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绝望的悲歌——曹操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集中笔墨着重描写了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开阔的小说视角中，再现了那个动荡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小说对一大批历史人物进行了生动传神的小说演绎和艺术改造，赋予历史人物以丰满的血肉性情，在这些人物塑造中，尤以曹操的形象格外引人注目。 在我看来，在《三国演义》当中，最能体现出作者罗贯中文学艺术功力的应当是对曹操在小说中的奸雄形象的成功塑造。小说中曹操的奸雄命运是一种必然，这种命运是无法摆脱的。这实际上曹操在小说的首次描述中就已经给曹操定下了悲剧命运的基调：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 年轻气盛的曹操恐怕是未能彻底明悟许劭话中的深意，只是自得于自己的才能为名士所肯定，试想老年的曹操再来回味许劭的这句话时，恐怕就绝非是“大喜”两字能了的的。 《三国演义》的小说伦理 一般认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写作取向是“亲刘贬曹”，这种价值标准贯穿于小说的始末，始终主导着罗贯中的写作倾向，而罗贯中这种价值标准的合法依据就是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 关于正统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伦理体系的建立有其可循的政治轨迹和价值逻辑的。《春秋》中就曾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中的注解中认为:“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董仲舒则认为 “大一统”,是指封建统治者重建统治秩序首先应该重建正朔，树立自己统治地位的神圣性。董仲舒正统理论的最终根据是他的“天人感应”的哲学世界观，按照天人一气相感、天道王道相应的宇宙观,封建统治者夺取统治权之后，必须通过寻求一种天命的感应来自觉地给予统治权合法性的超越的根据。董仲舒的历史逻辑中存在着一种永恒不变的正统, 历史的演化变易围绕着、通贯着这种正统，即所谓“天道—王道”,对此，董仲舒自信地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历史中存在的一切变数和偶然都要服从于“大一统”的价值和意义,都在正统价值观的评价体系之中,历史不再是无常的命运,而是在“天命”支配下的必然历程。到宋明时期，理学成为思想主流乃至意识形态,历史变易的超越的哲学依据也即正统观念以及政治正当性标准,是只能以“天理”即“民之秉彝” 为旨归的，这实际上是试图赋予政治伦理以道德关怀,并建立一种评价历史以及约束政治的价值标准。宋明理学家力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力图从至上的“天理”为判定标准改造“正统论”,实际上是在用一种道德化、理想化的价值观念去定义历史。试图论证超越性价值与现实政治之间相契合, 赋予现实政治先验的合理性。宋明理学家的天理历史观将“上圣惟微之心” 确定为历史发展的绝对的、至上的法则,历史生活中最根本、最紧要的事就是对天理观念的维系与传承。 而另一派观点则立足于现实政治去诠释正统观念，欧阳修将正统阐释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正统涵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一种时间上的先后承续的单线逻辑，也不像理学家那样单单将正统当成天理观念的延续，他所强调的“正统”更侧重于现实的功业，从现实角度来对现实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加以衡论。欧阳修的正统观念既包括道德理念上的应然状态，关注文化价值的合理性；又包括了现实政治的实然状态，关注现实秩序的统一性。在欧阳修的“正统”观念中,实际上是理想的应然状态和现实的实然状态二元统一体，是人类为历史规定的目的、意义和政治现实的统一体。 由此可以看出，正统观念的含义范畴并不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充满着争议的。就其总体而言，大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封建统治的应然依据的坚持和延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以及宋明理学家们的“天理”观，实际上都是在试图寻求这种应然的依据。在封建社会的道德家的道德阐释中，正统观念就是要求统治者顺应天命，积极实施仁政，为政以德，以民为本，轻徭薄赋。另一方面是立足于政治现实，完成华夏文明区的政治统一，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扫除地区对立，靖清域内割据。