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顶上的朋友猫

周　瓒 　　树顶上的朋友猫 　　——谈王敖的诗 　　　　　　　　　　他的耳朵在对他说话。 　　　　　　　　　　　　　　　　　——保尔·瓦雷里 　　1999年夏，某夜。地点，北大南门外。王敖与我不期而遇。他正站在南门外一个烤羊肉串的小摊边上，一手抓着一大把羊肉串，一手提着瓶啤酒。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已经通过《偏移》朋友们的几次聚会和他相识。那时节，北大或北京流行吃麻辣烫、烤羊肉串等夜宵。学子们如果晚自修用功过度，常常会光临这类小摊。我那晚是去南门对面的家庭私营窗口小卖部买面包和花生，就这样遇到了他。看起来，我们有不太相同的饮食口味。对于过分辛辣的食物，虽然我也不是一概拒绝，总还是有点望而生畏，并偏激地认为浓重口味会破坏口腔的敏感度。（王敖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事实证明，在诗歌中，他同样有一个强健的胃。）换了那些来自川湘赣贵等地的朋友，我也就不惊诧了，而来自青岛的王敖当时已是北大有名的摇滚青年，自己正鼓捣着乐队，此前，我也在静园草坪上听过几回他唱的歌。彼时，我以为多吃辛辣食物总不利于歌唱的嗓子，禁不住提醒他。 　　于是，开始了一场谈话。不到一分钟，谈话的一方很快变成了“演讲者”，我则心甘情愿地当“听众”。王敖的健谈我是领教过的。谈话的内容我往往记得模模糊糊，可我难忘他的一个谈话特征：重复。印象深刻的谈话之一，是听他对我谈论臧棣的诗歌。或许，这正是那个邂逅夜晚的主要谈话内容。王敖为我举出臧棣诗歌的例子，并分析臧棣的诗歌技巧。大概是用了一个类比，说臧棣的写作技法之一类似于油画的多层画法。一层一层地涂，每个细节似乎是失真的，但是很精确，能为整体服务。所以，整首诗看起来非常丰富，层次很多。就这样的。 　　我没有学过油画，不知道怎么去一层层地使画面丰富。但也设想，作画者在添一小笔和画每一层时，心中一定有个整体作参照，尽管这个整体又是会随着每画一笔或一层后的效果而有调整。我发现，王敖的解析却能调动我的想像，帮助我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另一位优秀诗人的诗歌。也许，在谈论一些他认为重要或特别的话题时，他有重复讲述、反复讲述的习惯。有时是重复自己刚刚得出的一个体会，一些词句；有时是从头开始讲起，好像要把一个故事再讲一遍，听起来不像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怎么有趣，而好像是他在力图记住这一切似的。我猜想，王敖在进行着某种锻炼，心智的操练。重复，对他意味着不断地咀嚼自己的基本感受，并且又通过重复让思路不断旁逸伸展开去。因此，重复的联系中产生了新的意识方向，又巩固了最初的思考切入点。谈话的重复决不是罗嗦，而是一种特殊的思考风格。我同意一种观点，认为重复是诗歌与童话的特有表达风格，因为重复作为一种结构形式，能产生特别的意味。彼时，想起读王敖的第一本诗集《朋克猫》之后的感受，不禁莞尔，因为，他那本集子里的诗句是如此凝练、简洁，简直与诗人的谈话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生活中，有一个叙事者王敖——他的朋友石可说他很会讲故事，这个王敖说话时喜欢运用能够产生特殊效果的重复技法。 　　直到去年，在网上读到王敖写的评论臧棣的文章，才觉得那天邂逅的谈话，有了某种必然性。在写作中，王敖早已和他心仪的诗人进行过反复持久的、循序渐进的讨论与辩驳，从具体的技法到诗歌最后完成的效果，以及诗人的气质、诗歌的理想等等。 　　现在回想，在北大时，和王敖的每次见面都像是邂逅，即使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的生日PARTY上也一样，都有某种不期而遇的性质。我们的谈话很随意，我对他的观察也不是刻意的。有时候一大群人，呼朋唤友，把酒高歌，也都是大家一起热闹尽兴。在朋友们的聚谈中，王敖善于倾听，能够敏锐地抓住话题中最有趣的部分。他会讲一些故事给我们听，其中部分故事好像和他哥哥相关，王敖很服他哥哥。他的幽默是本性的、天然的，仿佛对世界自身的滑稽有一种根本的体认。 　　《朋克猫》里的诗，写作时期可能比较集中，风格的阶段性不甚鲜明。但王敖诗歌的个性在这本集子里已经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可以推断，自从事写作开始，王敖就已经自觉到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和语调；他为自己确立的一些参照系也比较特别。虽然，他钟爱的另类音乐可能会影响他诗歌的节奏与旋律，但是，这两者的关联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在写作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特别是到了后期写作中，总体的简练有力的效果变成了对于词语、句式和语调的更复杂多样的实验。