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鲁迅梁实秋的翻译之争

邵建 怎一个“硬”字了得——鲁迅梁实秋的翻译之争 1929-1930年间，上海文坛上的鲁迅与梁实秋就翻译问题曾发生过一次互不相让的争执。争执的双方都有丰富的翻译实践，但他们各自的翻译观却大相径庭。因此，1929年秋，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编译的《文艺批评》一书后，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批评鲁迅的翻译文风。尔后，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批评。两篇文章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双方交锋的关键词就是“硬译”。 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梁实秋并不隐讳他对鲁迅翻译的不满。“硬译”作为批评性的词，并非梁实秋自创，而是鲁迅对自己翻译工作的自况，当然也是“自谦”。在《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鲁迅说“从译本看来，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 ——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文艺与批评》作为一本翻译文集，内收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六篇文艺评论。这本书的翻译，鲁迅自己的评价是“晦涩”。为什么，一，也是自谦，“译者的能力不够”；二，多少是无奈，“中国文本来的缺点”。但，如果从翻译方法上看，晦涩，主要来自于鲁迅自谓的“硬译”，即译句与本句之间词对词、句对句，语法位置一动都不动的翻译。用鲁迅自己的说法，这种翻译，“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下引鲁迅，如出此文，不另注） 鲁迅是“硬译”的绝对论者，甚至认为，除了硬译，就是不译，至少他自己是这样。 梁实秋无法认同这种翻译理念。他的文章是从陈西滢对“死译”的看法入题。什么叫死译？陈西滢说：“……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梁实秋补充道：“‘死译’这个名词大概是周作人先生的创造了”（下引梁实秋，如出此文，不另注）。 不难看出，经由陈西滢阐释的周作人的“死译”，实际上就是鲁迅提倡的“硬译”。 由“死译”入题，梁实秋接着就例举了鲁迅“硬译”的三个句例，为了领略鲁迅的翻译风貌，这里不妨抄录其一：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又是“底”，又是“的”，还有“底地”…… 因此，梁实秋尽管很慎重：“上面几句话虽然是从译文中间抽出来的，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下面话音一转：“但是专就文字而论，有谁能看得懂这样稀奇古怪的句法呢？”由于鲁迅是按“板规”逐句逐字的对译，在梁实秋看来译出来的文句由于不合汉语就不免“稀奇古怪”，乃至晦涩了。梁实秋甚至打了个比喻，说自己读这样艰深的文字：“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 梁实秋不赞成“硬译”（“死译”）是显然的。在陈西滢对举“曲译”和“死译”时，梁便表态：没有完全的曲译，只有部分的曲译，后者“即使是错误，……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针对鲁迅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 ”，梁表示“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 最后，梁实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有些句法是中文里没有的”，怎么办？梁认为不能按“板规”词对词、句对句地硬译，而是“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作者： 禾麻菽麦 2007-12-16 13:45 　 回复此发言 2 邵建 怎一个“硬”字了得——鲁迅梁实秋的翻译之争 梁实秋的文章发在《新月》杂志1929年第六、七期的合刊上，同期还刊载了梁的另一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期杂志鲁迅“顺便一翻”之后，便一石二鸟，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长篇杂感回击梁的这两个问题。 这里，不妨只就翻译看鲁迅发言，文学阶级性的问题不论，免得东西跳踉。而鲁迅的这个文本，恰正有这方面的问题。 归纳鲁梁翻译观的不同，在于鲁迅有个“板规”，即译文和原文必得句式一样，不能“将仂句拆下来”；而梁实秋不以为然，认为“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两种翻译观的不同应该是正常的，可以商榷讨论，也可以互相批评。那么，鲁迅是如何对待这次批评的呢？ 反驳是从“硬”开始的。 Ⅰ：针对梁实秋“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鲁迅这样回击：“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 这也正是鲁迅的论战特色。梁实秋到底硬没硬着头皮，这只有梁实秋自己知道，别人是没办法怀疑的。但，别人无法怀疑，鲁迅却能。一个本不是问题的事儿，却被当作问题提了出来（言下之意，你梁实秋没看懂，是没有真的“硬着头皮”）；但，问题刚提出，鲁迅便一下子跳离，跳到了新月社政治表现的“ 软硬”上。新月社与这里的翻译有什么关系，笔者不得而知。面对自己翻译的生硬，鲁迅“王顾左右而言他”，而且前后两个“硬”又不是一回事。在同一问题中，使用同一辞汇却切换它的内涵，逻辑上叫“偷换概念”。这是不是“阳面的大文”中的“阴面的战法”？这战法无以回应自己在翻译上的“硬”便指责对方在政治上的软。后者影射的是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新月同仁与国民党之间的“人权论战”。姑不论鲁迅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新月社的实际表现（可参见笔者的《事出刘文典》），问题是，从翻译到政治，这两者间如果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是不是扯？ 