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愤怒

从扣押美国人质事件到今天致力发展核技术，伊朗似乎总是喜欢和西方对着干。这种桀骜和对抗源于伊朗被外国列强剥削侵略主宰的屈辱历史。不同于多数中东国家，伊朗是拥有灿烂文明的古国，然而从18世纪开始，腐败软弱的统治者让这个国家的领土被外国瓜分，资源被殖民者掠夺。整个20世纪，伊朗人被一种强烈的集体情绪驱使：摧毁外国势力对伊朗的掌控。 　　任何对上世纪80年代国际事件稍有了解的美国人都记得伊朗人质危机。武装分子突袭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外交官和使馆员工扣押444天。在美国，新闻节目《Nightline》为报道这一事件应运而生，主持人特德·科佩尔每晚开始人质事件报道前总会说，“现在进入了事件第53天”，或“第318天”。对于仍然在舔着越战失败的伤口的美国人而言，人质危机是一种可怕的煎熬。它让举国震惊，影响了公众对总统吉米·卡特的信任。许多人视之为美国与伊朗关系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然而，伊朗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人质危机发生时，布鲁斯·兰根是美国使馆幕僚长，是被扣押的官衔最高的人。被扣押一年多后，某一天，一名武装分子拜访他的独立牢房。兰根勃然大怒，朝他的囚禁者大喊说，扣押人质是不道德的、非法行为。那人等他发泄完后，毫无同情地说，“你们没什么可抱怨的，1953年，美国劫持了我们整个国家。” 　　很少有美国人记得，当美国政府推翻伊朗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后，这个国家落入了独裁统治。“总统先生，你认为1953年，我们违背伊朗民意，扶持伊朗王复辟是正确的吗？”人质危机期间，一名记者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问卡特总统。卡特回答，“那已经是古代历史了。” 　　然而，对于伊朗人却不是这样。“在公众头脑中，考虑到1953年的事件，人质危机是正义的。”伊朗出生的塔夫斯大学福莱切法律外交学院的教授瓦里·纳赛尔说，“人们将它看成国家自信的表现，看成伊朗掌握自己命运的标志。1953年的屈辱通过1979年的人质事件得到洗刷。” 　　这种观点分歧反映了伊朗人和美国人认识上的巨大鸿沟。除非他们能够通过对方的眼睛看问题，否着他们之间的分歧很难和解。 　　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倨傲态度———尤其是它坚持把发展核计划看成国家主权———某方面说，是动荡历史事件和因此形成的国民集体意识的结果。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伊朗历史都可被看成导致这种对抗的直接原因。那段历史贯穿着一个热望：摧毁外国势力对伊朗的掌控。 　　中东的许多国家都是现代发明，是一战后欧洲列强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卸八块，分割而成。然而，伊朗却不同。它是世界最古老最骄傲的国家之一。早在耶稣基督诞生500年前，伟大的征服者居鲁士、大流士和薛西斯将波斯建成一个疆域广阔的帝国。当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波斯诗人创造了千古流传的美丽诗篇。波斯科学家在数学、医学和天文学方面取得不小成就。几个世纪来，这个后来成为伊朗的国家持续繁荣，并吸收了来自埃及、希腊和印度的文化。 　　波斯军队并非常胜不败，公元7世纪，他们未能阻止阿拉伯人入侵。入侵者带来伊斯兰教，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但是，波斯人甚至把这一失败变成另一种胜利。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使他们可以保留独立特征。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由于继承纠纷，什叶派和占主导的逊尼派分裂。 　　逊尼派相信穆罕默德的朋友兼顾问AbuBakr是合法继承人。而什叶派相信，先知的堂弟兼女婿AliibnAbiTalib是合法继承人，公元874年，随着穆罕默德·马赫迪的“藏匿”，先知的合法世系消失。他们相信，这位第十二代伊玛目被上帝藏起来，将在最后审判日到来前返回。什叶派的宗教学者认为，在这之前，他们有义务接管这位伊玛目的部分职责。1979年后，阿亚图拉（最高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概念，以解释政教合一的统治。