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在玆：错位中的天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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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 楼主 2008-10-12 21:11:25

  “文”的重新开端 ——读柯小刚《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

  七种白

  一、陌异之文

  文章的写法有很多种，这取决于作者心志如何，为何写，写给谁。 翻开眼下这部文集我想每一个读者都会心生狐疑，因为这里面的文章写法很是令人奇怪。学院的读者会认为这些文字后现代味太重（后现代何时成了一个贬义词？）、理论价值不足，非学院的读者则会认为文章里似乎写了值得琢磨的事儿，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儿又令人琢磨不透，这两类读者都会一致认为文章中充斥着文字游戏与陌异风格。总之，对学院来说，它太不成体统，对非学院来说，它又太难懂，对所有人来说，它怪异而陌生。 时下出版界缓慢壮大，学者素质不断提高，凭此态势，学术引进日趋繁荣，各种二手的观念、流派、立场充塞我们周围（只要没有亲身思入问题，就都是二手的），与此同时，写作的专业化日甚，各人研究各自领域内的问题与人物，不停将西方流派的文献补充入中文世界，公共讨论和诚恳切磋越来越少。“道术将为天下裂”。但是总有一些自由的眼睛和火焰的心脏将从这些边界的钳制中突围出来，他们注意的始终是遥远的、过于遥远的事物。这些遥远的事物并不比切近的日用人伦空疏几分，相反，感受着日用人伦的息息脉搏，他们遥望思想之路并且勇敢上路。 “文不在兹乎”，这好像是作者可笑的宣言，就像“思想”这个词在如今的处境一样，而作者仍在书的封面，书的扉页，书的中间，书的末端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句话，这种重复似乎只是更加凸显其可笑。它的确可笑，事实上，它历来都是可笑的。

  二、责求之文

  笔者觉得阅读这部文集不如从附录的《静坐日记》开始，然后再读“在兹”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共通体的四季书写》。这两篇文章更能容易让人理会作者的生命与写作意图。通过这两篇文章的阅读，读者自会调定一种阅读整部文集的基本情绪。而在这两篇文章以及整部文集之前，有些东西值得事先呈示，这些东西或许可以成为每一个认真的读者认真阅读这些文章的理由。 文集出版前，一些文字已被删除，这些文字的标题是“给编辑的几点说明”，括号里写着“此说明请保留到最后付印前删除”，这些说明总共有19条，笔者有幸在文集电子版中发现它们，且选录如下： 第2条：十六篇文章，每部分各八篇，其排序经过精心安排，体现内在理路，请勿调整改动。 第7条：本书凡出现短划线连字符，如“时间-空间”，请不要改为一字符“时间—空间”。 第14条：《诗》、《书》、《易》请勿改为《诗经》、《尚书》、《易经》。 第15条：请注意“猜度一个问题：何谓成熟”一文中的章节序号使用罗马数字“i, ii, iii, iv…”是有特别涵义的，请勿改为“一、二、三、四……”或大写罗马数字。 第18条：有些标点符号的使用是特别用法，请勿改动。如“海子的实体与主体”文中有“3月。春。”其中的句号必须根据海子诗歌原文，不可改为其他标点。 今天我们对文字都已经习惯性地漫不经心，我们择取的是文字之海中的信息、意见并将其制成“文献综述”或者言谈资料，对这些综述和资料进行不断更新和储备的目的是用以应对自己学术工作的职业要求，或者用以表示自己并非井底之蛙。而这些信息、意见最好来自大师大家，话语的效力由他们掌握，“去思想”这个要求只显得不自量力。博通文献固然重要和基础，只是博通文献的目的为何，对各种中文经典、西文经典的不停积累与不停消化的目的又是为何？所有这些勤勤恳恳的市场交换活动都不再对“文”这个古词所蕴含的意义有所感应，当此局面，作者对文字责求如此，何苦来？ 这些在文集付印之前早已被删去的细碎文字相比于文命的创复和生长，相比于作者的心志，或许并不重要，但又或许和缀于书后作为附录的日记一起记录下了本质的东西。

