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有文采 但散文存在大量文史谬误 不容置疑

不谈余在政治上的表现 我很认真读过余的散文 也读过 金文明指谬的 书 别人批评了余秋雨 就说别人是小人 这是什么神逻辑 金文明：诡辩是余先生一贯使用的手法。他在“致仕”一词上所作的诡辩，让他在世人面前进一步出尽了洋相。余秋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文中的原话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很明显，余秋雨在这里是把“致仕”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致仕”自古以来就只有“辞官”一个意思。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人们只有在谈到古代人物的生平行历时才偶尔使用，必须符合古义，不能任意发挥创造，一走样别人就看不懂了。 余秋雨谈的是古代科举的话题，用得到去创造新义吗？所谓“新义”不是哪个人可以自说自话凭空创造的。它必须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语言的实践中逐步推广，约定俗成。词义具有凝固性与整合性。“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致”和“仕”两个字意义的简单相加。不能因为“致”的常用含义有“达到、给予”的意思，就可以把“进入仕途”的意思强加给“致仕”。这是语言学的常识。现在余秋雨的用法，不但在他之前的古人没有用过，而且在他之后的今人也无一用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独家创造！如果他是个人念念有词地乱说，别人无法干涉，但想要强加给广大的读者，恐怕是办不到的。 胡适先生谈论的“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是针对新文学创作而言的。某些死去的旧词经过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让它复活，但必须符合现代语言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让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乱说乱用。他的名声再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余秋雨过去不需要胡适先生的时候，曾经把他强行按纳在“真空与卖国之间”；一旦现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请出来为自己壮胆。 当然，时过境迁，应该允许一个人转变。过去他在署名文章中对胡适先生的评价，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并且也向我们推荐读他评《水浒》的言论，称为“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我按照你的“指示”认认真真地读了。今天你又耳提而命，指导我去读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理论，不过你总得先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消除一下：胡适先生究竟是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还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大贡献、应当肯定的学者。如果属于前者，那他的理论再好，我也“不敢”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