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

《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内容提要：民国初期政治与文化的混乱状态，导致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几经波折。本文首先梳理了《卿云歌》成为民国国歌的历史过程，然后一一分析了其谱制过程中引发的重要争论，包括：民国国歌应该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国歌的品性究竟是应该“激昂尚武”还是应该“中正平和”？国歌的歌词究竟应该采用“文言”还是“白话”？国歌的曲调是应该具有民族特色，还是应该采用西洋曲风？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争论的分析，考察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形态与社会心理。 关键词：卿云歌、国家主义、尚武、白话、西乐 1840年以后，中国传统的“一统垂裳”观念已经被“列国并立”的现实打破。与外邦交往的频繁发生，以及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对国家标志的认识与需求不断增长。人们渐渐认识到，现代国家除了各种相应的政治制度之外，还需要国旗、国徽、国歌这些代表国家的符号。 民国建立后，国歌的制定几经周折，直到1921年，《卿云歌》才被正式颁定为国歌。据笔者所见，对《卿云歌》的研究不是很多，代表性的文章有钱仁康的《旧国歌史料拾存（1941年）》 和皮后锋的《中国近代国歌考述》（1995） 等。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史料拾存”的性质，所收材料不太全面，对相应的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而“声音之道，本与政通”，国歌更是如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卿云歌》的颁布过程，以及围绕《卿云歌》所引发的争论，考察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形态与社会心理。 第一节 民国国歌《卿云歌》小史 民国肇造，随着国旗、国徽、国庆日的先后确定，教育部也开始了制定国歌的程序。1912年2月5日，教育部在《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上刊出了一份征集国歌的广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美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俟取材较多，再敦请精于斯学者共同审定，颁行全国。 国歌代表了国家的性质，可以发扬人民的精神，因此非常重要。现在，民国成立，还没有悠扬而美好的国歌，可以供国民演唱、吟诵，这是非常令人惭愧的。本部现在打算征集歌谱，等可选择的歌谱多了，再请精通音乐的人一起审定，然后再颁行于全国。 25日，教育部首次刊出了一份由沈恩孚作歌、沈彭年填谱的应征稿件。歌词为：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吾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在亚洲东部，中华开化最早，追美国赶超欧洲，使旧邦换颜一新。五色旗（民国国旗）飘扬，民国的荣光，普照着锦绣河山。我们同胞受到鼓舞，文明世界，永保和平。 不过，直到7月25日，教育部才第二次刊出应征的作品。这份《国歌拟稿》由邹华民填谱，沈庆鸿（心工）作歌，歌词为： 伟哉！吾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奋精神，共出气力，共捐血肉；消除四千余年专制政府之毒，建立亿千万年民主共和之国。而今而后，凡我华人，如手如足；勤勤恳恳，整整齐齐，和和睦睦。兴我实业，修我武备，昌我教育；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之福。 伟大啊！我们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一起奋发精神，一起出气力，一起捐血肉；消除了四千余年专制政府之毒，建立万岁之民主共和国。而今而后，凡我华人，都如手足；勤勤恳恳，整整齐齐，和和睦睦。振兴我们的实业，修整我们的武备，昌明我们的教育；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之福。 从后来的情况看，教育部的首次征稿活动并不成功。虽然征集广告被反复刊登, 发表出来的投稿目前却只见这两篇。 北平政府成立后，从7月10日起，教育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31日的议事日程中有“国歌案”一项 。不过，直到8月2日，教育会议才有机会讨论国歌一事。会上对备选的两首国歌都不甚满意，“第一歌为章炳麟所选古歌，朱云望为之作曲，文词不合于今日情事及普通社会。第二歌为沈心工所作，原称《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朱云望作曲，曲调可听，而歌词尚有俟斟酌者。”所以，当时多数代表认为国歌问题非会场所能讨论之事，决议将原案交还教育部，由其委任专员特别办理 。 9月初，教育部颁布《学校仪式规程》八条，其中第二条“祝贺式”规定：“立国旗于礼堂，职员、学生以次向国旗正立，奏乐唱国歌，职员、学生行三鞠躬礼，校长致训词，复奏乐唱国歌毕退。” 但那时国歌尚未制定出来。于是，20日，教育部再次通告京外征集国歌。由于考虑到“吾国文学博深之士，与音乐专家，往往不能以一身兼，分而求之，则事易集也”，所以此次先征集国歌歌词，待“选择既定，乃求声谱” 。而且，鉴于上次的失败，这次教育部改以五百金公开悬赏 。于是，“数月以来，投歌词稿者，踵趾相接，计达三百余篇”。然而，“体大思精，足以代表吾民国者，迄未获睹（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 。