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照]“一千部”西文图书

十五至二十世纪印本 1074种 “一千部”西文图书 倘以利玛窦“儒服进京”之时计，近世天主教已入中国逾四百年矣。 伴随着利氏及其后继者，都在“科学”的旗帜下，吸引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转而信仰西方的天主教，为此，西方传教士们随身也带入中国大量的西方先进的科学书籍、宗教书籍，积四百年来之沉淀，这些西文书籍已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其存在，不因现代科学技术和文明而减弱后世对它的崇敬与向往。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千零七十四部〔由一千三百余种合并而成〕西文善本书〔我称之为“一千部”〕，便是其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一部分令人惊钵的遗产。 一、西文古籍善本的入华经历 在利玛窦1601年进入大明帝国的京师〔今北京〕时，随身携带了相当数量的书籍。五年后利氏在今北京宣武门获得了居所，即今宣武教堂〔南堂〕前身，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图书室，那时，利玛窦曾声称：他的书库，关于地理学、钟表和天体观测仪，已经拥有很多相关的书籍，足够用了。这就是近世四百年来，西方天主教徒绵延不断向中国输入西文书籍的肇始。从这以后，或有或无计划的向中国输送书籍的过程就开始了。 从利玛窦之后，现可知道的有以下数大宗： 1613年金尼阁受龙华民之命，从中国回到欧洲募集采购书籍，到1620年金尼阁重返中国时，携带有西文书籍，包括罗马教皇赠书，约七千部，这就是史称的“金尼阁藏书”，俗称“七千部”。 1655年，北京东堂由著名旅行家麦哲伦族孙利?思?安文思神父建立，同时也带来了西文书籍建立了东堂书库。 1688年，法国耶稣会入京，其中有著名学者，也是传教士的白晋、张诚。他们留在北京，直接参与了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拨地南海子〔中南海西岸的蚕坛〕，建立了法国教堂，俗称北堂〔1860年后重建于西安门内西什库，仍称北堂〕。法国传教士为了在影响中国朝廷及参与圆明园建造中不输给葡萄牙人，在书库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从法国等欧洲国家采访书籍，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书库。 1723年，德理格神甫作为教廷派出的特使随员，建立了属于教廷使用的西堂。并将不依附葡萄牙耶稣会的教派，包括圣方各会、奥古斯丁会等教派的教士者纳入，给西堂也带入了他们的藏书。特别是罗马教廷的特使，在他们离开中国时，将其随身携带的书籍，也留在了西堂，最著名的就是1720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到中国，与康熙皇帝谈判解决“中国礼仪”问题的特使嘉乐主教。 除了这些属于教堂书库所藏西文书籍外，还有诸多的传教士、主教、神甫也带入中国许多私人藏书，现知道的有：索智能主教藏书、汤士选主教藏书，以及前面提及的嘉乐主教藏书。 在京师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教堂及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西文书籍。包括济南、镇江、杭州、淮安、南京、正定、开封、武昌、绛州和上海教堂也都有数量不等的西文书籍。 这些西文图书，大都是在18世纪20-30年代以前，已经运进中国，因此这些书籍从今天的立场来看： 第一，年代主要是18世纪以前的印刷品，最早可以上溯到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发明早期的所谓“摇篮本”。毫无疑问，时间最早、数量最大的金尼阁藏书就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从18世纪20-3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的矛盾，传教士入华受到禁止，同时西文书籍输入中国也受到了影响。 第二，内容大部分为非宗教书籍，更多是当时最先进的欧洲科学、文化、哲学著作，这些科学的著作，是传教士们吸引中国知识阶层，并同中国传统保守势力斗争的武器和力量所在。这与1860年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重获传教地位，再进入中国的书籍，从版本到内容具有极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17—18世纪间传教士大量带入中国的西文书籍，在如今的西方，它的版本、内容，都可以进入西文善本书籍的行列。 