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文化资本与消费方式——布迪厄的理论

文化资本与消费方式——布迪厄的理论 一、布迪厄的主要理论思想 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他最初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后来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在巴黎高师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三个哲学流派：法国马克思主义、让- 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布迪厄尽管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权力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的观点，但是他并不认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权力斗争不仅仅是经济的，它们经常在符号层面上进行。对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布迪厄同样持批判态度。他赞同存在主义强调能动作用的关键作用的观点，但同时也看到了存在主义不承认社会世界的客观约束的不足。布迪厄在接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后，看到结构主义正努力地揭示结构的约束，但他很快就对结构主义忽视社会实践不满意。 布迪厄在巴黎高师期间遭遇的这三个哲学流派，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中，都有着各自的取向。而布迪厄对于这三个哲学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接纳，也都提出了批评。在布迪厄看来，主观主义过分夸大行为主体的主观性，倾向于把社会世界设想为重新创造的，不考虑在何种程度上人的精神准则和他们的实践与社会约束相适应。与主观主义的假设相反，社会生活不是无中生有的，人们的希望、期待和目标是与他们在其中成长的环境相协调一致的。而客观主义则过分强调结构对主观的约束，没有看到人应付新处境的能力和他们在必要时即兴而作的能力。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也显示了自笛卡尔以来二分法的局限。为了超越这种二分法的局限，布迪厄发展了他的实践理论。 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体系中，场域、资本和习性是具有贯穿性的概念。布迪厄力图用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概念，从两个方面来更客观地描述社会世界，一是揭示社会和行为主体的客观性结构，一是揭示它们能动的、生成性的实践过程，从而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实现二分法的超越。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社会中存在着大量业已分化、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经济场域，它们都遵循着各自特有的逻辑规则，不能互相替代。我们可以将场域简单地理解为社会的结构。行为主体在不同的场域中，受到不同的逻辑规则的约束，但布迪厄认为行为主体对规则不是完全被动的，行为主体正通过自己自主地实践改变着规则（这种改变通常是无意识的），从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行为主体的这种能动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涉及的是布迪厄另外两个核心概念：资本与习性。 二、资本与习性 布迪厄使用的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学家所用的资本概念。在他看来，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为主体或群体所占有。布迪厄提到了三种主要的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把三者的合法形式称之为符号资本。布迪厄理解的社会世界与资本有着本质的联系。他认为实际上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每个行为主体所拥有的资本总量。他强调在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时，应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 而习性概念指的是各种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开放的性情系统，是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图式和感知图式。习性源自早年的生活经验，并得到教育系统的强化或者调节，视背景情况而不同。习性概念偏重于刻画行为主体的心理和身体方面，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 每个行为主体所占有的资本决定了他/她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她的习性。习性与行为主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存在着互动关系：习性决定了行为主体的社会位置感，行为主体的位置又不断塑造着习性。“习性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它是转化为存在的一种所有。”[1]行为主体习性上的差异暗含了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不平等。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赌场，赌场是一种完全竞争的、没有惯性、没有积累、没有对已有财富和特征继承的世界，赌场上每个赌徒面对着同样的输赢概率，机会是平等的。而社会不同于赌场，社会活动也不同于赌博，社会活动的参加者是以异质性的身份参与的，这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他们拥有不同质或量的资本。拥有非常多的资本的人，例如大企业主、银行家、教授、艺术家，就构成统治阶级；而拥有较少资本的人，例如体力劳动者、工匠，则是被统治阶级。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资本既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是一种排他性资源，同时又是新一轮社会活动的起点，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同决定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每个士兵有同等机会成为元帅的。 