改“征集”为“悬赏”，看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到了1913年2月，教育部只好三写《请撰国歌书》。此次，教育部“易广征为专恳”。因为首先要解决国歌的歌词问题，所以“专恳”的对象集中于当时的博学之士：王闿运（壬秋）、康有为（南海）、章炳麟（太炎）、梁启超（任公）、钱恂（念劬）、陈三立(伯严)、沈曾植（子培）、张謇（季直）、蔡元培（孑民）、樊增祥（樊山）等 。经过此次 “专恳”，教育部收到了章太炎、张季直、钱念劬、汪荣宝（衮甫）四家的回复。 章太炎的作品为： 高高上苍，华岳挺中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汉阳。四千年文物化被蛮荒，荡除帝制从民望。兵不血刃，楼船不震，青烟不扬，以复我土宇版章，复我土宇版章。吾知所乐，乐有法常。休矣王族，无有此界尔疆。万寿千秋，与天地久长。 苍天高高在上，华山挺立在大地的中央；夏水（《水经注》河流名）千里，南流到汉阳。四千年文明使蛮荒之地也得到开化，推翻帝制顺从人民的希望。兵不血刃，未经战斗（兵船不战，炮弹不发），就恢复了我们的国土疆域，恢复了我们的国土疆域。我知道我喜欢什么，快乐是有规律的。过去的朝代啊，没有这么辽远的疆界。（中华民国）万寿千秋，与天地久长。 张季直的作品为：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仑祖峰。俯江河以经纬地舆兮，环四海而会同。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庖牺于黄农。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呜呼尧舜兮，天下为公。 抬头仰望，苍天高高在上，昆仑山是我们祖先的发源地。低头俯看，江河像经纬线一样在大地上奔流，最终都汇入了大海。我们的文明早于万国，最早的皇帝有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尧和舜的德政伟大啊，以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他们虽然身份尊贵，但是却顺从人民的意愿，禅让君位。呜呼尧舜兮，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兮，有而不与。尧唯舜求兮，舜唯禹。顾莫或迫之兮，亦莫有恶。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重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呜呼，合五族兮固吾圉。 天下为公啊（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有而不与（他们治理天下却不占有天下）。尧禅让于舜，舜禅让给禹。既没有人受到强迫，也没有恶行出现。孔子以这种德行为源头，孟子称颂这些德行。重视民，轻视君，逐渐进入到民主社会。现在民国五族共和，五族共和，使国家强固。国家强固了，谁敢欺侮我们？呜呼，五族共和使国家强固。 吾圉固，吾国昌，民气大合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劝工通商。尧勋舜华兮，民变德章。牖民兮在昔，孔孟兮无忘。民庶几兮有方。昆仑有荣兮，江河有光。呜呼，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 国家强固，国家昌盛，人民和睦后，致力于农业。人民生活富厚后，努力于工商业。尧舜的时候，人民变得有德性遵法度。过去提倡保护民众，不要忘记孔孟的教诲，（这样）人民（才能）差不多有道德。（这样可以使）昆仑山有荣耀，江河有光彩。呜呼，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 钱念劬的作品为： 我轩辕之苗裔兮，宅中土而跨黄河。唐虞揖让兮，周召共和。史乘四千年，圆周九万里，孰外我往复与平颇。迨孔圣出而师表万世兮，玉振金声成乃集大。祖尧舜，宪文武，律天时，袭水土，余事且分教于四科。磨不磷，涅不淄，圣矣哉无可无不可。道统传奕祀，私淑有孟轲。汉唐崇儒术，宋后亦靡佗。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 我们是轩辕黄帝的后裔，祖居于土地的中央，黄河的两岸。尧舜禅让君位，周公召公共和治理。历史有四千年，土地有九万里，孰外我往复与平颇。等到孔圣人出生，为万世师表，他的学说像金玉的声音一样悦耳，他的成就集合了过去的成绩并发扬光大。他（孔子）以尧舜为德行的源头，以周文王武王制定的礼制为法律，以天地的四时为生活的节律，研究自然水土，其他的事情分散在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文学）。磨不磷，涅不淄（意志坚定，不会为外界所左右），圣矣哉无可无不可（神圣啊，做什么都可以成功）。（孔子所开创的）道统传了世世代代，他的私淑弟子有孟轲（孟子）。汉代唐代崇奉儒学，宋代之后也没有其他的情况。朝代虽然更迭，但是我们的儒学传统却始终不曾磨灭。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 汪衮甫则以“述而不作”为原则，推荐了《书•大传》中帝舜的《卿云歌》，并“取当时持衡枕首之语，用相增益；或更复叠其词，以明咏叹”。因此，最终的成稿为：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洋溢着祥瑞之气的彩色云朵多么绚烂啊，它萦绕舒卷。日月的光华，一天又一天不断地更迭（隐喻禅让）。恰逢其时啊，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恰逢其时啊，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 4月8日，国会举行开院典礼，需要演奏国歌，教育部遂临时聘请法国人欧士东（Jean Hautstont）为《卿云歌》制谱，以代国乐。29日，教育部将四家作品提交国会公议。最后的结果是：“章之作近于郁勃悸恻（沉郁激越），汪之作近于秀丽靡绵（缠绵）。虽各有优点，殊少发挥我民族之荣誉，及国民品行。惟张季直氏之作，盛世和鸣，音韵适合，兹已经国务院定。” 然而，张作似乎只是通过了国会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总统的批准 。 此后，民国国歌的制定由于政治的动荡一直议而未决 。 