一般而论，由于封建社会的道德话语权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统治者们往往将对封建统治的应然依据的解释做狭隘理解，为自身的统治权辩护。在这种狭隘的解读下，正统也就成了在封建社会中，某一王朝在统一全国后，对其一系相承的系统的自称，成为一朝一代存在的合法依据，其本质也就是所谓“君权神授”。因而，前者往往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己王朝统治的理论工具，是对既定历史事实的肯定。而后者往往更具有决定性，它体现的是对封建统治体系和秩序的再创造，是一种对现实变化的动态反映。 而罗贯中对正统观念的解读则是相当狭隘的。一方面，坚持刘氏一脉的正统地位的合法性，维护刘氏一系相承的统治系统，否定正统体系的可变性；另一方面，立足于正统的道德观念体系，将传统道德硬性灌入刘氏正统的维护者身上，并对三国人物脸谱化，在小说中对三国历史人物进行艺术改造和文学评价。后者总体上是为论证前者成立的一个例证，因此，罗氏正统观念的核心应该是维护刘氏一脉的正统地位，只有刘氏才具有行使正统道德的权利，任何其他染指者都一律视为僭越。整部《三国演义》读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只有刘备才是道德仁君，其他人都是“率兽而食人” 的暴君。 乱世中，各利益集团为取得政治斗争中的优势地位，纷纷争夺王朝正统地位。罗贯中以天命正统观念论证了刘氏政权的合法性，为自己的“亲刘贬曹”理念辩护，这种观念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在书中，刘备集团的成员总是在反复强调这一点，用以抬高自己“主公”的身份，进而扩大影响，争取主动。刘琦死后，鲁肃借吊丧之名，来讨荆州。孔明当时变色，理直气壮地驳斥道：“子敬好不通理，直须待人开口！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岂不可分茅裂土？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今倚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汝主姓孙反要强争？” 结果“一席话，说得鲁子敬缄口无言” ，这说明刘氏正统地位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之后，刘备集团的主要成员纷纷劝进，要求刘备即位以续“汉统”。诸葛亮对刘备说：“曹丕篡汉自立，主人乃汉室苗裔，理合继统以延汉祀。” 再到你后来，东吴派张温出使，与蜀汉的秦宓发生辩论： 温又问：“天有姓乎？”宓曰：“岂得无姓！”温曰：“何姓？”宓答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刘，以故知之。” 结果， 张温“无言可对，乃避席而谢” ，可以想象刘氏正统观念在当时的士人心目中具有相当的神圣性。 而曹操的出身则相当不光彩，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做了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冒姓曹。所以，曹操常常被人蔑称为阉党之后。因此，就其出身而论，刘备有曹操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先天优势，而且这种不平衡也是极难扭转的。但是，曹操是一个不愿服输的强者，面对强大的令人窒息的必然性，曹操抡起不屈的长矛愤然反抗，哪怕他所面对的是无尽的绝望，无尽的虚无。 乱世英雄的不朽功业 不论后世人对曹操如何评价，但都能否认曹操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杰出人物，入则为相,出则为将，陈寿赞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用了大量笔墨清晰地勾画出了曹操的生命轨迹，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在他所描绘的恢宏壮美、雄浑深重的小说的历史境界中追寻曹操的足迹。 小说的开端即以阐明曹操生活的乱世背景，东汉朝政不举，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极其腐败，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崛起，中央集权体系濒于崩溃。黄巾军领袖张角公然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腐朽的东汉王朝在黄巾军等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东汉中央政权风雨飘摇，以至于再也无力维持，成为了部分强势地方军阀肆意支配下的傀儡。 