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霍资料

巴列霍（1892～1938） 　　秘鲁作家。生于北部山区的圣地亚哥·德·丘科，卒于巴黎。父亲是西班牙人后裔，母亲是印第安人。中学未毕业就自谋生路，当过乡村教师和厂矿职员。1913年入省会特鲁西略城自由大学哲学文学系攻读文学，两年后改学法律。曾参加文学团体北方社，早期诗作受到该团体悲观主义影响。1918年定居利马当新闻记者，开始文学创作。同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黑色的使者》，有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痕迹，也有表现印第安土著民族疾苦的诗句。1920年因思想激进被捕入狱，数月后获释。狱中写成短篇小说集《音阶》和诗集《特里尔塞》中的许多诗篇。1923年前往法国，后流亡欧洲。1927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1928、1929年两度访问苏联。在此期间，他在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并创作中篇小说《钨矿》。1930年去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中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诗集《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就是这时期的作品。死后发表的另一部诗集《人类的诗篇》包括他在1923年以后创作的其他所有诗歌。 　　巴列霍是拉丁美洲有影响的诗人，诗作具有鲜明的拉美特色，把现代主义与民族传统结合起来，激情奔放，风格清新明快。《特里尔塞》对诗歌形式作了新的探索，突破了传统的语言结构和思维逻辑，初版并未引起注意，1931年再版时引起文坛重视和赞赏。《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描写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表达了对西班牙人民的热爱和对法西斯的憎恨。 http://baike.baidu.com/view/248285.htm 巴列霍:我是最漆黑的顶峰 　“知识分子煽动者”与痛苦的诗人 　　1920年，巴列霍离开故土两年后回到故乡——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小镇圣地亚哥?德?丘科，适逢副县长一名助手被枪杀，他为副县长撰写有关这宗枪杀案的法律资料，却被指控是“知识分子煽动者”，被判入狱一百零五天。虽然入狱时间不长，却对巴列霍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3年由于担心还会被送去坐牢，他接受一位朋友的邀请前往巴黎，从此再没有回过秘鲁。漂泊异乡的艰苦生活无疑强化了他原本阴郁的性格；更重要的是，狱中经验直接给他的诗作提供了黑暗的素材。他1922年出版的诗集《特里尔塞》，大部分诗作是在狱中写就，其中有一首《啊牢房的四壁》。这有形的牢房的四壁，随着刑期的结束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在精神上这四壁似乎一直存在着，牢牢控制着诗人的创作，左右着诗人思绪的边界。他所有的诗篇都像是呼告无门的人的呐喊和呓语，但是在诗篇里我们听不到任何回应，甚至连可怜的回声都没有。 　　巴列霍的诗是不折不扣的痛苦的诗篇，诗歌史上恐怕极少有诗人像他这样在诗中如此高密度地使用“痛苦”这个词。他的少作诗集《黑色骑手》的标题诗首句便是：“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击——我不知道缘由！”这句话如同谶语高挂在他人生之途的起点。而后“痛苦”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这个旅行者给了我多么奇怪的痛苦！”（《蜘蛛》）“痛苦的穿越，它背后好像拉着/一车被束缚的禁欲的感觉！”（《我们每天的面包》）“如果他身上有多么痛苦，我肯定就是那痛苦。”（《遥远的脚步》）“厨房就是黑暗，爱就是痛苦。”（《我刚独自吃过午餐》）登峰造极的是那首谈希望的诗《我要谈谈希望》，可谓满篇皆痛苦，起首即是：“我不是以塞萨尔·巴列霍遭受这痛苦。”结尾还是：“今天我只是痛苦。”