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终结者的中西文化内涵

爱情终结者的中西文化内涵 ????? ?西方文化里有一个神圣的爱神维纳斯，还有美神阿芙洛狄特，而在中国却没有，可以说明爱在中国文化中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或者说不能作为第一位的文化本体存在。爱在中国更多的是作为社会性内涵管制下的人性要求，或者说人性必置于社会性之下。而西方文化却总是二元冲突的逻辑：人性与社会性的斗争。 ??? 先从“婚外恋”说起。无论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存在婚外恋，问题是一种文化它是怎样处理婚外恋的。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夫妇情爱以外各种形态的男女恋情泛称为“艳情”，把写艳情的诗篇也称为“艳情诗”。艳曲兴于南朝，“艳”本指女人的美色和文辞的华丽，当初也指歌曲的摇荡心魄。在艳歌之中，女性美与艺术，色情与公众对歌妓的玩狎审美态度先天地微妙地融为一体。随着南朝宫体诗和艳情诗的大量出现，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妖艳的女性为歌咏对象的美文学传统，对妖艳、俗艳和哀艳的叹赏和对情欲煎熬、性爱的热烈咏叹表示中国文化人在正统体制以外找到了一种渲泄情欲的艺术渠道，事实上从文学渲泄可以反观知道中国人一直通过一种体制外的渠道在生活中渲泄着人性的情欲，不过这显然是男人的权利。艳情诗的特点是：“它的本文和意味，它的传播和功能，几乎无不染上了浓郁的女性色彩。”⑧这从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的传统表达了中国文人非常软弱的一面，在屈原看来，“美”是最高的理想，但她是不可企及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何止是政治理想，爱情也是如此的，白居易后来也说了相似的意思：“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屈原为什么要自比为哀怨的女子呢？这里的“被遗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被遗弃的偏偏是多情缠绵的绝色美人，所以我觉得从屈原开始已经有了一个“艳情失意”的文化，所以是一个“哀艳”。回到情爱论来看，这个传统之微妙在于：中国文人在这里尽情地满足自我的情欲审美情结，它的投射对象是妖艳的非婚女性，或者说是不正经的美人，这里可以有摇荡心志的享乐，也可以有升华的爱情，有人性的挥霍，也有人性中精神之恋的寄托，但只是一种调节，一种满足，而不可以成为正统的体制，于是就会生出不可回避的“哀艳”。“发乎情止乎礼义”始终也是艳情诗的一道铁门槛。再推论而看，也就蕴涵着这样的意味：夫妇之爱是经天地纬人伦的道德之亲情，而非情欲人性的、缠绵激情的恋爱。从这个角度来看，可否说中国式的爱神就是宋玉《神女赋》、《高唐赋》中自荐枕席的多情女神呢？是否可说中国的婚外恋大量集中在非婚女性这样的主角身上，一旦涉及到婚姻，爱情就会死亡，或者转化成亲情，或者婚外恋绝无可能破坏正常的夫妇关系，只能在妖艳的美女身上流连忘返，当情到深处而又不断分离，就会深刻地体验到缠绵的哀怨。艳情诗的女性化特征不仅表现了中国“狐狸精”式的情欲美女的美感、爱恋、哀怨，更是中国文人内心在爱情悲观主义方面的本质。为什么不是激情？为什么哀怨伤怀成了主调？为什么男性文人要反反复复模仿女子口吻来写这样的艳情？为什么风流与感伤成了密不可分的生成物？“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李商隐）杜牧的“梦”与李商隐的“疑”，无疑就是对爱情悲观主义的表达。“冶游”在中国古代就是各种婚外浪漫行为的代称，唐人的艳诗和传奇小说中有着这样大量的风流韵事，宋人的婉约词就更多此类渲染。词为艳科已是公论，“以色邀宠”便是词中大量描写的内涵。“赚得王孙狂处，肠断一搦腰肢。”（尹鹗《清平乐》）词中的情爱始终没有超出艳情的范围，于是艳与爱与哀始终是一体同生的内涵：“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欧阳修《玉楼春》）“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秦观《满庭芳》）综上所述且推论之，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婚与恋是有分离倾向的，艳情仅是艳情，艳妓的归宿到头来大多只能被买作名门或文人或商人的妾氏。