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为生民立命”的人间情怀

人文学者“为生民立命”的人间情怀 2007年04月19日 作者：李钧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华伦理范畴》丛书，系统、全面地重构了中华伦理道德。一种成熟的文化，固然外显于器物文明和制度层面，但更需要借助一种介质，才能走入人们的思想深层，内化为人文精神，积淀为集体无意识。这种介质，可视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美德”，或者是李泽厚所谓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伦理道德”。 　　中华文明在轴心期具有文化原创的多样性，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时代。但在随后的长期实践中，只有仁义礼教（伦理道德）最适合中国社会，因为它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正是在不断的“实践”中，中华文化成为一种伦理型文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中华伦理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内核。 　　人文学者对文化传统伦理的吁求与追寻 　　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或失序的时代，对伦理道德的呼唤都会格外强烈。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人们在“文化寻根”中又一次呼唤道德伦理的重建，那是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裂”而进行的补课。当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之时，人们更加意识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性。季羡林、张岱年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站出来主张整理国故的：“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季羡林：《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现代化》，《光明日报》1996年8月3日）。 　　对于文化传统的追寻与呼唤，不仅是对西方文化霸权和后殖民主义的警惕，也不仅是对文化多元主义口号的附会，更多的是出于对国人道德滑坡现象的现实忧虑。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悖论：科学技术乐观地引导人们走向未来时，人们却越来越缺乏幸福感，人们如同离开了大地母亲的“安泰”一样，失去了“根”，失去了力量的来源。人们发现，卡夫卡所描写的“变形记”以及加缪笔下的荒诞世界，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化为现实。因此，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醒人们注意“自反的现代性”———现代化已形成了足以毁灭它所创造的“美丽新世界”，于是我们开始怀念“传统”。（《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993年前后，王晓明、陈思和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虽然这场讨论因为充满歧义而很快消失在“众神狂欢”的喧哗声中，但在今天看来，其目的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一样，在于让人们从政治异化、科技异化的情境中超拔出来，在人文精神的陶冶与审美追求中，学会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同时，在对人文传统的持守中，确证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本质。 　　在此情形下，时代也向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使命，即不仅应“为往圣继绝学”，而且要走出象牙塔，参与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去，以完成作为人文学者“为生民立命”的“人间情怀”。 　　面向大众，系统、客观地重构中华传统美德 　　本丛书第一套十册于200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集中梳理了“仁和孝信义耻善俭慈廉”十个基本范畴。从第一套十册书中，人们可以看出这套丛书的编纂意图与明显特征：丛书着力对道德的起源、内涵、发展演变进行了纵向挖掘整理，并着力阐发其现代意义———“伦理道德是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之本，本立则道生；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废，即断裂，则‘道’亦废。由于其道废，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破缺和动乱，社会失序、政治失衡、伦理失理、道德失德，便要求建设伦理精神和行为规范。”（张立文：《中华伦理范畴·总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丛书强调客观的学术立场和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从而摆脱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它不为获得“片面的深刻”而过度诠释，更警惕那种“诠释暴力”的陷阱。在丛书中，人们不时会发现过去的“学术误读”。比如，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的吴虞，曾提出一些理想化的伦理观念。但实际上，这些道德标准在《论语》等先秦文本中早已存在，这暴露出吴虞在学术功力上的某些薄弱之处（曾振宇等著：《中华伦理范畴·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类似的发现与点评启发人们，应当放弃先验论方法和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从史料、史实出发，力求真正做到“论由史出”。 　　阅读这套丛书时，人们不由得会想到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有趣的“先驱者复古现象”：梁启超、严复、王国维、余光中甚至李劼人等，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最早都是主张“西化”的，但最后却反而宣布“科学的破产”，或从文学上的现代派退回到乡土与传统。余光中可能最具有代表性———他从注重现代性研究转向关注本土化问题后，写下了这样的激烈言辞：“‘现代病’是心理变态的‘排他狂’（Monomaniac）之一种征象。表现在艺术观上，便是绝对的反传统，而事实上却不知不觉地追随欧洲刚死的传统。表现在人生观上，便是绝对地反价值、反道德，绝对的虚无与自渎……一个作家要是不了解传统，或者，更加危险，不了解传统而要反传统，那他必然会受到传统的惩罚。”（余光中：《幼稚的“现代病”》，《余光中集》第7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使我们明白，任何试图进行文化断裂式的武断与激进的做法，都如同给病人全部换血或移植头颅一样艰巨，其结果只能是让病人受伤，甚至是死亡。 　　如果不能面向大众，那么“人文学者的人间情怀”就难以实现。而本套丛书的定位十分明确———它集原典梳理、流变探析和现代阐释于一身，融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于一体。丛书的出版者在面向学术界推出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将出版电子课件、教材、便携式的简易口袋书和便于蒙童学习的连环画、动漫片等，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中华传统美德。可以说，丛书策划是立体性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因此也是面向大多数读者的。（《中华伦理范畴》丛书，傅永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1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