  三、对文的托付与选择

  除开“说明”和“附录”，真正重要的东西在中间，那么在中间，作者到底想干什么，他是如何干的，他为什么这么干？ 在笔者看来，“在兹”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共通体的四季书写》至为关键，它直接道明了“文”的意义。这篇“在兹”部分的开端之文所强调的是“文”对于化成天下的不可替代的功用（就像被我们说滥的“无用之用”），真理与“文”呈现何种不可分裂的关系，一劳永逸式拯救之不可能与由此识察而来对“文”之生生不息的泰然托付以及每一个负责的作文者对这种生生不息之“文”的主动选择。此“文”继承去者，等待来者，此“文”在来去之间于此时此地等待雄健的创复，而这种创复又同时表现为无穷无尽的绵延与展开。它注定了没有任何理由将自身蜕变为“研究著作”、“理论创制”或者堂而皇之的“问题意识”，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化开、化入，它唯一的衣裳只是“文”。但这不表明它逃避对问题、理论或者如现象学家所称的“事情本身”进行严酷的探索与研习。面对“文”之严肃，所有这些研究性的爬摸都必不可少且支撑着事物本质的部分，面对“文”之严肃，所有这些研究性的爬摸又都必须一一退居次位，就像“给编辑的几点说明”那样在文集付印前悉数隐去。“文”的自身要求是照亮写作的唯一星空。 这种对“文”自始至终的关注应和着“茎典书写丛书总序”中的话：“无论古今中西、哲学政治，茎典书写所注目者惟有在兹之文命：它的古典渊源，它的现代变异，它在未来的生长，以及所有这一切在此时此地的开阖。”

  四、文之寻找

  文集分为“位置”与“在兹”两部分，“其排序经过精心安排，体现内在理路”。 按后记的说法，“位置”部分：“作为必要的准备，首先是道路的找寻。……这条道路首先是不得不、然后是主动措置在双语之间的尴尬位置。”正如第一部分最后一篇文章的标题那样，作者以“尴尬的位置”标明了我们如今的时代处境。作者认为这种尴尬来自于中西文化经验之本源的双重脱落，而尴尬意味着“不属于此时此地”，意味着过渡，意味着被迫，意味着痛苦的流离失所。在流离失所的痛苦中，作者以坤卦彖辞“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作为“位置”部分的题词，暗示了无可选择的敞开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勇毅奔腾。 在以寻找为目标的“位置”部分——而寻找意味着纷纭间的踌躇与试探——我们至少读出了如下一些主题：道，政治，哲学，海德格尔，伦理，现代中文诗歌，基督教，太空时代，技术，古希腊。这些主题措置在“双语之间”，并且在双语之间的位置互相交错、贯通。在由“文”所敞亮的反复书写中，无论中西，都成为了等待作文者重新打开的传统之一部分。在这种敞开自身不囿于固有疆界的作文中，中文词汇或西文概念以及不恰当的翻译所歧出的不中不西的词汇都在思想的努力下朝向新的陶冶和生成开放着。因此，读者在文章中会发现各种古典、现代、后现代的西方哲学用语，这些西方哲学用语同中文经典混杂共处呈现交互生长的面貌。这种交互生长源自作者有意识地变容书写，于是一切都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现成在手，相反，只要作文之手不停顿，它们就一直处在变容和重新生成的过程当中。 “位置”的第一篇文章《道路与广场》将“道路”标示为作者的主导词语，后记的说法“雪片聚集于兹，了化于兹，皆是依循道路之化迹”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海德格尔对“道”的翻译和基本理解如何，道路这个感性、单纯的词语显然贯通着中文的命脉之词“道”，而“茎典丛书”预告书目中“柯小刚著《道学导论》”的写作计划更是挑明了这一核心词的核心地位。《道路与广场》从一开始就言明，写作的基本范围属于“政治哲学”（相对于“文”的创生变化来说，政治哲学仍然只是“二级”领域），对政治哲学中的结构张力作者有其自觉：“如何保证我们将要尝试的这场思考既是哲学的，又是政治的，从而是政治-哲学的，这也许将取决于‘道路与广场’之间的‘与’。”而该文对小词“与”字的解释和关注表明了在“文”的贯通支配下，作者的具体写作方式将从边缘处发动，如野草般伸展蔓延。无论从主导词、写作范围还是写作方式来说，开篇文章撩开了写作者的全部特征和意图。