直到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才下定决心，呈请国务总理，延聘文学及音乐专家，专门组织了国歌研究会来解决此事。到1920年4月，国歌研究会最终决定：“撰拟新词，不如仍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云歌》一章。绎义寻声，填制新谱，庶全国人民易生尊敬、信仰之心，而推行无阻。且其所谓‘卿云纠缦’，实与国旗色彩相符；‘复旦光华’，并与国名政体隐合。” 接着，国歌研究会聘请王露（心葵）、吴梅（臞庵）、陈蒙（仲子）以及萧友梅四人为《卿云歌》作曲，以备选择。最后，经过国务会议的决议和总统的批准，由萧友梅作曲的《卿云歌》最终被确定为国歌，并定于民国10年7月1日通行全国。随后，萧友梅又创作了《卿云歌军乐谱》、《卿云歌燕乐谱》 和《卿云歌四部合唱谱》，刘天华创作了《卿云歌古琴谱》。 一首完整的国歌终于被确定下来。但是，在东西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氛围中，以一首古典诗歌，配以西洋曲风的乐谱，似乎并不能让任何一方满意。《卿云歌》是否适合作为国歌，仍然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 第二节 对中华民国的政治想象 近代颇为流行的国家观念曾对中华民国的立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并进而推进了人们对国歌的认识。民初，负责制定国歌的教育部就曾在《各国国歌译意以及原文》一书中对我国音乐发达很早、却一直没有国歌表示遗憾。究其原因，他们认为： 盖吾国古时，不以国视国，而以天下视国。四境以外，无声明文物之大邦，与我相交接。于是吾国人之思想及学说，几若吾国外无他国焉。既无他国之观念，则对于他国而表示己国之特质者，其事自无由而发生。 我国古代，不认为我们是一个国家，而认为我们是“天下”。四处边境之外，没有可以和我们相抗衡的文明国家。于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学说，好像我们就是唯一的文明国家。既然没有其他国家的观念，所以作为区分于他国的国家特质，就没能产生过。 所以，自唐虞以来，中国“几至于无国号、无国徽、无国旗、无国歌” 。因此，教育部在征集国歌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国歌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国歌者，国家精神之代表也。” 一个国家的国歌，“外以表示列邦”，内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关系于教育之精神者，尤为密切” 。在应征的稿件中，“五色旗”、“民国”、“同胞”等意象的出现正是国家观念的产物。然而，由于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究竟应该在国歌中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用什么方式表达，却未有定论。争议由此引发。 民国成立，孙中山大总统的《就职演说》即以“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来标榜民国政治的巨大变革。从专制政体走出来的国民，最大的欣喜与最大的担心同样是来自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革命功成，民国建立，我数千年之专制国，一变而为东方新进之共和国。而我四百兆之同胞，生际此时，得享共和之福，岂不幸哉！岂不快哉！虽然，今日之共和，第有其表而已。人民即无共和国民之常识，而于风俗习惯犹未改革。” 因此，在国歌中突出强调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自该是题中应有之意。汪衮甫推荐国歌歌词采用《卿云歌》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帝舜始于侧陋，终于揖让，为平民政治之极则，遗制流传，俾吾人永远诵习，藉以兴起其景行慨慕之心，似于国民教育，大有裨益。 舜帝本来是一个平民，但是却通过禅让得到了天下，是民主政治的最高准则。这种制度流传下来，让我们永远歌颂学习，这样就可以引发国民歆慕的感情，对于国民教育，大有好处。 顾铁僧将之进一步明确：“夫舜起匹夫，不私天下，为三千年前东方之华盛顿。在今后吾共和国历史上之人物，足为国民之矜式者，宜莫如舜。” （舜本来是一个百姓，拥有天下之后，也不以天下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禅让给大禹），他是中国三千年之前的“华盛顿”。） 认为尧舜禅让是中国古代民主制的观点在晚清非常流行。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梁启超早在光绪27年（1901年）就特别写过一篇《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的文章，强调：“民主国者，其主权在国民，其举某人为民主，由于全国人之同意（根据民意推选某人为总统），绝非君主所得而禅让也（绝不是君主一个人能决定禅让权力给谁）。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私自赠予）。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必然是他先自己拥有什么东西），然后能举以授人。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 不过，以古代先贤作为榜样，既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又可以传达提倡民主政治的意蕴，使很多人赞成在国歌中使用“帝舜禅让”的意象。张季直在给教育部的复函中说：“若云国体已标帜共和，而党争愈烈，古之尧舜，宁如是乎？以是不可不阐扬尧舜禅让之真美。” 直到1916年，吴敬恒在文章中还是在替《卿云歌》鼓吹：“舜实起自民，而授禹以后，还为民。求诸支那（中国）古人，请为民国作歌，恐无第二作者。” 然而，反对者也毫不相让。他们一方面批评“‘旦复旦’隐寓禅代之意。