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浪 郭丛丛 程功： 海外满学研究综述

[王禹浪 郭丛丛 程功] 海外满学研究综述 2013-12-26 16:46:41 满学（Manchuology）主要指以“满族”为中心、以“满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满学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既研究满族的物质文化，也研究满族的精神文化；既研究满族的历史文化，也研究满族的现代文化。满学的研究范围大体包括满族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习俗、政治、经济、艺术等方面。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满文老档”的发现，使得满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一直备受学者关注。从十七世纪以降，西方的耶稣会士或学者名流，对中国满洲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日渐重视。到上世纪初期，虽然中国发生鼎革之变，但是国外对满洲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情趣并未因中国政权更迭而随之淡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外的满学研究日趋繁兴。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和丹麦等国，都有一批满学专家教授，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1］因此，海外满学研究在国际满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外满学家的学术背景与研究角度同国内研究者迥异，因此中外学者往往出现面对同一材料而得出不同的两种解释现象。这也提出了一个学术交流的问题，中外学者只有互通有无、增进了解，才能消除鸿沟，取长补短，促进双方的共同进步。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各国满学的研究现状有一定的关注和认识，不少学者用学术史的角度来回顾与总结海外满学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满学界提供了及时的资讯，具有很强的学术“情报”价值。因此，本文以综述的形式重新梳理与编辑海外满学的研究概况，希望可以观测出海外满学研究的“心路历程”。 一、（苏联）俄罗斯与德国满学研究综述 黄定天在《论俄国的满学研究》（《满语研究》，1996年第2期）中认为，俄国的满学研究经历了僧侣阶段和学院阶段两个时期。俄国的满学产生于1715年俄国东正教会向中国派驻传教士团之后。从这时起一部分随团学员和神职人员利用身处中国之便，从学习满族的语言入手，进而学习研究满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搜集最珍贵的满文原始文献，积少成多，逐步形成了科学体系，此即所谓僧侣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起，具体讲以喀山大学出现满语课程，直至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这一全俄最大的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建立为标志，僧侣阶段即过渡到学院阶段。这一阶段，一是先后出现了几处与教会无关的，附属于大学或科学院的满语教学和满学研究机构，以及一些翻译学校和学会。二是出现了一批与传教士团无任何关系的满学家。三是一部分具有满学功底的僧侣脱离了教会转入上述机构供职。这就使得满学研究与教会分离，摆脱了神学的控制，进入了所谓学院阶段。此外，俄国满学还具有产生于官方、服务于政治；满学与汉学、蒙学、甚至于藏学密不可分；研究人员层次高，颇受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尊重等特点。 黄定天在《苏联的满学研究》（《满语研究》，2000年2期）中认为，苏联时期的满学研究成果与沙俄时期相比，无论数量还是探度都今不如昔，呈明显衰落趋势，在国际满学界的地位也急剧下降。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其首要原因是此时满学的兴趣自然大打折扣，其主要精力转向了对中国当代政党政权的研究，所以无论从经费的投人，人才的培养，机构的设置等各方面均不如沙俄时期。其次是满族日趋汉化，自身的民族特色已不像蒙、藏、维族那样鲜明。满语也逐渐从社会生活中淡出甚至遗忘，绝大多数的满族人已不懂满语、不识满文，连中国学术界掌握满语、研究满学的学者也已寥寥无几，何况苏联学术界了。再次，苏联无研究满学的专门机构，也没有象沙俄时期那样专门培养满语人才的教学部门，所以这个时期的满学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类教育文化部门之中。 佟克力在《俄罗斯满学学者与满学研究》（《满语研究》，2006年1期）中认为，俄苏学者对满语满文及满族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在沙俄时期的成绩最为显著：一是关注的学者较多，二是研究的范围广，三是所搜集的资料丰富。而苏联时期的学者主要是在前人成绩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后续性的工作，也可谓做了“扫尾”性的工作，而且涉足该领域的学者显然寥寥无几，成果也单薄。这种局面的产生，与其实用性密切相关，他们仅仅是出于文化的角度予以了一定的关注。在俄苏学者的成果中，表现突出的是首先对满语满文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上，即相当数量的学者对满语词汇的搜集、编纂辞书以及对编写语法读物倾注了心血，做出了大量劳动，其中大成者首推扎哈罗夫及其《满俄大辞典》。其次是对满族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上。 江桥在《德国的满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1期）中认为，德国满学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1.