痛苦的诗人不在少数，但在诗篇中如此直接书写痛苦则是异乎寻常的。我们都知道在巴列霍写作的年代，艾略特在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倡导的“非个性化原则”（“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正风靡西方诗歌界，巴列霍长年生活在巴黎，和法国、西班牙诗歌圈都有广泛交往，不可能不知道艾略特这一时髦的理论，他反其道而行之，只能说明他有自己的主张。 　　在1926年的论文《新诗歌》一文中，他抨击了诗歌中的“假新”，宣称诗人是因为怯懦或贫穷才冒充前卫，他继续写道：“现代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必须被精神所汲取，再转化为一种新感性。”也就是说，巴列霍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精神和感官的强度，不用说这是一种古老的诗观，可是许多时候所谓“创新”不正是复苏某种被淡忘的重要原则吗？淡忘的原因则是因为小诗人们太容易迷失在诗歌技术的小道了，往往被细枝末节一再遮蔽视野。只有强力诗人才能抓住诗艺的关键所在，在巴列霍看来情感强度决定着一首诗的成色，而不是精明的批评家们开出的一副副灵丹妙药。强烈的情感犹如耀眼的光束投射在寻常的物件上，让它们自动产生浓烈的诗意，而不是像许多次要诗人那样去搜肠刮肚地攫取。同时这也是巴列霍敢于在诗中粗率地使用语言的内在原因，他不仅毫无顾及地书写许多“训练有素”的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痛苦”、“失望”、“悲伤”等词汇，而且还大量使用直接的口语、排比、反复等貌似“老土”的手段。坦率地说，巴列霍在这方面还是稍有失控（一种自由的代价？），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确像他估计的那样，被他情感的旋风席卷到精神那可怕的地狱，在惊惧中根本没有时间和心境去挑剔沿途的风景和脚下砖石是否排列得考究。震撼让我们丧失了对美的细察能力——抑或震撼就是美本身？ 　　真正超前的诗歌观念 　　许多人称道巴列霍诗歌的原创性，许多突破教条遵循情感原则的诗人都会得到相似的赞誉。我其实想说巴列霍的诗尽管有极为独特的个人的声音，但是他的诗歌之途并不是无迹可寻的。笼统地说，诗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他们互相支撑如同夜与昼共同组成完整的一天。一类是从生活的光明面进入诗歌，他们倾向于赞美，代表者如惠特曼、桑德堡、聂鲁达等。还有一类是从生活的背阴处进入诗歌，在他们那里诅咒代替了赞美，低沉而阴郁的情感代替了美好的略带天真的祈愿，法国正是这类诗人的盛产地，比如维庸、波德莱尔、洛特雷阿蒙、兰波等。巴列霍显然属于后者，如此看来他后来长年寄居法国也并非偶然。后一类诗人诗歌的声音更为刺耳但相应的似乎也更为个人和真挚。两类诗人从终极的标准来说并无高下之分，他们拥有同一个天堂，只不过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向上，在飞升中接近并抵达；后者下降，在深渊中在漆黑的命运中，意外地抵达那个好像高高在上的天堂——也许是天堂也被他们感动了，主动前往地狱的下面温柔地接住这些勇敢的赤诚的诗人。在《受折磨的逃亡者》一诗中有这样一句诗：“有一刻我是最漆黑的顶峰。”为什么是“最漆黑的顶峰”？因为那是地狱里倒挂的山梁，在下沉的漆黑的山顶，罪最终被赦免，痛苦将使死者复活。 　　就像无数次写到痛苦一样，巴列霍也无数次写到了死亡，在这些诗篇中有两首我以为是感人至深的。一首是他早期作品，第一本诗集《黑色骑手》里的《给我的兄弟米格尔》，一首是他逝世前一年写的《群众》。前者写他早逝的哥哥米格尔，写法朴实而巧妙，先是写实地叙述少年时代和哥哥玩捉迷藏的游戏，“后来，你藏起来，而我找不到你。”“我们都吓哭了。”最后则是：“听着，兄弟，不要迟迟不出来。好吗？妈妈会担心。”这样的结尾让人心碎。《群众》更简单，写的是西班牙内战中战死的共和派士兵，许多人走过来对他说：“不要死，活过来。”最后奇迹发生，“那个尸体悲哀地望着他们，/深受感动，/他慢慢坐起来，/拥抱那第一个人，开始走路……”在这里巴列霍行使了诗人的特权——起死回生之术。这种复活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妄想第一次具备了正面的催人泪下的含义。