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意义与时代的主题——评韦伯早期和晚期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及研究启示

作者： 吴长青 来源：社会学博客 点击： “在雇农的内心深处，对于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背后，就是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当然无法感受到自由的魔力。”——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P82-3 “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韦伯《宗教与世界》，P477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韦伯在对时代思潮的批判与反思下建立起来的，它构成了韦伯社会学的基础。这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更为主要地，其整个经验研究都贯穿了这一主张。韦伯并不是像有关论者所说的那样，方法论与经验研究相分离，早期作品与晚期作品的关注的主题不同（参阅Tunbruck, 1980）；其实，韦伯无论是在其早期作品还是晚期作品中，其经验研究都很好地贯彻了其方法论主张。基于此，可以看出，韦伯在其早期和晚期作品中存在着主题上的同一性，他始终在关注着时代主题中的个人意义；关注着基于个人意义而生发的行动如何塑造了一个历史和一个时代。 一、方法论之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在韦伯所处的时代里，存在着几股相互撞击的学术思潮，其中一种争论就是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功利主义把“自利”看作是人类交往互动的根本动机，而集体主义则尝试用“集体概念”来解释现象。韦伯认为，除了考量“利害状况”之外，人们的行动还常会被习惯、情绪和价值规范等因素所左右。他同样反对运用模糊的“集体概念”（如“民族精神”）来径行解释现象。任何集体性的“社会构成体”绝不会自己“行动”，还是得分解到真正的行动主体——个人——身上。 “社会主义的经济在社会学的理解中，一样要以‘个人主义’的方式进行，即要从个人的行动——如其中‘干部’的类型——来诠释性地理解，就像用边际效用理论来分析市场交换过程的例子一般。实际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以下列这个问题开始：是什么东西决定且导致个人和在此“共同体”中的参与者，能以这种合群的方式出现且持续这样存在？任何功能分析的概念形式（企图从整体出发），只以作为像这类研究的先期准备而已——这准备，若被适当地运用，其效用及不可避免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韦伯，2005：23） 韦伯认为不存在能动性的集体人格，而要把社会研究的对象对准具体个人的行动过程。这种解释路径，不同于涂尔干超于个人之上的“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集体性的“阶级”概念。韦伯始终在关注着对行动赋予意义的能动个人，并以此来解释历史与社会秩序的或然性形成。在韦伯的眼里，没有必然的、线性的历史，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些都不是由所谓的“历史规律”、“物质决定”来实现的，而是由社会中的人的社会行动生发出来的，它具有偶然性、选择性。 韦伯在其早期作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以及晚期作品《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虽然关注主题略有差异，不过其这一方法论原则却是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下面的分析，将分别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以及《宗教与世界》为分析文本，尝试对韦伯的这一方法论应用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二、“身份群体”的历史：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分析文本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韦伯在德国思想界崭露头角的早期作品，是其对于德国及至于世界史研究的四篇政见文章。其实，在这些文章中，已经初见了韦伯思想的雏形。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以后的方法论基础，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韦伯在第一部分论述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的社会原因时，强调了容克贵族（庄园主/地产），在古典西方社会结构中的特殊重要性。古典的西方文明以城邦为中心、集政治生活与文学艺术为中心的城市文明，而这种文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因战争而掠来的奴隶，使得基于非自由劳动力的庄园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基于庄园经济的国际贸易也向城市提供奢侈品贸易。而当罗马放弃以武力进行扩展，奴隶的来源被切断，一切都开始改变。 对于容克贵族来说，奴隶的短缺，使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依靠无家无产的奴隶来维持种植园了。为了保护足够的劳动力，奴隶必须要进行再生产。由是，奴隶的地位开始上升，而成为农奴，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家庭与财产。而原先靠租地生存的拓殖农，现在则成为庄园劳动力的一部分，而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这就意味着，庄园开始进行自我的生产，而与城市交换相隔绝。城市的经济基础开始没落。（韦伯，1997：16-19）由于国家依赖于这些地主的租税与兵源，并赋予他们行政权力（这也是他们得以逃离出城市体制的原因）。