这真是穿凿无谓，很可鄙笑的陋说” ，一方面延续梁启超的观点，指出：“尧禅舜，舜又禅禹，皆是皇帝私相禅让，并非国民公行选举总统。”所以，《卿云歌》是“帝制时代的歌，不宜用于民国”。而且“禅让”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都是那么光彩:“要使民国效法尧舜，是要使民国步魏、晋、宋、齐、梁、陈的后尘了。魏、晋、宋、齐、梁、陈，何尝不是效法尧舜，明称禅让，暗行篡窃的吗？”而后来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行为，也更加坚定了反对者的立场：“汪君荣宝提出《卿云歌》为国歌，袁世凯就要效法尧舜，说：‘清帝宣统是禅让给他的。’于是竟将帝制恢复起来，闹得民穷财尽，至今犹受他的遗毒。所以文字是断不可假借的。” 章太炎也从另一个角度对“禅让”意象发难： ……今之改革，非雍容拱揖而取之也。武昌倡义，金陵奠都，虽不过偏隅半壁之形，而创造民国之始基，实由于此，岂可视同刍狗，弃若弁髦，而以禅让虚情尽掩前人之成绩，拂违全国之本情耶！ （辛亥革命，不是双方拱拱手就取得了政权的。武昌起义，在南京定都，虽然当时只占据了半壁江上，但是这是创作民国的初始基础。岂能将这些事情视为不重要而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让“禅让”的虚情假意掩盖革命先烈的功绩，违背了全国的实情呢？） 清帝被逼退位，但在礼仪上也是禅让。因此，敏感的章太炎对“禅让” 意象作了另一层面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二亡国丈夫，欲借禅让以自掩饰” （有一两个清朝的遗民，想用“禅让”来掩盖清廷失败的事实）。这与章太炎一贯的“排满”立场有关。对于满人占据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章太炎一直名之为“侵略”，认为“排满”是“以正义反抗之名”的“复仇” 。在他看来，民国建立的合法性，恰恰来源于对满清统治的推翻，所谓“清室失政，毒我丞民（荼毒百姓），凡有人心，皆思剸刃（起来反抗）。其所以和平了事者，乃因外患逼迫使然。而外有南军主持正义，内有彭家珍疮陷腹心，彼清廷者，亦不得不俯首退让”。现在有人想将民国总统比于帝舜，“是欲比独夫于尧乎？则可谓邪说诬民矣” 。 不过，辛亥革命成功后，“民族革命”的阶段已经让渡给“国家主义”的建设。所以，章太炎在创作国歌歌词时也颇为踌躇——“偏主革政，未足宏我汉京；专言光复，未足调和殊类” （当然，“殊类”的使用，还是有“不调”的嫌疑）。“光复”已经完成，但“救国”之路还很漫长。在“御外”的要求下，新的国家要求统一而不是分裂。只有“五族共和”——团结国内所有的力量，才能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与外族相抗。这也正是张季直的国歌拟稿“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所表达的含义。 其实，出于“御外”的考虑，“不分满汉”的倡议早在民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革命派虽然不能做到“不分满汉”，但是仍然可以“仇一姓不仇一族” 。为“御外”而“合群”，一直是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提倡最力，也是最为流行的救国良方，“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使之上下不相通，彼此不相恤，虽天府之壤可立亡矣” 。因此，“合五族”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对外“兵战”与“商战”的有力保障。 就在双方围绕“尧舜禅让”对民国国歌中的政治表达争论不休的时候，他们显然都忽略了一个由“尧舜”引伸出来的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国歌中祖述尧舜，更有为中华民国寻求历史与文化上的合法性的意义。尤其是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除了“商战”与“兵战”之外，还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因此，中西之间还有一个更为尖锐的“学战”。落实到民国国歌的问题上来——“国歌须本国性及历史” 。而“吾民数千年来，所赖以为建国定邦、安身立命之基者，实惟孔氏之道德是信是从，而亦即由乎尧舜文武周公诸哲之所留遗而习而行也” 。因此，在国歌中“祖述尧舜”，不但为中华民国在“精神传承”上确立了历史的合法性，更是一种文化“自立”的象征，表达了一个国家对继承并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念。而这应该更为国人所看重，更需要在国歌中予以表达。 中华民国如果既可以在“兵战”上“吾有圉兮国谁侮”，在“商战”上“民气大合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劝工通商”，在“学战”上“吾道终不磨”，那么它“揖美追欧”、“和平永保”的愿望必将实现，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诞生也就具有了全面的合法意义。 第三节 国歌的品性之争：“右文”还是“尚武” 章太炎反对以《卿云歌》为国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凡为国歌，盖以发扬民气，而非徒赞美政体之云云。民国承前清余烈，庶事百孔千疮，加以外患频仍，亟思经武。然则表影（彰？）戡乱之功，提倡爱国之念，皆国歌所当言者。 国歌，是用来发扬民族气节的，并不仅仅是用来赞美政体的。民国继承清朝的烂摊子，到处千疮百孔，再加上外国势力带来的祸患不断，应该赶紧整顿武备。所以，表彰民国建立的功绩，提倡爱国的理念，都是国歌应该表达的意思。 他认为民国国歌应该直面当时的国际形势，强调竞争存亡，以“发扬民气”、“亟思经武”为主旋律。而《卿云歌》却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其“品性”似乎过于“中正平和”了。 章太炎从“尚武”的角度反对以《卿云歌》为国歌，代表了当时中国音乐界乃至更大的文化环境中“尚武”、“崇力”的倾向。 