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谷理：我的老师夏志清

口述 何谷理（Rodert Earl Hegel，华盛顿大 学圣路易斯分校东亚系主任） 翻译整理 特约记者 董子琪 在很多不同场合，夏老师都把我称为“高徒”。我很荣幸。 上世纪60年代下半叶，美国通过了国防教育议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这项议案的目的是让美国公民熟知世界上重要却鲜有研究的语言，首选当然是中文和俄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完本科后，导师建议我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研究生。我由此进入美国政府拨发奖学金资助的中文博士项目，成为第一批跟随夏老师学习中国文学的美国研究生，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这笔资助，我和我的同学都无法付得起高昂的学费。 从不按教学大纲上课 夏老师从耶鲁英文系毕业，在当时，对于英文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不太好找到教英语的工作，他开始就在一个排名很差的小学校教书。他说非常讨厌那里。为了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他持续地阅读，用新批评的方法阅读中国文学。但中国20世纪文学的美学标准未能达到政治标准，他对此深有不满。他想要人文主义，而现代中国作家想要社会变革（夏依据这套新批评标准，也不喜欢狄更斯或者雨果）。这是分歧最初的表现。当时美国只有少数中国文学学者，所以当哥伦比亚开始招人时，他申请并且得到了职位。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的中国文化遗产就是巨大的优势。但这可能也是一些前辈质疑他或者他的学生的原因。夏老师意识到他必须抓紧时间进步，因为他先天不如那些在各自领域已有声名的同事。终于，他的第二部专著《中国古典小说》无懈可击，这建立了他和他的学生在学界的声望，影响至今。 与之后跟随夏老师的同学们体验不同，在我们的课上，夏老师会说很多他自己对于文本主题的个人观点。他从来不按教学大纲来上课，总是“厚此薄彼”，他也会花很多时间纵横捭阖、上天入地，贯穿政治、社会和文化种种议题。夏老师毕竟属于耶鲁新批评学派，他在课上公然宣称，没有和读者交流的文本就应被遗忘，他对文学史毫无兴趣，觉得应该重视今日仍影响广泛的大师杰作，而在他眼里，能称为大师杰作的中国文学作品屈指可数。我们在课上基本不讨论，只听夏老师说。他的讨论课就是阅读课，大声朗诵一行行的文本，翻译成英文，然后讨论比较艰涩的部分。因为我们学生的母语都不是中文，所以如果想要文本细读，仍然需要以这种方式学习中文。因为他不怎么让我们读二手文献，所以我们就靠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写课程论文。他的英文笔迹实在是太难认了，我们得聚在一起讨论他到底写了什么，或者还得敲开他办公室的门，问他写的是什么。从他的评论里，我能看到他想让我们学他是怎么写论文的，但这当然很难。 我记得在他的古典小说讨论课里—当时他正在完成他的第二部专著《中国古典小说》，他对于他所分析的六部小说非常兴奋，这个讨论课的内容就是他饱含激情地讲述这些小说，两周一次。他所教授的内容实在太多，我们光记笔记就记到手疼。他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向，但其实这些古老的小说也跟政治没有很大的关系。他自由自在地展示他对古典小说的热爱，就是在这门课之后，我决定放弃现代文学，决定学习明清小说。他给我论文的评价就是要么很差要么很好，他也鼓励修改，所以我有机会把那些浅见转化为更为深刻的观察与分析。以这样的方式，夏老师教会了我怎么读。在他90岁华诞之时，我说到这个，他笑笑说，那你也毕竟学会怎么读了啊。其实我学到的是批判性阅读，他已经忘记我当初的进步有多艰难了吧。 处处吐槽，时时努力 他对于我们要求严格，而作为学者，他更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尤其在提高写作能力方面。有次，大概是在《中国古典小说》面世之后，我在他的办公室听他说一个台湾期刊约他写一个作家—大概是张爱玲的评论。他有点胆怯。他说他从高中就开始训练自己以英文写作，担心自己的中文相比之下显得幼稚不堪。可见他对于用母语写作也设定了极其高的标准。当我对中国学者说及此事，他们都说，他写得那么好，怎么可能不自信。我始终尊敬他，因为他无论使用何种语言都极其在意写作水准，我努力追随他，我的学生可以证实我一直在毫不厌倦地编辑他们的论文。 但是不能不说，夏志清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观点，倾向明显。入学后，我很快就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塑造了他对现代文学的观点，就像鲁迅写作也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后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世界各处都是青年人的抗议运动。大部分年轻人都信奉“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左倾观点，要改造世界更要理想主义。当然那时大家还没预见到“文革”将会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创伤。夏老师会在课堂上说那些学生领袖应该被“狠狠地射击”，他有点“极端”的政治观点让我们怀疑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尤其是他对于比如张爱玲以及其他一些台湾作家的宣扬，使我们不由得开始独立思考他所教予我们的鲁迅、老舍、茅盾等。他的“偏激”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让我们更加敏锐地察觉文学研究理论方法里的“含义”，以及那些政治观点本身就激昂的文本。可以说，如今更微妙的文本解读方式就是从那种极端的分析中衍生的，这些都影响了我后来的教学与研究。 也许有不少人说过夏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尤其关于他的智力超群和机警灵敏。他喜欢聚会时玩bad boy、品评议论、语出惊人，有些人很喜欢他那些甚至令人浮想联翩的色情暗示的评论，大概他在公共场合就是喜欢揭人短，一针见血吧。