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斯张三的译作 不知是否是伊的

密斯张三的译作 今天早上下雨，刚开始骑车的时候，因为风吹，还要用一只手往下拉羽绒袄的帽子，慢慢就不再需要用手扯了，原来帽子被雨打湿了，变重了，风吹不动它了。回到家，乱看了一会儿电视。发现外面居然出太阳了，想想早上还淋雨，有些埋怨老天爷。姚蕾短信说中午一起吃饭，我把国展听成了国贸，想到是国贸，那就好办了，还不出那么点我熟悉的范围。回来困困说，想去哪儿买书？一起去。我说去万圣，她又不干了。。。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2 交游 拉丁区内各所高等院校中，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地位尤殊。因其严格的招生方式（要先苦读一年的所谓khâgne，选拔强化班），特有的学科架构，类似美国大学兄弟会宿舍的气氛，使得巴黎高师的毕业生仿佛是独立的一族。许多人起初允诺要踏上教学生涯，后来却转向了政治和创作艺术。他们成为公务员，甚至政界领导，其中一位后来还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们或是成为政治首领，或是在新闻、小说、诗歌创作方面有所成就；无论拣了哪个领域，他们的事业生涯都常常收结至法兰西学院。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莱昂·布卢姆，天主教评论家、诗人夏尔·佩吉，作家如罗曼·罗兰和儒勒·罗曼，剧作家让·季洛杜，他们都毕业于师范学校。本书主角中有不少“师范人”，因为他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紧要关头，以及之后，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时身处敌对阵营，尽管他们的行为常常取决于在高等师范学院度过的那些年头。 艾伯特·蒂博代就是一名师范人；他在《教师共和国》一书中指出了该校另一特色：它起着文化熔炉的作用。如果医学和法学学位的教育费超过了普通工人和农民阶级所能负担的范围，学校教师便因为可以拿到奖学金，通过攻读这些科目，从而跳出原来的阶层。蒂博代的文章为二十年代所写，他发现师范学院的学生十有八九都获得了这类奖学金。因此，生长于偏远省份的人也可以到师范学院就读；而且，他们在预读选拔强化班和巴黎高师时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对其一生都有裨益。要进入社会，这和出身在巴黎的一处好地段同样有效。 说起那一代巴黎高师的同志们地久天长的友情，和我们有关的、最有名的例子要数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萨特和保尔·尼赞，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后者日后成为了萨特的《现代》杂志编辑），以及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因为她差不多是在同时同地攻读高等教师学位）。与波伏娃会师之先，萨特和他的同窗哲学家们最为亲近。他和雷蒙·阿隆曾常有论战，满怀学者激情。但自打她出场，就再也没人比她和萨特走得更近了。阿隆后期的事业在于教学、写作、政治科学和政治活动，而萨特是哲学教授，后来则忙于写作；事业道路的分岔拆开了两者间的距离，正如当年毕业之后的教学任务一样。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的太平安乐期，阿隆也加入了《现代》的第一批编辑委员会，虽然萨特和他的政治观明显分属两个世界。巴黎高师即共同特性。 萨特曾颇为亲切地写到他和保尔·尼赞共度的同窗时光。两人都知道自己想当作家。尼赞较早出名，虽然他真正的天赋和精力都投入了政治。他们俩外形相似，都戴眼镜，都患有斜视。据雷蒙·阿隆回忆，其它同学说起他俩时，简直当他们是高乃怡和拉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尼赞在共产党内阶层越攀越高，影响力波及全法国，甚至远达苏联；萨特则自承不关心政治，尽管“内心当然是左翼的，跟大家一样”。尼赞身份的迅速高涨让萨特颇为高兴；看来，此事给这对人物之中较为消极的那位带来了某种革命的魅力。“我们的友情如此珍贵，又常常被人误认为是彼此，他〔在《共产党日报》上〕的那篇《今晚》也可以算作是我写的。”萨特日后回忆道。萨特和阿隆于1927年见证了尼赞的婚礼。 其后，尼赞又于1939年8月戏剧性地脱离了共产党，因为它支持苏联对纳粹德国的不侵略契约（此后不久尼赞就于法国北部战场阵亡）。共产党员开始传播有关尼赞的流言蜚语，这使得萨特蛰服已久的友情又重新活动起来。当时巴黎正陶醉于后解放期的人民阵线气氛，萨特仍然对共产党员提出了质问：他们要么证明尼赞是政府暗中密告者的说法，要么就停止造谣中伤。仿佛巴黎师范教室中设下的定时炸弹，二十五年后终于引爆了。