二、在华西文古籍善本的聚散 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和地位，显然是非常危险的。特别对西方传教士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而富有古老传统文化的国度。因此，在西方传教入华过程，经历了多次文化冲撞和磨难，在中国的西文书籍的命运也同样如此，直接导致了西文书籍的聚聚散散。 首先是明末的沈榷教案。此时金尼阁正带着从欧洲募集来的“七千部”西文书籍返回中国，恰逢沈榷教案，教案迫使金尼阁将书籍留置在澳门，此后陆续带入内地。但是问题是究竟带进来了多少，带到了何处，都已成历史之谜，现存的有案可查仅757部629卷。 1684年康熙初年，又发生了杨光先控汤若望案，从京城到地方的教堂又一次受到冲击，所存西文书籍也有毁损。 然而，这仅是一些小小的历炼，更大的风暴是酝酿在中国的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矛盾，即中国士大夫信仰西方基督的同时，是否还要尊从中国的儒教体系下的传统礼仪，即所谓“中国礼仪问题”。康熙从政治直觉上要求是肯定的，而罗马教皇固执的认为是否定的。这个事关社稷的矛盾导致了清朝政府从雍正以后，禁止天主教士入华。这一限制其传教活动范围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历百余年，史称“百年禁教”。 百年禁教的直接后果，就是散在各地方的教士受到了驱逐，而在京城南堂、北堂的教士，因有圆明园的工程而暂时受到了优待，但其人员的补充受到了限制。生老病死，天之使然，传教士或被驱逐，或人数日减，以致无人为继，教堂甚至变成无人的空堂。这就使西方教士及教堂的藏书，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转移聚合。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间在雍正到乾隆间。地方教堂和教士的藏书向京城的教堂集中，因为京师的教堂暂时仍受优待，尚无危险。于是各地教堂通过各种渠道，将藏书运进京城，主要是集中于南堂，因为葡属南堂建立最早、在各地势力最大。 第二阶段，时间在乾隆末到嘉庆朝，京师教堂藏书的转移。由于禁教时间已久，教堂无人补充，很快京师也面临着空堂的危险局面，迫使京师各堂传教士为身后准备，或合并到其它教堂，或向其它秘密地方转移。其中东堂在转移清点时失火，藏书几乎损失殆尽，现知仅存13部。西堂藏书并入南堂，现知有62种102卷。北堂藏书一部分由孟振生主教带往西湾子，另一部分畏惧搜捕，埋入阜成门外，化为泥土，不知所归。而带往西湾子的书一分为二，一半在1860年后由孟振生主教带回北堂，共202部290卷，另一半在1948年的战火中又完全散毁。最幸运的是南堂藏书，在最后一位主教毕学源去世前，将南堂藏书转交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堂保存。 俄国东正教堂，是康熙雅克萨之战被俘的千数俄国士兵和家眷，押送北京，住在朝阳门外关帝庙后建立的。因此，这些俄国人不受百年禁教之约。直到1860年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主教孟振生重建北堂〔西什库教堂〕后，俄国东正教堂将这批原属南堂的书籍完整的转交给了孟振生主教。于是，孟振生主教将他从西湾子带回的原属北堂的部分藏书，加之俄国东正教归还的南堂藏书〔包括各地转移到南堂的藏书〕，建立起新的北堂书库。以后又有少量的补充，这就是现今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堂书”。至此，百年之间的西文书籍大规模聚散转移过程结束。换言之，“北堂书”是自利玛窦以降，两百六十年间西文书籍在中国的仅存硕果。 据1862年特里神父统计，“北堂书”共计有5929〔实为5930本〕。其中有500本是1860—1862年新增加的。但这个数字到1938—1948年惠泽霖神父编制目录时，共有5133本4101种，少了400余本。而笔者在1978年再次参与组织清点“北堂书”，并撰写了《北堂史略》〔参见1993年《北京图书馆馆刊》第3-4期〕，披露清点的结果与惠泽霖所记有差，统计共有3663种5144本，较1948年惠泽霖神父编制目录时，又少了三百多种。各次清点数字有差，总的来说藏书的种〔部〕数是绝对在减少的，而册〔本〕数可以随重装、替换相对变化。因此在1860年之后北堂书在减少和散失，这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以想象和推断，从百年禁教开始，究竟有多少教堂和传教士的西文书籍散失了，如果以一个最简单的比例，现存的金尼阁藏书，仅有757部，共629卷。以此数推断，仅存的是“七千部”的十分之一强，而其余近十分之九或损失、或散落于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继而可以发问，四百年来散失的西文书籍究竟在哪里呢？ 