所谓“东西跳踉”，即此谓也。 Ⅱ：针对梁实秋“曲译……究竟还落个爽快”，鲁迅说：“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勾当”，这么严重的词，不就是翻译方法不同吗？原来鲁迅移花接木，又跳换了意思。“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梁实秋的“爽快”是指翻译语言的阅读，与翻译内容无干，而鲁迅这里却转指自己译作的价值取向。把翻译的语言不动声色地置换为翻译的内容，其手法和上面如出一辙。鲁迅再一次回避了“硬译”所造成的阅读困难，而且转守为攻，那“爽快”的“勾当”我不干谁干，也就不言自明了。于是鲁迅手中的笔犹如李逵的板斧，排头砍去：“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一篙打翻一船人”。 Ⅲ：针对梁实秋说鲁迅的译文“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鲁迅很直接地说：“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居然就能把别人的批评指为“废话”，笔者寡陋，还是第一次见到（奇怪的是，该文不是第一次读，为什么以前见犹未见）。但下面鲁迅还是对废话说话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鲁迅还是认同了对方的说法，可见对方说的不是废话，否则自己说的又是什么呢。这句话摆明了，我要的就是这效果。“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地图不是“死图”，硬译也不是“死译”，至于要用手指，是你自己的事。“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作者： 禾麻菽麦 2007-12-16 13:45 　 回复此发言 3 邵建 怎一个“硬”字了得——鲁迅梁实秋的翻译之争 绕了一大圈，原来是说梁实秋水平低。 行文至此，鲁迅并没有就自己因“硬译”而造成的“晦涩”作出正面回答，都是在一些边际问题上游走，意气当头，语多讥讽和不屑。这就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典型的杂文体。 终于，鲁迅解释了自己的翻译为什么要“硬”。是因为“中国的文法”“不完备”，不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因此，“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这硬造包括“文法句法词法”。至于由此带来的晦涩，鲁迅也承认，但又认为“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但经找寻和习惯……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至于现在“‘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鲁迅并不介意，“我是本不想将 ‘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以上未注鲁迅引文俱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很潇洒。但，梁实秋是谁，梁实秋不是读者吗，不过是读了后——用鲁迅自己的话——“‘严正’地下了‘批评’”的读者。莫非读者中的谁谁提出批评，就对他们说：诸公，我的翻译，本来就不是给你们看的。或者，谁批评了，他就要从“那若干的读者”中开除出去？面对来自阅读的批评，鲁迅不但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直接就是拒绝。 可以看到，鲁迅这一态度不独是对梁实秋，而是对所有不认同“硬译”而提出批评的人。一年多后，鲁迅就“硬译”又开始了新的论战，当然是与别人。一开头鲁迅就说：“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三代了：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不妨把有关词汇摘出：“拼死命攻击”、“祖师”、“徒弟”、“徒孙”。不就是批评吗，怎么成了“拼死命攻击”？这话好像有一个潜在的前提，硬译是不能碰的。梁、赵、杨三人各不相干，只因对硬译不满，就被硬绑到一个家族——拼死命攻击——的家族中，还被排为三代，尽管赵的岁数与梁同。最不幸的是那个杨晋豪，一个在读的大学生，还没出道，就被文坛长者蔑为“徒孙”。 可以不关心鲁迅的硬译及其观点，什么观点不可以？但不可不关心的是，鲁迅面临和自己不同乃至反对的观点时，是如何应对，比如，以什么态度、通过什么方式、使用什么样的话语、表现出什么样的语气。所谓“文如其人”，从中很能见出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想藏都藏不了。 以上作为一种展示，很明显，鲁迅不仅翻译“硬”，对待别人的批评也“硬”，而且更“硬”。 “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鲁迅好像是承认自己被打中了伤处，只是绝不肯改变罢了。鉴于鲁迅对“硬译”的带伤坚持、决不后退和梁实秋对它的毫不客气的批评，就不得不使人关注这“硬译 ”本身，哪怕是稍微。不能说鲁迅的硬译理论在他自己的逻辑中，没有道理；但，梁实秋的观点不同样有道理吗；都有道理。问题在于，道理和道理是不好比较的，任何好的道理都要落实到翻译实践上，否则便是“空头”。就翻译实践言，鲁梁之间的比较就很分明了。论战开始时梁实秋曾例举鲁迅三段译文，以见其硬，这次，梁实秋为了比较，一仍旧贯，就达尔文的一句话，不但揭出鲁迅的翻译，而且自己也翻了一遍，甚至又附上了达尔文的原文，以供三相对照。如果略去达尔文的原文，下面就是他们两人的翻译了。孰梁孰鲁，这里戏掩其名，读后自然知道译主是谁： “竞争应该为一切的人们开放：法律和习惯，都不应该来妨碍有最大的成功和最多的子孙的有最大的能力者”。 “一切的男人应该有公开的竞争：法律和习惯不应该妨碍最有能干的人去得最大的成功与养育最大数目的子孙”。 鲁迅的“硬”，是不愿“将仂句拆下来”，而梁实秋的“顺”，则是“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两种不同的道理导致了如此不同的翻译实践。孰短孰长，这几十年前的翻译之争，到今天，更不难作出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