提供的机会使得工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更新成为必需。80年代初由充满浪漫理想活动家创办的独立艺术团体很快被跨国公司吞并。另类的潮流溶解在主流文化中，皆大欢喜。 那个时代的主角们后来的命运不尽相同。有许多人早逝，并不完全因为那个传奇年代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相当一部分人活得很好，仍然作为各自领域中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另外一些则消失无踪。还有一些，一如我们预见的那样，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 马德里于是又变成了一个和世界上其他城市没什么区别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