（原注：参见第二十八章，“新老面孔”。） 师范人的特殊生活，布列塔尼小说家亨利·奎佛莱克也曾有描述；他本人当年也是从布列塔尼故乡移居而来，就读于巴黎的一所中学，以准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奎佛莱克也成了那熔炉的一分子，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外省人得以和世故的巴黎青年打成一片，当然后者更懂得着装，仪态亦不拘。和他一起温书的有才华横溢的未来远东学者安田朴（又一位日后加入萨特《现代》杂志的）；初露头角的法西斯主义者罗伯特·巴西拉奇；还有罗歇·瓦扬，他当时还是一位右翼思想理论家，后来转向极左。（奎佛莱克在回忆录中评点道，当巴西拉奇日后因与纳粹通敌卖国被处死时，为他写下最动人的文章的人就是瓦扬；后者其时较为知名的身份是共产党护教论者，但他依然是位同学老友。） 奎佛莱克班上的同学还有雅克·塔拉格兰德，他结果成了“法兰西行动” 的辩护者，写评论时（甚至当年也是）用的是梯也里·莫罗尼埃的名字；路易·普瓦里埃，他日后为人所称道的文学作品则署名为朱利安·格拉克；左派激进分子以及后来的基督神秘主义者，西蒙娜·薇依；以及乔治·庞毕度，戴高乐的首相，继任共和国总统（又一位从乡野外省来到拉丁区的）。庞毕度回忆道：“一旦成为师范人，就如拥有了皇族血裔。入学考试只算封爵。典礼自有其仪式，在妥当的隐蔽处，国王们的保佑下进行‘纹章守夜’。” The most peculiar condition required for entry into knighthood was the “vigil of arms,” which consisted in keeping a long silent watch in some gloomy spot—a haunted one preferred—over the arms he was about to assume. 如梯也里·莫罗尼埃日后所言，学院本身就是“一所秘密协会，使用密码语言，相认记号，而成员间的团结一致仿佛比宗教或政治分歧更为强大……”学生们被分配到修道士僧房般的小室（turnes），为拿学位，要去附近的索邦大学上课。师范人的政治观可能偏向左倾或自由主义；学院则被称为培养当年主导的政治集体的温床，学生团体成员也常常是引人注目的人民阵线和三十年代反法西斯会议人士。 当年巴黎高师的另一要素则是强硬的右翼派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罗伯特·巴西拉奇。出生于法国南部，在当地和勃艮第长大，巴西拉奇也是一位十六岁时北上巴黎，在路易大帝中学准备巴黎高师入学考试的人。梯也里·莫罗尼埃和罗歇·瓦扬之外，他的圈子还包括莫里斯·巴戴绪，他的姐（妹？）夫。做学生时，巴西拉奇开始潜心于“法兰西行动”。 创办者为夏尔·莫拉，他在大学期间已经颇有一群有力的核心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日后在三十年代的法西斯运动和德占期间担任了领导职位。巴西拉奇给法兰西运动的学生报纸写过稿，后来还上过颇受欢迎的《法兰西行动》日报，以及《直言》和《处处皆我》政治周报。他甚至把他的政治朋友带到先贤祠南、邬尔姆路的学校院落参加派对。这算不算构成了巴黎高师的法西斯派分子呢？恐怕还不行。1945年，巴西拉奇因与德国占领军勾结，被判死刑；当时向戴高乐将军请求赦免的那封（失败了的）请愿书上，签名单内并没有几位是师范人。 如此说来，“师范人精神”终究不能决定个体师范人的政论观。另一名毕业生，历史学家兼“法兰西行动” 的辩护者，皮尔·加克佐特提出，处理问题的方式比其实质更重要——要有“对博学玩笑的特定鉴赏力”外加对独立的强烈要求。埃米尔·昂里奥也表达了基本类似的想法，他认为巴黎高师并不仅仅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发源地”，因为夏尔·佩吉的天主教信仰也在此得到了强化，埃德瓦·昂里奥的民主信念亦是如此。1935年在一份法国报纸中，昂里奥继续持此论点，他援引当年巴黎高师最年轻的一代毕业生为例，其中包括基督教徒、保皇派和社会主义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用作引证的社会主义者，马塞尔·迪特，日后却变成了一名倾法西斯运动的领导人。对师范人、共产党员保尔·尼赞而言，他的母校学生面对的教师集团不过是上流社会的仆役。 很显然，尽管巴黎高师的毕业生并没都成为作家，但至少他们是知识分子。法国和苏联一样，通常把教师行业的人惯例看作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如果认可这种惯例，那么我们也应当接受这个统计数据，即，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被推选上台时，法国共有四十五万名知识分子，占活动人口的百分之二；其中，十八万六千人是国家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