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祖父张元济二三事（张人凤）

今年（2008年）10月25日是祖父张元济141周年诞辰。近些年来，在搜集、整理他的著作、文字时，半个多世纪前祖父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商务印书馆馆事 我幼年开始形成记忆的时候，祖父已年届八旬。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天天坐在他卧室兼工作室的一张方桌前，书写不止。他每天有许多事要做，别人不能去打扰他。早上，当我走进他的房间向他请早安时，他早已用过早餐，开始工作了。八点一过，商务印书馆的通信员汪师傅骑自行车来了，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他阅看。如果其中有急件，他就让汪师傅等着，立即书写回复意见后带回馆中，其余的就留下一一阅看、写复信，一忙就是大半天。下午四时，通信员再来一次，把祖父书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件、批复意见取回。直到1949年底他中风卧床以前，几乎天天如此。 商务印书馆当时的人事科长丁英桂先生保存了一批祖父给他的信。丁先生晚年自感体力不支，在我父亲和我去探望他时，亲手把这批信送交给了我们。有一封信上这么写：“明日开董事会仍请阁下担任记录。收回藏版房所有往来文件后查取全案带来，以便报告。又应备各件请与伯嘉先生接洽带寓，万勿遗漏。”时间是1946年9月21日，祖父是商务的董事会主席。我在北京查找到了当年的会议记录，证实抗日时期和胜利后的几年中，董事会议大多在我家客厅举行。我还记得祖父的这些同事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我家开会一次。胜利后，经营状况有些改善，公司买了一辆黑色福特牌轿车，几位年长的董事，如经理李拔可、董事陈叔通、创办人之一高凤池，都可以以车代步。 祖父从1903年应创办人夏瑞芳之邀，正式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编辑出版了教科书、教学参考书、词典、中外名著、古籍等许多门类的书籍，使商务从一家小印刷作坊跃居我国近代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总厂被日本侵略军炸毁。此后14年中，又屡遭侵略者的毁灭性打击。抗战胜利后，局面虽有些改善，但并没有根本性好转。实际上，我所见到的那个时候，正是祖父与他的同事们苦撑危局的时期。经过祖父和全体同人的努力，终于把这家被誉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标志或发祥地的老企业带进了新中国。 最喜欢颜体 在我们家住所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靠墙有一个砖桌，桌面是二尺见方的大方砖，下面的基础则由普通砖块砌成。夏天早上，常常见到祖父指导我的姊姊在砖面上练毛笔字。祖父说在砖面上练字，一来可以锻炼腕力，二来又省下了许多纸墨。 祖父对书法是很讲究的，年轻时下过不少功夫。他最喜欢颜体，在此基础上，又略带欧字笔意。我小时候，常见他在餐桌前替人书写对联、屏条，其情景犹如昨日。上世纪40年代初，日伪统治下那几年，是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祖父又生过一次大病动了手术，耗费不小，售去仅有的几部古籍后，又把一些古墨也卖了。最后一位亲戚对祖父说，你可以卖字为生，凭你的书法、前清翰林的资格和社会声望，一定会成功。他还说这是文人自食其力，清贫自守之道。祖父听从他的建议，后来果然上门求墨宝的人还真不少。 我总记得这么一个故事：一天，母亲带我去住在对门的亲戚家玩，他们请我吃蛋糕。那是最普通的清鸡蛋糕，可我们家还舍不得买。回家后我几次吵着要吃“黄蛋糕”。不久，祖父有了第一笔卖字的收入，他第一件事就是叫人去买蛋糕给我吃。 后来，我一点点长大，对祖父挥毫作书也越来越感兴趣。他先在桌上铺上几层报纸，再铺上事先折成五格或七格的连史纸，一次能写上几副对联。他有好多对图章，一枚是姓名，另一枚是“壬辰翰林”四字。写完字，他说盖哪一对章，我就赶忙替他从匣中取出来。盖完章，我帮着把条幅从桌面移到地板上晾干。有时他自感精力好，多写上一两件，上款空着，以备客户急需。这种无上款的作品家中原来存有一箱，不料在“文革”初期即被当作“四旧”，全部被毁。 也有汉奸来求字的。一天有一位亲戚送来一幅图卷并巨额支票一纸，说受人之托，请祖父为之题字。