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龚自珍“衰世”说

　　傅国涌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 　　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对时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的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隼鹰般锐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考。 　　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风气，隔代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戊戌一代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影响了更晚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诗词，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黄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气，一个庞大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乃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25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却足以光芒四射。康有为推许龚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轻的谭嗣同对龚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龚、魏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龚自珍有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50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二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先人随宋室南渡，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他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400年，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龚家至少从6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当他童年时，月朗星稀的春夜，梳着双丫髻、穿着淡黄衫的他，在西湖六桥凭阑吹笛，唱起苏东坡的《洞仙歌》，观者无不惊讶，有人还写出了《湖楼吹笛图》纪其事。那时他不过十来岁。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传达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一个精神道具。 　　1814年春天，年仅23岁的他就经历了丧妻之痛，他把亡妻的灵柩归葬于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他泛舟湖上，忆及前年和妻子同游情景，伤怀不已，用相同的词牌写下《湘月·湖云如梦》。他的诗词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患，即使是想传达内心的豪情，也总是与隐痛、不平纠缠在一起。“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词中伸手可摘，随处可见。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尤其严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潜伏着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起来、盛极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流、糟蹋了历代无数珍贵书画的爱新觉罗·弘历试图以一纸敕书拒人于万里之外。远在元朝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华，曾惊叹于东方的繁华鼎盛，仰慕东方农业文明社会流淌着黄金般的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也未能丝毫触动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经。然而时隔数百年，当英国的船只载来马嘎尔尼一行时，一切都开始了悄悄的变化，无论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还是垂着辫子的大臣，竟然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捕捉到这一信号。 　　龚自珍注定要成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湖云如梦》这一年，他也写出了《尊隐》等文，在“山中”和“京师”的对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大音声”正在地底下运行，他自己对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少年《尊隐》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龚自珍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边种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种梅花无数，常以“梅花”自况，但他的体验远远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而是从梅花中体悟到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馆记》我想起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将高矮不平、错落有致统统修剪得一样整齐。我还想起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样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这仿佛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这个烂熟的登峰造极的皇权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 　　《病梅馆记》和后来的三百十五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第(1818年27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他38岁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第95名。在殿试的策论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了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他却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衰世”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二十多篇(“箸议”，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究，但毕竟已到了“衰世”，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1819年，龚自珍的朋友庄绶甲担心他以文惹祸，劝他删掉文章中锋芒毕露的观点，“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显然他没有接受。同样劝说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连他的同道、与他齐名的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言辞恳切，完全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关怀现实，不是书斋中的无病呻吟，即使他的诗也多有忧患意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变动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识的张荫麟说，龚自珍属于那种“先天下之忧”的志士，上下古今，经国纬民，痛哭流涕，“以开创风气为己任”。胡适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句。面对旧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叹、他呼喊、他寻找，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时代转型的迹象，也并未作出全新的创造。但他知道，“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1838年，龚自珍曾经想随林则徐南下广东，参加禁烟行动，因“事势有难言者”而未成，他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砚台一方，砚台为一紫端，背后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林则徐珍视这方平淡无奇的砚台，一直珍藏在身边，随同他风雪万里，并亲笔在背后草书两行：“定庵贻我时晴研，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落款“林则徐”。这是林在陕甘与新疆途中所刻。龚自珍以“快雪时晴”作砚铭赠别林则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林则徐南下途中读了龚自珍赠别文章后写信给他：“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7岁，与龚父是同僚，他们早就认识。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后，对宦海深为厌倦的龚自珍辞职南下。4月23日黄昏，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车两辆，其中一辆载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船过镇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赛玉皇迎神大会，玉皇、风神、雷神俨然，祷词万数，朗诵声不绝。认识他的道士再三请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词，他推辞不过，写下了本文开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首著名七绝。在镇江到江阴的船上，他读陶渊明的诗，有感而发，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回到故乡杭州不久，他陪同父亲去看过八月十八日、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自1826年离开杭州北上，他已有十四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写下了“踏遍中华窥两界，无双毕竟是家山”的诗句。世事沧桑，变化真大，亲朋中已有不少人离开人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1841年8月12日，龚自珍在丹阳书院猝逝，终年50岁，也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 　　关于龚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同的版本都说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内的史家。 　　毫无疑问，龚自珍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与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大臣林则徐辈相比，他更为超前，更不必说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然而他一生的命运、全部的遭遇足以证明，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已处于无可救药的末世，龚自珍称之为“衰世”是恰当的。他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预感到地层下的山呼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