学者们已经更进一步地从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方面去研究满语这种特殊的语言，同时，还将直接研读珍贵的满文厉史文献做为满学更深入的研究领域。2.德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文献书籍。3.研究者们很重视基础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了《满德字典》，为德国满学的发展打下良好的研究基础。4.德国在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方面，是很有传统且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对于满族及其北方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民风民俗等研究领域，德国学者也是具有优势的。 二、美国新清史研究综述 定宜庄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着重介绍了近二三十年来美国汉学界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研究的概况。作者指出，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迅速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研究领域迅速拓展，旧的观念被颠覆。在汉化之争方面，作者列举了伊芙林•罗斯基与何炳棣关于清王朝的汉化讨论，为此罗斯基于1998年出版了《最后的皇朝：清皇家机构的社会史》一书，这部长达400页的著作共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清朝的物质文化；第二部分论述清朝的社会组织，谈到皇族的世系、清廷对皇族的政策、皇家妇女与奴仆等诸多内容；第二部分谈清宫的祭祀与崇拜，如满族早期的萨满教和后来的藏传佛教等。作者再次强调，她的主旨是从满洲统治的角度来剖析清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强调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政权，所具有的与以往汉族传统封建土朝不同的某些特点，描述了在中央统治机构中保留的满族特色，同时突出论述了清皇室是如何利用宗教（如佛教以及满族固有的萨满教）来进行统治的。本文作者指出，虽然罗斯基企图从满族统治的角度来剖析清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但从全书的构架和布局看，对满族诸项制度的叙述并不全面，对于清朝统治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军事、法律和财政政策，很少或几乎全无涉及，似有畸轻畸重之嫌。满洲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意识等问题，是她在本书中的重头戏，但脉络交待得并不十分清楚。此外，本书中还有些常识性的错误。再者，罗斯基虽然自称此书是在掌握了大量清代满汉文档案，并在汲取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写成的，但事实上对于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动态却相当生疏；在满族的族群问题方面，作者认为满族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和争论的中心，是与族群理论在学界的兴起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族群理论的探讨，首先受到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关注，其内容非常丰富，在很大方面都对我们传统的民族史研究构成挑战。有关满族的族群认同问题，就是由此而引起学者关注的，新一代学者提出要以新的观念和新的叙述来重新审视满族的形成与认同；在满族与八旗制度方面，作者主要介绍了欧立德的《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一书，本书研究的出发点，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满族这样一个刚刚走出山林的少数民族是凭借什么来驾驭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化且人口远较满族众多的以汉人为主的国家并维持它的权力达近300年之久的？欧立德继续了罗斯基的满族中心观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满族征服者虽然作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遵奉儒家君主的行为规范，但作为一个非汉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权力不仅来自汉族传统的官僚阶层的支持，同时还来自不同人种、不同文化、不同层面的少数民族的一致承认。满洲贵族的内亚、中亚众多民族的共同君主，它的统治具有双重性，对汉族地区和其它地区，也采用了双重的统治模式。有清一代的满族尽管与汉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融合，但作为一个群体，在清代却从未被吸收进汉族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即使他们采纳了汉族文化的诸多因素，却从未将自己等同于汉人。他认为满族的精英集团能够成功地维持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意识，靠的就是八旗这个严密的、独特的组织。他指出，正是因为朝廷察觉到了满洲认同的危机，才导致了雍正时期对八旗制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调整。从此八旗制度成为满洲认同的根基，它为被它囊括于其中的成员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马钊的《满学：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1990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一》（《清史译丛》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美国学界讨论满洲共同体形成问题上，作者主要列举了美国“新清史”几位代表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按美国学者柯娇艳和罗友枝的逻辑，19世纪之前的清朝根本就不存在民族意义上的满族，只有一个征服贵族集团，满族只是一个模糊、随意、人为创造的政治名词。