三十年代正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巴列霍在巴黎结识了不少超现实主义诗人和画家，但是和超现实诗人们通常从抽象的美的角度，扭曲现实意象不同，在《群众》中，巴列霍的“回生术”简单朴实充满人性的力量，和当时不少超现实主义诗人华丽而空洞的诗作毫不相干。 　　巴列霍总体而言是呓语式的诗人，他在诗歌写作中期的语言实验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那些大胆的别出心裁的语言组合（老实说，有些地方的确显得生硬不自然），说明巴列霍的主要精力放在探索诗歌可能达到的深度上，而对和读者的交流巴列霍并不在意。可是当他顺应三十年代社会思潮，转入左翼阵营（两次访问莫斯科，并在1931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左倾非常自然，首先他是真正的无产者，而且早期左派的确具有极高的道德抱负），他如何用诗歌去完成共产主义的主张，就变得格外让人好奇。他给出的答案是像《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让百万富翁赤裸裸走路，一丝不挂！》、《有些日子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等一系列优秀的诗篇。他没有为了政治目的降低诗歌的要求，相反他的政治态度强化了他的诗歌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和早期诗作相比，巴列霍晚期诗作自有一种无可替代的悲悯，而且这悲悯隐藏在诗歌的律法下，从而避免堕落为某种令人生厌的姿态，这姿态曾经污染过多少优秀的左派诗人呵，从马雅可夫斯基到阿拉贡到聂鲁达等等。不少人拿巴列霍和聂鲁达作比较，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巴列霍远胜聂鲁达，聂鲁达早期诗作如《二十首爱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南方都市报） http://www.cs.com.cn/lcsh/04/200712/t20071210_1258646.htm 巴列霍：饥饿的印第安诗人 广州日报　涂涂 诺贝尔奖得主聂鲁达曾说过，“我爱巴列霍，我们是兄弟”。而在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巴列霍是比聂鲁达更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 毕加索为诗人速写遗容 1938年，一个下雨天，秘鲁人塞萨尔·巴列霍在巴黎悄然辞世，应了他自己18年前写下的预言：“我将死在巴黎，在一个雨天”。那时候，即使是在像巴黎的文学圈子这样的先锋团体里，巴列霍的诗歌也难有立足之地——事实上，大多数医生认为巴列霍是饿死的，而在他活着的时候，饥饿更是他的生活常态。关于这一点，诗人在远赴巴黎之前好像有预感：“在那里，我将吃石头”，果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巴列霍留下了大量描写饥饿的诗篇，此外还有几幅画——那是毕加索在诗人去世之后速写下来的遗容——几十年后，我们从这些线条之中读出的，依然只有饥饿与痛苦。不过讽刺的是，这个结局对于巴列霍很可能已经算是幸运，如果他当时没有选择流亡巴黎，那么，在利马，通缉令正等着他呢。对于敏感的巴列霍来说，被逮捕可能比下地狱还要难受，1922年，正是100天的牢狱之灾让他下决心离开祖国。从那以后，安第斯山脉上那两条通往家乡的苍白小径，就只能出现在他的梦中了。 塞萨尔·巴列霍，一个有着印第安血统的秘鲁诗人，一个痛苦的人。虽然他生前也出版了几本小小的诗集，但他真正在世界诗坛获得崇高地位是在饿死很久之后。那时候拉美文学正进入爆炸时代，被整个世界所注视，这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巴列霍，这个一贯批评现代派诗歌矫揉造作和虚弱无力的人，竟然是拉美现代诗歌的真正先锋，而他的诗，则像他的故乡安第斯山脉一样，代表着拉丁美洲的高度。 和另一位拉丁美洲的伟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相比，巴列霍是不幸的，当聂鲁达早已名满天下的时候，巴列霍却是只有少数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才知道的伟大天才。