晚清海禁大开以来，最初使国人惊惧的是西方“船坚炮利”所展现的“兵力”、“战力”之强。接着，严复在《原强》（1895年）一文中，提出要在“民”的层面“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而提高中国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以及“德行仁义之强” 。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受“武士道”精神的冲击，更进一步，开始在“立国精神”层面思考“崇力”、“尚武”的意义： 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 （日本能立国维新，就因为有武士道精神。我因此而寻找我们的中国魂，然而遍寻四百余州却没有找到。感伤啊！天底下哪有没有国魂的国家啊！我为此而恐惧。） 其实，中国并非无“魂”，不过在梁启超看来： 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 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曲从者也。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梁启超对福泽“以此科罪于礼乐”虽不赞同，却又肯定，“要之中国数千年来，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则断断然矣” 。 除了以效法日本的“武士道”为“尚武”精神开路外，梁启超更是将晚清以来大行其道的“天演论”作为“崇力”的理论依据： 前代学者，大率倡天赋人权之说。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利，此天之所以与我，非他人所能夺者也。及达尔文出，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谓天下惟有强权（谓强者有权利谓之强权），更无平权。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于是全球之议论为一变。……前者视为蛮暴之举动，今则以为文明之常规。……此近世帝国主义成立之原因也。 （前代学者，大都提倡天赋人权的说法。他们认为人生而有平等的权利，这是天赋予我的，别人不能夺去。等到达尔文出现，讲清楚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原理，说天底下只有强权，而没有平等的权利。权利，是人自己努力争取来的，不是上天赋予的。于是全球的议论都改变了。以前视为野蛮残暴的举动，现在则认为是文明的正常的。……这就是近来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 他认为，新的社会规则已经形成，“右文”的传统已经不能再抵御船坚炮利，使“远人来服”。中国要想自立富强，摆脱被奴役、被消灭的命运，就要以日本为榜样，直面“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世界形势，在重塑“国民精神”的过程中，提倡“尚武”之风，提倡“军国民主义”，提倡“中国之武士道”，甚至是走“民族帝国主义”的道路。 在具体的教育导向上，梁启超等人不但大力提倡“体育”、“兵操”，从身体上锻炼“尚武”的体魄，更提倡“尚武”的音乐，从心灵上塑造“尚武”的精神。梁启超说： 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 （中国人没有尚武的精神，有很多原因。其中音乐淫靡就是原因之一，这一点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经说过。）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近代音乐改良的最初成果之一就是一些“军歌”、“兵操歌”的创作。到了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的五点教育宗旨中就有“尚武”一条。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更是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相号召。由此可见，“尚武”在当时的学校教育、音乐教育，以及社会舆论中有极大的影响。章太炎对《卿云歌》的反对，与这条精神线索一脉相承。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歌可以以“尚武”精神来命题立意，则此国必以“尚武”为风尚矣。而“惟其以尚武为精神也”，故能“雄长诸侯” 。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提到最多的外国国歌就是“歌兴战斗”、“语多激怒” ，于其“立国精神大有关系”的法国国歌《马赛曲》： 法国荣光自民著，爰举义旗宏建树。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困奸蠹。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 （法国的光荣是人民赋予的，因为他们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建立了功业。母亲妻子嚎哭着，家庭已经不完整，眼泪流光了却无处诉说。国王的暴政比老虎还凶猛，为虎作伥的乌合之众到处都是。哪里才能再见到太平的光景，惩治奸佞小人呢？大家奋发勇气，揭竿而起，报仇的宝剑已经出鞘。大家同心协力，一起进兵，即使为国捐躯也弘扬了正义。） 然而，教育部却对崇尚武力的法国国歌不甚认同： 西方诸国，各有所谓国乐者。行大典、飨大宾，与礼仪之关乎国家者，胥歌之。若英吉利，若德意志，其所制乐，大率呼籁苍天，佑人民，富工商，福土地，以为祝，不失为和平雅奏。即俄罗斯偏重教旨，亦不失为祈禳愚忱。独法兰西歌兴战斗，语多激怒。虽当日世族尊妄过甚，奴隶齐民，久逼生变，致此困兽之斗，然奈何用其愤词，重为典乐？睹民主之新局，慨久安之难恃，固西儒通论也。旧例民主乐不得奏于君主国，为不敬也。 （西方各国，各有国歌。在举行典礼、宴飨宾客，以及一切关于国家礼仪的事情上，都会歌咏。