这种关联性塑造了王敖诗歌的总体风格。对此，下文还会谈到。 　　他的第一本集子里收了约有122首诗，其中只有最后两首注明了写作日期。对一些诗人来说，写作需要节制，短时期内集中的写作会给自己带来恐慌，并产生一种强烈的内耗感。而王敖对写作速度有自己的见解：“我曾经有过一天写三十多首诗的经历。写作本身有时会成为时间的变形机器。我更看重写作和阅读中时间因素的各种差异，就好比音乐的演奏，时间可以被看做是乐器的乐器，它同时处于演奏和被演奏的状态。”（《访谈·答颜峻问》）这样的理解也帮我们回到诗歌文本中来。《朋克猫》分成两编，可视为王敖对收入诗集全部作品的写作时间、主题、风格上的大致划分。当然，这么说，只能是一种大致的归纳法。第二编“猫的儿童时代”共三十首，只占全集的四分之一。但与成长主题相关的因素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仅针对第二编而言。那时候，我曾把这些作品当成“儿童诗”来阅读，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回忆中的儿童视角，把自己小时侯的故事重新讲述了一遍，以一种天真而直接的语调。这些诗貌似单纯，却一点也不浅薄。爸爸、哥哥、邻居小孩、老师、小猫等等都成为这个叫“朋克猫”的儿童眼中世界里的童话般的人物。说这些诗呈现了与成长主题相关的因素，是因为，它们似乎不是那种典型的成长主题——从幼稚到成熟，或者对世界渐渐有了完整的看法，或者，像“成长小说”模式所暗示的那样，有一个完成成人礼，步入社会的过程。这一编里，儿童时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带有虚构性质的“是”，而不仅仅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可能”。诗歌主题只是一个若即若离的伴随写作的意识。也许和个人的经验相关，也许出自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王敖拒绝书写那些已然固化为理念的文学主题。他从自己之中抽离，就像他为自己的童年取名为“猫”，将爸爸指认为“老虎”，长大后又取名为“朋克猫”，上网后又化装为“朋友猫”，或“黄风怪”那样，在名与实之间，与虚无做着游戏；而“写作”，不但可以说是“重新命名”（艾德里安· 里奇），在王敖看来，乃是“积极命名”（Active naming）。随意性有了执著的方向，写作才能成为创造。 　　臧棣称许王敖“有能力虚构个人的经历”（《王敖的诗和“用我能听懂的语言说话”》），胡续冬形容“阅读王敖的诗……就像看见王敖自己坐在纸上跟你说话 ”（《王敖：学院中的另类》）。当生活中的讲故事高手，音乐人王敖用诗歌唱着他自己的“天真的经验之歌”时，那过程就如瓦雷里所描绘的“从散文过渡到诗，从说话到歌唱，从走路到舞蹈——是行动和梦幻合二为一的瞬间”（瓦雷里《诗人笔记》）。这瞬间首先体现在王敖对于某些词语的敏感上。这些词语在儿童时代的朋克猫那里，是和长大、受教育、孩子眼中的新鲜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词语以它们的质感影响着孩子的想象生活和精神世界。像这样的体验可能每个孩子都会有。我记得小时侯，外公给我讲故事，对读音相同的新词（及所代表的新事物），我唯一的联想方式就是从一个发音相同或相近的熟悉的事物上找。于是，错觉丰富了感官世界，产生了美的联系，诗人听到了这些词。《ONE DOLLAR》、《讲道理》、《乐死了》、《解惑》、《牛老师》、《同学关系》等诗作，都显示了这个特征。在这些诗里，整首诗围绕一个核心的词展开，结构因而比较单纯，诗的效果体现在一种特殊情境呈现的那一刻。 　　记得穆青和我在编选《偏移》第七期（1998年12月印行）时，王敖很爽快地拿来他的几首诗。彼时，他写作已有了较长一段时间，而且第一本诗集也出版了。据王敖自己说，此前他与北大写诗的人接触很少，也没有见过任何民刊。我们选用了他的《绳技》和《警察的故事》这两首新作。我比较喜欢它们，比起《朋克猫》里的诗歌给我的总体印象而言，这两首显示了王敖捕捉诗歌瞬间的另一特征，就是能听任词语的招呼与牵引，让它们在不同的组合与联想中寻求快乐。对词语的好奇心，对由文字构筑的另一世界的梦想，使王敖正在做着最极端的实验。特别是第二本诗集《黄风怪诗选》里的作品，那梦想后来就好像变成了远隔重洋、身处地球另一端的诗人的全部生活，至少从我们这一端看来有这种印象。他惊人地勤奋，似乎是在靠汉语写作来积攒力量，与他涉身的异域文化和同样填充进他的胃口里的西方知识，进行着抵抗。他好像在那边“饕餮”着母语，而他自己则谦虚地用“重新学习汉语”概括他在新一阶段的努力。因而，他的诗歌也开始真正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 　　粗读《黄风怪诗选》中的部分作品的时候，我有点惊讶王敖两本诗集的风格差异是如此之大，令人感到是出自两个不同的诗人的手笔。而且，他的写作似乎是超速的。与第一本集子比较，这本集子体现了他对汉语的多样化实践。他的理想仿佛不再显得那么单纯，他对语言的野心溢出了诗歌的坛子。