中国礼教文化和情欲文化总是构成一个紧张的冲突，夫妇之间的爱只不过是一种礼教之爱，而妓女与恩客反而更有浪漫之爱，文人在与妓女交往时会拿出风流的真情欲和潇洒的艺术气质，青楼风流虽然不能得到正统的地位，但它却是更美的理想所在。所以从六朝开始到唐代更蔚为大观的是：把“会真”、“遇仙”、“游仙”用作冶游的代称，那些妖艳妇人或风流女道士就被称为“仙”（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00页）。娼妓与士人的结合在古代大抵是充作姬妾外室，在唐代尚未有娶作正妻的记载。⑨从陶慕宁的研究看来，唐以后的妓女亦大抵不出为财势之辈买去作妾的下场。在中国古代，“上层阶级的男人与本阶级的女子结婚，却与下层阶级的女子恋爱。有时候，一个书生也可能非常钟情某个比他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子，但一旦必须现实地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门有利于他仕途上进的婚事。很多年以后，当他在仕途上碰到挫折，或家庭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变故，以致使他对人生产生了空幻的感觉时，他可能惋惜地回忆起早年的恋情”（康正果《风骚与艳情》第217页）。所以在中国古代会形成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形式，以“双轨制”的方式来解决礼教与情爱的紧张关系，美国学者马克梦的研究成果表明：“双重婚姻填平了原初命运和后来对这种命运进行的修正两者之间的鸿沟，而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把包办的、预先说定的婚姻与自主的、情意绵绵的婚姻之间的差别对称化；一个男人通过这两类婚姻各娶了一个女人。换句话说，他既娶了一个由长辈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女人，又娶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有才的佳人”。马克梦指出：“浪荡公子总是会拜倒在妓女的石榴裙下的。妓女像溺爱孩子的母亲一般，总是迎合浪荡公子的喜好，这样他才会不断来找她。像才子佳人一样，这对年轻人的爱情最初有了一种自由和解放，对妓女来说，尤为如此，她渴望她的所爱能把她赎出妓院；浪荡公子则会认为他已凭自己的条件和财力赢得了预想的真爱。但随着爱情的发展，使他们可能获得自由的金钱却在渐渐减少。他们之间因性别而引起的地位和境况的差异出现了，妓女唯一的逃避方式就是自杀；而浪子可通过两种方式逃避，一种就是像《歧路灯》里的谭绍闻那样及时幡然醒悟，另一种就是成为禁欲主义者，放弃对家庭的一切责任和义务……⑩明眼的读者会看出，这一番论述好像就是针对杜十娘和李甲来讲的。 ?? 我以为，中国爱情文化的本质自始至终都有一个“正补结构”存在，即一正一补的二元结构。婚姻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代表着儒家文化的道德力量，也代表着中国人无法逾越的铁门槛，礼教也在其中。所以中国文学中的爱情表现宁愿以“三妻四妾”和“婚外放纵”来发展男权主义的情欲，而绝不允许婚外情来破坏婚姻的神圣性。于是婚外情和青楼风流无论多么美好，只可以“玩赏”，不可以“逾礼”。李甲的本质即如此，即使李甲还没有成婚。李自始至终都没有和杜成婚的愿望，他不仅仅是“被动”，不仅仅是“软弱”，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是把杜看作是妓女，所以在关键时刻可以“出让”，可以毫无责任感。西方文化却与此相反，它是一个“否定结构”，是一个否定之否定，与中国式的叹赏风流不同，西方是否定与超越，婚外恋对于西方文化和文学而言，则是一个文化追究，是一种生命和情感的探索。西方人在爱情与婚姻之间同样遭遇到人类社会结构和道德的强大压迫，但西方人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婚姻礼教，所以它会向已经死亡的婚姻挑战。 ??? 中国文化中“婚外恋”的主角在古代是男人，因为女人从未在婚姻中获得自由权，但中国的风流女人却可以在青楼和搞婚外恋的男人尽情享受爱情，难题就在这里，风流可以，要成为取而代之的正室就难或者不可逾越，最多成为妾，要不你就只能以自杀来排解你的痛苦，刚烈女子尤其如此，受骗或被出卖的女子尤其是这样，这就是杜十娘的必然命运。