  五、文的自由书写

  相比于“位置”部分的寻找，“在兹”部分的文章更显主动，作者开始收束战线对中文经典进行集中阐发，经过“位置”部分纷纭踌躇的洗礼，对中文经典的阐发更为毅然决然。 “在兹”部分的前三篇文章示明了作者的行动逻辑：这种阐发必须在“文”的感召下使各种往来复去的中西潮流悉数后退（亦即摆脱“二手”，亲身入思），在由后退所空出的开放之地以我们自己的眼睛主动、冷静地看。没有这种使潮流后退的意识，写作就将束缚在殖民主义的栅栏内，没有这种主动开放的胸襟，写作就将深陷在民族主义的幻想中。后退自主的要求和主动书写的尝试悄悄显露于由“大学之门”到“春天的心志”两篇文章的衔接和转换中。前者意在唤起自主意识，后者意在振拔起兴之志。经过这一“大学”的“春天”，从《论语》、《周易》到《中庸》、《礼记》，作者真正埋头于不依凭任何现有学派方法的耕作一般的原创性写作。在这种自由的主导眼光下，“在兹”部分的最后四篇文章呈现了思路的突破，是全书至为厚重的部分。 那么，这种对中文经典的阐发是否囊括在由读经运动所昭示的对传统的简单回归中？显然，作者并不认为将传统经典原封不动翻出来读读就能够把固有问题解决，果真如是，“在兹”部分的所有阐发就都成为了多余。另一方面，这种重新开端，化用两种传统的行动和主张自始至终都将行进在与民族主义的混同中。事实上，作者的确反复强调我们必须首先将自己的传统扶持起来，若没有这种首先的扶持，任何书写都将失去根基。而民族主义对作者的真切心志来说是否是一种误解，有待读者于“在兹”部分仔细辨察《道路与广场》中的话：“当前汉语政治哲学思想之要务乃在于重新赢回政治的基本词语和原初经验，从而为‘世界’贡献出真正‘普适性的’话语，以便开辟出思想和行动可以自得地游戏于其上的道路和广场，借以终止百多年来深处于民族怨恨之中的所谓中西比较的研究范式。”

  六、文之蕃盛

  这部文集中的思想行动自始至终注意的都是“文”。因为“文”本身同时意味着思想与行动，以及思想与行动之间的亲和疏。 这样的“文”不是学术论文，不是信笔散文，不是娴雅诗文，不是典奥古文，它企图在中文和西文之间的尴尬位置寻求创复，寻求一种既不易又变易的重新开端，这对我们必然是陌生的、怪异的。对这种文之创复来说，如作者本人所注意到的，它很可能蜕变为虚文伪饰、文字游戏。“然而天命之质朴无言的感通及其礼物般宝贵的敞开瞬间却不得不通过文章的反复书写和礼乐的繁复练习方才有可能达致。”（《我们共通体的四季书写》）面对文命的要求，作者自识文之风险：时刻发生的文之蜕变的风险，文被误解的风险。在风险之中作者选择每一位书写者所能选择的：系命于文，反复书写。 “修辞立其诚”。这些文集中的文字可能会被人广泛阅读，也可能不会。它们可能会像种子或者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一样飞散、扎根、生长、漫山遍野，也可能不会。它们可能秉承了那一向强盛的文命所具有的重新开始、返本开新的能力，也可能不会。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人所能决定的事；无论如何，这些却都是人所能为之努力不息的事。“文不在兹乎”，当其学术繁荣之时，作者倾力书写“文”的蕃盛——显而易见的可笑背后，是不是蒸腾着凌然之气呢？ “文章千古事”，作者为何写，写给谁？

  柯小刚著：《在玆：错位中的天命发生》，六点学术•茎典书写系列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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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 楼主 2008-10-12 21:12:25

  读柯小刚《在玆：错位中的天命发生》

  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思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仰面怆然而涕下。林际夜色浑芒，城市背景光绯红，车声漠然而未央。忽有乌夜啼，一声乃止。郭洪体笑我“以中国文化之传人自居。”我说：“然。但这不是自以为了不起，而恰是一种谦卑。”