与此观点相同的还有路康乐教授也认为19世纪之前的满族与日本武士一样，是一个世袭军功阶层。真正的分水岭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僚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开始逐渐摆脱从文化角度审视中国，转而从政治和地缘角度定义中国。欧立德却认为满族民族和族性认同在形成过程中有浓厚的政治和人为因素，但自清初起，清统治者就已经开始通过编织祖先神话、编纂部落历史等手段培养民族认同。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清统治者通过推崇保存满洲风俗文化、编订世系家谱，力图将民族意识标准化和固定化，再通过强化八旗制度，将民族意识落实在制度化的基础之上，这一系列举措的最终结果就是在20世纪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引人中国之前，满族已经具备了一切现代意义上民族所应具有的内外特征，满族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已经形成，而且这个形成过程和世界上一切民族的形成过程没有本质的差异。此外，作者还指出“新清史”研究成果强调清朝在统治机构设置和治国理念上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终清一代没有消失。同时这些特色是清朝全面超越前代征服王朝和中原王朝、达到成功统治的关键，它们也为中国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静在《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介》（《清史译丛》第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文中，重点分析美国“新清史”代表认为柯娇燕的学术观点，认为柯氏的满族研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柯娇燕极力主张，满洲人是在清帝国统治的最后几年成为一个民族的，在帝国早期，他们并不是一个民族；第二，满洲人的种族认同是乾隆时期被统治者人为建构的，而乾隆时期编纂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与《满洲源流考》正是强化了满汉之别和满洲人的族性意识；第三，在满族形成问题上，柯娇燕主张，发生在满洲人中间的具有充分政治意识的、明确的种族观念乃是在清末被汉族的种族——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所刺激起来的。但它的渊源已然存在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时，甚至还可以更向前追溯到皇太极至乾隆时代。作者总结认为柯娇燕极其善于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思索满族的形成与演进，她的叙述往往纵贯整个清帝国的始终。她虽然致力于从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变迁中寻找满族认同，但是这种方法本身使得她的研究带有很明显的主观色彩，过多强调历史意识而非客观的历史事实对满族认同起了显著作用。 ［美］盖博坚（KentGuy）的《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孙静译，《清史译丛》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文，主要对柯娇燕：《历史的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族群认同》、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利》进行综合式的书评。文章指出，柯娇燕关注的是，满洲人在历史发展的各个关节点是如何组织对过去的种种敏感意识，以及他们如何运用在追求清朝最高权力过程中获得各种资源，从而迫使其统治之下的众多群体忠诚于己；欧立德试图构建“满洲之道”，这种表述方式常常出现在清朝有关传统的满洲风俗习惯的讨论中，欧立德对此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满洲之道的存在“主要由于在特殊的满洲制度，尤其是八旗制度中它的叠瓦作用”。罗友枝提供了一部新鲜而引人人胜的实践的、社会的与制度的历史，通过大量细节及暗含和实际的对比总结了满与汉的社会形式。路康乐的著作比较了清朝最后几年的满与汉，考察了当政治激进者使得汉人的政治言说成为主要关注目标时，慈禧太后和载洋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尽管将上述著作记述的各种事件进行整合将形成一部来自清朝统治者视角的叙事史，然而，总结在此处并没有必要。作者通过四部著作的比较认为：满洲人，一个种群，他们主要但并不完全是女真人，在17—20世纪，他们为统治中国的使命而组织起来。满洲人不仅创造了帝国的疆域，而且制定了各种政治制度。出于征服战争的需要，他们面临将自己与各种不同来源的追随者组织起来的历史任务。满洲人不仅利用已有的组织形式，他们还对其进行改革以满足特定的需要，并修正了它的不合理之处。 张瑞威在《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来满洲史研究述评》（《清史译丛》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认为，综观近年来美国的满学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首先是清朝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政策，这尤以罗友枝的《最后的帝君：清帝国体制的社会史》和柯娇燕的《历史的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族性认同》为代表。二人强调，清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就是不让自己困守于一个文化框架内。