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荣 写 安·贝蒂
manny(长大成人)
安·贝蒂 (Ann Beattie,1947—) 安·贝蒂生于1947年,在华盛顿长大,1969年毕业于美利坚大学,后又在康涅狄格大学读研究生,先后在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教书。贝蒂进入成熟期的60年代,社会开始急剧发生变化和动荡。她的小说里充满了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符号的人物:吸毒、留长发、懒散、嬉皮,很多人的名字叫萨姆、格丽芬、马克、米洛、艾米和露易莎。70年代后,各个层面和阶级的幻灭感开始浮现。在公共领域,贝蒂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随着尼克松的执政和共和党的长期执政(其间仅被吉米·卡特的一个总统任期所打断)而被击碎。在私人世界,这样一个现实开始明朗起来:爱的自由已经没有。 70年代中期,后现代派作家们,诸如唐纳德·巴塞尔姆、约翰·巴思、约翰·霍克斯受到严肃评论家的极大关注,但是,如果把如此众多的作家,如此不同的风格可以称为一场运动的话,后现代派运动至少已经逐渐枯竭。贝蒂带着一种新颖的小说类型出场了,并且很快就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最初,极简主义这个术语主要在塑料艺术中使用,描述那种在较大的动能中以小空间为要素的作品。后来这一概念与小说创作方法联系起来,被归入这一流派的作家除了贝蒂,还有雷蒙德·卡佛、玛丽·罗宾逊、托拜厄斯·沃尔夫和加拿大的艾丽丝·芒罗。艺术极简主义的倡导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空间概念,他们将其视为“自由”的媒介,与意图无关。这个概念移植到文学领域后,评论家把一篇小说中的缄默和省略当做一种“自由”要素。小说的意义因此蕴含在弦外之音中,像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那样。通过对缄默和省略的巧妙运用,极简主义作家反而借此来强化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意义从间接中产生,又从间接中获得力量。海明威和贝克特都对贝蒂的写作产生过影响。贝蒂非常倚重对话描写,很少使用“他说”这种方式来划分一句话。她重视对话内容的锤炼,写得机智聪明,而且又不直接道出,总是含蓄地藏一手,留出空白和省略,让给读者在阅读时去填充。同时,呈现在表面的内容和文字也颇具贝蒂式的机智,没有直白讲出来的东西往往显得更加重要。典型的贝蒂的小说一般都会设置某个顿悟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会出现一个具有总括意义的画面,它集中渗透了此前经历的各种紧张,最后形成一个结晶,最后一切都因此而释然。 1976年,贝蒂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扭曲》发表,与此同时,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的寒冷景色》出版。这两部作品的同时面世发出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安·贝蒂来了。其实,读者早就通过《纽约人》杂志熟悉她了,她的短篇小说经常发表在这份刊物上。《扭曲》选收了《矮子屋》《狼之梦》《佛蒙特》《马歇尔家的狗》《维克多·布鲁》等重要小说,可谓1970年代的启蒙书。如贝蒂所说,这个时期的人喜欢“把60年代梦幻化和浪漫化”,同样,她的人物也喜欢对这个时代进行这种不切实际的处理,他们仿佛生活在一场梦中,想象中上个十年比眼下这个时代更加有趣和真实。在这部小说集中,贝蒂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爱情和亲情进行了研究和表现。她的人物几乎处处都想超越糟糕的婚姻或者失败的恋爱事件的拘束,寻求某种解脱。在《停车场》中,贝蒂描写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跟一个叫吉姆的男人的婚姻关系。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在小说中用一个黑暗的四边形的停车场来象征)枯燥乏味而又刻板。这个女人终于找到走出婚姻的出口,她跟一个男人在停车场偶然相遇后,两个人就去一家汽车旅馆偷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却并不让人满意,这往往是贝蒂主人公的宿命。 1978年,贝蒂的第二部短篇集《秘密与意外》发表,收入了作者最精彩的几篇小说,如《朋友们》《草坪上的派对》《秘密与意外》《周末》《一只维京风暴鸟》。此时的贝蒂已经把那种冷静、明察秋毫、克制的风格经营得臻于完美。比如在《草坪上的派对》中那位叙述者说:“班克斯来了。天暗下来时,他坐在我旁边。我看着草坪那边的丹尼勒。她围一条红色披巾,紧紧地裹在肩膀上。她显得既憔悴又优雅。我父亲已经喝了整整一下午的酒。”我们从这几句话中不难看出,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忽然中断,本该继续深究之处断然过渡到另外的对象和事物上。这正是贝蒂从一种感觉向另外一种感觉状态迅速转移时的思维模式。贝蒂自始至终最常关注的是那些不善表现或者喜欢自嘲的人物。这种人物也常常是其小说的叙述者。这种写法有时让评论家们把叙述者的意思误读为贝蒂本人的想法,错失了对渗透在作品中的反讽味道的体会。贝蒂有时还描写主人公对并不存在的过去的疯狂渴望。《一只维京风暴鸟》中的尼克经常梦到他跟从前的情人凯伦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凯伦把那只洁白的风暴鸟放进林肯隧道,那是一只从天线飞起的纸折的彩色汽船。贝蒂用一句非常精致的话这样写到尼克:“多年以后,他去寻找那条他们一起走过的路,但却没有找到。”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整个这部小说集的总结。 1982年,贝蒂发表了第三部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屋宇》,这里描写的人物也许已经稍微年长一些了,但是却不见得更聪慧,也不见得更容易撞上幸福。弗洛伊德曾暗示,房子是灵魂的象征,读者从这部更加诗意和感情更为幽深的集子中感觉到的是,贝蒂凝望着她的灵魂们在自怜、自爱、宠爱中燃烧。她的小说技巧从来都是新意迭出,犹如中国套盒,其中套压着一层又一层故事。这些小说中还不时流露出宿命论的色彩,“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也挡不住”,而智慧不过是学习如何应对,学习优雅地、艺术地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残酷打击。 1986年,贝蒂的第四部短篇集《你会在这里找到我》出版,在这部集子里,贝蒂对题材的驾驭能力日益炉火纯青。这时,她的人物开始出现了对尘世的厌倦,他们无奈地接受了小世界里的生活。这些人物几乎全部出自中产阶级上层社会。他们生活条件不错,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始终摆脱不掉一种说不清的失落感。 1991年,贝蒂发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选集《什么是我的》。这本集子可谓作者有意对自己近二十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成果进行总结:把属于我的留下。该书收集了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在这部选集中,贝蒂表现出对既让人着迷,又让人震撼的现实生活的洞察力,不愧是这个时代精神世界的记录者。 到了90年代后期,贝蒂小说中的主人公开始进入调整期,她的语言依然保持了轻柔、机智和想象力的锋锐,但是由于主人公试图在更宏大的宇宙坐标中给出自己的定位,试图确定当他们在应对家庭秘密、疾病的悲剧、不忠、无谓的争执、毁灭了好姻缘的无法解释的欲望时,这种思想深度的拓展使得贝蒂晚近的小说具有更加深长的意蕴。总之,贝蒂似乎想提供出一份自己那个时代人物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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