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动荡年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金融动荡年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谁是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足够多的光芒，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热度。”哈佛大学教授Edward L. Glaeser的这句断言，现在有了改变。 美国当地时间13日上午7点40分，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的博客中更新了一句话：“今天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也许是这个早已为数百万读者阅读过的博客中本来就不冗长文章中最为简短的一篇文章了。 40分钟之前，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的经济学奖颁给这位来自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以表彰其对“贸易格局分析与经济获得区位”所做出的突出研究。 假如不是空前，起码也并不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一个如此为大众所熟悉的经济学家。 他的获奖已经招致了人们的怀疑，有人说他是因为其攻击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预言见效而获奖。也有的人对其学术的水平得出了疑问。有评论称他为美国的“学术超男”，他的许多论文得不到发表是因为“写的太简单了”。 无怪乎有疑问的声音出现。即使是在诺贝尔的颁奖页面上，照片上的克鲁格曼手里拿着的，也还是他自从2000年就成为其评论员的《纽约时报》。 但他肯定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正是因为自己的性格，他才会被人称为：“傲慢的驴子”。 “彻底坦白的说吧，我认为这一天总会到来的，但我真没想到会是这一天到来，”周一，在接受采访时，克鲁格曼这样说，“我知道有人活着就是为了等待这样的召唤，但这样对灵魂肯定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把它从脑子里取出来，不再想它。” 谁是保罗•克鲁格曼？ 1953年2月，克鲁格曼出生于纽约郊区长岛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 他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他曾经任教与耶鲁、麻省及斯坦福大学。在麻省他成为了福特国际经济学教授。2000年，他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后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他在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 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他主笔的。 在克鲁格曼的公共角色之中，他经常作为一个极端的形象出现。就他被数以百万计的人热爱的同时，也被政治对手们深刻厌恶。 在《纽约客》杂志曾经的一副漫画中，一位旧时的财阀对另外一个人说，他已经从自己的投票将抵消克鲁格曼的投票中得到了满足。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 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他曾经出版超过20本著作和200余篇论文。他在学术领域获得声誉主要是在国际贸易及金融领域；他是“新贸易理论”的创建者之一，该理论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了崭新的思考。因为该理论，克鲁格曼获得了1991年的克拉克奖，该奖主要奖励那些“低于四十岁的对经济学知识做出卓越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他最近的研究领域集中与经济学及货币危机。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克鲁格曼也撰写了一系列写给普通大众的文章。他为《外交政策》，《哈佛商业评论》，《科学美国人》等杂志写的文章获得了好评。 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最近的身份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及国际关系教授，以及已经从业长达十几年之久的《纽约时报》评论员。 之前，他在《纽约时报》上的评论专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已经拥有了数百万的读者；在一系列的通俗读物中，他以自身优良的写作技术对现存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他擅长以简单的预言评说复杂的问题，而且能够将它们讲得清楚。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但克鲁格曼并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的获奖是因为自身对于经济学贸易理论的贡献。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这样评论道：“克鲁格曼先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声并不能够让任何人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他——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经常读他的专栏。” 诺贝尔将颁发给克鲁格曼是基于他对两个截然不同但却相关的领域的贡献：克鲁格曼关于“新贸易理论”发展的贡献及“新经济地理”的著作。 国际贸易在经济学中拥有悠久的历史，而在这长长的历史阶段中，有关贸易的解释模型都是基于生产要素及相对优势。为什么英格兰出口羊毛而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是因为约克郡严寒的冬天制造出了蓬松的羊毛，而杜罗河则能够制造出优良的葡萄。但相对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现代的国际贸易。尤其是在工业大规模兴起之后。 1979和1980年，克鲁格曼写作了两篇有很大意义的论文。他论文灵感来自于丰田在德国出售汽车，而德国的梅赛德斯奔驰却在日本出售汽车。 传统的交易理论假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是不同的，它们因此将会并且只会交换那些它们所擅长生产的物品——法国的葡萄酒，来自中国稻米。 这样的模式最早来自19世纪早期大卫李嘉图的贸易模型。但在克鲁格曼那里，这并不能够真正解释他周围世界货物及服务的真实图景。于是他便开始了研究，为什么全球贸易被那些彼此之间如此相似的国家所垄断？为什么一个国家会进口那些它本身也在出口的货物？ 克鲁格曼以经济学家张伯伦的变量模型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在这个模型之中，很多公司出售只有稍微变化的相同产品。这些公司因此会变得越加擅长自身所生产的物品，它们因此会获得发展。因为一开始的制造成本是恒定的，因此这意味着生产商售出的产品越多，它的成本将越低。 而消费者们喜欢多样性，而且往往喜欢那些来自国外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这使得国家之间们会彼此交换出口自身也可以制造的商品。