像英国、德国，他们的国歌大都是呼吁苍天保佑人民，使工商富裕，赐福于土地等等祝祷之辞，大致是一种平和的优雅的声音。像俄罗斯偏重于宗教，其国歌也大致是祈祷平和的意思。唯独法国国歌，表达了战斗的意思，词气之间多有激怒的意思。虽然当时贵族不仁，以百姓为奴隶，日久才激起民变，然而为什么要用激愤的歌词作为国家的重要的礼仪呢？西方思想家通常都是见到了民主的新局面后就会感慨长治久安的难以实现。旧例是民主国的国歌是不能在君主国的领土上演奏的，因为不敬。） 张季直在给教育部的复函中也认为，法国这种风格的国歌不适于中国这样的国家： 法国新造之邦，其国歌意主尚武。然立国之道，宁有专以兵训国人者？宜欧人知治者之少之矣。施于我国，尤为不宜。 （法国是一个新建的国家，他的国歌主要表达了尚武的意思。然而立国的精神哪里有专门教国民从军打仗的道理？难怪欧洲人知道治理之道的人非常少。这种精神用于我国是非常不合适的。） 直到1920年，陈仲子发表文章，还是认为我国国民的特性是“淳厚博大”，“制作国歌，当一本诸吾国故有之国粹”，因此“当取和平中正之音” 。 其实，从“尚武”甫一提出，就一直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夫此何足以为中国魂也？匹夫篡夺，强有力者即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此夷齐所谓以暴易暴、以盗贼代盗贼也。” 中国传统文明首重“夷夏之分”，“祛蛮野残杀之习，进其民德，大启文明，与夷狄他种之民，立于相反之途” 。因此，以日本之武士道为学习的对象，在推崇中国传统文明的人看来，不啻为文明的倒退。鲁迅在《破恶声论》（1908年）中更是从反驳“进化论”入手，反对以“尚武”作为爱国、救国的道路：“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人欲超禽虫，则不当慕其思。”因此，我们不应该自弃传统，“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而“自反于兽性” 也。 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明的坚守与推崇，也是近代颇为流行的“国家主义”的要求：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堕也。 传统文明不但是一个国家成立的精神基础，还是激动种性，增进民族认同感，促进爱国情绪的重要源泉。如果失去了自身的文明传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 。因此，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右文”（对传统的坚持）不仅仅是出于传统强大的惯性，与“尚武”一样，它也是近代以来，面对列国并立的世界格局，一条中国必须坚守的“救国之路”。 而且，近代以来“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也被暗暗隐含在“尚武”与“右文”之争之中。“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者，无内外，无上下，兼爱平等，合地球万国。无论种族，无论教派，凡属人类，视若同胞。此天然高尚之理想，即礼运大同春秋太平世之说也。”而国家主义将世界上的人划分成各个种族与国家，“务求本种本国之优胜，以角立于天演竞争之间”，必然会导致“今日各国民族帝国主义所由发生也” 。“世界主义”不仅暗合中国传统礼运大同的理想，而且必将在未来超越“国家主义”而成为世界的终极潮流，也被一些晚清人士所认同。这与近现代中国文字改革中，有些人主张直接使用“世界语”的观点是相通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超越世界诸国，从而站在更“先进”的位置上。这一点颇可以满足当时国人的心理。 所以，在国歌的创作中排斥“尚武”的表达，提倡“右文”的传统，也有其强大的社会文化基础。更何况，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在开国之初制礼作乐的传统，也都是以“鼓吹修明之世”，“以昭一代之盛”为主要目的。最具权威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著作《乐记》也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是要“右文”怀远于将来，还是要“尚武”振济于目前，这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集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传统与现实，人们都无法忘却，无法舍弃。“淬厉其所本有”与“采补其所本无”，都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人应该努力完成的历史使命，是成就现代中国的双翼。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精神的代表，是现代文明建设中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民国国歌应该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取舍、调和，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四节 歌词之争：“文言”还是“白话” 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从“新民”理论出发提倡音乐教育，与传统的“乐教”观念暗合。因此，晚清士人多曾提出“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关系到“国民视听之统一”的国歌，自然肩负着极为重要的教育国民的使命。因此，国歌的歌词不能太过古奥，要让普通的百姓明白易懂，这应该是国歌成立的基本条件之一。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近代的白话文一直只是一种教育、启蒙的工具，“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 。