至此，地主不但是庄园的主人，而且是地方的行政首脑。成为自成一体的权贵阶级。（韦伯，1997：20-2）“城市的周遭，所有的土地都已纳入了一个由领主庄园所组成的网络。”（韦伯，1997：29）西欧文明已经全盘农村化。 在韦伯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容克贵族作为一个身份团体，在历史与世界史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作为一个文明的担纲者，他所呈现出的作用可能比物质环境的决定作用还要大。 在本书第二部分，韦伯分析了德国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经济问题。韦伯指出，德国的地产经济的提纲者，正在由地主转变为农业企业家或商业资本家。地主先前主要依靠“依附农”，并实现对其人身支配。依附农按照领主经济“分成制”原则来获取报酬，用工主要是长期工。而资本主义契约关系到达农村，随之出现的是“实物津贴农”，这是以领取实物报酬（并逐渐转向倾向报酬），并在自己拥有或租赁的地产上居住的工人。它们以季节工为主，而长期工的比例开始下降。这些季节工主要是外来移民。农业企业家只为他们提供现金，而不再提供住宿。他们显然已经成为无产者。而这种无产者没有形成工人贵族，而只是同质的无产阶级大众（韦伯，1997：68）。形式上的自由、结社的权利，因分散性而变得可有可无（韦伯，1997：70）。“自由”等于“无家可归”。（韦伯，1997：73）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分析路径，它是看到了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支配关系的演进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的演进。同时这种支配关系也并不必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支配的效果也可能产生的是同质的无产阶级大众。 第三部分中，韦伯分析了这些外来的流动移民。他指出，繁华庄园出现了大量人口外流的现象，而流动本地区的主要是德国雇工及其较高文明，在本地区坐大的则主要是波兰农民及其落后的文明标准（韦伯，1997：82）。其原因在于，“庄园只有主奴关系，对于雇农本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世世代代来说，就只有听着庄园的钟声、永无休止地在别人土地上做奴隶。在赢家的内心深处，对于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的背后，就是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韦伯，1997：82）波兰人之所以在东部占得越来越多的土地，不在于他们的经济手段优秀，也不在于他们的资本雄厚，正相反，是他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较德国人为低。“他们不是忍受着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韦伯，1997：84） 韦伯指出，两个在东部都面对同样生存条件的民族，却并没有表现了同样的物质和精神特征，一个民族兴盛，而一个民族则衰落。决定他们命运的不仅仅是物质水平，而是其对生活的态度，亦即形塑他们日常生活的理念。历史不仅仅是由外在条件来决定的，更多地是由这些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理念、及其行动的意义来决定的。 在第四部分中，韦伯分析了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的冲突问题。韦伯没有把重点放在文明或文化的冲突之上，而是将更多的目光投及涉入其中的身份群体。韦伯指出，欧洲贵族与农村的联系，并不仅是基于经济利益，也不是仅仅因为喜爱乡村的娱乐和运动，这些贵族往往自己参与农耕活动。他们因拥有土地而占有社会地位，所有贵族因享用地租而过着一份悠闲、体面的生活。正因为此，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贪财好利，并使他们陷入借债度日的困境。（韦伯，1997：117）欧洲的官僚，来自富有的阶层，他们受训来担任无薪或低薪的工作，因此，只能通过其工作的崇高社会地位来获得报酬（韦伯，1997：119）。因而，对资本主义也很反感。而教会也“支持农民较为保守的生活方式，对抗都市的资本主义理性文化……教会欣赏贵族庄园里的封建劳动关系，这种关系带有人的色彩，与资本主义带来的纯商品关系大不相同。”（韦伯，1997：120）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和审美教育职业的代表，与所有古代社会文化的“担纲者”有一种内在的契合。而对胜利来临的资本主义有着强烈的猜忌和批判。他们更愿意由拥有独立经济基础的贵族来统治，而不愿由职业政治来统治。（韦伯，1997：121）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虽然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反对资产阶级的贵族却因此乘便。（韦伯，1997：121-2） 通过对这些身份群体的分析，韦伯指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并不是由物质所引导。这些身份群体力量的作用，将会引导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事实也正是如此，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迥异于美国。 综合来看，韦伯早期作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分析路径，正是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韦伯对世界史的研究，并不是以物质的绝对决定性为原则，则是看到了个人对这些物质因素会赋予不同的意义，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行动。这就使得历史的发展更为复杂、充满着或然性，而不是简单地单线进化。 三、宗教“担纲者”及其经济伦理：以《宗教与世界》为分析文本 韦伯所研究的“宗教”指的是已知道如何将信徒大众聚集起来的五大宗教或由宗教所制约的“生活规制体系”，而“经济伦理”所指的是行动——根植于宗教之心理的、事实的种种关联之中——的实践激活力（韦伯，2004：462）。