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及其现代价值 *

摘　要:明代著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张以知为行,以知代行;强 调“践履德行”、“事上磨炼”、知而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行而后知,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认识和道德修养思想成分,可为我们提供一份吸收借鉴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现代价值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王阳明是明代中叶集大成的著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首倡知行合一。他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和言行脱节的社会时弊,大力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践履之功”“事上磨炼”。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尽管其主导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许多有现代价值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思想成分。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之理论概括 “知行合一”是对王阳明的哲学“宗旨”或核心范畴———“良知”的论证与展开。从本体论看,“良知”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既是认识的源泉和目的,又是认识的途径和标准;从人性论道德论看,“良知”则是仁、义、礼、智、信等封建伦理观念。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道德论,是同一的,“知行合一”,正是这同一的集中概括和反映。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知为行,以知代行,行中有知,知中有行 王阳明说:“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1](《王文成公全书·答友人问》。以下引文出自《王文成公全书》者,只注篇目名,全书名从略)又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在他看来,知行尽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说,但不能“分为两截”去做,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他批评“外心以求理”的“知行二分”,主张“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先天固有的。“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又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大学问》)王阳明在“知行合一”的名义下,要人们把言行统一到“知”中来,以知为行,以知代行。他说过:“《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与黄勉之》)把人的“一念发动处”,看作“便即是行”,显然是以知为行,将“行”主观化。 王阳明认为知行相互包含,彼此融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即是说,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在知在,知在行在。行中有知的观点是有某种合理的成分,人的行动过程包含有知觉思维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说行中有知,行在知在的。 (二)知外无行,知而必行 王阳明反对“只知不行”,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上》)。主张知外无行,真知即必行,知行一体。行外无知,行即是知,因为真的“知”与真的“行”实乃“知行本体”,合二为一。“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只有知了即行,才能知得真切,否则,“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所以,“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穷理者邪?”(《传习录中》)王阳明把必行作为“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属性,提出了知而必行的思想。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又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传习录上》)王阳明反对知先行后的说法,他说“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王阳明知而必行的思想表现了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王阳明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传习录中》),所谓“不由见闻而有”,即不由“行”而有,认识不开始于感觉经验,“行”不是认识泉源。认为“良知”不能离开“行”,“知”要通过“行”来表现。王阳明知而必行与基于实践而由主观到客观的发展不是一回事,而是“良知”自然而然地向外发动和显现,遵循的是由心到物的认识路线,表现为由心明而达于物明的过程。 (三)不行不知,行而后知 王阳明行而后知的思想,是其“不行不足谓之知”理念的必然逻辑发展。王阳明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哑子吃苦瓜,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当时在旁的另一位学生说:“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传习录上》)王阳明创“知行合一”说,其矛头是针对知而不行的“谬妄”。他在总的精神上既重视知,又重视行,而作为倾向来说,则是更加重视行。 (四)践行良知,知行合一 王阳明将良知与意念区分开来,认为“知的本体”即是良知。他在良知本体的开显、实现意义上论述知行合一。良知的实现是致良知,而致良知就是依良知而行,就是行良知,也即知行合一。一定的道德观念并不一定导致相应的道德行为,人完全可能在道德意念的观照下进行各种不道德的行为。良知不但告诉人“是非”之知,还命令人落实此“是非”之行,这就是致良知,也即知行合一。王阳明是从道德知觉与道德行为内在合一的本体层面,在良知践行的意义上论证知行合一的。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之理论意义 对于王阳明这样一个在中国近古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加以具体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不仅有利于吸取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得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的某些教益”[2]。 (一)王阳明首倡知行合一,反对程朱理学,体现了理论上的进取精神 王阳明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作为反对朱学的精神武器。王阳明说:“《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答罗整庵少宰书》)还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大胆地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学说者,“天下之公也”,不能为孔子或朱熹“所得而私也”。 他反对“推衍文义”(《答张敬夫》),反对“为一字一句所牵蔽”(《与黄勉之》),主张不要“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縻”(《寄邹谦之》),不要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似”(《传习录上》),认为程朱理学“外心以求理”的客观唯心主义是酿成“文”“实”相违、知行为二的根源。王阳明以主观唯心主义反对程朱理学“外心以求理”的客观唯心主义,猛烈抨击朱熹以及当时学者那种“循章摘句”,“支离决裂”、“训诂经文”的恶劣风气,是有社会进步意义的。 