第二个领域集中讨论何为满汉的问题，是柯娇燕《历史的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族性认同》、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以及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族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着力所在。综观这四人的论述虽然是各有重点和分歧，但是他们理论的共同点是很具意义的。四位历史学者理论的出发点，来自人类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的身份认同概念。在这个概念下，仍然讲求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共同经济，但不同的是，这些共同体的构成条件绝不是客观存在，而只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被建构出来，甚至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上。既然是主观，那么一个身份的出现是不能客观量度的，重要的是那些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的身份如何被他人理解。从新的理论出发，学者对历史便出现了新的解释，这是满洲学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重新流行的原因，也是以上四位历史学家的理论背景。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对身份认同、尤其是对族群的不同演绎而已。 定宜庄在《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中认为，新清史的主要特征，即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和特别强调对于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 ［美］欧立德在《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认为，新清史不赞成将清朝仅视为是又一个中国王朝，或者认为清朝与明朝相仿，仅是在表面上有一些改变。然而新清史的这种看法已挑战了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带有民族主义意味之历史着作的一些基本准则，一些多数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史着作所遵循的准则。新清史于此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讨论了满洲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同时也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相关。而其两个主要问题是：第一，在人数如此稀少的情况下，满洲人如何对如此复杂的政体维持这么久的统治？第二，清朝为满洲人而非汉人统治这点，对中国、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历史叙述来说有什么差异之处？这些基本问题都不是新的，甚至可说对每个清史学家来说都已是经典问题，但对“满洲人是谁”的重新体认，正显示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刻已到来。这些正是引导出“新清史”的基本课题。 ［美］米华健在《评＜满洲之道＞》（董建中译，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指出：柯娇燕已主要从帝国意识形态方面讨论了满洲身份的内容变化，欧立德是从影响满洲人生活的制度层面讨论满洲身份的内容变化。欧立德的看法是，尽管雍正帝的整理旗务并非没有意识形态的内涵，但出旗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物质上的：旗人人口被“稀释”，由“次等地位”的假冒者占领八旗官员的位置，正在排挤“真正的满洲人”，他们失去当差机会，家庭日趋贫困，威胁到了八旗的财政状况。欧立德认为，雍正朝廷令汉人出旗，稳固了清朝的财政基础，因此，清朝得以存在，延至19世纪末以后。此外，当旗人和驻防八旗只是满洲人时，满洲身份的最突出特点就从“满洲之道”的种种行为，变成了在旗以及身为旗人本身。 贾建飞在《“新清史”刍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16日）中认为，与传统的清史研究相比，新清史具有如下不同之处：首先，新清史研究者认为清史不止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应该把清朝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来研究，尤其是将其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其他帝国进行比较研究；其次，他们反对传统清史研究者主张的满洲人“汉化”的观点，很强调满洲人的族群认同和清朝对内陆亚洲诸民族的统治政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非常强调对满洲人的族群认同和内陆亚洲地区的历史进行研究；最后，由于强调对内陆亚洲诸边地及边地民族进行研究，强调从内陆亚洲人的角度看待清史，因此，新清史研究者强调学习汉语以外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满语、蒙古语、藏语和察哈台语，利用这些非汉语写成的原始文献而非翻译文本来研究和讲述历史。 杨念群在《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新清史观点和以往的清史研究相比较大致有以下三点区别：首先是新清史强调“断裂”，旧清史强调“延续”；其次，以往的清史研究认为，满人统治成功的经验完全建立在对汉族文化的汲取之上，新清史特别强调要从“种族性”的作用或“族群认同”的角度观察满洲的创建及其扩张；新清史的第三个研究特点是在空间安排上强调清朝对“东—西”轴向广大疆域的控制，以打破旧清史以“南—北”纵向区域为主轴的叙事框架。