由宗教所规范出的生活样式，是经济伦理的决定性要因之一（韦伯，2004：463）。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其看到了宗教伦理的“理念”之力。“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韦伯，2004：477）”然而，韦伯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任何宗教伦理，都必然要落实到各担纲者身上，才能形成各自的生活样式，进而影响各自的经济伦理。也就是说，韦伯并没有将宗教伦理与经济伦理做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在中间插入了担纲者的生活样式这一中间变量，在其中，行动者对其行为赋予意义。 韦伯首先指出，世界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担纲者。儒教的担纲者是领取俸禄的教养阶层，其宗教伦理为身份伦理。这一伦理远比其阶层本身决定了中国的生活样式。而古印度教的担纲者是具有文书教养的世袭性种姓阶层，他们形成一个以阶层分化为取向的稳固中心，并形塑出社会秩序。佛教的担纲者是拒世的托僧；而回教的担纲者则是训练有素的圣战士；犹太教是愈来愈无产化的、理性主义的小市民知识阶层；基督教的则是流动的技匠职工。 然而，宗教伦理并非担纲者社会状况的简单函数，实际上，宗教伦理主要还是由自身的宗教资源形塑而成。其中最为首要的成因无过于宗教的宣示与许诺（韦伯，2004：466）。而这种宗教许诺是具有现世性的，不同的担纲者对宗教有一种“选择性亲和”。 教权制组织阶层，总想要独占宗教救赎财的授予，即是，宗教财仅能通过教士阶层举行仪式来授予，而无法由个人自行获得。政治性的官吏阶层，则怀疑所有种类的个人救赎追求以及自由的共同体的形成，将之视为逸脱于国家制度所掌握的驯化之根源。而骑士战士阶层也往往倾向于这种绝对现世的利益，而与一切神秘论无缘。农民则较倾向于巫术，相信可以通过巫术来强制作用于自然力之中或之上的神灵，或者干脆就买通神灵的善意。而市民阶层由于其广泛的面向，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敏锐地捕捉到了宗教提纲者的生活样式，不同的宗教有其不同的担纲者，其生活样式之不同，又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经济伦理。同样地，不同阶层的担纲者与宗教伦理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又会产生不同的经济伦理。而无论如何，宗教的救赎观念，都必须要转化为一种系统化的合理化的世界化图像，而规范出一种生活样式来。当然，这种生活样式，会因不同的担纲者而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魅力在于，它揭示了个人可能会对一种伦理赋予不同的意义，而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行动，以及由此而形塑的生活样式。 四、对乡村研究的启示 韦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要以个人的社会行动为出发点，对事件进行诠释性的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他在研究中尤为突出了人的重要性。人是有意义的动物，他总会对其行动赋予意义。所以，往往单纯的客观物质力量，并不能够表现出社会事实的无限丰富性与无尽可能性。 例如，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应星（2001）并没有抽象地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讨论上访问题，而是将这些都具体化到不同的人。国家的概念被拆解到了省、区、县、乡的层次，而上访群众又被分为上访精英、普通群众等。在群众眼里，国家有不同的面孔，而群众又对同一个上访事件，赋予不同的意义，而生成不同的行动逻辑。正是由于这样的以个人行动为出发点的研究，才带出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现实，才更好地展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韦伯的研究还告诉我们，“理念”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具有“转辙器”的作用。可是这个“理念”绝不是黑格尔指导万物的“绝对理念”。“理念”与各阶层的阶级状况具有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例如，黄树民（2002）对于林村的生活史研究表明，土改时期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在不同人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有的将它作为报复的武器，有的将它作为一种升官的机会。 韦伯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乡村社会研究中，要做“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研究，要从个体出发，而非集体性的概念出发。任何集体的概念都要落实在个体的身上，以做出更为有深度的研究。 参考文献： 韦伯，1997，《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译，三联书店 韦伯，2004，《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2005，《韦伯作品集VII：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 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三联书店 Friedrich H.Tunbruck, 1980,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The British Journay of Sociology, Vol.31, 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