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外到塔内——谈余英时先生的人文学研究和本届克卢格奖的意义

时间:2006年12月24日 作者：陆扬（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 余英时先生获得今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卢格奖是东西方学术界一项意义深远的大事。克卢格奖是目前美国最高的人文社会科学奖，其涵盖的方面包括了不在诺贝尔奖范围内的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而且不限地域和所用的学术语言，评审的过程也极其漫长和严格。《南方周末》希望我发表一点对余英时先生获奖意义的看法，我开始是有些犹豫的。以我个人的学力和视野，我并没有能力对余英时先生的学术造诣做出有价值的介绍和评价。但作为一名长期在美国人文学术界的华裔学人，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余先生在学术上的长期指导和影响，并有缘和他在同一个学术机构共事数年，所以我或许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提供关于这次他获奖的一些观察。这些观察无疑只能偏重于我所熟悉的角度，但希望能为国内的读者提供些有帮助的分析。 本届克卢格奖的意义 　　 人文研究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而且也是在不断积累中显现其力量，如涓涓细流汇聚成川，亦仿佛佛家所倡导的成就观，是功德圆满的结果。这和以某项重大成果为基础而获奖的自然科学家有所区别。我这里所指出的这种区别只是就评估的方式而言，而不是指其成果本身的意义。克卢格奖的宗旨很明确地是针对以往所忽略的人文或社会科学等领域，并肯定其间最杰出学者的工作。我特别注意到，今年获克卢格奖的两位学者都在近年受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卢格中心（TheJohnW.Kluge Center）担任过数月甚至一年的资深访问学者。他们在国会图书馆期间的学术活动实际上竟成了决定获奖人选的冗长的另类“面试”。乍看之下这有些不寻常，其实却反映了人文学素养评鉴的一个特色。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人文研究成果的评价除了研究贡献以外，往往还强调学者的人格力量，以及他们将自身的观念传递给自身领域以外的广大知识界的能力。一个人文学者思想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通常在日常的交流中才能得到最完整的显现。按我个人的理解，克卢格奖的目的也在提醒世人：人文的研究能够并且应该对于一般人的心灵产生深远的影响。 　　 克卢格奖在所有最高等级的学术奖项中是最为年轻的一种，这个奖从设立到现在才颁了三届。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几届的得主和他们的学术背景对该奖未来评荐的人选与结果有指导性的意义。迄今为止，该奖项之得主均达到了很高的学术境界，且都贯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并发展出自己特有的学术面貌，同时，他们所关注的却又不仅仅是单纯学术性的问题，而是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更生。如果说前两位得主都属于西方人文学的主流，那么这次余英时先生和以研究美国非裔历史著称的富兰克林的得奖则更全面地体现了克卢格奖所代表的精神，虽然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工作和西方的人文传统之间的联系仍然密不可分。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迄今的得主全部是哲学家或史学家。尽管未来的获奖者一定会呈现各种新特色，但是在人文学领域越来越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标准压力的时代，奖项居然无一例外地被哲学和历史学所囊括，也说明了这两个领域依然引领着思想世界的潮流，也依然能够和社会生活相激荡。其实哲学和历史取径虽有不同，两个领域之间的互通却特别深入和频繁。就以余英时先生为例，他的学术工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如何通过融合中国和西方的传统诠释学方法来对历史文献做细腻而精确的解读。余先生所借助的思想资源中，就包括了上一届克卢格奖的获奖者法国哲人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理论。同样是上一届克卢格奖的得主，研究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大家亚罗斯拉福·佩立肯（Jaroslav Pelikan）则是余先生在耶鲁任教期间的同事，两人有密切的学术交往。从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时起，余先生常常提起的西方学术名家中，就包括了佩立肯。他曾感叹中文的学术世界里还缺乏像佩立肯所写的《各世纪中的耶稣：他在文化史中的定位》（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那样类型的著作，可以用来深入浅出地探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形象演变。这两位学者在治学的广度和特点上存在不少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对各自所研究的文化传统拥有最为深厚的同情和敏锐的观察，在探索这些传统多面性和复杂性时能够延展出广阔的视野；同时他们又都严守史学研究的准则，所追求的主要是对这些文化传统做历史的解释和定位，而不是要成为这些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的代言人。 初识余英时著作 虽然余先生的学术著作直到近几年才比较完整地呈现在内地读者面前，但他的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实际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内地的学术世界和社会生活，成为国内知识群体重要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余先生虽然是思想史名家，但他对中国历史研究整体的看法已经影响了国内整整三代知识人，这其中包括许多经历了现代中国政治沧桑的老辈学人。虽然我在1980年代后期就离开了大陆，但对于这个影响过程的认识还是比较直接和亲切的。 　　 1980年代中期，我从上海赴北大念本科，时值国内的文化热方兴未艾之际。