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 特约撰稿 王绍培 【剧情简介】 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 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 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现在，我们审判他。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