自《尚书·说命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知行思想后,“知”与“行”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王阳明之前的传统儒家知行观中,广义上“知”概念是人的心知的统称,“行”概念是人的行为的统称,狭义上“知”概念主要是指道德知觉,“行”概念主要指道德实践,“知”与“行”的关系是分离为二的。其最具影响力的是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互发的知行观。王阳明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的问题,肯定了知行之间不可分离的统一关系,为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课题,这是一个理论贡献。王阳明破除对孔子、朱熹的迷信,把天子、圣人与童子、卖柴人列在一起,自己独树一帜,另立体系,是时代的勇者。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主张行而后知的思 想,具有认识论上的合理成分其一,王阳明重视行,强调行,是很有认识价值意义的。王阳明说:“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传习录中》),“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跃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传习录中》)。正是从这种行而后知的认识出发,王阳明主张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传习录中》)。其二,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王阳明说:“路歧之险夷,必待亲身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亲自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传习录中》)此说法无疑含有一些唯物因素。其三,在主客观关系问题上,王阳明说:“天地之运,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谢,气化人物之生息终始,尽于此矣。月证于月者也,气证于气者也,候证于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气为立春,为雨水,其候为东风解冻,为蛰虫始振,为鱼负冰,獭祭鱼之类,实有关于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谨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气运,以警惕夫人为;故至治之世,天无疾风盲雨之愆,而地无昆虫草木之孽。”(《气候图序》)王阳明在这里承认客观的存在,肯定“天地之运”“寒暑代谢”是客观自然规律,认定人在自然规律面前可以有所作为。 三、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之社会实践意义 (一)王阳明强调“知”必须“行”,对于克服社会时弊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在对明王朝社会现实矛盾现象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王阳明认为:“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传习录上》)他把社会的动乱原因归结为“文盛实衰”、“知行不一”,没有看到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矛盾,这是其历史局限性。但他提出知行合一观点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王阳明学说发扬我国文化的道统,其知行哲学可矫正重知轻行的传统观念。“实践”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术语,又称“行”、“践行”或者“践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意识与实践之直接统一”。当然,此所谓“知”并不仅指认识,而主要是在说意向问题;“知”是认知与意向的统一,亦即整个意识。“知行人合一、伦理学上的知行合一和美学上的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等观念所表达的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骨架,也是社会历史的灵魂。王阳明的思想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特色,也含着科学的实践精神,对于克服空谈时弊,践行“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王阳明强调“践履德行”,于今天推展道德建设、道德教育更具时代意义 “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中虽有认识论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工夫建立理论基础。“知”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良知”的问题,即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就实践言,兼有消极去恶与积极行善二义。只有善的动机,而未具体化为善行,仍不足以达道德的最高层次。道德修养之功不是单纯坐在那里冥思苦思,还需要在日用常行之中修炼。“人须在事上磨炼,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上》)王阳明关于道德追求与现实的为人处事不相分离的观念,体现了动静一源、体用为一、道器不离、心物不分、主客不二、形上形下会通、明道中庸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王阳明关于知善修德,知恶克欲的知行合一修炼功夫,充分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品格,肯定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王阳明关于慎独存诚、克制私欲、去除障蔽、“践履德行”、“事上磨炼”等德育涵养原则等都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生活方面的优良传统。“以格物致知和致良知为道德实的根本途径,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思想可以为现时代如何摆脱道德价值困境提供某种教益和启发。” (三)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强调人格教化、自我完善,对于改善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困境具有很好的启示性意义 物质文明、科技进步是时代的基本特征,人的生存状态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人类同时也步入了一种空前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意义危机、生存危机。“目前人类面临着五大冲突,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心灵的冲突、人类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此五大冲突引发了人类的五大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 王阳明倡导个性独立、思想解放,自然法和道德律统一,以人本为指归,让人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义、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潜力能动性,让人去独立思考和自我超越,有利于化解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理念,强调要将实践领悟理论化,用理论成果来指导实践行为,不仅要做学问家,但更要做实干家,有利于化解人生意义危机;王阳明强调修身养性、省察克己、反身而诚之内部的自我完善,有利于塑造和谐人格,摆脱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困境。我们致力于生产和科技发展,必须把人自然的建设放在应有的位置,王阳明的思想无疑可为我们提供一份吸收借鉴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