16世纪至17世纪，什叶派领袖领导带来了波斯的另一次兴盛，在伊斯法罕创造了一个宏伟的首都。今天，像伊玛目清真寺等美丽建筑仍然见证着昔日帝国的荣耀。 　　丰富的历史塑造了伊朗人根深蒂固的国民身份意识。然而，他们对自己国家的骄傲和自豪掺杂着愤恨。从18世纪开始，软弱腐败的统治者允许外国势力蹂躏这个国家。1722年，阿富汗部落袭击洗劫了伊斯法罕。19世纪初，俄罗斯夺取了一里海附近的大片波斯土地（即今天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和阿塞拜疆）。1872年，一家英国公司从没落的卡扎尔王朝手中购买了“特许权”，从而获得经营波斯工业、灌溉其土地、开发其矿产资源、修建铁路、开办银行、发行独立货币的独家特权。英国政客柯曾勋爵称之为“最全面，最不可思议的整个王国工业资源的完全割让。” 　　伊朗民众的狂怒导致英国人于1873年交回特许权，但是这一事件表明伊朗的新附属国地位，它已变成大国势力斗争中的一颗棋子。近15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和英国主宰着伊朗的经济，操纵它的领导。这段历史至今仍然隐隐作痛。“民族主义，独立的欲望是基本主题，”在弗吉尼亚乔治·梅森大学教伊朗历史的绍尔·巴克哈斯说，“外国干预的记忆在伊朗人的记忆中非常深刻。今天表现为在核计划问题上和美国的对抗。伊朗人认为，‘西方又想剥夺我们的技术、现代化和独立。’历史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伊朗对于任何外国影响和外国操纵都很敏感。” 　　一系列起义塑造了现代伊朗和伊朗的民族主义。第一次起义爆发于1891年，英帝国烟草公司控制伊朗烟草工业之后。烟草深入伊朗人的生活。许多人靠种植烟草为生，更多人吸烟。道德腐败，经济破产的卡扎尔王朝君主纳速拉丁以荒唐可笑的1.5万英镑把烟草业卖给了英国人。根据该交易条款，伊朗烟草农必须以英帝烟草公司制定的价格把烟草卖给英国人，而且所有吸烟者必须从隶属英帝公司的零售店购买香烟。这实在让伊朗人无法容忍。一项轰轰烈烈的抵制烟草运动席卷全国，得到各行各业的支持，这其中包括知识分子、神职人员，甚至包括纳速拉丁自己的后宫嫔妃。人们在德黑兰举行大型游行示威，遭到部队镇压，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烟草交易被取消。 　　那次起义突显了一个多世纪来在伊朗人心中累积的愤怒。它也奠定了1906年宪法革命的基础。改革者们成立议会和国家选举体制，垂死的卡扎尔王朝的权力被逐步缩减。在之后的1个世纪里，许多伊朗选举被操纵，许多宪法条款被践踏。即使这样，民主对伊朗人绝非新概念。他们已经朝这一目标奋斗了100多年。 　　“（民主）的原料都已具备，”美国和平学院高级研究者芭芭拉·斯拉文说，“伊朗有选举的传统，人们习惯参加投票。伊朗人习惯在议会和媒体中听到不同观点。他们积极参加投票，选举日的投票率相当高。” 　　虽然1906年宪法革命削弱了卡扎尔王朝的权力，却没有终结它。俄罗斯和英国对此并不在意，它们照旧视伊朗为自己的殖民地。1907年，两个国家签署协议，瓜分伊朗。英国获得南部省份控制权，确保通向印度的陆上通道。俄罗斯掌控北方靠近其南部边界的地区。俄英代表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会议，签署了这份离奇的协议，甚至根本没有请伊朗代表参加。 　　随着内战爆发，莫斯科无瑕顾及在伊朗的利益。1917年，沙皇被十月革命推翻。英国人迅速趁虚而入，填补权力真空。1919年，它通过贿赂伊朗谈判官员，将《英波条约》强加给伊朗人，从而全面控制了伊朗的军队、财政、交通系统、通信网络。在给英国内阁同事的备忘录中，柯曾勋爵为协议辩护说，“英国绝不允许它的印度帝国的边界陷入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他又给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传统竞争添加上了共产主义阴谋论：“如果对波斯置之不理，有各种理由担心她将被北方布尔什维克影响征服。” 　　《英波条约》终结了伊朗的独立国家地位，导致1921年爆发第二次起义。卡扎尔王朝被推翻，激进的改革派独裁者取而代之。这位新统治者曾做过马夫，目不识丁，自称礼萨·沙（沙是波斯语中对王的称呼）。表面上，礼萨是个可怕的人物。英国女作家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1926年参加他的加冕典礼后这样描绘这位新统治者：“身高6英尺3英寸、大鼻子、灰白头发、一脸凶相、性格阴沉。事实上，他的样子确实很符合其本质———一个哥萨克骑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确有君王之气。” 　　