资本与习性这种互相生成的关系，在文化场域中更显突出。《区隔》一书中，布迪厄的调查表明，一切文化实践中存在的趣味，实际上与教育水平和社会出身两大因素相关。“差异可以创造文化价值，由此导致一种文化消费主义前提下的社会等级。”[2]有什么样的文化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消费等级。参观展览馆、听音乐会、阅读普通人不堪阅读的乔伊斯，这是上层阶级通常具有的品位。至于无产阶级，因为缺乏将其中隐含的代码加以解码的能力，对那些艺术品只能望而兴叹，并自甘愚昧。人们在消费方式上表现出嗜好、品位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在拥有的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而这种差异本身又是行为主体积累文化资本的结果。 三、文化资本与消费方式 文化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布迪厄比较独辟蹊径，并且发生广泛影响的理论。对于文化资本，布迪厄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特纳将他的文化资本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3。文化资本可以有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如文化、教育、修养）；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这些商品或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如学术资格、学位证书），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资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4 以上只是对文化资本所做的概念性的和分类意义的表述，要深刻理解文化资本的含义，我们还必须对文化的象征性特征有所了解。文化本身是一种符号，作为文化消费主体是需要具有理解和解读的能力。消费是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一种译码或者解码的行动，而这便要求实践地、无误地把握一种密码或者代码作为先决条件。5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文化能力，亦即拥有了用以编码艺术品的代码，一件艺术品对他而言才具有意义和旨趣。6对于缺少特定代码的观众来说，音乐和绘画文化会令其感到莫名其妙，完全迷失于声音和节奏、色彩和线条的混乱之中。7因此，与艺术品的遭遇并不是一般人以为的那样是一种“一见钟情”。作为艺术爱好者的愉悦感的移情行为，即共鸣，预设着一种认知行为，一种解码操作，这意味着一种认知获取行为的实施，一种文化代码的运作。对于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因为鲁迅就曾经说过北京捡煤渣的老太太是不懂欣赏林妹妹之类的话。同样，下层百姓也难以解读行为艺术家们的裸体表演。 可见，消费主体进行特定方式的文化消费，是需要具有相应的文化能力的。反过来讲，消费主体的习性、嗜好、品位，也会影响他/ 她的鉴赏能力和价值选择。因而，不同的消费主体在选择消费方式上是存在差异。文化精英在欣赏作品时，更多注意的是叙事技巧、是作品描述了什么，而下层百姓却更渴望作品中的一种感情投入与道德满足。上层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形式高于功能。他们就餐时考虑的是餐饮行为的形式维度：灯光、音乐、服务。而下层百姓考虑的不是怎么吃，而是吃什么，是鱼还是熊掌，是青菜还是萝卜，以及吃得是否经济实惠，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真材实料和最实惠的食品。对于文化精英与下层百姓在消费方式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用高雅-通俗，形式-功能，深刻-肤浅，体面-粗鲁等几组相反的形容词来表示这种差异。 消费主体在文化实践中趣味的区隔以及特定的消费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受到结构上的约束。但是，正如布迪厄所一贯强调的，如同资本与习性是互相生成的一样，行为主体在文化实践活动中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在主动地适应着规则，也在无意识地改变规则。文化消费主体一方面受到的结构上的约束，但同时，消费主体在消费实践中不断生产、再生产着自己的习性、嗜好、品位，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 消费形式的差异，使消费主体归属不同的社会等级。但消费主体通过自主的实践、策略，可以实现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换，可以抬升文化习性，培养品位。对于一个十指戴满戒指，手指中还有未洗净指垢的暴发户，上层社会并不欢迎他的加盟。但暴发户可以通过给后代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将经济资本的一部分转化成文化资本，从而抬升其文化习性。同样，一个富商购买了一幅绘画，那么这幅绘画作品就成了他的物质财富。尽管他没有将其文化价值内化，但这不妨碍他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的积累，这种购买实际上是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一旦富商具有了艺术欣赏能力，那么他可以进一步从象征性的意义上消费、享受、占有这种绘画作品。在获得象征性财富和消费财富派生的“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文化资本”也成为社会集团之间谋求竞争的策略。每一日常生活言行都是区隔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凸显夏季，标新立异。品位、嗜好、生活风格成为场域中的“区隔符号”。8通过行为主体在消费方式中表现的品位、嗜好、生活风格，我们就可以判定他的身份，人们由此构成不同集团。一方面该集团塑造自己的感受，但同时又容易忘记自己是在某种框架中行动，否认自己被强迫的一面。人们营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又充当了该文化的载体，主、客两方面同时在一个行为主体身上得以体现。 四、小资群体的文化资本与消费方式 小资即小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在中国，对小资产阶级的传统界定来自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群体，如中下阶级、小生产者、农民，被马克思称为小资产阶级。