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语言的力量——近代以来中国“新词语”的演变

雷颐：语言的力量——近代以来中国“新词语”的演变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语言，有了语言，我们才可能交流思想和知识，而语言的背后又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时代的精神。语言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又使人类摆脱了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的存在模式，使相距千千万万里的人们、使相差千千万万年的人们合成一个群体，可以不断地站立在前人的肩膀上，从而成为巨人。 在语言的发展、交流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规律？语言怎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又应该怎样对待语言交流带来的文化通融？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语言，语言的许多变化、发展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可能很少察觉。雷颐先生的文章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让我们跳出生活的圈子，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语言，认识语言对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编 者 语言的发展能导致社会的变化 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新词汇的产生，新词汇表示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孕育着新的话语体系，这些将导致社会的变化。 语言的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新名词的产生，一种新名词就表示一个新的事物。人们在和别的民族交往过程中，不断会传递一些新的词汇，这些新词传进来以后，往往有几个层面的意义：最表层的就是表现新事物、新知识；再进一步说，在这种新事物、新知识之下，还有一个层面影响更深远，就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价值体系，用现代的话说叫新的话语系统，这是更重要的！ 新词的引进说明，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不同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 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均衡的 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都各有各的语言，像咱们国家就有许多方言。随着人类交往的增加，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是通过研究语言互相影响的历史就会发现，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或者可以称之为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软力量”是强还是弱。 我们通过观察中国近代词汇以及其它地方、民族词汇的发展变化，不难发现，实际上语言也是非常“势利”的。从道理上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平等的、双向交流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想取得与他人的平等权，自己的经济、文化、政治要足够发达、强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从心理上愿意使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经济文化发达，这个民族或地区所用的语言就有优势，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就受它的影响；反之，落后地区的语言、方言很少能影响经济发达地区。 第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更容易大面积流行。英语是现在公认的“强势语言”，但其中许多音乐方面的词汇，却是来自意大利语，说明意大利音乐的发达，英语再强，在这方面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从中吸取词汇。 事实说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才有可能“大面积流行”，它的一些词汇才可能成为官话、普通话的一部分，而其它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语言只能是边缘，很难登大雅之堂。 第三，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的词汇、语言，需要一种权威的认可才能进入主流语言。上面两种是通常的情况。大家可能会提出反对的例子。比如我国的东北农村经济文化就不十分发达，但像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小品演员却很了不起，把一些东北土话，像“忽悠”这个词，楞是靠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才华使其逐渐成为全国的流行词汇。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赵本山的语言在电视小品中本是作为“笑料”出现的，也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这种权威的认可，才开始在全国流行的。这就说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词汇、语言，要想进入中心，成为流行语、普通话的“一分子”，实际上仍要经过文化中心的认可之后，才能够进入主流语言中，这时才能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中国近代的新词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比如当时有几句打油诗：“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须知当时“团体”“脑筋”“目的”“精神”“以太”“方针”这些词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这些新词进来的时候确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人觉得一点也不好笑的词汇，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十分可笑的。 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意境出现，就会有一种新的名词来描绘它、来定义它、来传播开来，新新相引才能不断地进步。现在我们说话有太多的词都是当时引进的新词，如果现在统统把这些词排除出去，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可见这些新词对我们生活影响之大。 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语言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是先于日本被西方打开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实际上也先于日本。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还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比如铁路、铁道，公法、选举、化学、细胞等词汇，就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后来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日本，反而不得不从日本大量引进新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在近代开始的时候对西方的语言及其带来的知识，采取了一种抵制、排斥的态度。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新语言及其带来的新知识，如果片面排斥，那只能使自己变得落后。 应该承认，从近代开始，绝大多数中国的新东西都是通过西方引进的，语言也是这样，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些词都排挤出去，我们还怎么说话？新词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主观抵制行不通。 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习惯用港台腔的词汇，比如用“哇”“耶”表示惊叹。过去有许多规定，不许用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新一代自然而然就是这种表达方法了。 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大家庭共同的语言，大家都可以、也都有权为普通话做贡献嘛！就看谁的本事大，贡献做得多，生猛、炒鱿鱼、忽悠不是使我们的普通话更生动、更丰富了吗？当然，语言是随社会的发展自然而然发展的。总之，这种影响、互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语言毕竟是五光十色的，雅俗共存，鱼龙混杂。我认为无论是方言还是外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从前日本通过中国来吸取新词汇，后来中国又大量地从日本吸取新词汇，这种师生易位就说明了想以保守、封闭的方法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在许多方面更加被动。可见，想靠封闭来弘扬发展民族文化根本不可能。语言的影响力以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载体，表现更明显。 当下在全球也出现了一股“汉语热”，当然有人不同意，认为还不热，但我认为这是相对而言的，现在学汉语的外国人比从前多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热”。在改革开放以前，我想这种汉语热是不会出现的，恰恰是我们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别人才会来学习汉语。所以我认为国内的英语热与国外的汉语热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与韩国英语热和“韩流”的关系一样，只有开放、改革，才能增强中国的国力，中国的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才能有吸引力，中国的语言才有可能在世界广泛地使用。 （王小园 整理） 雷 颐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小学还没毕业“文革”便开始，于是下乡插队当农民、当兵、当工人。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考上研究生，于是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著作有 《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