小说第一回中，曹操是作为镇压黄巾军的将领出现的，他在小说中的最初形象是一个立志镇压农民军，扫除群雄割据，平定战乱，维护统一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他在幼时就显示了自己的不凡： 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 这让人想起了明朝著名哲学家王阳明也有类似的经历，罗贯中在对曹操进行小说叙述的开始，就已经将曹操个人气质中的豪雄本色刻画得入木三分，将曹操的豪雄本色和乱世相契合，正是这种豪雄气质使得曹操能够充分施展自己过人的军事谋略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从容应对凶险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 青年的曹操刚一入仕，就显示出不同于一般仕宦者的独特之处。早在担任洛阳北部尉时，刚刚上任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违反禁律的，不避豪贵，一律处罚。当时内廷宦官蹇硕备受皇帝宠幸，权势极大，他的叔父蹇图依仗他的权势，无视法度，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这在东汉末年腐败政局之中是十分罕见的。 　　 后来，黄巾起义爆发，起义军兵势所及，东汉统治力量随即瓦解。正在这时，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地区的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立下了巨大战功。因军功升任济南相，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在济南相任内，曹操一面大力整饬吏治，一面致力于清除辖境内的农民军，维持一方安定。后调入中央，担任典军校尉，在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的权力斗争中，曹操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非凡的政治眼光，他对当时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提出对付积极有效的斗争策略，但刚愎自用的何进全然听不进去。后来，又积极参与反对董卓的专权擅政，并冒着生命危险，潜入董府行刺董卓，并慨然叹道：“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实欲乘间图之耳。今卓颇信操，操因得时近卓。闻司徒有七宝刀一口，愿借与操入相府刺杀之，虽死不恨！” 事实上，罗贯中在这些情节的描写中对曹操是着力称赏的。 　　 刺杀董卓失败后，曹操回到家乡陈留，最先树立起反抗董卓的大旗，组织讨逆义军讨伐董卓，并在关东同盟中发挥中作用。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逡巡而不敢进击。曹操认为“董贼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 ，应趁机与之决战，却无人响应，但仍毅然独自引军西进。后因孤军追击董卓，行至荥阳汴水河旁遭遇伏兵，被打得大败。其反抗董卓之坚决，足令当时首鼠两端、心怀鬼胎的袁氏兄弟、孙坚等人羞赧，罗贯中运用对比手法衬托出曹操坚决反抗董卓的正义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价值倾向和爱憎情感。 　 后来，曹操在济北相鲍信等人的支持下担任兖州牧，并历经艰辛在巨野打败觊觎兖州的吕布集团，拥有了属于自己控制的根据地，以自己微薄兵力对抗势力强大青州黄巾军，用自己的军事天才完成了蛇吞象的奇迹，打败并鲸吞了黄巾军大部，收数十万青州黄巾军为己所用，这支军队后来成为了跟随曹操南征北战、驰骋寰宇的骨干力量，成为了声名显赫的“青州军”。 曹操崛起于青兖之间以后，便逐渐显示出了他高于当时其他地方军阀的战略眼光，他接受了荀彧、毛玠等人的战略性建议，不辞辛苦地派遣军队，迎取漂泊于长安、洛阳之间的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在对地方军阀的征讨战争中也便掌握了话语主动权，便开始积极着手清除地方反抗势力。首先讨伐僭位称帝的袁术，深入淮南腹地，一路穷追猛打。然后用兵徐州，联合刘备从而孤立吕布，集中力量对付这个强劲宿敌，经过几次鏖战，瓦解吕布集团的战斗意志，最终擒杀吕布于白门楼。继而移军北向，与兵雄天下的袁绍对峙于官渡，在这里，曹操充分施展其军事才能，奇袭乌巢，焚其粮草，袁军不战自乱，最终大破袁绍军队。至此，曹操集团从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脚，渐呈一枝独大局面，北方统一的大势亦已明朗。官渡之战后不久，曹操振旅北上，追击袁绍残余势力，离间袁氏兄弟，率军驰骋于冀、并、幽、青四州之地，直达乌桓，至此北方统一局面基本拓定。紧接着，南征荆州，荆州牧刘琮慑于曹操军威而举州奉降，曹操不战而得荆州膏腴之地以及大量精锐的荆州水军，拥数十万大军而临长江，俨然已成统一之定局。这支横扫北方如入无人之境的雄武之师竟折戟于赤壁，铩羽而归，可叹曹操统一之志顿成泡影，抱憾北还。北还后，致力于剪除北方的割据势力，与马超鏖战于雍陇之地，扫平关陇反抗集团。紧接着又用兵汉中，用以遏制已得了益州的刘备，曹操大军与盘踞汉中数十年的张鲁集团大战于阳平关下，直取南郑，张鲁归降。