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典绎读】简论柏拉图的叙拉古之旅

　　作者：C.Y（西政法研所柏拉图书信研讨课成员） 　　 　　 　　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一直以来以悲剧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中，叙拉古这座古城也因此成为灰色的政治象征，乃至于模糊了其在两次布匿战争中的历史地位，至于狄奥尼修斯父子的统治，则被归入似乎最为可耻的政体类型：僭政。 　　 　　当代学者、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以“叙拉古的诱惑”为题要求重审哲人的政治爱欲，并发出如下的感慨： 　　 　　“哲学应当致力于理解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改变世界需要另一种思考，一种实践－政治的责任介入……而他们（愿意进入政治生活的哲人）在两方面都失败了：他们既没有全身而退地进入哲学论证——无论这会导向何处；他们也没有投身于那种理解当下并明智地介入其中的艰巨工作。”（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版，2005） 　　 　　 但是，上面这样的伊毕鸠鲁式的态度并未真正平息哲学通往政治的全部热情，在大陆学者林国华那篇出色的“柏拉图的叙拉古与狄翁的友谊难题”的论文中，哲人身处命运选择的路口上：一场《克里同》和《斐多篇》之间的对决。而为我们展示这两种哲人选择的恰恰是同一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苏格拉底”，尽管我们无法区分到底哪一个苏格拉底更真实，哪一个更“美好”（参柏拉图《书信二》）。但仅以“历史”叙述者自居的“叙拉古事件”主角之一的柏拉图，通过这样的文本为我们揭示了哲人不能真正践行其政治理想的遗憾，以及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某种残缺。 　　 　　柏拉图的《会饮》，曼提尼亚女人将爱欲的秘密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向读者告白了哲学爱欲（eros）的秘密和喜悦之情，那种逐渐超脱世俗之情欲而接近那种“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始终如是”的美的过程，其中对尘世表现出超然且富有“阳刚之气”的苏格拉底同第二次叙拉古之行失败而灰心乃至怨恨的柏拉图形成鲜明对照。“哲学和权力是天生的一对”（《书信二》）的话语只能象是一厢情愿的哲学写给政治的“情书”。失去了同权力的暧昧关系，哲学则因“失恋的”而郁郁寡欢。更进一步，柏拉图面对的不仅仅是政治的某种一般形态和其中的一位优秀的统治者，恰恰相反，这是在其理想国中曾一再加以斥责的“僭政”及其统治者。这样，我们只能将柏拉图的话语理解为表达了一种“首先接近而后试图改造僭主”的政治谋略，但僭主却能真心向善么？ 　　 　　通过色诺芬《论僭主》的指引，我们得以明白僭主不为人知的心性，恰如柏拉图自己也表达过的：恐惧、占有欲和孤独。西蒙尼德面对近乎独夫的僭主并试图一步步使其抛开戒心以走进其内心世界，寻找并点燃那几近凋零的“爱欲”火种，唤起僭主追寻友爱和公正的决心。但是，色诺芬笔下的希耶罗恰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表面的友善和大度恰恰根植于其对僭政自身的恐惧和欲望：是恐惧而非友爱本身构成了僭主“向善”的内在动力。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五为我们展现了这种虚伪“向善”的可能性——统治术而非正义主宰着僭主的命运。 　　狄奥尼修斯二世正是身处这样的情境之中。普鲁塔克为我们描绘了其年轻时被迫幽居直到顺理成章的成为既有僭主之名亦有僭主之实的过程。正如柏拉图的书信所提供的那样，狄奥尼修斯二世所展现的对哲学的向往和对哲人的“爱恋”实际上根植于一种不正义的“占有欲望”，它并非出于对哲学的最高主题“第一因”的探究和沉醉，而只不过是暴露出了他在哲学面前的“自卑”罢了。在修昔底德对瘟疫后的雅典人的描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僭主内心的整个变化构成。 　　 　　心性“严肃”但对哲学充满向往的迪翁是柏拉图回到叙拉古的动力所在，也是柏拉图完成哲人王梦想所赖以仰重的基础。但恰如林国华的分析，哲人对完美德性的追求限制了其行动，以至于没有能力在一个动荡纷乱且充斥不义的政治局面中做出恰当的“敌我区分”并施展马基亚维里式的果敢手段。正是由于柏拉图哲学中对“身体”和“杂多”的排斥，并试图以至高的理念和完美的德性统摄之，才使得他只能流连于那超乎不义的视野之外——在理想国的“俄尔之梦”的故事里，注定缺乏一位如西塞罗笔下的老斯基皮奥那样的人物，因此罗马的精神注定难以流淌进入希腊人的血液中。 　　 　　忒拜城下的安提戈涅以神法或者祖传律法对抗克瑞翁的国家律法，僭主同具有宛如哲学气质的爱人们的命运其实殊途同归，希腊悲剧的古典气质在诗人笔下恰好描绘了这样的图景：卑贱的和高贵的同归于“神”的统治——它们皆有“必死”的命运，而死亡是神掌管的领域。这是否暗示哲学对尘世的挑战并非是如此“正义”的，神并不会在这当中偏爱于任何一方？ 　　 　　更让人疑惑的是政治的特性在霍布斯笔下竟然也具有僭主般的特性。在构建其“必死”的人造物“利维坦”之时，恐惧被镌刻在城邦构建的基石之上，据说这是近代国家的美德。人同此理，当伊本·图斐利笔下已洞悉真主奥秘的叶格赞初遇人世之时，他也不禁质疑世间的信条和礼仪“何以仅限于如此，而允许世人积敛钱财，择佳肴而食”。或许跟随孟德斯鸠的笔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世间的伟大和平凡吧：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同其他物体一样，受到不变的规律所支配……不断地违背上帝所制定的规律，并且更改自己所制定的规律……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同一切“有局限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和错误……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情欲的支配。这样的一个存在物，随时会把他的创造者忘掉；（于是）上帝通过宗教的规律让他记起上帝来。这样的存在物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是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哲学家们就通过道德规律劝告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他却可能把其他人忘掉，立法者就通过政治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其责任。” 　　 　　有着必然缺陷的人性像命运一样主宰着政治的变易兴亡和政体的往复循环，柏拉图的哲人王政治试图以其内部的友爱和正义冲击那个不由人类所掌握的命运，因此导致失败的悲剧。也许只有身在哲学之外，在史家那里，“僭主”的另一种历史职分才能得以还原和澄清: 　　 　　“僭主政治是古希腊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古希腊殖民运动的产物。早期僭主政治都产生于工商业发达的城邦。早期僭主们延续旧制度中的积极政策。各城邦僭主政治存在时间都很短暂。早期僭主政治打击了贵族的势力，为民主政体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它促进了希腊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僭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可以导向更好的民主制度，而反观《理想国》卷八，柏拉图笔下的僭主恰恰被称为“可能只有从民主制发展而来”，而民主制度具有一种可怕的奴役！这同史家的笔调形成多么大的反讽？难怪柏拉图教导下的迪翁非弑杀僭主不可，但无可改变的历史命运竟也使得他自己差点沦落到新的僭主命运中去。充满悖论意味的是，僭主没有被杀，被杀的是迪翁。 　　 　　西塞罗笔下的老斯基皮奥告戒那些罗马哲人拥抱尘世的共和品性，它深刻的校订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尽管哲人之心注定不属于尘世：“请你在最杰出的事业中磨练自己的灵魂吧，为了国家的利益尽心尽力是最高尚的，受其激励和磨练的心灵会更快的飞来这处地方和它的居所（天界的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