当时的知识界相比今日似乎更有一种精神上的渴求和思想上的活跃。那时余先生在海外中文学术圈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而这种声望也开始在内地被感受到。一天在北大的校园里，我发现一些想法“前卫”、与思想界关系密切的学生正传阅一本复印得很粗糙的小书，书的标题大约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作者就是余英时，我到后来才知道这书就是《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当时我正一门心思学习古代印度的语言和文化，信奉的是一种实证性的学问，一种“读书须从识字始”的简单学术逻辑，内心颇排斥空谈思想而不追求学问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化热虽有所关注，但是并不太热衷。我误以为那本小书也不过是诸多宣扬中国文化而实则内容空洞的著作之一，就没有去要来阅读。对余英时是何许人，为何有这么多学生对他的著作感兴趣，也没有深究。但1986年的某一天，我在北大图书馆遇见张广达先生，他刚好自书库里出来（当时在北大只有教授可以进书库），手中拿着一本《历史与思想》。在北大的先生中，张先生的学识和眼光最让我佩服，对我后来的治学也特别有影响。我于是问张先生对这本书的看法。他回答说这本书是余英时写的，并评价说作者是当今少有的能真正将史识贯穿到史学研究中去的学者。因为张先生常对我说有学无识则成不了真正的史学家，所以经他这么一点拨，余英时这个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是余先生的著作首次在内地正式出版的年份。这本著作就是产生深远影响而近年又重版的论文集《士与中国文化》。那一年我正离开中国大陆前往维也纳研习。在欧洲期间，我不仅读到家中给我寄来的这本书，也从一位台湾朋友那里借到了余先生的《历史与思想》和那本我曾经不以为然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我很难夸大这些著作在当时对我的思想所造成的震撼，因为正是这些著作使我下决心离开欧洲和印度佛学研究的领域，而转来美国随余先生学习中国历史的研究。我相信当时在国内的许多知识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虽说余先生本人对鲁迅的思想并不完全认同，但读余先生的著作还是常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鲁迅的两句诗：“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正是这枝带着春温的笔才能润物于无声。 余英时的史学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余先生的著作对国内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广的，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而且这种影响还正随中国的相对开放而方兴未艾，所以全面性的评估自然还有待于未来。但就我个人的了解而言，余先生的学术影响至少有四个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方面。 　　 第一，他首次通过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向国内学术界论证了为何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造成现代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且这一传统在现代社会完全可以转化成新的精神和文化资源。无论是在海外还是中国，与余先生持相近立场的前辈和同辈学者并非没有，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第二个学者能以如此深邃的眼光和如此细腻的史学文字来表述这一观点。即便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人都愿意接受他的观点，他们也无法不认真面对他的论证的挑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从中国历史本身去平允看待中国社会发展和传统价值的看法，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所以余先生在这方面所提出的观点是开了一代风气的。 　　 第二，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向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展示了一种细腻而严谨的现代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体现在具体文献的解读上，比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可以体现在对思想观念的具体运用上，比如“反智”、“内在理路”、“典范”（paradigm）等等，而且都能将具体史实的考证和大的史学框架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余先生特别重视的一项工作就是如何精确地将西方人文学的种种概念运用到对中国文史的研究上面，我曾经读到过余先生给一位现在也已很有声望的思想史家的推荐信，信中特别称赞这位学者能将西方的概念妥贴地用在对章太炎的研究上。海外学术界在这一点上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深切，然而对于许多内地史学研究者来说，余先生的研究方法说明了成功结合中国学术研究传统方法和现代人文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尽管前辈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在这种结合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尝试，但总的来说在中文世界里很少有学者能达到余先生的那种自觉。 　　 余先生对内地学界的第三个重要影响是在很多知识人的心目中重新确立了知识传统的重要意义和知识人在中国社会所应具有的尊严。在这一方面，余先生的工作范围可以说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所关注的问题很多都是国内知识界所关注并希望能获得解答的。所以在流传于国内的海外人文学者的著作中，余先生的著作可以说是属于最不让本土学人感到有精神和文化上的隔阂的那一类。