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传媒研究》 王恺：特稿的困惑：作者的立场及其它

王恺 特稿写作中，最容易让人摇摆不定的，是作者的态度。你会轻易同情一个人，憎恨一个人，甚至会代表群众去审判他，这些态度是一个特稿写作者的态度吗？我至今还在困惑中。 你不是法官，也不是道德仲裁者 同情弱者，质疑强者，这几乎是我们时代的记者通病，说不上对和不对，我们不用去仓促给自己下判断。但是，当这种姿态成为一种习惯，则问题陡生，弱与强是永恒的吗？不会随时交换转替吗？在貌似弱的个体中是不是也会蕴藏邪恶的力量？而强者，也未必是永远的压迫者。 这些小时候学会的常识，发生在真实的采访中，很可能会不翼而飞，只因为我们接触采访对象太短暂，很容易用预设的判断决定自己的文章基调，有一次去采访“云南小学生卖淫”案件，我也被自己预设的立场弄得骑虎难下。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接到举报的云南警察去某个底层劳动者聚集区抓卖淫女，结果错把该家庭中两个小学生抓了回来。当事人要赔偿，警察本来也认了错，可是当事人的赔偿数额太大，警方一气之下，搞了个证据确凿的抓捕，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庭里接纳女儿卖淫的父亲和卖淫的女儿都抓了去。 我去昆明的时候，首先面对的是一个赤贫的家庭，留守家中的后母抱着两个不大的孩子，和那两个曾经被误捕的小学生痛苦不堪地守候着。窘迫之情让人动容，她诉说自己的流浪史，这是典型的无根的一代，离开了家乡的土地，在城市里始终做着底层工作，有过若干次不幸福的同居生活，当和现在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好不容易安定了下来，可是这次算是灭顶之灾。而警方确实抓错过一次的事实，成为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在那个残破的小屋子里，黑洞洞的，几乎没有任何光源，她只是恶狠狠地说，要告要告。 那是没有微博的年代，否则，这么一个家庭现状，早就会引得各方关注，去那里的律师记者网友会是一堆堆的，不过也好，至少两三年前的采访环境单纯，你可以直接和最相关的核心信息源交流，不至于被无关的混乱干扰。 我很耐心地和这位后母闲聊，得知两位被误抓的小学女生是她前父的孩子，而现在怀中抱着的孩子是她和现任丈夫的孩子，至于那个被抓走的大女儿，是现任丈夫和某任妻子的孩子。没有社会关系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悲愤地哀号。 本来她的两位小学生女儿就被误抓了，这是公安承认要赔偿现在又不兑现的错误，之后又变本加厉地抓走了她家人，导致她当下的生活无比困苦，我同情心太发作，不断请她们全家吃饭，买些食物给她怀中的孩子，许诺帮她找律师，和一般网友的态度没有两样，听她 讲家庭的悲惨史，一点点记录。按照常规道路，应该是一位弱者母亲的控诉史：警方如此糊涂，把两个没有卖淫的小学生抓进去，现在还不道歉，还打击报复，又把大女儿和丈夫抓进去，多么充满控诉的稿件。 可是第一个逆转出现了。大女儿？她不住在家里，被抓走的时候住在附近租的房子里。可是如此赤贫家庭，为什么还要在外面租房子住？我不敢多想，赶紧往下聊，为什么会把两个小女儿抓进去？她拎过一个小女儿来，说，你看她们太丰满了，像个大人，所以抓错了。两个很有点成熟的姑娘面色漠然地走来走去，实在不是我们想象符号里单薄瘦弱的小学生，我出现了第二个逆转。 随即的采访，都逃离不开这些问题，大女儿到底卖淫与否？小女儿为什么会被错抓？这时候，公安也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的材料显然更清晰：大女儿确实卖淫，之所以会错抓，是因为抓捕时候，小女儿穿着大女儿的衣服，显然是故意混淆视听。 双方就这样在赌气似的争论中提供着证据。我由逆转到再逆转，刚开始的时候，想做的是判断谁是谁非，这显然也是双方想要我做的事情，你不对就是我对，可是这不该是记者的态度啊，因为你不是法庭。我在动摇中继续采访，女主人的生活不断在我面前慢慢展开，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底层人民的婚姻进入了一个崩溃的时代，她就展现了自己的生活做例子，一个勉强捏在一起的家庭，她不时地展示自己的暴躁，勒令她自己两个女儿去看守厕所挣钱，可是不给她们一分钱午饭；打自己怀抱里的孩子，说自己要回老家，把这一摊子彻底扔在那里，她流浪到大城市里，似乎也没有觉得这里是归宿，想在这里扎根。 十多岁的大女儿为什么会住出去？让她回避的不是大女儿当了妓女这个事实，而是她是后妈，她模糊地不愿意承担这个罪名，这时候，我开始思考底层的困境：她们扎不了根；她们道德观念并非如同人们想象，例如很多人觉得当妓女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也只是挣钱养家的一个方式；她们渴望过上好生活，当持续无能的时候，她们就开始放逐自己了。当权力机构和他们交锋的时候，她们没有社会关系，没有社会背景，没有相关知识，这成为她们最短板，她们只能按照最本能的方式去斗争，这也是她把这件事越闹越大的原因。 为什么要去纠缠于这件事的谁对谁错？我不是法官，也不是道德评审员，我要做的就是把她和她的生活尽可能地还原，最大程度展现今日云南一个底层家庭遭遇的事实。 所以，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看上去模糊的故事。我展现了一个 底层家庭受到的迫害，但是我没有回避大女儿小小年纪就当了妓女的事实，也没有回避两个小学生女儿的成熟状态，更在结尾的时候写上了女主人公的打算：如果老公放不出来，她就回到家乡去，把这些烂摊子都扔给政府。