三、“一千部”的形成和来历 笔者用如此篇幅描述四百年来，西文书籍进入中国的过程和在中国的聚散经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千零七十四部西文善本书的渊薮。 “一千部”毫无疑问的是上承金尼阁藏书。例如本目录0007〔以下未注明之编号均为本目录〕“latino-Attici Oratores.Siue Panegyrici[伊索克拉底斯的讲演]”。Lsocrates[伊索克拉底斯，公元前436—前338年]，1595出版于法国杜埃。拉丁文与古希腊文，白牛皮装。 此书必是金尼阁藏书，即所谓“七千部”之一。何也？ 首先，此书编辑出版的时间1595年，早于1618年，即金尼阁返回中国的时间。毫无疑问可以满足七千部版本的下限时间这一条件。 其次，此书出版地在法国小镇杜埃〔Dovis〕。这个小地方出版的拉丁和古希腊文双语书，发行量一定极小，若非特殊原因，几无可能出现在中国。 这本出版时间早，发行地方偏狭，发行量极小的书，出现在了极不应该出现的遥远地方，如何解释其原因？答案是原因就在于金尼阁本人。 金尼阁就是法国杜埃人。据惠泽霖神父考证，金尼阁在1614 年回到欧洲后，“从科隆出发，金尼阁去了他的故乡杜埃”。在那里，他的侄子让?德?圣劳伦特，皇家杜埃学院的希腊语教授及光学系主任，将一批书交给他的兄弟休伯特?德?圣劳伦特——耶稣会修士，后来休?德?圣劳伦特一同与金尼阁来中国，不幸的是他在途中病故。但这些书则作为“七千部”的组成部分，带到了中国，现“北堂书”中仍保存着休?德?圣劳伦特的书籍29本。能够保存下来，确是不易之事！但按照前面的推断，这不可能是休?德?圣劳伦特的书籍全部，必有散落他处者。所以，此书只能是金尼阁带到中国的“七千部”之一，一定是在那禁教聚散过程中，散失到民间，进入如今的“一千部”之中，否则无法解释这本书如何出现在此“一千部”中的问题。 上溯了“一千部”源头，要全面了解此“一千部”的集中形成，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西文书籍在中国除了经历上述19世纪前半叶的两个聚散集中的过程之外，在这近一百五十年之间，或者说自1948年惠泽霖神父编制北堂书目之后的五十多年中，新的聚聚散散的集中过程，可能要比一百多年前的过程更为复杂。因为在1860年后至今这近一百五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战乱、政权更替、制度变化。因此，我们只能简单的勾划这一千部中，可以看到和归纳的几个来源。 1〕 教会及相关组织的散出 教堂的藏书散出。如北堂自1862年特里编目之后，仍旧有散出，故惠泽霖编目时，藏书数量就已经较特里时有所减少，惠泽霖以委婉的口气谈到：缺少的书籍，对传教士来说是有用的书。我们在“一千部”中看到的统计：北堂藏书〔如0085、0086、0089、0108、0397〕、西堂藏书〔如0001〕、多明我教会〔如0002，这部书也应是北堂书〕、正定府教堂〔如0133、0138、0140〕。 2〕 民国间中外机构散出 民国间的中外机构，在1945年二战后世界形势变化后的特殊环境中，或被取缔、或解散、或合并，其藏书也随之散出，其中有：东西新报社编辑局调查部〔如0257〕、满铁总裁室社员文库〔如0351〕、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如0543〕、亚洲学生疗养院〔如0622〕、在华纳粹组织纳粹德国工人党海外组织中国小组北京分部〔如0413〕。 3〕 民国间涉外文化教育组织散出 这类与外国或宗教有联系的文化教育组织由于二战及战后的国际形势变化，在1949年的特殊环境影响也遇到了各种问题，或散或并转，其藏书也有散出。怀仁学会〔如0014〕、弘达中学〔如0115〕、中法大学图书馆〔如0131、0169〕、华西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如0142〕、北平辅仁大学〔如0150〕、北平法文图书馆〔如0154〕、广学会图书馆〔上海，如0409〕、民国政府外交部〔如0155〕、中法协会〔如0416〕、北京私立文声学院〔如0074〕。 4〕 文化教育机构散出 1949年，1966-1976年，1979—？面临着多个时期重心转移变化，文教界的影响巨大，文教机构撤并，其西文藏书由于各方面原因，亦有散出。外交部情报司〔如0120〕、北方大学〔如0121〕、上海社科院〔如0132〕、华北大学〔如0204〕、中国政治学会〔如0213〕、中国科学院〔如0219〕、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如0353〕、东北人民大学〔如0354〕、天津市戏曲研究院〔如0380〕、历史研究杂志社〔如0388〕、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如0615〕、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如0102〕。 5〕个人藏书散出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生、学者外出东西洋，求知问学，或出使东西洋，同时也带回西方书籍，在“一千部”中亦有见这些私人的藏书。