我竟然有时候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表面上他简单、喜欢开玩笑、处处吐槽，但实际上他深沉、复杂，热爱文学和写作的艺术。我觉得我应该看到了不同场合下的夏老师。 普实克其实很尊敬他 关于震荡学界的夏普之争，我也有些相关见解。我在安娜堡见过普实克，当时他正在密歇根大学访学，那正是苏联军队开入布拉格，捻灭布拉格之春的同日。当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普实克立刻收拾行动，飞向故土，抵御外敌，在此之后，他被逮捕并在监狱中度过数年。 普实克非常尊敬夏志清和他的观点，认为夏老师是杰出的文论家，但普实克坚持认为，文学批评必须结合历史语境。我们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同时，也必须是文学历史学家，夏老师认为普实克太像历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普实克则认为夏老师太过于高拔理想，与现实无涉，把文学当作是超越现实中一切有普世价值之物。普实克建议我认真研究夏老师的文学见解，但别忘了这些文本写作之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 夏老师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研究的开拓者，在“文革”期间中国学者噤声的年代，他是古典小说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论述极为重要，尽管他的第一部论著中的政治站队更符合美国冷战时期的政治立场。虽然夏老师喜欢开玩笑，但大家还是非常严肃地尊敬他，他不仅是这样的学者而已—1949年之后，冷战来临时，美国开始重新看待中国文学，并提供奖学金给我这样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继续研究生学习—夏老师之前的西方中国文学研究更注重诗词，因为那更高档雅致。几乎没人研究小说和戏曲。夏老师无疑是其中先驱，他为我们介绍了小说和戏曲，为此当得起最深重的谢意。他对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发掘，当然有政治因素的驱动，但他并没有被其他的同类文学吸引，他看重其中的人文主义，并认为他们的小说艺术可与19世纪西欧文学媲美。最初我们也对这两位作家的政治性存疑，不过之后立刻意识到，摒除政治，其艺术复杂性实在着迷。这也正是夏老师的贡献不可否认之处。 夏志清 1921－2013 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他发掘了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 夏志清和他的文学批评时代 本报记者 李怀宇 2007年11月19日，我从波士顿坐车到纽约，刚放下行李，就步行到了夏志清先生位于113街的寓所，这里可以步行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赫德逊河。我看过夏先生《书房天地》一文，对他坐拥书城的情景早已了然于胸，夏先生也乐于带我四处看藏书。书架上外文书看得我眼花缭乱，夏先生笑道：“我看的外文比中文多得多了。”夏太太王洞在一旁解释：“因为他以前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只看西洋东西，连张爱玲都看得很少。”夏先生带我到另一间房子的书架上看中国作家送的著作。“师陀一直感激我，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他的一章，他是河南人，河南大学出版社也感到光荣，为他出了一套全集，载有我的书信和照片。全集八册，你看多么精美!” “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 孙康宜的《“快人”夏志清》中说，夏志清自称保持年轻的秘诀不过是按时吃许多维生素而已。我特别留意到夏家一个桌子上摆放维生素之类的药品。聊起长寿之道，夏先生说：“我的祖父死得早，他去世后，家里的情况就大不如前。中国卫生真坏，我活到现在，清末民初，很少人寿命这样长。最不好是得过且过，生一个小病都要去看医生，看病是麻烦，但是不要怕麻烦。人老了一定要住大城里，看病方便。” 夏太太王洞总在一旁悉心照顾，后来交往我才知道，连夏先生给我的电邮，也由夏太太代劳。笑谈中，我问起当年结婚时，夏志清是否对唐德刚讲过“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的话。夏志清笑道：“我说，这地方真好，下次还来。这是纽约当年最有名的Plaza Hotel，已经关门了。这个hotel很大，吃午餐都很贵，我们只请了15个老友。我乱说疯话。自己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初次见面，我送了一本《访问历史》给夏先生。2007年11月26日下午再去夏家，发现书上凡是提到“夏志清”之处，均画上了标记。夏先生提起其中因缘，夏太太则特别跟我说：“你访问陈之藩那篇写得最好。”我才想起《访问历史》中陈之藩先生的谈话：“唐德刚和宋淇、夏志清因为《红楼梦》争起来了，让我断。唐德刚认为《红楼梦》里的女孩，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那时宋淇和唐德刚打得一塌糊涂，还把我卷进去。唐德刚骂夏志清，他说：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俩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当年唐夏二公因《红楼梦》吵架之事，如今可置之一笑，我却发现夏先生有点黯然神伤，夏太太说：“我们两家还是好朋友。” 兄长夏济安 1921年，夏志清生于上海浦东。父亲读的是吴淞商船学校，一生从商。夏志清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自称“当代中国小说，简直不看，一直在研读西洋文学。”我问：“您在上海读的沪江大学算是什么样的学校？”夏志清解释：“比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稍为差一点，NO.2。教会学校有很多种，沪江大学是美国南方浸礼会办的，址设江湾的校园很大，抗战开始后，学校搬进上海租界。我也住在租界，上学就像上班一样的，乘电车，回家也是这样。” 夏济安一定是性情中人。我从刘绍铭和白先勇的回忆中得到这个印象。可惜这位性情中人1965年2月23日去世，年方四十九。夏志清语带感伤：“我哥哥在南京读大学时，因患肺病而休学，在昆明、北京教书时，身体已不错。他到美国来，太用功，不去看医生。