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男人和女人到底以什么方式交往社会主义者是主张生产资料公有的。那么对于以继承私有财产为目的的家庭，其态度可想而知。在恩格斯看来，出嫁不过是"一次性批发的卖淫"。而贝贝尔却认为婚姻比卖淫还要糟糕，因为妓女好歹还可以挑客人，日后还能从良，"而妻子却不得不忍受丈夫的拥抱"。 　　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没想到的--人与人之间所有层面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的。更何况即便真的能被消除，那也并没有什么好处；另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没说清楚、或故意语焉不详的。那就是：在未来的"理想国"里，男人和女人到底以何种方式交往。 　　"随着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有、私有制的废除和儿童教育的社会化……女人和男人一样是自由和不受妨碍的。她追求别人，或者让别人追求自己，最后结婚不考虑别的，只考虑自己的爱慕和好感。"--这是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男女交往模式的展望。看来，恩格斯认为那时候，男人和女人还是应该结婚的。可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出一个他们需要结婚的理由！因为，把这句话中的"结婚"用"做爱"来替换，也完全成立。 　　马克思主张用社团群居的方式取代家庭。然而1843年，他又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简化离婚手续，看来对婚姻的态度还是比较矛盾。而恩格斯，更多的只是对资产阶级婚姻观加以批判，虽然对未来也有展望，却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方面，从理论出发，共产主义者对婚姻即使说不上敌视，也至少是极为轻视的。因为恩格斯说得明白：父权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就是为了继承私有财产这个目的才建立起来的；而另一方面，被他们热情讴歌的那种摆脱了经济因素的爱情，在现实中又找不到。于是，当早年共产主义还只是一个空想的时候，共产主义者们的性观念便无比自由起来--至少在左翼文学界是这样。因为，对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来说，如果他恰好没有财产，那就再好不过；万一不幸他有财产，那他就假装它不存在。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自由恋爱。 　　对此，爱尔兰的社会主义者乔治·伯纳德·肖敏锐地指出："如果其他事物没有改变，对婚姻的废除会比现在更严重地奴役女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权力向下归了人民，而财产则是向上归了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沾沾自喜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们普遍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之中--共产主义不久就要实现了。因为，"土豆已经烧熟了"，剩下的事情只是"再加几块牛肉" 。在这种情绪之下，共产主义爱情观，也就"先行一步"了。 　　既然一切都是公有的，儿童的福利在理论上是归国家来照管的，家庭自然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与此同时，个人微不足道的情感，只有投入到伟大的社会建设中才有意义，男女之间的卿卿我我，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情调。就这样，婚姻、爱情一下子都失去了它应有的分量，剩下的，就只有性了。 　　此时，亚历山德拉·考龙台前苏联著名女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她的"玻璃与水"的理论："对性要求的满足与口渴时喝一杯水的满足没有任何区别。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喝一杯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们经历性交。" 　　在她的小说《爱情之路》中，考龙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年轻人对性和爱情的看法：母亲发现女儿热妮娅与自己的伴侣有了暧昧关系之后，自然很不高兴。但更让母亲感到气愤的是，女儿坦言她与母亲的男友睡觉，并不是出于爱他，而只是因为"性是必须有的，因为身体要求其权力，压制它是不健康的"。当母亲问及为什么她会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睡觉时，女儿的回答是："我认为像我这样更简单、更好……因为爱情会妨碍劳动能力，谈恋爱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可我没有时间。我们企业有那么多的工作，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最后，当母亲指责女儿没有能力去爱的时候，热妮娅反驳说："我爱很多人和事物。我爱您、爱列宁、爱我的工作。可我为什么非得爱和我睡觉的男人不可呢？" 　　是啊，当时绝大多数的苏联人都和热妮娅有着相同的看法--有什么必要非得爱一个只是和你一起睡觉的人呢？"我们这里没有爱情，只有性关系。并且，每个在性关系中找到比生理学更丰富一点儿的内容的人，都会被作为可怜的和精神受阻碍的主体来取笑。"--另一位作家在小说中这样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局面并不是列宁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事实上，他非常不赞同考龙台的"玻璃与水"的理论。他说："任何一个精神健康的男人都不会喝排水沟里小水坑里的水，或者用一个肮脏的杯子喝水。"这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反对简化离婚手续的立场。看来，两位革命导师虽然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可还是认为"生育资料"各人归各人比较好一些。 　　到了斯大林上台，事情就全变了样儿。普遍的物资匮乏加上战争的威胁，不仅导致了禁欲主义的倾向，更将国家集权推向了极致。在这个高压统治之下，个人变得毫无价值--一切个人层面上的东西要么已经牺牲了，要么留到下一次。于是，属于个人层面的爱情和性，便不足挂齿了。而家庭，却被当作社会结构的最基层组织，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这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婚姻的动机是两个年轻人"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走到一起来了"，目的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婚姻，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夫妻二人在革命立场上没有发生变化，那又有什么理由离婚呢？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80年代初，中国甚至没有离婚率的统计数据--实在太低了，毫无统计的必要。说到离婚，仅仅提出这个念头都是可耻的--大家伙儿都在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你们两口子居然在想这种事情，多自私啊，多渺小啊！离婚的事儿先放一放，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好好改造改造再说！ 　　这些今天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的东西，却被整整一代人所信奉和遵循。家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离婚这种事儿，只和"现行反革命"的家属才沾得上边。而与此同时，爱情和性却不值一提--八个样板戏中，没有任何一对男女有恋爱关系，更别提性关系了。《红灯记》里李奶奶对铁梅说："你爹不是你的亲爹，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三个不相干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完全是出于"革命需要"。 　　就这样，在理论上最应该轻视家庭的国家中，家庭却得到了空前的尊重；而本应得到空前解放的爱情和性，却被空前打压。说造化弄人也好，说历史太过幽默也好，在实践中，理论每每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傅立叶能看到后来发生的历史，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