梁启超〔如0403〕、袁家骅〔如0029、0109、0396〕、顾维钧〔如0158、0402〕、姚从吾〔如0211、0362〕、毛子水〔如0269、0858、0860〕、向达〔如0313〕、顾颉刚〔如0480〕、张星諬〔如0541、0854〕、张永思〔如0144〕、刘泽荣〔如0146〕。 以上所举，汇聚于此，尚不能完全统计，仅以代表一、二说明，故此又见近百年来西文书籍在华聚散过程。 如果将惠泽霖神父1948年的《北堂书目》及序看作自1605年到1860年来西文书籍在华的聚散总结，那么，这“一千部”无疑是其后150年西文书籍在中国流散聚合过程的缩影。这当然是一个未完的古老传奇故事。 四、“一千部”的内容及其特点 如果说在四百年前，传教士以科学大旗入华，则其书籍内容多与科学有关，如天文、地理、数学等，如利玛窦带来了《浑盖通宪图说》，这就是后来利氏译著的《坤舆百国全图》，它将欧洲先进的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概念给以冲击和否定；又如“北堂书”中的1384号Nicolai Copernic：《Astronomia Lnsravirata》1617，这就是著名的科学家哥白尼关于天体运行的著作，已将其伟大的“日心说”带到了中国。 这表明了17世纪到18世纪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书籍，无疑给中国留下了一座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思想、科学、文化宝库，而现在反观“一千部”时，相比较的结果，令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中的特点。 “一千部”的主要内容，除了基本的关于西方基督教著作之外，最突出的就是其八成数量以上的都是有关中国的内容。这可以从最早的0013号，《荷兰使团初访中国记》〔约翰?尼霍夫，1668年出版，阿姆斯特丹〕中发现。这部是欧洲人第一部全面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书籍，它直接推动了欧洲17世纪兴起的一段“中国热”，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早期的赴中国的探险者，怀里都要带着这部“寻宝图”。 而“一千部”中介绍中国的书籍，其关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地理、风俗、工艺、艺术、传统经典思想、宗教，几乎涵盖各个社会生活的层面，都是专著。这类书籍绝大部分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出版物。这类书大规模进入中国，在这“一千部”得到了集中反映，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与当年的“七千部”或“北堂书”相比较，内容的重心已经不是欧洲的“科学”著作，何以如此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在中国重新获得不平等条约的肯定之后，传教士已经不需要借用“科学”的力量，而是凭借欧洲的“快炮利舰”进入中国。1860年以后，狂热的传教士要将基督的十字架，插遍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只须直接将大批欧洲宗教典籍带入就可以了。当然，无论是传教士传教和在中国开埠通商，或在中国租界，都会遇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中国？要在中国传教、通商、租界，仅仅尼霍夫的著作显然是不具体和深入的，也是不够的，这就是从欧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批的出版有关中国的各个生活方面书籍所要回答的问题。换言之，这些书也就是西方传教士、商人、赌徒及其它各色人等进入中国的“指南”。有学者也将这类书称之为“寻宝图”，可谓一针见血，说到了实质。基督的精神要的是中国人的信仰，而这类书要的是中国的精神文化和物质财富。 当然，“一千部”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诸多世界名著，有格雷诗集，如0094；有狄更斯的著作，如0324；也有美妙的西方音乐，如莫扎特最早的限量发行的五线谱，0018、0019；另外0086、0098，也均属乐谱类；也有珍贵的历史档案，包括外交、宗教活动，如0233、0404、0180等。更有甚者，还有纳粹的出版物，如0214、0413、0412、0405等，可见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也随之进入中国。 “一千部”是一批由拉丁文、古希腊、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荷兰文、科普特、阿拉伯、及中国满文、藏文等构成的一座世界图书书库和世界文化的殿堂，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显然非一人一时之能力可以全面深入的了解。