他不仅从学理上阐发了思想者在中国文化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作用，也为当代中国社会重新提供了一个值得珍视的现代思想谱系。这个包括了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思想人物的知识谱系，长期以来在内地由于人为的因素而几乎遭到遗忘，但经过余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提倡和阐发，而从潜流渐渐变为大潮，成为当下国内知识界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思想选择（intellectual alternative），使他们能感觉到一种新的心灵上的依靠。如果说余先生本人也已经成为这种谱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不算夸张。 　　 余先生影响的第四个层面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提出诸多极具挑战性的看法，比如中国知识阶层在现代生活中的边缘化、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多种面相、五四运动的重新定位、废除科举所造成的断裂等等。正因为余先生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面的造诣，使他提出的这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观点有特别的力量。这些论点或许在一开始没有余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观点那么为人所知，而且也被某些方面误解为政治立场而加以排拒，但随着他的著作在国内的不断出版和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应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其中的不少观点已经成为内地近代史研究界热烈的讨论课题，尽管不是每一位本土的学者都了解这些观点最早发源于余先生的中英文论著。 　　 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层面仅仅是粗略地分析了余先生的影响产生的一些缘由。其实，余先生本人的学术工作还在以极多产的方式进行之中，而他的绝大部分著作也才在内地出版不久，所以新的影响层面还在不断出现。在不同的时期，余先生的学术影响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就思想史而言，余先生对内地学术界的影响在早期比较多地集中于知识人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等带有贯通性的论题。而近年来内地学术界日益成熟，余先生本人的历史研究视角也越发转向对文化转型关键时刻的历史描述。从内地学界对《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部巨著的反响，可以看出余先生对中国人文历史研究的影响将进一步落实到更多的史学研究层面。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发布的有关本届克卢格奖获奖者的公告中也提到了余先生对发展民主的关注。但我发现有些中文报道对国会图书馆的文字有所误解。事实上，国会图书馆声明的潜台词是从强调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着眼的，认为尽管余先生所持的是知识人所应有的批判社会的立场，内地的出版界也依然能全面出版余先生的著作，这是值得鼓励的。这和目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持比较客观的立场是相一致的。我想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目前的变化，余先生的文字也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读者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所以余先生说他的获奖是对全体中国知识人的肯定，的确是很中肯的按语。 中文作为一种人文学研究的语言 　　 最后我要来谈谈余先生获得克卢格奖对中文作为一种人文学研究语言的意义。虽然本届克卢格奖的颁奖说明中明确表示余先生用中文所撰写的大量学术著作的质量及其所发挥的学术影响是将这一奖项授予他的重要原因，但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余先生长期在美国最有传统和影响的大学担任重要的教职，不仅他的学术著作中包含很多用西文发表的重要著作，其学术工作的基本语言也还是以英语为主，这一点对于了解他的学术生涯和成就是很关键的。正是由于能和西方其他人文领域保持长期的对话，余先生才能够对西方人文发展的种种新旧潮流有非常敏锐的把握，并使他的这种对话从来就没有落入格义的性质，而是进入了真正的诠释和融合的境界。读他的任何著作都会发现他的思想和学术观念中包含了大量现代西方的学术资源，比如文化人类学家韦伯和纪兹（Clifford Geertz）、哲学家柯林武德、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思想史家以塞亚·伯林和史学史家莫米格利亚诺（ArnaldoMomigliano）等等都无不在其视野之内。他的学术著作虽然落脚点是中国文化和历史，但西方人文传统和研究框架也无时无刻不在背景之中。举例来说，在我所遇见过的中西史家中，很少人能达到余先生对于哲学的那种重视程度。他对西方哲学脉络的把握之确切和知识之渊博，可以说在他所任教过的三所学校中也不多见。我常常注意到余先生对每一种新出的大哲学家的英文传记都仔细阅读，由此来观察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如果说利科是那种历史感特别强的哲学家，那么余先生就属于极少数特别有哲学素养的史学家（我见过的另一位这种类型的当代史家是英国的昆廷·斯金纳）。而这种素养在余先生分析文化现象和人物时就使他如虎添翼，比如他在分析胡适的思想时很精当地运用杜威哲学的某些观念就是很好的例子。由此可见，余先生的获奖并不能说明这只是对中国或某一文化传统研究特殊性的充分认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特殊传统有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因此而以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可以置身于人文的其他传统之外就未免失之偏狭了。 　　 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观察这次获奖对中文学术写作的意义就会看得比较全面。