他认为这个阶级包含的是随着社会的衰败而淘汰下来的残余，最终必将两极分化进入两大阶级中。与此相应的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野中，“小资”情调意味的是意志软弱、政治立场不坚定但却酷爱风花雪月，它代表着落后腐化甚至是耻辱。相应地，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需要接受改造，易受批斗的群体。 但90年代中期以后，“小资”却迅速转变为一个褒义词，成为逐步走向富裕、讲究生活品位的中青年的身份认同机制。笔者也随之将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转到了布迪厄。试用文化资本与消费方式的理论来分析“小资”。 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阶层结构并没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两极分化，而是呈现为两端小而中间大的橄榄状，占社会人口大部分的是中产阶级（mid-class），社会的主要财富和政治权力仍集中在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中。而小资群体则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布迪厄对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定义是“小资产阶级是小到使自己成为资产者的无产者”9。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小资的经济资本是有限的，“如果小资无法增加自己的收入，他就必须限制自己开支，并控制生育”10。但小资却掌握了大量的文化资本，他们是文化教育资本方面的投资者。追求富于表意性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向往风格、教养与别出心裁，格外重视精神层面上的个性与自我认同。此外小资的社会位置也是变动的，随着他的资本总量的变化而上升或下降。11在中国，“小资”作为一个新兴群体，仅从经济收入、职业对其进行界定是不准确的。尽管在中国小资多集中于白领阶层，但也不意味着小资就是白领。就 “小资”群体的资本总量而言，他们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和较多的经济资本。一定量的经济资本只是他们不懈追求自己的生活风格的物质保证。而“小资”群体的身份认同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生活风格、品位、嗜好。传媒就曾把“小资”生活总结为住小户型、开宝来车、吃蔬菜沙拉和哈根达斯、喝星巴克、看伊朗电影、读杜拉斯、环保、打的、上网、逛宜家、买盗版欧洲电影……。尽管这种总结有偏颇之嫌，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大众眼中，“小资”指代的是特有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小资”更多地代表了一种生活风格和消费方式，表现一系列“区隔符号”。 但在实践中，“区隔符号”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使自己与众不同，行为主体在不断改变并创造着新的“区隔符号”。一方面，“小资”群体在实践中，不断形成自己新的、独特的生活风格和消费方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吃一顿西餐就是很奢侈的“小资”行为。而如今，到新、马、泰旅游也被“小资”视为是没有品位的暴发户行为。他们主张“旅游不去新、马、泰，要去欧洲，买回来的要是当地工艺品，而不是假冒名牌”。另一方面，“小资”的消费方式及内容，也是可以被建构的。由商家、媒体组成的消费产业系统中的各个环节，通常会将特定的消费方式和内容树立为特定群体的消费选择，从而达到引导消费，满足各自需要的目的。新的消费选择被树立为小资身份的象征，而小资为了与群体保持一致，会不断接受新的消费方式及内容。我们通过行为主体的消费方式和内容判定他的身份。同样，行为主体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消费方式和内容，从而取得某一群体的身份。准小资对小资生活方式的效仿便属后者。“准小资”是相对与“小资”的群体，指的是那些处于“小资”群体下方，渴望凭借社会流动而实现地位上升的群体。“准小资”为了能够上升入“小资”阵营，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同时，集中表现在他们在消费实践中，对“小资”品位、嗜好和生活风格的效仿。上层品位被树立为高雅和优秀的范本，下层为了实现社会位置的上升而仿效上层。但当下层争先恐后地争取这种社会认可的明显的地位标志时，上层群体又会采用新的品位，重新建立和维持业已存在的距离和区隔。行为主体的实践是在特定结构下展开，但在实践中，主体通过采取着策略，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位置。同时，主体的实践中，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结构本身，结构经历着被解构和重新建构的再生产过程。 参考资料：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卢德平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 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 列维-斯特劳斯：《原始思维》，影印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等：《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们文学出版社，1982年。 罗红光：《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邓 琐：《实践中超越——析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理论》，载于《青年研究》，2000年第1期。 王岳川：《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载于《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3期。 Bourdieu, Pierre, 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198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马爱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