所以，美国人会买大众车，而德国人会喜欢福特。 这样的变量因素汇聚到一起，谈到了一个19世纪由大卫李嘉图提出的、20世纪得到萨缪尔森、贝蒂尔奥林、赫克歇尔俄林改进的贸易理论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三位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中的两位都是瑞典人，他们是如此的珍视自家的理论，而他们肯同意让克鲁格曼进入经济学的万神殿，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纽约时报》的评论说。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模型变为了经济学领域里的标准模型，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这个世界更具备解释力，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数学模型的杰作。他的模型是现实主义、优雅及容易处理的结合体。它能够为数以千万计的讨论贸易、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地理的论文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克鲁格曼1991年出版的“不断增长的利润及经济地理”是第一篇提供了清晰及在数学上完美无瑕的基础性论文，它可以为贸易及跨地域个人及公司行为提供参考。在哈佛经济学家Edward L. Glaeser为克鲁格曼的获奖而撰写的文章中，他这样写到：“这是我在哈佛博士生论文中见过的对相关领域进行论述的能够自洽的优秀的的两篇文章中之一。” 他还将这样的模型用来深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住在现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会影响到交通运输成本这一话题。他的模型解释了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贸易将会导致公司和个人在一个地区聚集或者离开。 这个模型与新贸易理论一样拥有基本类似的元素：垄断性竞争，成比例的经济，以及对多样性的热爱。在这些因素之上，克鲁格曼为其加上了在空间及产业领域里自由流动的产业工人。正是因为工人们可以流动，在空间内的实际工资会保持平衡。虽然纽约的人们会获得更多的收入，但他们因为更高的房租也将因此减少一部分实际收入。这篇论文给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对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有着更加清晰理解的框架。公司和工人们蜂拥而至来到同样的地方可以减少运输的费用。举例来说，制衣业来到纽约城，一部分是因为纺织业本身已经来到了这个城市，不仅如此，在这个美国最大的城市里，还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顾客群体。 克鲁格曼的模型被证明是非常具备解释力的。在一个以引用为主的学术世界里，他的论文已经经历了数千次的引用。 金融动荡年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始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有经济学者评论：“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要颁给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者，那就一定会颁给克鲁格曼，因为他是这个方向的一个开创性人物。”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一次定格金融学领域是在1997年，当时，斯科尔斯和默顿两位学者，因其在金融衍生产品理论方面的贡献摘得桂冠。而1997年也正是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金融动荡的年份”。 有学者说，此次源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并企图寻找缓解危机冲击的有效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会更加关注金融领域的研究成果。 此前，令克鲁格曼名声大噪的是他的一个预言。1996年，克鲁格曼曾在其《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就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他认为，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成功验证，有力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地位。 因此，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动荡之时，克鲁格曼对当前形势的评价，越发引人关注。 “按照我的判断，当前普通美国人的命运与经济普遍增长的脱钩，在美国近代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他猛烈抨击了布什和执政的共和党人。事实上，在近些年来，几乎布什政府所有的政策，都将会成为这位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勤奋写作博客的经济学家批评的对象。 他在《布什之后--新保守派的终结与民主党人的时刻》中描述了保守派占领华盛顿并在经济繁荣时期分化美国社会的手段。由于丰厚的税收优惠，美国的富人越来越富，企业的盈利被投放到至今不为人知的领域。“相反，大多数雇员的薪水几乎跟不上通货膨胀的脚步”，克鲁格曼说。 他总喜欢提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失落的天堂”——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那时成为众所周知的中产阶级社会。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他在书的第一页开篇便写到： “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市委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词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的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明白的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段不同寻常的篇章。” 他认为，这样的天堂社会背后的推动力是总统罗斯福的“新政”。正是新政开始大力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收入和财产再分配”使美国社会获得了繁荣。直到70年代，政府才开始以某种形式“撤回”这一政策。这个本来按照欧洲标准衡量就很糟糕的社会福利国家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盛极一时的工会如今已经大不如前。 克鲁格曼认为，再次扭转这一趋势的时刻到来了。正因如此，他主张不再选举共和党人作总统。他主张回归罗斯福和杜鲁门所代表的价值：“为了像罗斯福带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诚实、有效地进行伊拉克战争，我们的做法也许至少要有一点儿像'新政'。” 而在面对荣誉时，克鲁格曼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