祖父正为巨额润笔感到诧异之时，发现支票上的印记是汪伪浙江省头目傅式悦，立即把图卷退了回去。那位亲戚再来纠缠，又被祖父严辞拒绝。然而他对在那民生凋蔽的日子里饱受苦难的同胞，却尽力帮助。城隍庙附近一家小书画铺店主无法生存，来求助于祖父。祖父自己也处于艰难境地，无力相助，便取出写好的三副对联相赠，让他去裱装好了换几斗米糊口。店主下跪致谢而去。 我最初所受的教育 到了我该识字念书的时候，祖父已匀不出精力来直接执教。这项任务由我母亲执行，而祖父则是指导者。先是识方块字，那是商务1908年的《五彩精图方字》，父亲年幼时用过，我的姊姊也用。后来，采用《复兴国语教科书》，是祖父让汪师傅买来的。记得课文中的两个故事：一是大雾天，一队日本侵略军让一名中国少年带路，少年把他们带到了中国军队驻地，缴了侵略军的械；二是一名学生帮一个背着一大篓鸡蛋无法放下的工人放下重负，工人急忙道谢，学生回答说不用谢，只要你以后看到别人有困难时也去帮他一把就好了。祖父从1904年起主持商务印书馆，编纂了我国近代第一套最成功的教科书，使商务版教科书数十年间占领市场份额达70%左右，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新一代知识群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采用古人的嘉言懿行或儿童易于接受的故事，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这个传统后来被继承了下来。 祖父房中有一本民国二年商务版八开本的大地图册。随着识字的增多，我能在地图上找出上海、苏州、杭州这些地名。一天，远在甘肃平凉的一位朋友托人送来一包土产，祖父在地图册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平凉。他让我找找看，很快被我找到了。这使他十分高兴，此后他替我买了整张中国地图、丁文江主编的地形图册等。当时的习惯，地图上邻国不着色，是白色的。由于台湾被日本强占，所以宝岛也是白的。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商务出了一张大幅中国挂图，祖父买了一幅。那天汪师傅送到的时候，天已黑了。祖父赶紧在灯下把地图打开，对我说现在台湾也上彩色了，你可以好好看看了。那天一家人都很兴奋。 晚年听昆曲 祖父最后十年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尽管其中好几年他精神不错，作过许多诗，也关心时事，不时给商务印书馆写信，并完成最后著作《涵芬楼烬余书录》，但毕竟病榻是枯寂无聊的。我的二舅、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葛芃吉先生擅长昆曲，他知道祖父喜爱昆曲，便邀了好几位曲友，带了鼓板、笛子，到祖父病房中演唱。 有一次传字辈昆曲表演艺术家周传铮、浙江昆剧团的当家旦角张娴也来了。周传铮进房门见到我祖父，就说“原来是这位老先生”。他回忆起他们年轻时在上海徐园演出，祖父经常去看，坐在第一排，还拿着曲本。那时昆曲已经很不景气了，一天下大雨，全场竟只有祖父一名观众。祖父就说不要演了，而剧团则坚持说有观众就要演，结果就为他一人演了一场戏。病房内的清唱很热闹，一个上午大约可以唱四个折子戏。祖父最感兴趣的是《牧羊记·望乡》和《铁冠图·刺虎》。悲壮的词句使祖父有些激动，曲友们因此也只好唱几出轻松的生旦戏，如《琴挑》《乔醋》。 祖父爱好昆曲，恐怕欣赏剧本优美的词曲多于欣赏表演艺术。他在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主持《集成曲谱》的编辑出版，请词曲专家王季烈等主编，1926年出版。全书分金、声、玉、振四集，线装本32册，共收入当时昆曲舞台上常演的曲目416出。1930年前后，他又主持商务出版了吴梅的曲学著作《奢摩他室曲丛》。抗战时期，《脉望馆孤本元明杂剧》在沉默了二百年后，出现于书市。他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与郑振铎、王季烈等人合作，经整理后排印出版，使海内孤本得以流传。大约出于对祖父热爱和保护中华民族戏曲艺术作出的贡献的仰慕，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在1953年编印他父亲俞粟庐的《粟庐曲谱》时，特地请祖父题写了书名，尽管那时他患中风，字体有点歪，笔力也不如前了。 写于上海张元济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