最后作者指出：新清史确实对旧的清史解释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提醒我们不要仅仅从汉族文明的发展角度去衡量作为异族统治的清朝所具有的若干特点。但当新清史步向极端，力图建立起一种脱离传统中国历史叙事的新的清史体系时，其论述就很值得商榷。作者认为，清史研究若要走出第三条道路，就应该摒弃狭窄汉化论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同时也拒绝用突显满洲族性的方式想象出另一种族群理论，以解构中国传统历史的叙述逻辑，而是兼采两者的优点予以涵化优容，寻求最为合理的创新性解释。 李爱勇在《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中认为，新清史所坚持的“满族中心观”、运用的族群理论、边缘与区域视角以及将汉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方法，体现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化是以“求异”为基本法则。这就使得国内学术界对新清史的反应存在一种两难的境地，本能的爱国主义和反思的爱国主义难以达成某种统一。多数对新清史观点表示反对甚至激烈批评的国内学者，虽然不乏思考，但主要是因为其提出的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关于民族和疆域的敏感问题，出发点更多地具有民族主义意识。 党为在《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指出，美国学者对满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满洲身份认同及满洲构建过程，特别是构建过程的政治意义上。“新清史”趋向中以满洲研究为中心的清代族群研究的兴起，与族群研究成为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的学术大背景有关。作者认为，总体来看，美国“新清史”中中国族群研究的最鲜明特点是，不拘泥于对民族作概念意义上的古板追寻，而是从动态的发展演变中探寻一个族群其之所以成为一个族群的特征或特质。这种将清代族群，特别是将成功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族置于族群理论的论场中加以考察的趋向，使我们得以反思传统的汉化说或中原中心说，对我国的族群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由于其理论起点就是反对汉化说，因此在研究中大都采取了突出满族族群特征，有意淡化其受汉族影响，不把清统治者看作是汉化的权威象征的策略，强调满人入关前的族群特征对其崛起的重要作用，强调入主中原后对自身民族特性的维持政策。 三、日本、韩国满学研究综述 薛红在《日本对清入关前史的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中主要介绍日本学界对于“清前史的研究”概况。该文主要从关于明代女真的研究、关于社会结构，国家结构和八旗制度的研究、关于清的开国和太祖、太宗两朝的研究、关于史料的研究等诸多发面进行介绍。 ［日］加藤直人的《满学家松村润教授》（俞人豪译《满学研究》，1996年第00期）主要介绍日本著名满学家松村润教授的生平与学术成果，作者认为松村润在清初史的研究中不满足于《实录》和《东华录》这些现存的编纂史料，对这些编纂史料所使用的原文书，即有关的档案史料进行了积极的调查。松村氏从60年代开始基本上每年都访问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收集了当时只是勉强被确认的《满文原档》《旧满洲档》等许多清初的史料。还有从80年代开始他又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沈阳的辽宁省档案馆等中国本土的清初史料保存机关，对《满文老档》、顺治重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盛京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等史料进行调查研究。他还不限于这样的文献史料，对中国东北各地的清初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作者最后指出松村润先生的研究常常是以新的、而且是可以信赖的文献为基础的。 ［日］松村润的《日本满学研究近况》（《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主要回顾日本满学形成发展的历程，其中主要论述了满族史研究会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概况。作者指出，1986年，以满学研究为中心，成立了满族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满族史研究人员的联络机构，每年以东京、京都为中心召开满族史研讨会议，发行机关杂志一一《满族史研究通信》，介绍会员们的研究情况，刊登世界满学研究的情报等。该会的领导机构还在东洋文库设立了清史研究室。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以“东亚细亚的社会变革与国际环境”为课题，分别于1989年12月、1990年11月、1991年6月举行了“清代档案研究”、“清朝行政机构与档案研究”、“语言文化交流研究”等学术交流活动，为中国、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满学研究学者共同探讨满文档案史料及满洲语言学创造了条件。 ［日］津曲敏郎的《满学家池上二良教授》（《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一文，主要介绍日本满学家池上二良教授在满语研究中的卓越贡献。作者指出，池上的满语研究涉及的范围极广，此外他还对其他通古斯诸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池上认为，满语和其他通古斯诸语言的研究并不是互不相干而是互为补充的，要想理解满语的种种语言事实，光是局限于满语是不够的，必须开阔眼界，把它和通古斯诸语言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把握住它。 ［日］村尾进在《满学家河内良弘教授》（张经纬译《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一文中主要介绍河内的代表著作《明代女真史研究》一书。作者指出，在这本书中河内先生指出了前人研究的缺点。