但在西方情况却不同，女人虽然同样受到男权文化的压迫，但从古罗马就有一种“女自由民”和放荡的上层阶级的妇女，她们与男人发生非婚性关系被认为是合乎人性的，是被认为为维纳斯和丘比特服务，她们的内心发展了一种男子的气概，外在的行为显示出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性格。⑾在中世纪，西方还特别发展了贵族夫人和骑士崇高的婚外恋，尤其是作为“精神之爱”被歌颂，“破晓约会”和“普罗旺斯情歌”成为了后来浪漫主义爱情的完美版本，并被认为是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情结。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就以人性、人道、人权、人文主义来张扬爱欲的正当性，爱情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婚姻死亡了，它就自己应当结束，让位于新的爱情。从此，“婚外恋”有了它可以与婚姻分庭抗礼的正当理由。虽然二者一直处在紧张关系之中，但否定之否定是可能的。 ??? 在西方文学中，婚外恋的主角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而且它大量地表现女性在爱情中的追求悲剧，其中有不少是表现女性为了追求爱情的通奸行为（通奸在中国文化中仿佛是男人的特权，如果是女性，只有低级女子才会做，但正经女子却不通奸）。我们熟知的就有：海伦（《希腊神话传说》）、美狄亚（《希腊神话传说》）、茶花女（《茶花女》）、德瑞那夫人（《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海丝特·白兰（《红字》）、苔丝（《德伯家的苔丝》）、安娜（《安娜·卡列尼娜》）……这些追求爱情的女子的悲剧，或者是遭遇到种族国家的尊严悲剧（如海伦）、或者是遭遇到男子的变心（如伊阿宋），或者说是遭遇到贵族对女性地位和纯洁性的质疑（如茶花女），或者是遭遇到男子在爱情中的动机不纯（如于连），或者是遭遇到男人的欺骗和女子浪漫爱情的虚幻性（如包法利夫人），或者是遭遇到宗教的强大压迫（如海丝特·白兰），或者是遭遇到男子对女子被强暴后的纯洁性不信任（如苔丝的丈夫克莱），或者是遭遇到男子在爱情中的厌倦与女子激情的冲突（如安娜）……对比中国文学而言，中国女性在爱情中是不能作为婚外恋的主角来表现的，青楼女子在别离的等待中无权对男子要求什么，这里就有男女不平等的文化境遇；西方女性是在平等与不平等的冲突中与男性本质遭遇，她可以要求一个新的机会，希望重新构成一个二人世界。而男性所面临的文化情境亦大异其趣，大抵而言，中国男子面临的文化情境是礼教，而西方男子面临的文化情境却复杂得多，一方面是男子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多样化的文化诉求。考虑到还有奥菲利娅遭遇到哈姆雷特为了伟大的人文主义理想追求而放弃和牺牲爱情的案例，还有娜拉遭遇到丈夫的自私和虚伪而对爱情的觉醒案例，我们更可以看到西方爱情文学中女性所遭遇的悲剧是何等复杂。无论中西女子在爱情中遭遇到的男性本质是一样的，这已经构成了女性在爱情中的永恒难题，男子的自私和不能全心全意与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中国女性遭遇到的中国男子主要是礼教的强大和传统的“婚恋正补结构原型”以及男人的软弱，西方女性遭遇到的西方男子却是男性本质在复杂的文化境遇中的冲突。 在男女文化冲突中，中西方同样遭遇到男权主义本质、男女不平等的文化境遇，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指向，男权主义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一起成为了历史的选择，人类文化对男女两性的自然差异作出了一阳一阴的区别，这是历史积淀对女性的残酷真实。这种阴阳差异既可以使双方各自从对方那里得到情欲上的人性满足，也会先天地造成被动者的易于受到伤害。由于人类文化有更重大的历史目的，而这种目的主要地是由男性来承当，于是自然地造成了男性文化性格中的侵略性、进取性与“霸权主义”，偏偏爱情特别要求当事人特别的专一和全心全意，于是全心全意的女方反而常常成了受害者。越是这样，柔弱和被动的女性在爱情中要求就越强烈，当这种诉求得不到满足时，自杀就不可避免了。