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三敌之权威篇：秩序中的魔鬼

1961-1962年，受阿伦特那篇著名报道《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启发，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Stanley Milgram)做了一个既震惊了他自己也震惊了全世界的权威服从问题实验。 实验参与者两人一组：一人当学生，一人当老师。在一名穿白袍的实验者指导下，老师向学生提问，学生身上贴着电极片，被绑在椅子上，如果答对，老师继续问下一题，如果答错，实验者会指示老师电击学生，电击并将随错误率以每次增加15V电压递增，直到最高电压450V。自始至终，这些“学生”都是米尔格兰的同谋，他们并没有遭到电击，他们发出的痛苦的尖叫只是表演，但“老师们”并不知情。 米尔格兰是想知道，“老师们”会不会将这个实验进行到底，有多少人会因为学生们的痛苦尖叫而停手。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和他的学生们估计会有1%-2%的老师会进行到底。而几个精神科医师的预测比率则是更低的千分之一左右。然而，他们错了，将近三分之二的老师持续到实验结束，也就是他们将令人高度痛苦的450伏特电击“学生”。这些“老师”对白袍实验者的服从令人震惊。 如果说这项实验揭示了盲目服从权威可能衍生罪恶的黑暗人性之冰山一角，那么，在米尔格兰实验之后近十年的1971年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主持的监狱实验则彻底打开黑暗人性的地狱全景。 为了尽可能创造逼真感，津巴多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改装成“监狱”，从70位志愿者中筛选了24位经过测试被证明为“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以15美元一天的酬劳，参与为期两周的实验。这些志愿者大多为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学生，学生们以随机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9名学生担任“囚犯”和9名学生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剩下6名作为实验候补。 实验没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因为在实验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囚犯”闹事和“看守”对“囚犯”的攻击。三天之后，一名“囚犯”出现了癫狂失控的状态，在他经过周折退出之后，实验总共也只持续了六天，其间“看守”们出现体罚、关禁闭等种种令人震惊的虐囚现象。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实验主持者津巴多本人也陷入了“实验”迷狂，不肯终止“实验”。直到实验进行到第六天，津巴多的女友加州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助教克里斯蒂娜.玛斯拉赫博士(Christina Maslach)来参观该实验时，认为鉴于实验中的虐囚现象和整个监狱的状况，必须立刻停止。“你对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怕”——克里斯蒂娜含着泪水跟津巴多说。双方大吵一架后，津巴多终于同意终止实验，原计划的两周实验因此只进行了6天就结束了。2001年德国导演奥利弗·西斯伯格拍摄的电影《死亡实验》，2010年美国导演保罗.舒尔灵执导、奥斯卡影帝布罗迪主演的新版《死亡实验》都是根据这个真实实验改编的。 2008年的德国电影《浪潮》揭示的是同样的主题——人们如何因为服从权威而作恶，极权主义罪恶是如何形成的。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也有其真实发生的故事基础，除了真实故事的结尾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暴力事件，这部电影的其他内容几乎就是196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Palo Alto Cubberley中学的历史老师Ron Jones所做实验的翻版，在纪律、服从、徽标、服饰、身体姿势、集体行动、意识形态等集体主义行动的催眠之下，人类离独裁、极权主义也许只有五天。 将权威列为自由三敌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里的重要内容。他不是像古典思想家们那样只在一般意义上提醒人们要警惕权威对自由的损害，他的深刻之处，在于颠覆了“自由才能幸福”即自由是幸福的基础这一西方伦理学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他认为人类未必那么热愛自由，反而更热愛权威，更要命的问题在于，对人类来说，许多时候，自由与幸福是对立的，这也正是后来弗洛姆所谓“逃避自由”的人性基础。 伊凡（《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的长篇演说借宗教大法官之口批评耶稣，认为他在旷野中错误地拒绝了撒旦的礼物——罗马和凯撒的宝剑（这象征着世俗最高权威），因为耶稣要人自由，而不是膜拜，然而，人类却经不起这样的自由，“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再没有比自由更难忍受的东西了！……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后，他最不断关心苦恼的问题，无过于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偶像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服从世俗权威是自由的最重要大敌之一。 正如阿伦特所揭示的，权威与权力不同，权力是强制的，而权威则是自愿的，也与竞争不同，因此也与辩论无关。与权威相对的，是因特定原因而形成的等级制下的自愿服从。服从权威本身并不那么难理解，问题在于人类对权威的服从能够到达完全泯灭善恶、乐于为非作歹的地步，是包括米尔格兰和津巴多在内绝大部分人完全没能意识到的。 权威是任何一个和平运行或貌似和平运行的社会最重要的粘结剂，权力哲学家福柯正是从权力神经末梢的运作中揭示社会秩序被构建的过程及其生效的类型，而这就是权威。如果说福柯常有将影响力与权威混为一谈的倾向，从而过分地夸大了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现象，但毫无疑问，权威是影响力最重要的源泉。 阿伦特在揭示权威的特性时，对古典的专制统治和现代极权主义做了精确的区分，她分别以金字塔形和洋葱形来描摹这两种压迫性统治，并且极其敏锐地指出，现代极权主义正是传统权威丧失的结果。 在金字塔形的传统统治中，总有一个高于塔尖此岸权威的彼岸终极权威——无论是上帝的正义抑或自然法，这个彼岸终极权威成为世俗权威的潜在监督者，使得后者不至于彻底脱轨制造过于频繁与巩固的人间地狱。而在洋葱形的现代极权主义统治中，核心的独裁者被包裹在层层的此岸暴力护卫中，极权者与其所有下辖的极权组织成分一样，并无彼岸的权威支持，因此它只能实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甚至直接制造各种恐怖主义镇压与迫害才能维持它的邪恶秩序，它的权威完全依靠武力建立，甚至它的自信心也完全依托于武力的强大程度。在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奴役之下，人类还有零星逃逸出来的自由，而在洋葱形的极权主义奴役下，就像装满水的密封罐里的呼吸者，自由被彻底窒息而亡。 20世纪出现的极权主义，正是人类宗教信仰的衰落、欲望的膨胀和科技发展等因素组合的产物，《圣经·十诫》第二诫“不得偶像崇拜”，便是告诫人类不能盲从世俗的权威，将其奉为偶像，一旦跪拜于世俗的权威脚下，必然丧失自由，而宗教信仰的沦丧必然给世俗偶像崇拜留下巨大空间。从艾希曼审判中，阿伦特发现了“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即极权政治下，人们处于巨大的作恶机器中，每个人都在悄无声息地为一个恶的总目的日常化地作各种局部或较小的恶，以至于完全遗忘了自己在作恶，仿佛那是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就像艾希曼，一个杀了200万尤太人的纳粹党徒将杀害无辜的人仅仅看成自己忠于职守，不但不是罪恶，竟然还是美德，在他们交出自由“赢得”了奴役心甘情愿甚至欢欣鼓舞地去作恶之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没有了世俗权威，他们无处安放自己的灵魂。 无论是新旧版的《死亡实验》，还是《浪潮》，都将人因服从权威而激发出黑暗人性的那种迅速高效的“路西法效应”展示得淋漓尽致。也许包括我自己在内，绝大部分人都难以言之凿凿地确定自己不会变成那个因反叛终极彼岸权威而作恶的路西法的门徒。 不过，好在，正如《死亡实验》剧终时，“狱友”问主角特拉维斯：“你还认为人比猴子进化得好吗？”特拉维斯说：“是的，因为我们毕竟还能反抗。” 2013年8月21日於追遠堂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