  　这是柯小刚《在玆：错位中的天命发生》一书的扉页题记，又是此书附录中的一则“静坐日记”，它似乎提示着“在玆”这个书名的意义。首先值得注意的也许是这段话所出现的位置：书前的扉页和书后的附录。这两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既属于这本书，又不完全属于；既在书中，又不完全在书中。这个尴尬的中间位置也许正是“错位中的……”这个修饰语所蕴含的意思？书的“后记”说道：

  　作为必要的准备，首先是道路的找寻。“位置”一词标注了寻找的艰难。这条道路首先是不得不、然后是主动措置在双语之间的尴尬位置。“位置”部分的八篇文章都是在尴尬的之间位置留下的找寻痕迹。然后便是安于兹位的文命发生。兹，这并不是某个别的位置。在兹就是在这里，在中文经典的现代处境之中，并应和于那些“早就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句子”而起兴文-化的重新开端。

  　　这个后记也许暗示了全书的结构。这本书共收录了作者近年的十六篇文章，但似乎并非胡乱地编排在一起。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每部分各八篇。第一部分题曰“位置”，第二部分题曰“在玆”。但是，既然全书以“在玆”命名，为什么却把“在玆”部分列在“位置”之后的位置呢？“后记”继续给予说明：

  　　本书以“在兹”命名，却必须把“在兹”部分的八篇文章列为第二部分，这并不是基于重要程度的排序，而是按照事情本身的发生秩序所作的安排：如果不首先经历位置的找寻，那么在当前的尴尬位置中便不可能借助经典的解释而自然达至文命的重新发生。文-化命途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奇变，与权君子不得不折中权变，以有所图也。如果说这种权变的考量在“位置”部分还多少是出于被迫的不得已，那么在“在兹”部分——尤其当我们以之命名全书——则已经是出于主动的决断和担当。

  　　这种身处古今中西之间的“尴尬位置”而“有所权变地”“主动担当”起“在玆的文命”，构成了《在玆》书的基本情绪，以及也许奠定了全部“茎典书写”事业的基本情绪。

  第一部分：“位置”

  　　“以‘道路与广场’之名，我们在此尝试一个政治哲学的思考。”第一部分的第一篇文章“道路与广场”的第一句话，扑面而来把我们置入这种紧张的位置之中。“与”字和“以”字的训诂考证，赋予此文的政治哲学思考以细致的学养和入微的思力；而诗歌的阐释与书画的考察，则给此文的政治哲学思考带来丰富的想象力和广阔的文化视野。

  　　第二篇文章“道路与石头”是对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第一部分的疏解。这个疏解乃是依循“道路与广场”的政治哲学思路而来，对海德格尔诗学思想的一个批评和化用：“诗教是道性的。作为道性的健康理性不是那种被抽空了伦理的知，而是洋洋乎满沛道-德方义的圆神感通……启示是弃绝了通达之道路的巨石，而诗教的道-德理性则是道路上的石头，以及石头所指示的道路。道-德是石头之指示道路与道路之止于石头的权变中和。”

  　　但是第三篇文章“海子的实体与主体”又揭示了在“诸神之争”的尴尬位置中，“道-德诗教”的变异和重新开端的困难。这是因为：“山海关，这个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从单纯地理学意义上的东北/华北之间被移置到了世界-历史-地理意义上的‘亚细亚’/‘太平洋’之间的关口-关头，当它在海子的史诗写作以及最后的断头动作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时候，它所展开的戏剧舞台与其说是一片舒缓辽阔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一个无限紧张急迫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关头，要求现代中国人行动起来，找回自己的位置。这篇文章自觉于这样一种行动。

  　　第四篇文章“猜度一个问题：何谓成熟？”依本中庸的道-德文教思想，又置回到针对西方语境中古今之争问题的考察。“所谓从Mensch转变成Person，也就是从一个游戏在‘之间’和‘中庸’的人，转变成一个劳作在两个极端的人。”这说的是从古典伦理教化到基督教-现代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的考察无不浸透着作者强烈的中文思想问题语境。