不过大体而言，中国女性是哀怨的多，自杀的少，一部中国抒情文学史尤其是宋词婉约之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十娘的自杀就非常罕见和有惊人意义。大多数中国青楼女子的爱情只可以在妾的身份下屈辱地生长，由此可见杜十娘的心性是如何的高。由于西方人文主义得到了张扬，所以西方女子可以获得更多的女性主义的诉求，于是男女文化在平等与不平等的冲突中有了更复杂的内涵，西方文学就会有大量“婚外恋”对婚姻的挑战和颠覆，而失败者的悲剧就具有很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回到安娜的问题上，我认为托尔斯泰的确是很伟大的，过去对安娜的评价都过于片面和偏见了。托氏的“复杂美学”或曰“复杂的文化探索”式的小说总是把人物放在一个“二律背反”的文化情境中，即把一个最复杂的难题交给主人公去面对。安娜的“激情”有错吗？这个问题实在不能简单评价，安娜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1、八年来她的青春、爱情和生命力被压抑着，她追求她的人性价值是合理的；2、但她的“激情”使家庭破裂，使卡列宁感到痛苦；3、她的爱情与母爱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全心全意”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如果目标分裂了，她自己也会崩溃；4、在此背景下，如果她放弃了母爱的责任，她有权利要求爱情的全部、彻底和纯粹，她会表现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最强烈的、最极端的状态，这难怪她，她再也输不起了，她会特别苛刻、过分的对待沃伦斯基，但这显然对于沃伦斯基是不胜其烦的，安娜的神经质和怀疑症与沃伦斯基的男人的理性产生了冲突；5、安娜造成了“一切的混乱”，社会与人的价值标准都不知所措了，于是上帝的裁判也出场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谁在报应呢？上帝不就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原则吗？这样看来：“爱情终结”是谁给它终结的呢？是沃伦斯基？是安娜自己？是这个世界？是双方的性格？是“激情”吗？不全是，也是。是一切文化因素与爱情复杂纠葛冲突的难题。人类就像安娜一样，在难题面前，我们目前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是安娜自杀的深刻寓意。要想安娜不自杀，要么没有这个难题，要么像《廊桥遗梦》里的女主人公一样，以理性克制自己吧，可是人类的激情和爱的权利、人的生命活力就不重要了吗？可以这样说吧：西方以“婚外恋”的悲剧进行文化的探索，中国以“青楼恋”的方式修补婚姻礼教的缺陷。西方女子在男女平等权利上的斗争会集中在对男性“厌倦”、“变心”的深层文化探究上，中国女性在礼教名份上的诉求便集中在“承认”、“接受”的考验。不管怎样，女性作为人类的相对弱势群体，当爱情面临着终结时，以她们敏感的心深深地悟出了人类文化的不可逆转的强大的残酷本质，这是命运的启示，这是无法逾越的难题，不屈的女子不愿接受这种命运的压迫，所以义无反顾地走向自杀！ ??? ?结? 语 ?? 爱情是脆弱的，因其纯粹的情感性和对美的理想主义追求，而显示了它在人类文化境遇中的尴尬地位和痛苦遭遇，爱情与一切文化必然构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她是单一旨趣的，她是理想化的，而文化却是复杂的，是现实主义的，所以她不得不脆弱。但由于她是那么的美，所以她又是永恒的。 ??? 女性由于她的先天的柔弱和被动，所以她在爱情中总是全心全意和要求永恒；男子由于他的文化责任和侵略性的性格，所以总是在爱情之初具有激情，之后就会回到理性之中，为了社会与文化的其他因素干扰而放弃对爱的单一追求，这也同样是男人本质的劣根性之一。这种不平等既是文化性格上的，又是文化境遇的，也掺杂着不同文化模式的历史积淀。最后，在面对如此纠结不清的矛盾里，当事人的个人性格也同样参与了谱写命运的主旋律。所以杜十娘和安娜的自杀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女性的悲剧，也是各自民族文化里爱情文化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