从长度、语调、生活经验、结构，再到诗歌的整体效果，都与此前的写作发生了变易。细细的比较和分类，也许我们可以借用胡续冬的描述法，说王敖写了大量的“童话诗、轻松诗，具象诗，即兴诗”还有“竖着的或者横着的电线杆一样的异形诗”（《访谈·答胡续冬问》），但是，这种参照标准多样而不确定的划分对我们理解王敖总体的写作究竟有多少帮助，仍是个问题。甚至，我们也很难讲，王敖写出了所谓“童话诗”。所以，我不想从他诗歌的实验纲目中清理头绪，还是从一个个印象点进入，看看王敖在后来的写作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猜想，对于生活在美国的王敖来说，母语处在远离日常生活的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可能变成了诗人沉思、冥想，乃至回忆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可能变成他狂热地与之交流的对象。应该说，网络给了王敖一个位置极佳的交流通道，不仅使他可以看到母国的同行们、朋友们的写作状态，而且也可以使他的写作可以有及时的反馈。对于一部分“流亡诗人”或旅居海外的汉语诗人而言，丧失母语环境可能意味着写作能力的丧失和衰竭；而王敖却找到了在异域文化和语言环境中，用母语写作的信心。有时候，我不免猜想，《黄风怪诗选》的作者在写作时的预想中的读者是谁。他说：“我希望写作能进入演奏状态，而语言在演奏中进入一种希望状态。我希望一个词能让另一个词感到快乐和信心。”（《访谈：答胡续冬问》）这是否意味着他正在虚设一大群听众，像在音乐会上那样？或者，他根本不在乎听众，只专著于弹奏本身？ 　　在王敖对汉语的演奏中，视觉形象从他灵巧的手指间跳出来。想象一下，用一件乐器演奏出一幅图画或一座宫殿，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事。通感，这个修辞原来被用以指具体的感觉之间的打通，在王敖这里，通感仿佛就是写作活动。从这一点看，他的气质与兰波非常接近。读、看、听、写、唱、奏、画等这些动词，都可以同时或随时用来描述我们面对王敖的诗歌时的反应。在同时代的诗人中，还没有另一个人写出可以唤起人们如此阅读效应的诗。这样的作品可以举出几例，如《新水罐布鲁斯》、《样板河》、《人马实验室》、《了望塔》、《糖山》、《鼹鼠日记》、《长征》等。这里举的都是篇幅较长的作品，与第一本集子中王敖的短诗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王敖诗歌写作总体风格的变易。从效果上看，单纯的强度或力度，变成了肌体的饱满与丰富。后来，王敖提及汉语诗歌的可视性，这一点也是我感兴趣的。“单纯用眼‘看诗’也是乐趣，一眼望去，某些词会以不同的速度从不同的地方自己跳出来。用这种方法什么诗都可以欣赏，至少单看每个字都是很好的。读诗，写诗对我来说都是重新学习语言的机会。有时我觉得所有的词都是象声词，一层层的叠加着自己，但从侧面看上去还是那样薄，深远但没有厚度。”（《访谈· 答燕窝问》）这种说法，使我联想到新诗史上闻一多的“三美说”，但王敖还是在提醒一个被当代汉语诗人忽视的问题：汉字的形象感以及它在写作中发挥的作用。其间，有词所能唤起的全部的感官愉悦。写作像是沉溺于感官世界中，细细的分析和慢慢地享受。词语的组合在这一意义上也就是事物的组合，效果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混生。王敖写道：“想象的时候只需要趴下或者躺下／智慧和真理总是千奇百怪”。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写诗状态的一种描摹。 　　《黄风怪诗选》里的诗人，对汉语的钟情似乎带有某种物恋的性质。也可以说，他把诗歌总体上修辞化了。对于日常生活经验，王敖后期的写作显示了一种整体的寓言化的趋向；而具体的诗歌却反而愈来愈显得血肉饱满。如果说《朋克猫》中，与成长主题相关的因素仍然具有比较明确的经验和记忆的逻辑，我们至少看到一个顽皮、机智的儿童“猫”，也看见过那个开始改叫“朋克猫”的少年略带喜剧性的“感伤之旅”，而到了《黄风怪诗选》中，第一人称“我”被一种诗人称之为如低音贝司般的“模拟人声”代替了。这仿佛是对典型的现代追问句式“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一次戏弄。“模拟人声”并非人声，但超越人声，在另一个高度上，代表着人声。这个写作者，是一个拒绝站在那块地表上的说话者，他要离地而起，要获得一个较高的位置，并栖居在那里，这个位置并不远离大地，而是有一个确定的距离。这就是我用“树顶上的朋友猫”这一譬喻的原因，而这个譬喻，得自王敖喜爱的小说家卡尔维诺的一部小说标题（《在树上攀缘的男爵》）。王敖当属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诗人之列，他自觉地选定了一个位置，固执地练习他自己的诗歌“攀岩术”。 [此文为草稿，待充实。——周瓒] 200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