  　　第一部分接下来的四篇，连同第二部分开头的三篇，是一组充满洞见的短文。“会：赋格六章”说道：“汉语神性经验、思想经验和政治经验之原初性的复得，兴许一直有赖于对诗经之起兴手法的重新领会。”“坤德与太空时代的大地概念”对浪漫主义的“大地”概念作了一个系谱学考察，并指出易经的坤德是比怀乡病的大地概念更能适应太空时代的“替代的大地概念”。“去雅典的鞋子”和“尴尬的位置”分别是作者在大学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儒学文化”课上的讲稿，它们正好站在“位置”的两端而遥相呼应。

  第二部分：“在玆”

  　　第二部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部分。越重要的东西越放在后面，这是一种谦逊而勇敢的编排方式。它不以先声夺人来吸引匆忙的浏览，却以渐入佳境来馈赠耐心的阅读。

  　　“我们共通体的四季书写”揭开了“在玆”部分盛大的序幕。这个盛大是夏天的盛大，也是在经历中西位置探索之后会通古今书写的畅达盛大：“我们共通体的四季书写现在运行到了夏天。在周易中，夏乃是与‘元、亨、利、贞’四德中的‘亨’相匹配的季节。‘亨者嘉之会也’，万物亨通畅达的夏天乃是会的季节，通的季节，会与通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以‘会与通’之名义在此聚会，且得以在此开-会之行动所打开的会场空间中相互感通畅达，这乃是应乎时令之消息的盛举。”这个盛举遥相呼应“位置”部分“猜度成熟”之夏的草木繁盛，但相比之下，这是回复到“在玆”本位之后的夏日书写，因而更加元气淋漓，天命彰显。正是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提出了“茎典书写”的任务：“在这个极端困厄否隔的时代，在开端与开端之间的空白地带，我们必须清醒而勇敢地认识到：能够真正打通隔绝、打开经典的经典阅读必是作为经典书写的经典阅读。这一经典书写将同时是指作为‘我注六经’的会通书写和作为‘六经注我’的开端书写。‘子畏于匡，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条突出重围的开端之路将取决于你我的四季书写。”

  　　接下来又是两篇短小的讲稿：“大学之门”和“春天的心志”，续申茎典书写之思想行动的要旨。“大学之门”是作者在同济大学讲授“哲学导论”的开讲辞，但放在这里又似乎别有深意。它暗示着：从此门进入，《在玆》之书方才进入“内篇”。

  　　进门之后首遇“春天的心志”。这或许应该是全书的第一篇，但放在这里乃是因为：圣学心志的感发必须在一个迟到的春天方才可能。如果不经历层层辩驳和找寻，这个春天并不到来。

  　　然后是四篇厚重的长文，它们构成了全书的真正精华和重点：“‘慎终追远’与‘往来井井’”、“睨读《中庸》”、“鸢飞鱼跃与鬼神的如在”、“文/面的似与不似：误会、文饰与天命的感通”。 正如其副标题“原礼，或关于丧、祭、井、革的政治空间”所示，“‘慎终追远’与‘往来井井’”一文是一次“原礼”的政治哲学尝试。这次原礼尝试不是通过单纯的“哲学思辨”进行，而是通过《论语》、《礼记》、《周易经传》等儒家经典的重释而来展开。首先，文章从《易》的“井”卦、《礼记》的“礼运”和“礼器”出发，阐明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应该是“合礼的革命”。然后，从“合礼革命”的“重释方法”出发，结合《礼记》之“檀弓”、“祭义”、《墨子•节丧》、《荀子•大略》等文献的解读，文章探讨了孔安国、朱熹、刘宝楠、钱穆等历代注家对《论语•学而》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一句的注疏得失。这一注疏考察的兴趣决非出于学院学术的目的，而是为了通过古代丧祭礼仪的考察而来探寻伦理教化的渊渊大井。但这个伦理教化又决非外在的形式，而是深深地关涉中庸的内在心性。正如文章所言：“追者往也，归者来也，一往一来，往来井井，乃动态地构成‘慎终’的‘时中’空间。中庸之中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计算而得的静态中点，而是一个永远处在往来构成中的‘时中’，所以‘慎终’之为‘中’决不是一次‘不输礼数’的葬礼就能够成就的，它还需要往来不息的‘追远’和‘归厚’的日常礼仪生活实践才能够不断地生而成之，化而德之，日生日成，时化时德。”