比如，由于没有超越历史地理的范围，只是立足于中原国家的视点，不能解明女真人真实的社会及活动情况，另外，只使用明朝的史料分析明朝的辽东经营，缺少对女真与朝鲜的关系的研究，利用朝鲜史料不多等等。鉴于前人研究中存在的上述缺点，河内先生把在当时复杂的多边关系（女真、朝鲜、明朝）中女真族受难、雌伏、兴隆的历史、前人很少研究的贸易（貂皮贸易）、周边地域的问题（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等纳入自己的视野，把对以上诸方面的综合分析定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明代女真史研究》中的各篇论文，既独立成篇具备独到的见解，又按着明代发展顺序把其像网状一样紧密地结合起来。据此我们便可综合把握女真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努尔哈赤登场前夜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就是说，河内先生的著作对明代女真史描绘了一个清晰的全景，在战后研究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日］神田信夫在《内藤湖南的满学研究》（《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上）》1999年）一文主要介绍日本汉学名宿内藤湖南在日本满学中的影响与作用。早在1900年内藤氏就发表了题为《明东北疆域辨识附库叶岛》论文。此后，在一直到20年代初期的二十余年中，他特别对清朝的历史抱着极大的关心，在进行实地参观调查的同时，还精力充沛地开展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沈阳故宫年把《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拍照下来，回日本后出版发行。并于1912年表了题为《清朝开国期史料》的论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满文老档》全一百八十册的内容。该文是以各册封面所贴的题签的满文记事为基础作成的，基本上是满文的翻译，虽然只是目录，但可以说是《满文老档》的最初的日文译文。此外，他是日本最早提倡学习满文的学者，在他的带动下，日本满学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杜家骥在《悼日本史学家、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主要回顾神田信夫在满学与清史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者指出：神田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城为清史和满族史，对清初满族兴起、发展的诸多重要问题作过精辟考释，如《关于清初的议政大巨》，探究了这一制度的产生及演变，在清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关于清初的贝勒》，阐明早期满族关于贝勒的多种称呼，各自特性及具体人物。《谈清初的文馆》，则考察了这一机构的由来，名称变化及其中人物。《满洲Manju）国号考》，通过最原始档案的多方考稽，指出至晚在以无圈点满文书写《荒字档》（天聪六年以前）时，对万历四十一年时的努尔哈赤政权已称Manju满洲，努尔哈赤是以Manju（满洲）政权统一了建州女真，其称满洲主要是针对别国。《爱新觉罗考》，则肯定天命末年已存在爱新觉罗之姓，并提出努尔哈赤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上尊号时，为表示其作为以前之金国的后继者之尊贵，而在Gioro觉罗这个一般姓氏之前冠以“金”即Aisin爱新，以示本家族姓为尊贵之国姓。神田先生对满族及清史史料的研究和整理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付出了大量心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神田先生发起并组织成立“满文老档研究会”，与多名专家对《满文老档》进行考究与译注，至1963年陆续完成并出版，共七大册二千页，从而大大便利了学者对这一宝贵资料的利用，有力地推动了清入关前史及满族史的研究。 何溥滢的《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满族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主要介绍日本满文文献收集状况。指出日本满文文献主要收集在东洋文库、天理图书馆和旧本的一些大学和图书馆。其中东洋文库满文文献的突出特色是，档案类占了很大数量。前述包贝氏编制的满文书目录的7文书类、8圣训与奏折类，几乎都是档案。而最大宗的档案要数《镶红旗档》，这是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的档案，自雍正元年（1723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达2400余件。天理图书馆的满文文献，于1955年5月，经天理大学教授河合忠信、山崎忠整理，形成《满文书籍集》的书影式目录，内分哲学、礼制、宗教、法律、军事、自然科学、语学、文学等八类，共收录138件满文文献。最后，作者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对满文文献的研究情况。指出，日本满学界自内藤湖南、羽田亨以来，满文文献的整理可说是成绩斐然。以老一辈神田信夫先生、松村润先生、河内良弘先生为首的满族史研究会，带动一批中坚，如细谷良夫、中见立夫、石桥崇雄、加藤直人、柳泽明、楠木贤道诸位，又有一批年轻的博士紧随其后，以东洋文库为主要阵地，每月集中两次，互相切磋，每年又召开一次满族史研究会年会。坚持多年，已成果累累。《满文老档译注》全七册，已由东洋文库刊行。镶红旗档已整理出版了《镶红旗档•雍正朝》、《镶红旗档•乾隆朝1》、《镶红旗档•乾隆朝2》等多册。 刘厚生、陈思玲的《本世纪中日学者＜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研究述评》（《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主要介绍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羽田亨、三田村泰助、鸳渊一对于满文文献的整理与发现。以及他们的继承人神田信夫、冈本敬二、本田实信、松村润、冈田英弘、石桥秀雄等诸人对满文文献的整理、利用、译注工作。