晚年又与三国名将关羽激战于襄樊一带，后与东吴合力擒杀关羽，重创蜀汉集团。 纵观曹操一生之武功，使人不禁为之叹服，行军布阵，运筹帷幄，叱咤于三国风云之中。《三国演义》中对关于曹操的征战进行史诗般描述，这种描述就绝非狭隘的“亲刘贬曹”的价值视角所能涵盖的。 此外，曹操的旷达、开明的人才政策实际上是相当成功的，可以说，曹操政治上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开明的人才政策。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描述： “操在兖州，招贤纳士。有叔侄二人来投操：乃颍川颍阴人，姓荀，名彧单，字文若，荀绲之子也；旧事袁绍，今弃绍投操；操与语大悦，曰：“此吾之子房也！”遂以为行军司马。其侄荀攸，字公达，海内名士，曾拜黄门侍郎，后弃官归乡，今与其叔同投曹操，操以为行军教授。荀彧曰：“某闻兖州有一贤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问是谁，彧曰：“乃东郡东阿人，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闻名久矣。”遂遣人于乡中寻问。访得他在山中读书，操拜请之。程昱来见，曹操大喜。昱谓荀彧曰：“某孤陋寡闻，不足当公之荐。公之乡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当今贤士，何不罗而致之？”彧猛省曰：“吾几忘却！”遂启操征聘郭嘉到兖州，共论天下之事。郭嘉荐光武嫡派子孙，淮南成德人，姓刘，名晔，字子阳。操即聘晔至。晔又荐二人：一个是山阳昌邑人，姓满，名宠，字伯宁；一个是武城人，姓吕，名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这两个名誉，就聘为军中从事。满宠、吕虔共荐一人，乃陈留平邱人，姓毛，名玠，字孝先。曹操亦聘为从事。”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求才之心的热切、真诚，在其帐下招揽了大批人才，形成了实力雄厚的智囊团。曹操集团里的许多人是曾经与他针锋相对的敌人，比如备受曹操重用的贾诩曾经是割据南阳的军阀张绣帐下的首席谋士，曾用计偷袭曹军，造成曹操的爱将典韦和长子曹昂的阵亡；骁勇善战的大将庞德曾是在张鲁用以对抗曹操的中坚力量；打下冀州后，在袁绍那里得到了曹营中大量的通敌书信，曹操却大度地将书信付之一炬。 而其求才政策中更重要的则是不计出身，甚至不论人品。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材收罗到自己身边。这在标榜儒家礼法的士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显得格外独立和另类。正如他在《求贤令》中这样说道：“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变得而用之。”这种求才政策在封建社会中可谓标新立异，他打破了世家大族的腐朽、落后的人才选取政策，实现人才构成的多元化，给如同一潭死水的封建官僚体系注入了清新的滚滚活水。就连罗贯中也热情洋溢的文字地描写曹操招揽人才的场景。 反抗绝望的悲剧——个人主体的沦没 但是，曹操始终无法摆脱的是封建刘氏正统观念对他的谴责，他到处被人称为“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无论他做什么，都会被封建道德家们给予歪曲解读，恶意诋毁。无论如何，命运给予他的始终只是一张乱世奸雄的标签。 众人皆说《三国演义》的基本基调是“亲刘贬曹”的，这个观点诚然是符合小说的伦理逻辑的，但是如果将这种论调片面化、极端化，实际上则是对小说的误读。事实上，《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伦理参照是多元的，绝非仅仅是狭隘的封建正统观念的传声筒。坚守封建正统道德法则的罗贯中在小说中对曹操进行描写时，却满怀矛盾，他对曹操这个人物实际上是抱有极其复杂的情愫的。他一面指斥曹操的僭越不臣之举，痛斥曹操败坏封建伦理纲常，抨击曹操的残暴、多疑。但同时另一面在《三国演义》的许多片段里，我们依稀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某种不同的感受，他对曹操的豪雄本色和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给予高度评价，他赞美曹操的用人政策和胸襟，对其为安定社会秩序和平定战乱所做的努力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的。比如曹操在攻下冀州之后，“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 罗贯中对曹操的认可在字里行间不经意的流露了出来。最值得玩味的是曹操晚年时对自己一生的一段总结： 曹操逐一览毕，笑曰：“诸公佳作，过誉甚矣。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意者。”