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根绳子——关于《大漠祭》的对话

生命是一根绳子——关于《大漠祭》的对话 ◇记者：自本报连载《大漠祭》以来，读者反响强烈，纷纷向我们寻问《大漠祭》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专门谈一些读者关心的问题。 首先，请你简单谈一谈《大漠祭》的写作过程。 ●雪漠：1988年初，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完成之后，我就写了一部反映西部农民生活的小说，篇幅不长，也取名为《大漠祭》，用的是《长烟落日处》的那种浓缩笔法。完成之后，不满意；又写了一遍，仍不满意；后来，写了废，废了写，说不清写了多少遍。终于发现，用《长烟落日处》的那种笔法，很难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我毅然抛弃了我写得很顺手的笔法，重新练了五年笔。这是个单调乏味的过程，十分艰苦。练笔的同时，我开始跑遍武威，深入生活。等我练好了笔，我对武威了解程度，也几乎等同于自己的家了。30岁那年，在我生日那天，我剃光了头发和胡须，离开了家，躲到了一个地方，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四年。每天，由我的妻子送一次饭。此外，不见任何人，从而完成了作品的主要部分。此后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修改。前前后后，大约用了十二年时间，原名《老顺一家》。 发表的《大漠祭》，只是《老顺一家》的一部分，原稿是一部大长篇，一百多万字。发表时，为方便读者购买，把大长篇改成了三部相对独立的长篇。第二部《猎原》，和第三部《西夏的岩窟》，已基本成型，正在修改。 ◇记者：写作《大漠祭》时，你在哪儿工作？ ●雪漠：刚开始写《大漠祭》时，我在乡下一所偏僻闭塞的小学任教。如果我一直待在那个小学，是很难完成后来的《大漠祭》的。因为，以一个小学教师的目光和见识，不可能对凉州文化和凉州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后来，当时的武威市教委主任蒲龙破格把我从小学调到了教委，基本没安排具体事务，并为我提供了下乡体验生活的方便和大量的创作时间。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借此机会，我向蒲龙和帮助过我的人致谢。 我在武威市教委工作了近十年时间，从而完成了《大漠祭》的主要部分。后来，我到武威市东关小学任小学教师。教委和学校领导也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 ◇记者：你如何安排自己的写作时间？ ●雪漠：每天早晨，我3点多钟起床。若是上班，就写到7点半左右；若是不上班，我就一直写到中午12点，下午处理一些事务和搞一些采访。夜里，重点读书。 ◇记者：请你谈谈你的家庭。 ●雪漠：我的父母是农民，年过六旬，还种着八亩地，养活着我死去的弟弟留下的儿子。我的工资不高，基本上都资助了父母，自己则利用周末和假期搞些家教，生活上也能过得下去。妻子没有工作，除做家务外，还为我打字，整理些写作资料。她为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是我生活上和创作上最有利的助手。 ◇记者：能否谈谈《大漠祭》出版时的情况？ ●雪漠：《老顺一家》完稿之后,我首先寄给了上海文化出版社，他们马上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按总编辑郝铭鉴的说法，他一直想找一部能够“留下去”的书，但一直没有找到。见到《老顺一家》原稿，他说他感到了“意外的惊喜”。从责任编辑的初审，经过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到总编辑终审定稿，前后不足一月时间。两位总编辑是利用五一节放假的七天时间完成审稿的：总编辑郝铭鉴是在92岁高龄的母亲的病榻前审稿；副总编辑戴俊的女儿正要考大学，他是在接送女儿补习的路灯下完成审稿的。终审只用了七天时间，他们就答应出版，并请我去上海改稿。 ◇记者：听说，出版社还邀请了你的父母，参加了上海的“《大漠祭》新闻发布及研讨会”？ ●雪漠：是的。在上海，这是破天荒的。我本想在收到《大漠祭》的稿费后，请父母去上海等地转转，了却我的一个心愿。因为父母不识字，无法读我的小说，但总可以通过我的努力，叫他们读外面的世界。郝总编看了《大漠祭》“后记”后，决定由出版社出钱，请我的父母去上海，既帮我了却一个心愿，也向西部农民父老表达一点心意。出版社派吴金海老师陪我和父母去上海外滩、城隍庙、杭州西湖、南京中山陵等景点旅游，还请他们住了高级宾馆，品尝了各种南方小吃。因为，此前，父母的最大奢望是，在我领到稿费时，请他们尝尝凉州街头的那些小吃。出版社做得更好，请他们尝了许多南方名吃。 后来，上海电视台、《文汇报》等几十家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大漠祭》出版情况，却丝毫没有提到出版社提供经费，邀请我父母的事。