最后作者指出，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涌现出一批精通满语文、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他们继承了前辈的事业，在《满文老档》的整理、翻译和研究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同时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学术研究队伍。这支队伍的旗手便是神田信夫先生。他堪称是当代日本研究《满文老档》和清前史的最为著名的史学家和翻译家，他对人关前史的研究成就尤著，发表了许多很有份量的论文，如《关于清初议政王大臣》、《关于清朝的贝勒》、《满洲（manju）国号考》、《爱新觉罗考》、《＜满文老档＞所见毛文龙等人书简》等等。 赵阿平在《赴日本满语研究、讲学、交流、考察报告》（《满语研究》，1999年第1期）中指出，日本学术界关于满学、满语研究起步较早，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有学者涉入研究，且不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继人才，百年来有百余名专家学者研究诸多问题，研究成果系统丰厚，研究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与深度。有关满学、满文的图书文献资料收藏丰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老一辈满学满语研究者内藤虎次郎、稻叶岩吉等人开拓了日本学术界满学满语研究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且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满学满语图书文献资料，奠定了这一研究事业的雄厚基础。继之，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一批后继研究者河内良弘、细谷良夫等人将日本满学满语研究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又有一批后继研究者中间立夫、加藤直人等人对满学满语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诸多新成果。更为可喜的是，目前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东洋文库清史研究室、北海道大学、京都大学、天理大学等处又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后继人才，从而使日本的满学满语研究事业继续深入向前发展，为推进国际满学满语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刘小萌在《近年来日本的清代史研究》（《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主要介绍日本满文文献的馆藏文献和研究会、研究者的方向及研究成果情况。作者指出，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在翻译整理满文典籍、出版有关研究成果方面成绩突出。其中代表人物有：学术研究以清初史为中心，于入关前史的研究成就尤著的神田信夫；以原始史料为基础，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编纂、清初的国号、清朝的开国传说等问题进行了突破性研究的松村润。京都大学，在研究清前史方面久负盛名，目前的代表人物是以明代女真为中心，重点考察其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等方面问题以及与明国、朝鲜的关系的河内良弘教授。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先生均年事已高，研究重点是清代东北史和八旗制度史的65岁的细谷良夫教授成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东洋文库研究员中如研究方向为清朝民族统治政策、档案史料的加藤直人、研究清代蒙古史和清代文献史料的中见立夫、研究明清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岸本美绪、研究方向为清朝八旗制度、内务府、满文史料的石桥崇雄、研究旧奉天省官庄的江夏由树等人，均处在50岁上下的年龄，有20年左右的教学和科研经历，学术上各有专攻，成就突出，是中年学者的佼佼者。此外，在30多岁的学者中，研究方向为清代新疆和内蒙古民族以及满、蒙文档案的楠木贤道、研究清朝和俄国关系的柳泽明等人风华正茂，正处在年富力强的阶段。他们均能熟练运用多种语言工具，功底厚，学风扎实。年仅28岁的学术新秀大阪大学讲师杉山清彦博士代表作《清初正蓝旗考———由姻亲关系形成的旗王权力的基础构造》文章利用满洲旧档等原始资料，以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子莽古尔泰为旗主的镶蓝旗为对象，对构成旗主权力基础的血缘关系、姻缘关系、主从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清初八旗问题研究，一向是清初史研究中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杉山博士的论文视角新颖，对解析清初八旗内部关系，具有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作者认为敬业精神、后备力量的培养、踏踏实实的学风、学术行为的规范、科研工作的协作等都是日本满学和清史学界值得学习的地方。 刘小萌在《近年来日本的八旗问题研究综述》（《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对日本研究八旗问题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作者深入指出：日本学界在人员配置方面，研究队伍已形成老、中、青几代人的理想配置，研究人员的语言水平普遍较高，除汉语文外，多数人掌握满文，并在不断深造，有的学者还兼通英文、俄文，视野自然比较开阔。