  　　“‘睨读《中庸》’这个看起来不无怪异的题目来自极为平庸的日常经验：行道的经验。”这是“睨读《中庸》”文的开篇首句。它把我们带上一条连接远方和近处的道路，引导我们去聆听先哲的诫命：“通过此一诫命所提醒者，并非对于某种远方事物的全力投射的凝望，亦非对于某种切近之物的惺惺逼视，而是远-近之间的一种似乎地睨视。只有这种远-近睨视方才为身边的事物打上一层来自远方的柔和光泽，同时为远方献上来自方寸之心的小心翼翼的忠诚。”这篇文章的方法一如它的内容，以及它所解释的文本，始终都走在同一条道上。“也许只有通过一种睨读的眼光，我们才能同时注意到天命和人文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并把它们理解为一个‘化文-文化’的过程。这意味着：文化的人文造作本身就是天命之化文垂象的一种成象方式，而天命之化文垂象也正是人文教化之敦化风俗乃至洗心革面的至高法则。”从这段话，我们看到“睨读《中庸》”文与“慎中追远”文的一以贯之。

  　　这条道路延伸到“鸢飞鱼跃与鬼神的如在”一文则达到了中庸道-德与鬼神礼教的综合。文章从《中庸》引用《诗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诗句的意义入手，追问了儒家丧祭礼仪中一个表面的矛盾所蕴含的深刻政治神学意义。这个表面的矛盾是指：为什么一方面是“祭如在”（并不是“真实客观的在”），一方面又是“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睨读《中庸》”之微言与“慎终追远”之礼义的结合。鬼神的仿佛如在是睨视的眼光方可把握的情状，而鬼神之盛德则必须是通过“慎终追远”的礼教方可达至的德化感通。正如文章结尾所言：“只有在此纯属文/面幻象的如在世界中，那纯属不可能性的中庸才有必要以及才有可能在鱼跃鸢飞的上下颉颃中小心翼翼地敞开一个‘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巨大现象场域，以及使得这个现象场域化成为‘肫肫其仁’的敦厚道-德。”

  　　“鸢飞鱼跃与鬼神的如在”文的尾句直接开启了“文/面的似与不似：误会、文饰与天命的感通”一文的语境。从结构上看，这篇文章可能是全书最精微的一篇；从主题上看，“天命”一词的出现则为全书画上了最后的题眼。文章写于上海，开篇之前的题记和结尾的引诗出自特兰斯特罗默《上海街道》的首节和第二节，仿佛这篇三万余字的长文不过走完了上海街道的一角。上海这个寓意现代中国殖民地处境的地名回应了第一部分“位置”的找寻。在上海街道上走过的中国经典阐释之路是在玆文命的权变担当。文章有十个部分，外加一个尾声。尾声引用了作者本人“静坐日记”的一则，这一则既是接下来作为全书尾声或附录的“静坐日记”的最后一则，从而也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又是开篇扉页题记的一句话。这首尾重合的同样一句话所寓含的“一以贯之之道”展开于此文之中。文章从孔子和阳虎面貌相似这个细节入手，结合《论语》、《庄子》、《史记》、《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众多经典的疏解阐发，对“子畏于匡”这个事关天命发生的原型事件作了一个广博而深入的政治哲学探讨。

  　　子曰“成于乐”。下面且引“文/面的似与不似”一文第九节结尾中解释乐之成的一段话来作为结尾，并以之祈请文德之命的在玆发生：

  　　“绎如也，以成。”郑注：“绎如，志意条达。”这在孔子的《文王操》习琴次第中便是最后的“丘迨得其为人矣”，而在文王文/面的由微之显、“闇然而日章”过程中也就是文王终于成就的郁郁乎周文：“如王四国”，“奄有四方”。

  　　柯小刚著：《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六点学术•茎典书写系列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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