当然，聂鲁达本人理解巴列霍的分量，他对记者说“我爱巴列霍，他是我的兄弟”，而在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巴列霍是比聂鲁达更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不过这样的比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很有可能，两位诗人各自从喧嚣与孤独中走过的，是同一条诗歌的道路。 一生痛苦孤独 和几乎所有拉丁美洲的诗人一样，我们要理解巴列霍，不仅仅需要诗歌的维度，还需要一个拉丁美洲的目光。就我所知，巴列霍的诗歌，至少有两个相对比较完备的中文译本，一是现在我手头这本由诗人黄灿然翻译的本子，另外一个译本，则出自西班牙语翻译家赵振江先生之手，当然，这个译本现在还没有机会出版，我们只能在报章上看到一些零散发表的篇目。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两个译本很可能正代表着理解巴列霍的两个方向：神秘的拉美传统和澄明的诗歌之境。 作为一个秘鲁人，作为一个印第安人的后裔，历史的沉重、社会的不公和穷人的不幸让巴列霍痛苦、悲吟，他说，“我出生那天，是上帝生病的日子，那天他病得很重。”而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我们会发现，巴列霍的痛苦，虽然源于神秘的群山，却达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终点。就像他那首最著名的诗《我要谈谈希望》之中所写的：“我不是以塞萨尔·巴列霍遭受这痛苦，我此刻不是以一个艺术家、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普通的活着的生命感到痛苦，今天我只是痛苦。”在反复吟诵痛苦的种种表现和原因之后，巴列霍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这首谈论希望的诗“今天我痛苦，无论发生什么事。今天我只是痛苦”。这纯粹的痛苦啊，他从巴列霍的笔底溢出，扎根在每个善感的心灵之中。读着这样的句子，我忍不住想起巴列霍曾经写下的另外几行诗，“这世上有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却偏偏无法抵达”，在我看来，他的诗歌，他的痛苦，已经替他抵达了那个神秘的地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文学开始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成了文艺青年们的新偶像。而在这新一轮的爆炸过程中，就像是命运的玩笑一样，塞萨尔·巴列霍，居然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再次缺席了。我们要一直等到2007年9月，才能读到巴列霍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而这时候，诗歌、文学爆炸、拉丁美洲都早已成了过去时的词语。不过这样也好，一生痛苦孤独的诗人以如此孤傲的方式走进中文世界，或许正合了他的身份。 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秘鲁现代诗人，生于安第斯山区，父母皆有印第安人血统。一生贫困，且思想激进。他是秘鲁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拉美现代诗最伟大的先驱之一。他的诗既狂野原始，又温柔美丽；既真挚可触摸，又具有浓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巴列霍诗歌欣赏 蜘蛛 那是一只巨大的蜘蛛， 它再也不能爬动； 一只没有颜色的蜘蛛，它的身体， 一个头和一个腹，正在流血。 今天我小心翼翼地瞧着它， 它正使出 何等巨大的力量 拼命伸展它众多的脚。 而我一直在想着它那看不见的眼睛， 那只蜘蛛的致命的领航员。 那是一只蜘蛛，它正在颤抖，伏在 一块石头的锋利边缘； 腹在一边， 另一边是头。 有着数不清的脚， 但那可怜的东西仍然 解决不了！而看着它 在如此大的险境中动弹不得， 这个旅行者今天给了我多么奇怪的痛苦！ 那是一只蜘蛛，它的腹 妨碍它跟上它的头。 而我一直在想着它的眼睛 和它那众多、众多的脚…… 这个旅行者给了我多么奇怪的痛苦！ http://book.qq.com/a/20071127/0000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