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之没落，幸焉？不幸焉？

你大概已经听说过那些惨不忍睹的调查报告。上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发布的一项大型研究结果显示，主修人文学科的大学生人数在直线下降。这一消息引发了海量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慨叹人文专业学生的减少是美国衰落的迹象和征兆。 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一所谓的发现（人文专业大学生人数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下降了）。 光明的一面是：人类对人文的戕害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作为学术课程的文学不会再扑灭炽热的文学之火。阅读《李尔王》(King Lear)或D.H.劳伦斯(D.H. Lawrence)的《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不会再从让灵魂升华的邂逅沦为本科生涯的另外两个元素——成为多选测验、考试论文和作业中让人头疼的内容。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虽然有少数学生能有幸遇到把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或劳伦斯讲得栩栩如生的大学教授（英国学者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在我的脑海中点燃了永恒的莎士比亚之火），但也有无数教授让阅读文学名著感觉就像在牙医诊所的椅子上坐上两小时一样。在他们麻木的手中，“人文学科”一词变成了“你不去上课也能得A”的代号。 在人们为人文学科的命运慨叹不已时，他们谈得特别多的是英语专业的缓慢消亡。但他们没有看到，大多数英语专业学生会进入法律和广告等其他领域，非英语专业学生也一样可以修文学课程。根据当前危言耸听的论调，大批将四年时间主要用于研究小说、诗歌和戏剧的人全都站在我们与社会文化的夜幕之间。 半个世纪之前，有14%的本科生主修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学，此外还有艺术、哲学、历史、古典学和宗教学），而如今这一比例降至7%，这个事实其实无足轻重，却引起了人们对人文教育本质和目的的严肃反思。 这类反思通常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被告知：缺乏正规人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会导致许多致命的人格缺陷，比如批判性思维欠缺，写不出表达清晰的文章，不能换位思考，对其他人和地方缺乏好奇心，毕业后不会去阅读文学名著，无法辨别真、善、美。 这些严肃的忧思俨然一副冠冕堂皇、居高临下、正气凛然、高风亮节、亮节高风的派头。但它们也是多愁善感的幻想。 大学里教授文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直到19世纪末，文学才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所谓人文学科包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而在教堂里学习《圣经》(Bible)是完整教育的另一半必要组成部分。根本没有人想要通过正规课程教授小说、故事、诗歌和戏剧。这些都属于日常生活中的消遣。 随着宗教权威的衰落，人文学科作为取代宗教的方式应运而生。乔叟(Chaucer)、弥尔顿(Milton)和莎士比亚开始承担起帮助渴求更高意义的心灵寻找真理的职能。不过，文学课程中很少包括莎士比亚时代之后的作品。（我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读本科时发现，英语系每年都在曼哈顿白页(Manhattan White Pages)上把访问学者的电话号码列在弥尔顿·S.乔叟 (Milton S. Chaucer)名下，这个发现让我乐不可支。查询这个电话号码（我经常查询）让我乐在其中。） 随着文学系的建立，文学教育在20世纪初取得了独立地位。在许多年里，文学系里主要是一些研究词源和文本历史的文献学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学研究才作为一种与真实现代生活相关的智慧在文学系广泛落地生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是战争的产物。1945年，见证了杀戮并幸存下来的士兵返回家园，他们渴望为生活赋予意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的颁布和经济的繁荣让他们有机会和时间来做这件事。当时，将文学教育作为探究人生中的难题的方式激起了深刻的共鸣。英语专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然而，正是文学在大学里的这一段流行期敲响了文学没落的丧钟，因为各式各样抱有偏见的学究加快了文学艺术的学术化。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形成反差的是，越南战争中无谓的流血让所有权威都受到质疑。当时，文学教育沾染了特别浓重的意识形态热情，大学里的激进派在学术机构里踏上了漫长的征程（他们的征程徒劳无功），他们以“理论”为武装，以掩饰平庸。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主修英语的学生开始缓慢减少。再往下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了。 有一些书籍能够培养我们的同理心、好奇心，提升审美品位和道德修养，在针对这类书籍的正规研究走向衰落时，只有无赖才会喝彩。但对文学进行学术研究根本不会带来这些裨益。 你可以在生活中——在捕鲸船上或大树底下——体味文学，把这些地方当成你的大学课堂——你的耶鲁和哈佛。 在50多年前，评论家兼教授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一篇题为《论现代文学教学》(On the Teaching of Modern Literature)的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在课堂上介绍虚构文学作品之举的失望。这篇文章发表于1961年，当时英语专业正处于全盛时期。 特里林指出，他的教学大纲中包含的现代派文学作品（艾略特(Eliot)、叶芝(Yeats)、劳伦斯、普鲁斯特(Proust)、卡夫卡(Kafka)、曼(Mann)、纪德(Gide)的作品）“问及文明社会所忌讳的所有问题。 现代派文学问我们对婚姻，对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对我们的朋友是否满意”。然后他讽刺了大学教授努力让本科生理解这类离经叛道作品的特性的做法，这是他戏拟的一道文学课典型试题：“叶芝、纪德、劳伦斯和艾略特都运用性主题来批判现代文化的缺陷，请对他们在性主题运用方面的异同进行比较。请援引每位作家作品的具体内容来论证你的观点。