出版社也只字不提，仿佛他们觉得帮助一位作者了却心愿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同时，我还得到了上海寻常市民的许多帮助。我很是感动，才向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寄去的感谢信并赠送了作品。黄菊书记批复《文汇报》处理。《文汇报》又安排了追踪报道。没想到，这成了后来的一个热点新闻，除上海连篇累牍地报道外，北京、南京等地的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了。 ◇记者：读《大漠祭》，除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外，还有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你能否谈谈家乡文化对你的影响？ ●雪漠：我很系统地研究了家乡独有的打着“凉州”烙印的佛道文化。这些文化，是敦煌学和凉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被“凉州”异化了的佛道文化，影响了那儿的民俗风情和民众心态。不研究它们，你很难进入老百姓的灵魂。对它们，我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考察。它们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收获，还有一种豁达的胸怀和利众的精神。像孔繁森的精神，就是佛教所提倡的“菩萨”精神，所以孔繁森被藏族老百姓称为“菩萨”。严格说来，佛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和文化，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利众的精神。我的作品，无论大小，都有一种隐在文字背后的东西。一些评论家称为“大气”。一个作家，如果人格修炼达不到一定层次，不会有那“气”。他可以文字玩得非常好，但就是没有那种“气”。佛道文化，首先给我的，是精神境界上的升华，和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我的文字都很朴素，都很淡，但它又不是一般的淡。它的背后，有一种我独有的东西。 ◇记者：从《大漠祭》“后记”中得知，你的房间里有一个死人头骨。请问，这有何象征意义？ ●雪漠：这头骨，代表着“死亡”。每当我看到它，仿佛就听到它叫：“死亡！死亡！”它提醒我，死亡随时随地，都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那头骨老提醒我：珍惜生命。 生命是一根绳子，就那么一点长度，浪费一截，就少一截。闲事上用多了，正事上就不够用了。我的好多朋友和亲戚都说我有些不近人情。原因是我从来不愿在应酬上多花时间。这源于我对生命的感悟。好多人生悲剧，就因为不珍惜生命。谁明白了这一点，其人生无疑会更有质量。 那头骨，是我的警枕，像司马光的那个警枕一样。 ◇记者：你在《大漠祭》“后记”中，特别地谈到了几次上海之行。上海之行，是否真像你所说的，对你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雪漠：有很大影响。当我站在上海外滩，反思甘肃，反思武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灵魂的颤栗。这颤栗，让我在艺术上有一种新的升华。毕竟，我在武威那个小地方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那儿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但也相应地限制了我的思维和视野。去了几次上海，东西部文化的巨大反差，对我的灵魂撞击比较大，使我胸襟大阔，眼界顿开，也会在艺术上相映地反映出来。这一点，你会在后面的作品中看到。 《大漠祭》出版之后，我奇怪地发现，自己竟然没啥惊喜。原因很简单，我去了上海，看了那么多的“大”书和“大”人，觉得自己写本书，实在没啥了不起。真的，在上海，尤其是面对虚怀若谷的郝铭鉴先生，我每每为以前的张扬无地自容。 好在我对家乡有太深的了解，也很有感情。当我把这种感情说出来的时候，一些文人都认为我在说假话。其实不然，一部作品要是没有爱，那是十分苍白的。而连家乡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 甘肃的文化特别厚实，只“敦煌学”就叫世界目瞪口呆了。此外，还有包括“凉州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遗产没被发现，更没有被挖掘。外面对甘肃的了解很不够。甘肃人对自己的了解也很不够，需要一大批甘肃的文化人去努力地劳动，发掘这儿的文化，去努力地向这个世界宣传甘肃的文化。 西部大开发，最应该开发的，是西部人的心灵。最应该开发的，是西部的文化。 我会用我的毕生精力来写这块土地，要是因了我的努力，因了我和许多甘肃同行的努力，使外面的世界了解了甘肃，并能为甘肃的老百姓带来些新的东西，也算没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