这是一个灰色的故事，没有那么相对分明的黑白，没有那么正义邪恶的对立，如果读者没有很明白，那是我写得还不够好。 其实想想，现在很多当下的新闻和此新闻很相似，包括海南小学生性侵案件，包括唐慧案件，这些案件被网络舆论描绘成非黑即白的面貌，可是，这个和相对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我们的世界，多数是灰色的，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分明，作者的功效，就是把黑白灰都显现出来，让人们弄清楚世界的本来面貌。 你不是慰问者，也不是作秀者 同样的困惑，甚至会出现在灾难现场。2011年我去采访甘肃舟曲泥石流，到的当天晚上，还有很多尸体没有挖掘出来，可是已经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刚到的晚上，站在投宿的藏族农民家中的屋顶上，看着路上的抬棺材的人群跑来跑去，很震撼。 虽然去过地震现场，可是那里的现场要单纯很多，基本都是救人的，不像这里分成若干种：有自己家人准备办丧事的，有来这里的志愿者在分析数据的，也有部队在等待命令开始挖掘的，倒像个停止下来的战场。现 实的世界，可不像电影里那么只有一种情绪，单纯的悲痛，或者单纯的喜悦。 第二天 5点起床，去看各种救援，非常让我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各路救援者都占据了好的位置，一个部队通讯员给我看他拍摄的照片，一个战士后面跟随着数十个拿相机的通讯员和记者，这是个需要传媒的时代，我没有什么可说，只是觉得这种场面挺丑陋的。转过去，又见一群成都志愿者，在那里排水救人，可是场面同样壮观，大机器也上了，多个志愿者在水里折腾，记者来访问让他们很高兴，因为可以上报，让自己的志愿组织能吸引更多注意力，也能争取更多的帮助——这是好事，在世界各国都会发生，可是此时此刻，我只是厌烦。 转过去，发现衣着艳丽的中央台某著名主持人的助手，在那里和部队领导撒娇，说主持人下午要和省长做访问，现在要休息一会儿，能不能在宾馆给她找个单间，又说如果成功地话，部队的领导也可以上镜头，这是一场多么令人深思的游戏，那位助手不知道是怎么通过泥泞的泥石流区域走到这里来的，上身是干净的粉红色毛衣，脚下是白色的球鞋，在昏暗的灾区，显得特别的优越。 唯一的办法是视而不见。自己进入灾难现场，慢慢地和那些活着的人们聊天。找到一个哭泣的家庭，告诉我，妹妹一家死在泥石流中，自己家在乡下，反而幸免，这时候才弄明白，县城的主要河道两边，是泥石流的发生地点，显然这里不该建设这么多房子。 又碰见一位脸涨红的，站在泥石流上默默挖掘的人。县城干部，50多岁，妻子和孩子都埋在里面，也不哭泣，告诉我，为什么会有泥石流，因为县城人口膨胀，结果把本来排泄的河道占了，现在河水流不出去，泥石流一来就造成恶果。这是我最钦佩和尊敬的采访者，他并没有哭号，但是涨红的脸告诉我他的悲痛，还耐心地解释给我泥石流的原因。 顺着他的指点，往山上走，一路观看人口膨胀的县城和大自然争地的结果。这真是人类的悲剧，几乎没有什么采访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本来上游宽阔的河道，到了县城被挤占成了一点点，一路上碰到不少默默干活的战士，那时候，就停下来，和休息的人聊几句，了解下救援的状况，毕竟，总有人在用自己的承担成就这个世界。 上到山上，还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个临时大棚里，有产妇和婴儿，原来这孩子正是泥石流的夜晚出生的，当时家里人还不知道，把她往医院送，结果是一群人在医生的指导下逃亡山上，这真是一个好故事，死亡堆里的新生命，比拍摄那些做秀者要有意思多了，我就在山上，找医生，听他们说自己医院的事情，怎么“轰”的一声，医院就不见了。 各种普通的默默坚持的人群，在灾难中的力量更吸引我，最后写的就是他们，他们是主体，是灾难的幸存者，也是救援者，也是支持这个世界运转下去的力量。我们去到灾区，不可以改变自己的角色，不能充当高高在上的慰问者，如那位央视的女主持人；也不是被利用的工具，如那些被救援部队安排好去拍摄的记者们；更不是作秀者，展现自己在灾难现场的作为，比起生活在那里默默承担灾难的灾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 这么多不是，那么我们是什么？这个我也没有答案。也许只是做一个好的记录者，默默记录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中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留下一份相对忠实的记录，给后人一个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不要总是站在某立场上，或者做一个道德审判者，这不是记者的权力。 现在我开始做大量的文化报道，碰到的名流明星很多，不过，即使是自己怎么喜欢的明星，我都会对自己强调，我不是粉丝，我也不该阿谀奉承，我该问的是我关心和大家关心的问题。大概这种提醒还是有效的，在做特稿的过程中，不崇拜对方，也不鄙视对方，把自己和他们放在平等的框架中，交谈，理解，观察再观察，这大概是我们做特稿最该有的态度。 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随时提醒自己。 （作者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