他太忙，又是单身汉，不禁烟酒，常在外头吃饭，脑充血，一下子就走了。” 我问起夏志清记忆里小时候哥哥夏济安是什么样的。夏志清说：“我从小有这样一位长兄照顾我，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他比我大五岁。他去打天下，先在苏州读桃坞中学，后来到上海读立达学园、上海中学，高中则在苏州中学毕业，同学不少是名人。他念书很好，后来得了一场病，没有根治。” 《夏济安日记》里提到暗恋女学生李彦的故事。夏志清说：“哥哥1943年11月才去内地，1945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才同大一女生李彦一见钟情。1965年2月我去伯克莱奔丧，从他1946年的日记簿上看到他痴爱李彦的细节，过了几年后才决定把日记发表。原先同时在台北香港报章上连载，果然轰动。女性读者尤其喜爱这本日记。” “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 1952年，夏志清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随后得到洛氏基金会三年赞助，从此“过了三年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 我问：“您怎么研究起中国现代小说？”夏志清答：“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最近看金庸的一篇文章讲，他看《家》是在小学时。很多中国人年纪轻轻就看了巴金，感动得不得了，待年长后，对年轻时所看过的像巴金这类的作家，仍保持好感，改不过来。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写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作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就认真去写一部小说史吧。我不看中国东西的，一直看西洋文学。我读英国文学，主要先研读英国的大诗人，中国新诗太嫩，简单明了得一点韵味也没有，没法跟英国名诗比。散文好多了，可是散文不好讨论，小说写到人生各种问题，容易讨论。” 夏志清谈起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心得：“中国文学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学的根底好，看的书也多，写出来的评论，较有分量。《小说史》有个好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有个人观点的第一本。别人的书，大话很多。我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的，鲁迅的小说不错，《阿Q正传》不太好，滑稽太多了。” 夏志清又说：“老舍的《四世同堂》抗战以后为评者大捧，惟我独表异议。当然老舍有才，有中国老派人的味道。老舍在英国、美国都待过，后来变了。中国作家变得最可怕的要算郭沫若和老舍两人了。郭沫若不用提了，老舍变成了一个多产作家，写了不知多少剧本。” 力捧四作家 《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经典，夏志清颇为得意的是捧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现代文学史对这四个人重视不够。 那时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正在纽约放映，在纽约华人圈中是热议的话题。我便顺口问夏先生：“您怎么看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没想到夏志清的回答是：“《色，戒》是后来的东西。很奇怪，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写不完的呀。可惜她虽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她到纽约来住过一两个月，我请她到上海饭馆吃汤包，蟹壳黄都请不动。”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我问：“在1940年代，《围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夏志清说：“《围城》初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读者一定很多。可是到了1940年代后期，上面要打钱锺书，即在香港就有几篇文章苛评《围城》，上海当然更多，当年骂钱锺书、骂沈从文，都是配合上面的需要。骂人最厉害的就是郭沫若了。” 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都红了，唯独张天翼没有红。我说：“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应该是作品来说话，现在看起来，张天翼的东西站得住吗？”夏志清马上说：“当然站得住了，我的话也没有假的，他最厉害了。张天翼脑子里资料丰富，文采比鲁迅不知道高出多少倍，讽刺天才！沈从文和张天翼两个人才太高了。可张天翼就是不红。” “我怀疑是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夏先生，您有没有看走眼？” “我怎么会看走眼呢？没有人捧他，什么道理？这句话问得好！很可能，他奉命改写儿童文学，对整个文坛就没有影响力了。” 夏志清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他扬名海内外的两部英文专著是《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1971年增订）和《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我和夏先生的两次长谈，话题的中心总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反而没有细问《中国古典小说》。现在回想，可能《中国古典小说》中探讨的六大名著说的人已经太多了。后来发现夏志清生平所读的第一本名著是《三国演义》，不免勾起我少时读《三国》的快事，夏志清的许多见解很合我的口味。至于夏志清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明代最伟大的作品”，独家分析之妙，更使我心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