在资料利用方而，日本学者一向注重原始资料的挖掘，如目前研究清初八旗问题，所利用的满文史料已从当初的《满文老档》进入到更为原始的《满洲旧档》，与此同时，对《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等满文档案和《八旗通志》、《八旗则例》等官修史书满文本的利用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近十多年来，随着日本学者在历史遗迹考察和文献史料调查两个方而循序渐进的工作和相关成果的陆续发表，已为专题性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专题研究方而，多数学者各有专攻，心无旁鹜，持之以恒，不断深入，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色，如细谷良夫有关八旗制度的研究，松浦茂有关东北边民制度和新满洲佐领的研究，江夏由树有关东北官庄和汉军旗人的研究，楠木贤道有关八旗蒙古的研究，柳泽明有关布特哈八旗的研究等等，不一而足。 黄金东在《日本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研究概况》（《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日本在利用满文档案史料进行清史相关问题研究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1.对满文档案自身的研究。自从内藤湖南撰文介绍《满文老档》后，满文档案开始引起世人注很快在日木学术界引起了研究满文档案的高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2.利用满文档案史料研究八旗制度。在众多的满文档案中，关于八旗制度的有很多，如《满文老档》、《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等都是有关满族早期史和八旗制度史的重要典籍。利用这些史料，日木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而且多有专攻，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色。其代表学者和成果主要有：细谷良夫侧重于八旗制度的基层组织，也就是佐领（牛录）的研究，同时在八旗制度史方面也多有建树；松浦茂以东北边民制度的研究和新满洲佐领的研究最为著名；石桥重雄则以清朝八旗制度、内务府、满文史料作为研究方向；3.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清朝兴起史。主要利用满文档案对清初的国号、清朝的开国传说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最后作者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搜集整理满文古籍，利用满文史料进行相关研究的热情一直都很高，并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人才队伍，保证了其整理研究工作的高水准。 ［韩］成百仁、高东昊在《韩国的满语研究概况》（蒋理译，《满语研究》，1999年第1期）指出，韩国的满语研究可粗略地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由朝鲜王朝司译院翻译的作品，另一类包括50年代以来的语言学研究成果。17世纪朝鲜王朝的司译院设有一个女真学厅，是专门负责女真语的机构或办公室，内有女真课本，用于培养翻译者。在50年代，韩国的满学研究掀起高潮，韩国的满语研究再度兴起归因于韩语的语言归属问题，当时许多韩国学者对韩语与阿尔泰语遗传关系持肯定态度，对阿尔泰语的共时性研究已经开始，很显然西方学者影响并推动了这个时期的韩国满语研究，正因为如此，50年代韩国又兴起满韩语比较研究，引进了一些研究成果并就前沿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结语 综上所述，海外满学的研究特点非常鲜明，整体说来具备以下的特点：首先，海外满学家具有良好的学术传统与功底。很多国家的满学研究起步于清末之际，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外交需要，后来逐步转变到学术研究。因此，海外满学的建立、形成与发展具有百年历程。而这一过程为他们学术梯队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日本为例，研究队伍已形成老、中、青几代人的理想配置，并且学术上各有专攻，并且以满族史研究会为纽带，增进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2］其次，擅长语言工具的运用。海外满学建立伊始便积极对满语投入了非常大的关注，他们利用当时的便利条件，克服了语言不便，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海外满学研究者非常注重满文文献的阅读与运用。比如在日本，不少研究生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已能直接利用满文档案，从而保证了史料和选题上的创。［3］除此之外，他们还积极学习中文与蒙文，更进一步地从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方面去研究满语这种特殊的语言。最后，运用新的理论与视角。以美国“新清史”为例，它着重强调清朝内在的满洲元素，更加倾向于从边缘审视清朝历史；从满洲及清王朝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进而将清朝置于内亚这一空间，放大可汗制对于清朝的影响。这种研究范式强调把清王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来看待，虽然学术界对其争议很大，［4］但是无可否认，它给整个的满学、清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考虑满洲因素在清朝的作用以及其自身的发展演变。总之，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满学研究才会更好的发展。 注释： ［1］阎崇年：《满学：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2］［3］详见刘小萌：《近年来日本的清代史研究》，《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详见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来源：《满族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