这一描绘抓住了礼萨·沙的双重个性。他以残忍手段剿灭强盗、部落领导和任何被他认为可能阻挡伊朗恢复大国地位的绊脚石。但是，他也为建立现代伊朗国立下汗马功劳。他建造了伊朗第一条铁路、第一家国家银行，剥夺了教会的大权。更让所有人大惊失色的是，他禁止妇女继续佩戴面纱。这一法令如此激进，导致许多妇女从此拒绝出门。虽然许多伊朗人惧怕礼萨·沙，但也仰慕他、支持他。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还击外国侵略所必需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现代伊朗人的概念开始形成。“在20世纪开始前，如果你问一个村民他从哪里来，他会回答说，他来自某某村庄。”Purdue大学历史教授家尼特·艾弗瑞说，“如果你继续追问他的身份，他会说，他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身份———从人们自称伊朗人这个意义上说———开始于宪法革命，在礼萨·沙的统治下得到巩固。” 　　伊朗政府开始和其传统敌人（英国和俄罗斯）的欧洲劲敌德国建立密切经济和政治关系。这一关系促使盟军于1941年入侵伊朗。他们在不到一个月内打败了伊朗可怜的军队。这让伊朗人意识到，虽然礼萨·沙成绩斐然，但伊朗仍然太软弱无法抵御外国势力。这一次国耻迫使礼萨·沙于1941年9月退位。他2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勒维继位。 　　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席卷亚非拉地区，同样在伊朗掀起风暴。从20世纪初开始，富饶的伊朗石油工业一直在英伊石油公司垄断下，该公司主要由英国政府拥有。伊朗石油驱动着英国经济，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保障了英国人的舒适生活；它还为横行世界的英国皇家海军提供燃料。与此同时，多数伊朗人却生活在贫困中。 　　这种刺眼的不公正状况引发了又一次伊朗革命，一次和平但具有深远改革意义的革命。1951年，伊朗议会选举穆罕默德·摩萨德担任总理，他是伊朗受过最高教育的人，毕业于瑞士纳沙泰尔大学，是第一个拥有欧洲大学法律博士学位的伊朗人。摩萨德的首要奋斗目标是将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在就任总理前，他提交了一份国有化法律草案，得到众参两院全票通过。当然，英国拒绝接受这一提案。他们撤回石油技术专家，封锁石油出口的港口，并让联合国下令伊朗撤销国有计划。摩萨德在国内的支持率像火箭一样上升。一名驻英国大使从德黑兰发回的报告中说，他干了“波斯人从心底敬佩的事情：他蔑视强权权威，对抗强大的外国利益。” 　　摩萨德勇敢挑战英帝国的举动也让他成为世界名人。《时代》杂志将他选为1951年风云人物。10月，他来到纽约，向联合国阐述自己的主张。这是贫穷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直接挑战一个大国。 　　“我的国人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摩萨德告诉联合国安委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许是世界上最恶劣的。我们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石油。这应该成为伊朗人民工作和食物的来源。它的开采理所应当属于我们的国家工业，石油换来的收入理应用于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然而，多数美国报纸对摩萨德的申述毫无同情，它们说他违背了国际法，更糟糕的是可能威胁石油流向西方自由世界。比如，《纽约时报》指责伊朗是藐视联合国的“挑衅者”。 　　争夺石油工业控制权的卓绝斗争帮助把伊朗民族主义从一个抽象概念转变成实际运动。“如果说礼萨·沙创造了容器，那么给它注入内容的就是摩萨德。”伊朗裔英国学者阿里·安萨里说，“1951年到1953年期间，波斯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有号召力。”在这一时期，许多伊朗人希望美国能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保护者。20世纪上半叶，到伊朗的美国人大多是教师、护士和传教士，他们在这个国家留下了相当正面的印象。1953年夏天这一观点突然改变。美国一个举动使它从此成为伊朗人憎恨的目标。 　　在说服摩萨德放弃国有化计划失败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下令英国特工组织政变推翻他。