（时间：一小时）” 在恪守传统道德的大学领地里教授颠覆道德规范的现代派作品的荒谬性触怒了特里林，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歇斯底里地夸大了所谓现代派文学的“武力和恐怖”（恐怖存在于叙利亚，而不是纪德的作品）。但他毕竟是一名大学教师，他看不出课堂教学也破坏了文学的乐趣，并把文学中令人震撼的异见变得琐碎化。 文学很早就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还没开始上大学，也还没有不幸糊里糊涂地进入研究生院。生于普通家庭的我怀着惊异扎进了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司汤达(Stendhal)《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一书中年轻浪漫的奋斗者)激荡的情感世界。我父母曾在家中争吵，他们的婚姻矛盾最后以离婚告终，但契诃夫(Chekhov)的小说赋予我力量，小说中的措辞道出了我的忧伤，而济慈的语言让我心中充满了美，击退了让我陷入沮丧的负能量。 书籍带我远离自我，去体验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却能与之对话的经历。阅读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Iliad)时，我能够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在我了解完全陌生的人的情感世界时产生的。叶芝给予我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够描述一种定义自我的渴望，而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渴望发自我的内心：“去摘采/哪怕地老天荒/月亮的银苹果/太阳的金苹果。” 但一进入大学课堂，我内心中这种珍贵的另类生活就被扔回到令我感到烦恼厌倦的存在维度之中了。荷马、契诃夫和叶芝沦为是非判断题、鲜明的主题以及一大堆高明和更高明的解读。教师像讲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教授对事实进行加工创造的文学书籍，这些书本身沦为了纯粹的事实。小说、诗歌和戏剧曾是同理心的源泉，是激发好奇心的火种，现在则成了乏味的苦差和劳碌。 所有其他学科都要求具备专门知识、掌握技能和方法。而文学则只要求你是一个人。文学无须去教，就像梦想也不需要教一样。为什么赫克特(Hector)的幼子阿斯蒂阿纳克斯(Astyanax)看到父亲戴上头盔后会哭泣？你只要有一颗心就能够理解。 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反对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不，绝非如此。我反对的是把这些令人惊异的顿悟（这些顿悟来自人类生命中非理性、无可言表、无法想象的侧面）带进大学课堂，把它们变成竞赛中枯燥的练习题、等级体系和信息的堆砌，它们都是这些作品不共戴天的死敌。 不要以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能帮助你更清晰地阅读和思考，这其实也是妄想。只要读一页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疙疙瘩瘩、错综复杂的文句或者D.H.劳伦斯令人心悸的词语重复，你就会把所谓文学具有修辞范本价值的想法统统抛到脑后。西方文明中的文学名著其实彰显出了所谓清晰思维的局限。它们在由联想、直觉和印象拼缀的云雾中呈现意义。莎士比亚的一些十四行诗无人能懂。用语言镇住读者，而把含义隐藏在重重迷幻的意象中的能力正是这些作品非同寻常的特质。 文学经典为我们思索人类之困惑，思索苦难、死亡和稍纵即逝的快乐的心灵提供了避难所。它们庇护着我们秘密的自我，这个自我希望思索物质世界弥足珍贵的非凡之处，寻求表达过于绚烂多彩、无法诉诸理性表述的感受。在这个鄙视一切非盈利、非生产性活动的世界，文学是僻静、无用的清寂之所。 文学艺术那种突然迸发、令人震撼的真和美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感觉发自内心最孤独的角落），我们并不孤单，有一些金钱买不到、无法出售或交易、也不会腐朽和死亡的意义。这种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毫无价值的体验被称为“超越”，你不可能为此布置一篇论文，给出评分或成绩排名。文学太神圣了，不可以去教。文学只应该被阅读。 当前，我们在经历全新数字快感和娱乐的兴盛，经历以视觉为主流的文化的扩张（把想象远远甩在了后面），还有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络（改变了阅读艰深书籍所需的纯粹孤独）。在这个职场环境迅速变化的时代，生活中重大的神秘谜题似乎更关乎经济，而不是关乎存在。数字环境还强调量化思维，也许这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如今最激动人心的文化发展是在科学和制药领域取得的。 在这种氛围中，大学生选择与他们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领域作为主修专业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对文学来说是多大的幸事啊。在艺术中凝固为永恒的伟大思想和感触从爬满常青藤的狱门里逃脱出来（在监狱里，它们成了供人品评的“文本”，被迫做着苦役），得以回归应有的位置，重新成为平凡经历中的独特组成部分。 不管怎么说，到高中毕业时，文学之火已经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充分燃烧起来，足以成为我们命运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值得忧虑的话，那应该是文献检索课的取消。文献检索课曾是每所高中的必修课，在这门课上，书不是作为学术课程来教，而是被亲密地引荐——这是一种不受愚蠢书评和乏味测验影响的经历。如果能够恢复并强化这种震撼心灵的邂逅，那么刚走出高中校门的朝圣者们会继续阅读，并像追求爱情一样寻找那些能够提升境界的经典文学作品。 我们无须了解生物学和生理学就能够爱和被爱，我们也无须通过了解荷马的修辞或历史背景走进奥德修斯(Odysseus)漂泊、重生和返乡的旅程。古典书籍会与我们心灵中最年长的那个部分对话。年轻人会在被一种无法言表的渴望打动时去阅读这些书籍（就像当他们感到饥饿时会吃饭一样），如果他们想读的话。当然，在这些可怜的非人文专业学生中，有一些可能对文学根本不感兴趣。也许他们只得去寻找诸如癌症治疗方法之类的东西。 在《白鲸》(Moby-Dick)一书中，梅尔维尔(Melville)的讲述者伊什梅尔(Ishmael)宣称：“捕鲸船是我的耶鲁(Yale College)，是我的哈佛(Harvard)。”如果一切顺利，文学最终从本科课程中消失（但愿如此），很快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说，在大学课堂之外，在生活中阅读文学经典其实是他们的大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