这当然需要更多的学者、专家来研究。 五、“一千部”的综合价值 “一千部”毫无疑问是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沉淀物，它的内容，也许现在看来已经不合当今而感到有些过时。然而，人类对于过去的文化世界的探究，对于认识当代的文明的起源以及对明日未来社会的憧憬，这是中外人等一致的追求。因而从这个意义上，“一千部”的四百年历史本身就是它的光彩所在。 这个光彩的第一亮点就是古老的版本价值。印刷术发明，成为近代文明的推动器，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印刷术发明的早期版本，被称为“摇篮本”，它也是人类近代文明的摇篮，因此，摇篮本受到全世界的尊崇。在一千部中就有在中国罕见的摇篮本。 属于1450-1500的摇篮本有一册，两种，如0001号 属于1500-1550早期的印本，一种，如0002号 属于1550-1600印刷品，六种，如0004、0005、0006、0007、0008、0009号 属于1600-1650印刷品，四种，如0010、0011、0012、0016号 如果将此纳入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版本视野，就可发现，全中国公藏可以确认的仅有四部1500年前的西文印刷品，即摇篮本。这四本都属于“北堂书”，而且这四种中的两种是1492、1496的印刷品，此“一千部”中两种年代分别是1483、1485年，因此北堂书中的四种其中有两种年代晚于的“一千部”。一千部中的这两种摇篮本占据中国现有摇篮本年代排名的第三、四位，同时也将中国现存的摇篮本总数提升到六部。 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海外，比如蜚声世界的以莫理循藏书为基础的日本东洋文库，其可知的最早版本是1485年的摇篮本。相比之下，“一千部”中的1483版本则要更早其二年。 由此决定了“一千部”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版本价值，可以同除“北堂书”外的现有任何一家图书馆藏西文书籍媲美。 因此，“一千部”可以说就是15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印刷书的现成博物馆，从印刷书之前的手写本到摇篮本，从精美的欧洲铜版画到考究的羊皮装帧，其富丽堂皇令人赞叹。 其次的一个亮点是其丰富的内容。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一千部”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书，这就是0017号，《满法词典》，这部书很可能是知名世界的法国学者钱德明〔1718—1793年〕的手稿。钱德明一生在华40余年，他将《孙子》、《吴子》、《兵马法》等大量百家诸子及儒学著作翻译介绍给欧洲，特别是他精通满、蒙等中国语言，编写了《满法词典》，1789年在巴黎出版。以此书的年代及内容，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法国传教士中，唯钱德明在做这项工作，而且只有他有这种能力。 亮点之三是这“一千部”中大量的未解信息。略观“一千部”书中，多有传教士或各种人等的签字、题记，以及教堂、机构的收藏印记，这些内容尚未得以研究和开发，也许这些内容对当代的中国学或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所包含的信息和资料，可能是无法替代的原始文件，这将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如0002，《圣．保罗文书》，Leontorias Courad著，1508年，巴塞尔出版。这本书扉页及其中有许多的手写内容，尤其是关于三角、圆的计算公式、数字等，使这部宗教书内留下了诸多的科学信息，而这些信息究竟说明了什么，也许将永远是一个谜。虽说这些科学信息当时未能产生何种社会效益，但人们对这个谜底的探求，将是乐此不疲，其乐融融，无疑可以获得无限的精神享受。 综上所述，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一千部”西文书籍，是经历了四百年来诸多碰撞和冲突，盛衰和变迁，幸运保留下来的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宝库，一切自然的和人为惩罚与灾难都已经宽容了它，而后人对于它的研究和利用，将使它羽化变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最终成为永恒的令人尊敬和珍重的人类文化遗产。 它将为一切研究和利用、尊敬和珍重它的人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