摩萨德得知这一阴谋后下令关闭德黑兰的英国使馆，驱逐所有英国外交官，其中包括策划推翻他的特工。绝望中，丘吉尔请求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颠覆摩萨德政权，遭到杜鲁门拒绝。“中情局当时刚刚成立，杜鲁门认为它的任务是收集情报，而非破坏颠覆外国政府。”密歇根雄谷州立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古德说，“伊朗人和英国人同样让他感到失望。” 　　然而，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美国政策发生变化。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迫切打击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当英国人告诉他，摩萨德正把伊朗领向共产主义———一个扭曲不着边际的指控———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同意派中情局特工展开行动。 　　“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摩萨德的讨厌是发自肺腑和不假思索的。”专攻冷战早期历史的肯特州立大学历史学家玛丽·安·赫斯说，“他们根本不考虑协商。杜勒斯从前担任公司律师，在他看来，摩萨德的行为简直是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同样让他不安的是，他可能引起后来者的效仿。他还担心苏联影响力可能趁机渗入伊朗……这一切都是很情绪化、仓促的推断，他们根本没有试图去认真认识摩萨德，或者他的动机，也没有任何和他交谈的打算，甚至对他写给华盛顿的信置之不理。 　　1953年8月，中情局派遣手下最勇猛的干将之一克米特·罗斯福———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前往伊朗。他的任务就是推翻摩萨德。罗斯福在美国大使馆地下室成立指挥部，立刻开始工作。他动用的策略包括贿赂报纸编辑，组织暴动，设法造成伊朗正在陷入混乱的迹象。8月19日，一群愤怒的群众在罗斯福的伊朗特工领导下在摩萨德家门口聚集。这些暴民得到警察和军队的支持，而不少警察和军队领导已经被罗斯福贿赂收买。经过两个小时的包围，摩萨德从后门逃跑。他的房子遭洗劫后被付之一炬。罗斯福后来写道，一小撮参加政变的美国特工“为他们的胜利兴奋无比，狂欢庆祝，情绪高涨”。摩萨德被逮捕，被判叛国罪，坐了3年牢后又被终身软禁，死于1967年。 　　1953年政变结束了伊朗的民主统治。摩萨德被免职后，中情局安排将在政变前逃到罗马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勒维带回伊朗，重新把他扶持上王座。他的统治日益残暴，动用秘密警察部队Savak拷打反对派。在他当权的1/4个世纪里，任何独立机构———政党、学生组织、工会或民间组织———都被禁止。不同政见者唯一能够找到的避难所就是清真寺，这使反抗运动不免带上宗教色彩，最终将伊朗推向原教旨主义统治。 　　整个冷战时期，华盛顿和德黑兰的关系不同寻常地亲密。主要原因是，礼萨·巴勒维，正如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所说，“属于极其罕见的一类领导，一个无条件的盟友。”然而，在伊朗民众眼中，美国变成扶持可恶独裁政府的力量。“伊朗人从前认为美国并非殖民主义国家，老一代人还记得伍德罗·威尔森的反殖民主义观点。”革命政府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现在本宁顿学院教历史的MansourFarhang说，“甚至连摩萨德最初对美国也充满好感。但是，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主要由于1953年政变，和礼萨·巴勒维对美国的俯首帖耳，新一代伊朗人开始将美国视为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观点成为主流。” 　　掌握大把石油收入，礼萨·巴勒维试图将伊朗打造成地区军事强国。美国卖给它数百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这给美国武器制造商带来了巨大利润，同时确保紧靠苏联南部边疆的伊朗成为美国坚实的冷战盟友。长期看，这一政策将带来危险后果。 　　“礼萨·巴勒维从美国购买的一些东西远远超过他的需要。”上世界70年代曾任驻德黑兰外交官的亨利·普雷切说，“面子和他个人对军事硬件的着迷在军购中扮演了关键因素，根本不存在理性决策。