众皆起拜曰：“虽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后人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在这里，曹操不再是驰骋疆场的英雄了，而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那是一个悲凉的悲剧，一个反抗绝望的悲剧。与命运拼搏了一生后的晚年曹操，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尝试实际上不能改变自己乱世奸雄的命运了，他说“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实际上已经在向封建正统观念服输了。 曹操的一生都是在反抗封建道德家所解读的狭隘刘氏正统观念的束缚，反抗那套腐朽扭曲的政治伦理对他的压抑。他是一位英雄，所以他不愿也不会屈服，所以他穷其所能试图去冲破这种束缚，去冲破这种压抑。虽然他奋斗了一生，建立了赫赫功勋，勒石载功，以志不朽，但他却仍然不能撼动那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价值观分毫。他拼尽全力，疯狂地想冲出历史的铁牢笼，一次次向着牢笼狠狠地撞击，撞到头破血流，精疲力竭，也只能是莺娥扑火，无法改变分毫。他拼搏的结果只能是直面绝望，不但要面对着失败后的绝望，还要去承受众人口是心非的“虽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的虚伪奉承，以及后人喋喋不休的千古谩骂。而这一切都是他不可摆脱的，这一切就是他生命的必然。在外界强大力量的限囿里，人已经无力成为自己生命活动的主体了，个人活动的独立性被强大的外在强力所吞没。这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毕希纳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讲的那样：“个人只是破浪上的泡沫，伟大纯属偶然，天才的统治是一出木偶戏，一场针对铁的法律的可笑的争斗”。 罗贯中似乎是看懂了暮年曹操的悲哀心境，所以，他对曹操的评价中有着绝非是抨击、指斥的一面，但他始终信守着封建道德，固有的道德模式又在竭力压抑着对曹操的正面评价。所以，小说中曹操的价值评价实际上是矛盾的统一体，这种矛盾实际上也反映着罗贯中的内心的价值斗争。但是，在小说中仍然还是刘氏正统观念始终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对曹操的同情、叹赞的正面评价只能蜗居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承受着漫漫无尽的岁月中的孤独和寂寞。所以，受封建正统观念钳制的不仅仅只是曹操，还有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本人以及小说所反映的历史世界和艺术情境，一切的一切，都无一能逃出这张无形的大手的掌控。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这么一句看似戏语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曹操一生难以逾越的泥潭，只能越陷越深，最终只能沦没，归于沉寂。 结语： 因此，曹操是一个深具悲剧色彩的英雄，他试图大声疾呼去反抗，试图用紧握在手中的利剑去反抗这个悲剧的命运，他最终明晓了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但他始终是一个英雄，即使面对的是绝望，他也没有失去英雄应有的勇气和尊严，而是直面绝望，去反抗绝望，谱唱着只属于英雄的赞歌： 苦寒行 东汉 曹操 北上太行山， 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 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 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 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 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 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 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 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 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 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 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 悠悠使我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