余先生的学术生涯几乎证明任何既定的成规对他都不适用，人文研究的成功所仰赖的各种因素往往更多于自然科学的成功所需，所以这次获奖也许只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并不表示其他华人学者也能具备获得同样认可的个人和外在的条件。但这次克卢格奖评选委员会的决定依然表现了美国人文学界的新气象。从比较具体的层面来看，这至少说明以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不应该再受到忽视。中文几乎是所有大语种中学术地位相对最低的一种，甚至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美国的学术评鉴系统中，用英语以外的西文所撰写的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往往都可以被接纳为研究的成果，而中文却不能。比如作为一个在美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人，我时常发现很多西方同事并不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一些学术问题，早在余先生的中文著作里就有了很透彻的论述。这些情形的造成有诸多原因，但其不合理性则是很明显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在东西方都时常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越来越强烈的中文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对以英语为主体的文化宰制的批评，以及伴随着这种批评而来的、要建立完全以中文学术传统为标准的人文写作的努力。另一种是由于东西方的人文学术交流的不断强化而在西方出现的所谓人文研究完全可以超越区域传统界线的看法，持的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立场，强调要按照西方的学术旨趣来确定中文世界的人文学术课题和学术观念。这种种看法和要求自然不是没有合理的依据，但都存在很大的局限。前者似乎没有真正意识到美国学术界内部所凝聚的活力和包容性，以及在不断创造新平衡的过程中前行的特点。从整体上看，余先生的获奖当然表明人文研究中地区性研究的地位正在急速上升，这和美国人文学界因面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挑战而趋向标准化是看似相悖而实则又能并行的两股力量。余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很多是用中文发表的，而克卢格奖将此点列入获奖的重要依据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第一次对中文学术著作的重要性做公开而明确的承认，我们固然可以说其象征意义或许大于实际意义，但风向标开始移动则是不可否认的。我上面提到的那种不重视中文学术成果的不合理现象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挑战。推选本届克卢格奖的学者中有许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界的中坚人物。他们对余先生的成就的推崇，说明某种新的共识已经开始浮现，虽说这离中文完全被西方学术界接受为一种人文研究的语言还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却已隐然出现了“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局面。 　　 对于那种认为人文学的研究能够像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那样脱离地域性传统的看法，我也同样不赞成。原因是人文传统的研究和语言表达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是互为表里的。人文研究的成果不仅是做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不同文字本身就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同样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即便是用最好的中文和最好的西文来写，体现出来的论述结构和风格都会相当地不同，且各有不易取代的特色，对读者来说，读不同文字时所感受到的趣味也不一样。我很难想象像《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朱熹的历史世界》这类著作，用英文来写的话，在内涵上能达到中文所具有的那种丰富性，在证据的运用上会有中文本的那种全面性，更不用说能表现出中文文字的那种特有的典雅。另外，人文学的研究最终和研究者本人的关注点相连。西方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关注点和在中文世界中的研究者的关注点未必相同，两者往往从各自的学术研究脉络和社会存在中去找寻研究课题的合理性，而各自所形成的话语圈也因学术传承和脉络的分歧而不同。如果纯粹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估，那么很多受到中文世界关注的课题恐怕也就消失了。而且人文学研究要真正成为某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还是必须用那个传统的语言来表述，或至少必须具有运用该种语言的高度能力，否则就终究是和生活在那个传统里的读者隔了一层。余先生的获奖，无疑表示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人文学界对他的中文学术著作的文字力量的肯定。不过，目前在中文世界里普遍出现了中文学术写作水平下降的现象，这是颇为令人担忧的，所以此届克卢格奖的颁发也应该被视作对提升中文学术写作的一种期许。 　　 针对上面提到的出现于当下学术界的两种关于人文研究的认知及其偏差，本届克卢格奖可以说是做了很好的答复。余先生本人的著作也为避免这些偏差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余先生喜欢引用一个叫做“对塔说相轮”的比喻来形容人文研究的两种途径。他曾分析过在塔外观察塔上的相轮和深入塔内研究相轮的区别和利弊。这次他的获奖表明无论我们主张深入塔内也好，还是远在塔外观察也好，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这座“巨塔”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8475&type=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