在处理民事事务方面依然如此。浪费和腐败相当普遍。成船的粮食运抵港口，却发现没有卸载粮食的卡车。于是就把粮食堆积起来，放火烧掉。” 　　对美国军事势力和礼萨·巴勒维的独裁统治的愤怒终于达到极限，1979年，伊朗爆发全国起义。这是伊朗最后一次现代革命，像从前的革命一样，这次也是对向外国势力出卖主权的政权的反叛。革命领袖中有不少是神职人员，但也包括支持苏联的共产党、曾经支持摩萨德的民主派。在20世纪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政治突变中，华盛顿和许多人看来坚不可摧的礼萨·巴勒维瞬间垮台，被迫逃亡。他于1979年1月16日离开伊朗，辗转埃及、摩洛哥、巴哈马群岛、墨西哥，最终于同年10月22日以看病为由进入美国。许多伊朗人认为，这是卡特政府企图再次将他扶持上台的证据。13天后，武装分子包围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原教旨主义什叶派教士用这次危机镇压温和派系，巩固了对新政府的控制，将伊朗变成阿亚图拉霍梅尼（他于1979年2月1日，结束流亡，从巴黎归国）领导下的神权政治国家。 　　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日益加深的敌意引起一场任何伊朗人也未曾预见到的灾难。邻国伊拉克———自它们还叫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伊朗和伊拉克就是死对头———独裁者萨达姆看到伊朗突然失去强大盟国，它的军队一片混乱，于是抓住机会于1980年9月入侵伊朗。这场战争持续了8年，破坏伊朗经济，造成100万人伤亡。伊拉克方面有16万至24万人死亡。 　　仍在为人质危机气得冒烟的美国站到了伊拉克一方，把它看成是阻挡什叶派军事力量的防洪堤。美国认为伊朗将威胁中东产油国的逊尼派君主政体的稳固，从而影响到美国利益。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两次派遣特别外交使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前往巴格达，讨论美国可能协助萨达姆的方式。在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之后，华盛顿向伊拉克提供慷慨援助，包括直升飞机和用于选择轰炸目标的卫星情报。“那场战争有两个重大后果，”萨拉·劳伦斯学院国际关系和穆斯林政治学教授法瓦茨·吉尔斯说，“首先，它加深了伊朗的反美情绪；使反美外交政策成为伊朗政府存在的基本意义。其次，伊拉克在战争中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美国插手阻止调查，使萨达姆逃脱国际谴责和制裁，这一举动更加深了伊朗宗教领袖研究属于他们自己的非传统武器的决心。” 　　人质危机，两伊战争和伊朗政权破坏美国在中东势力的持续努力让伊朗和美国变成水火不容的死敌。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过错全在德黑兰。它威胁以色列，阻挡美国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并和从柏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恐怖活动有牵连。 　　伊朗现领导———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内贾德———充分利用了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英国《卫报》驻德黑兰记者罗伯特·泰特说，“现政权靠对美国的敌意为生。每次当华盛顿发表威胁言论，等于给予他们新鲜氧气。这种情况不可能无休止继续下去。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开始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低工资，通货膨胀，高油价，对女性的歧视，宗教气味日益浓厚的大学教材，毒品、卖淫等社会弊病的蔓延……这些让许多民众感到愤怒。去年秋天，一次糖厂工人罢工中，工人们高喊”我们的工资是我们的绝对权力！“———灵感显然来自政府口号”核能是我们的绝对权力！“仅仅依靠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已经无法满足伊朗人。他们的国家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独立，但现在他们渴望更多：自由、繁荣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