“白话文”的提倡并不是要取文言而代之；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之美的语体仍然是“文言”。因此，以白话文为歌词（韵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 （今天想创作新歌曲，适于教学的使用，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太雅驯则不适宜，太通俗又没有趣味。在两者之间取舍，要使符合儿童颂唱的程度，还要不失掉我国文学的精神，真不容易啊） 所以，当问题涉及到国歌的时候，“通俗”与“文雅”的矛盾更为突出。国歌虽然肩负着教育全国人民的重任，但是也承载着国家典制的光环，是与列邦晋接的颜面。因此，如何调和二者，在当时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白话文在中国的文化地位有了质的飞跃。“文言”被认定为“三千年前之死字”，“白话”却是“二十世纪之活字”。“白话文学”不仅被肯定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还成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所以，这时再讨论国歌问题，言论的倾向已发生改变。例如，吴研因在1919年发表《国歌的研究》一文就认为国歌应该是“有韵的白话歌！古曲文章是不行的”。不过，她说： 但是做国歌，要得群众的赞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的心理，最崇拜的是三种势力。第一种是已死在历史上的势力，——例如古代相传的歌儿。……第二种是现在政治上的势力，——政事堂拟定的歌儿，不管他皇帝总统，总统皇帝，也容易教人家盲从。……第三种是名士虚声上的势力，——一样一个歌儿，在章太炎、张季直做的，虽然没有意思，人却不敢非难。 然而，吴研因并不因此而气馁。她认为“现在还没有谁是白话文的文学大家，白话歌又是普通的，平民的，也不许容易被名士垄断去了” 。 吴研因对国歌的这番见解，明显受到“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对“白话”定位的影响。1918年，钱玄同发表《尝试集序》一文，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字分离是由两种势力造成的：一种是“独夫民贼”要自表异于平民，另一种是文坛中“文妖”的提倡。现在既然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那就表明文章是人人会作，且人人可以作的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更是将白话文运动从形式层面的思考推进到思想层面的改造。他指出，“不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民国，岂有不弄成政治昏乱，四方割据的呢？”思想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 。周作人因此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所以要创造一种适合大众的、平民的文学出来。“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 由此可见，吴研因对国歌的意见，正是对文化界这一民主思潮的回应。 吴研因以一个“民间”发言者的身份，强调国歌应该从“民主”的角度出发来创作。萧友梅作为一个“名士”，虽然被推荐为《卿云歌》谱曲，但他对选用《卿云歌》作国歌同样很不以为然，“因为这首歌词头两句的意思，太不明瞭。……把他念出来给小孩女仆听听，他们实在莫名其妙”。因此，他受命为《卿云歌》谱曲，“不能当他做国歌，不过依照题目用声音描写歌词的内容出来，以备国民的参考就完了” 。与此相反，萧友梅对章太炎1913年回复北平教育部的《国歌拟稿》却颇为认同。他不仅主动为它谱曲，还在《音乐杂志》的第5号上转录了章太炎当年复教育部函的原文——“泰雅则不能求妇孺解喻，过浅则无以增国家光荣”。章太炎的歌词，明白易懂，又颇有韵味，的确可以补《卿云歌》古奥之失。 不过，正如萧友梅所说的，“欧美各国的国歌本来多是国民歌，歌词都是很浅近的文学（并不是完全白话体）” ，章太炎的歌词也不是“白话文”，只能算作是“浅近的文言”。这似乎可以略略表明白话文创作中最难攻克的就是“韵文”的写作。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一文中，概括了反对用白话做诗的各种观点，并对之一一进行了反驳，但是他也坦白承认了自身所感觉到的“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因为“从汉到清白话久已丧失制作文学的资格”，而且“新诗尚在萌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 。 不过，即便如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以及新诗成绩的不断积累，对《卿云歌》文词古奥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李荣寿就曾借法兰西国乐说法，隐含地表达了他对国歌用《卿云歌》的不以为然：“可见制定国歌必须能表示本国特别之精神，又为全国人所欢迎，妇孺所易晓，乃为合格。若是不能代表国家特别之精神，故不足论。即能以表示一国的精神，但是文词皮厚，乐谱繁难，妇人童子不能一听就晓，乃文士的国歌，非全国普通人的国歌，我们研究音乐不可不知呀。” 直到1927年，王光祈还在发表文章批评《卿云歌》“就文字而论”，“不是国歌材料”。他说，西洋人从儿童时代起就对国歌耳熟能详。但是中国人唱国歌，则有如“跪读祖宗家训”那样呆板吃力。作者认为，国歌在文字方面“须使民众易解”，其方法宜在文字浅显上特别注意。而《卿云歌》的文字，普通学生须查字典才能了解（譬如“纠缦缦兮”四字），“这种国歌若要使其普及，则中国国民教育的程度，至少非办到四万万人皆变成博学鸿儒的章太炎不可！” 新文化运动颠覆了“白话”与“文言”原本的文学地位。“白话文学”不仅成为“国语的文学”，还是政治正确的选择 。因此，这时再讨论民国国歌的歌词问题，舆论的倾向就一边倒了。 第五节 曲谱之争：“中乐”还是“西乐” 晚清以来，在“西化”风潮的强劲鼓吹下，对西方音乐的推崇日甚一日。西洋文明的高度发达也被归功于音乐教育的普及： 希腊之创造文明，实出雅典之审美教育。而审美教育之要点，又以音乐两字为中心。读史者未尝不神往于数千年上也（读历史的人常常神往于数千年前的教育）。今日东西列强，必斤斤于音乐专门学校之设立，而一切普通教育，亦皆有音乐唱歌一科，其在小学尤为至要，谓与修身有密切之关系，用意盖可知矣。 相比之下，我国乐教不昌的窘况则更加明显：“嗟我中国自周衰政失，郑卫繁兴；秦汉以还，雅乐沦废。弦诵之声，余焉已邈，陶淑之具，不其缺欤？” “雅乐沦废”久已成为学界共识，而社会上流行的“郑卫之音”又常常被认作“诲淫诲盗”，是导致民德不昌的原因。因此，早在1903年，匪石就在《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向西洋音乐学习的主张： 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 1906年，清朝的提学使黄绍箕等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后也认为：“古乐存者，仅十中之一二，欲复兴之良非易易，故鄙意谓不如袭用外国音乐，较为便捷。” 因此，晚清以来，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原型，逐渐被纳入到现代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音乐教育，是以西方音乐为主导的。 不过，西乐的积极东传，也带动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视。梁启超就曾希望： 今日欲为中国制乐，似不必全用西谱。若能参酌吾国雅、剧、俚（雅乐、戏剧、民间音乐）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一种固有之乐声，亦快事也。 随着晚清到五四“国粹”运动的开展，对国乐的发掘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地进行之中。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歌究竟是应该取传统的民族曲调，还是用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方曲调来谱曲，成为另一个焦点问题。 国歌研究会聘请为《卿云歌》制谱的四个人——王露、吴梅、陈仲子和萧友梅——是当时中西音乐方面的翘楚。四人中，王露与吴梅是国乐名家。早在1913年，章太炎就曾推荐王露为国歌谱曲：“以不佞所闻，山东诸城王露（字心葵，年四十余），为中国音乐家第一。自俗乐、胡琴、琵琶、俗歌、二簧、梆子，上至琴、瑟、编钟，古音雅奏，皆能为之。嗣游日本，专肄音乐，西方声律，悉能辩（辨？）及微芒……” 于是教育部立即征王露入京，此为王露与民国国歌结缘之始。吴梅是民初著名的学者、戏曲理论家，善制谱，以研究曲律闻名，曾出版《顾曲麈谈》和《曲学通论》等著作。他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教授昆曲。而萧友梅与陈仲子，都曾远赴欧洲接受过正规的西洋音乐学院教育。萧友梅以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历史的研究》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陈仲子曾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他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教授乐典和和声。 王、吴、陈、萧四人，各自擅长中乐与西乐。可以说，国歌研究会在民国国歌的制谱问题上，非常公正地给中乐、西乐以平等的竞争机会。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西洋音乐教育的萧友梅拔得头筹： 乐谱为国歌研究会会员萧友梅所制，用E调长旋法，当中国姑洗宫调。鸣盛大于先，申咏叹于后，依义成谱，克协前词。 然而，经过几年的实践，《卿云歌》的流行程度似乎并不理想，许多人对国歌取西洋曲调不能认同。如罗伯夔就曾发文主张谱制国歌“务合国情”，反对《卿云歌》取西方音调 。王光祈更是指出，“音乐科学”含有“国际性”，而“音乐作品”则含有“民族性”。因为前者是“理智”的产物，后者却是“感情”的结晶。而《卿云歌》作为一首只有24个字的歌曲，其曲谱中竟然有8次“半音”，这就过于西化，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了 。 民国12年，吴研因再发文章《国歌谈》，将她不满意于《卿云歌》的地方作了一个总结：“一则意思太抽象，好像和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关系。一则文字太古奥，不是一般平民所能了解。一则所配的曲谱，咿咿哑哑，也不是全国多数人所能脱口而出的。”她断言：“这《卿云歌》的命运，照我看，当然不过如此，虽有皇皇的部令，也决不能普及于民众了。” 果然，《卿云歌》在北伐战争，全国再次统一之后被废除。 古所谓“审乐以知政”。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几经波折，引发诸多争论，不但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就一首歌曲而言，“乐”与“词”这两部分，在当时的文化变革中都面临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音乐式微的情况下，究竟是应该尊重传统，还是应该顺应潮流——西乐东渐？白话文是否可以成为美文，是否可以创作出代表中国文明的作品？曲调的选择，究竟是应该追求传统的“中正平和”，还是要面对现实提倡“高亢尚武”？就一首代表国家的歌曲而言，国歌应该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应该用国歌培养什么样的国民情感，表达什么样的期许？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正在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