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房间与他们写作时的秘密

作家的房间与他们写作时的秘密 T MAGAZINE 楼上，楼下，角落里，书桌上，床上；窗外有树木，水，街道和天空的景色。五位今年有新著出版的作家讲述合适的空间是如何释放灵感，使他们文思如泉涌。 在《高尚的骗局：扑克、牛肉棒和死亡》(The Noble Hustle: Poker, Beef Jerky and Death)一书里，科尔森·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讲述了他是怎样从一个业余玩家令人不可思议地成为了世界扑克冠军联赛的选手（Doubleday出版）。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们家在城里搬了好几次家。上城，下城。家里又添了一个孩子，于是我们搬到一个更大的公寓。有孩子离家上大学，于是家里少了一个卧室。我们曾在一个公寓楼里住了六年，虽然在其间我们在楼内换了一处公寓。那次楼上有人跳楼自杀。当他们还在冲洗人行道上的血迹时，我父亲就说：“不知道他的公寓会不会空出来。” 更好的住处要想找总是能找到——这是个规则。我现在安定了下来。但是我通过挪动我的书桌来继续我的搜寻。如今灵气在哪儿？哪个房间？哪个角落？把桌子摆在离街道只有一层之高的窗边怎么样？好处是可以贴近感受“城市生活”，想抠鼻子也会有所顾忌。坏处呢？会听到外面有人说：“成天坐在那儿的那个衰人是谁啊？”我会在餐厅里写上100页，等孩子上学去在客厅写100页。写书就是这么积累起来的。写一本新书的前半部分时，你没准想要背对着墙壁，就像个枪手。没有人会偷偷从你身后给你来个出其不意——当然，你写的烂句子除外。试试吧。 我不介意弄一套捉鬼人的装备，花哨的护目镜和仪表。因为寻找灵气和找超自然的东西差不多——你知道它在那儿，但是就是看不见它。只有我的笔下之物是证据。在《高尚的骗局》将近收尾时，我把书桌挪到了书房的一个角落。反正几个月后，我的书房也会让给我们即将出世的孩子使用。从角落里可以看见花园，一面墙上挂着超大电视机。我能看见我的烧烤架。这让我很开心。这个角落的灵气不错，我的奇思妙想不断。 直到我文思枯竭，新的一轮搜索又开始了。 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 最.坏.的.人》(Worst.Person.Ever)的主人公是一个不走运的摄像师。他从伦敦来到了南太平洋，拍摄一部真人秀（Blue Rider Press出版)。 五年前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在家里安装了信号强大的WiFi；第二件事是我摔断了左腿。顿时家里的每一个房间变得都不一样了。客厅旁一个放雕像的空间变成了我的新书房。我把它刷成了黑色。你可能觉得这有点吓人，可事实上这让房间里的东西变得温暖起来。窗外是树木和蕨类植物，一条小溪就在窗下流过。这是动物们往山上去的通道。几乎每一天我都能看到浣熊、臭鼬、熊，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只河狸。这家伙在两个夏天前把我的池塘里的鲤鱼都吃光了，这真是又可爱又恼人。 书架上放着各种建筑模型和组合部件拼装成的构造。当我要写作时，我会看着它们，以此理清思绪。写作占据了时间，而这些物体占据了空间。几秒钟的空间思考让我的脑力为写作做好准备。和许多作家不同的是，我是一个视觉化的思考者。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写作会让我思维迟钝，我需要周围有实体存在。 我在一张从Craigslist（分类广告网站——译注）买到的合盖式写字台上写作。我把它刷了一层日本红漆，又在后侧钻了几个洞，用来走电线。结果相当不错。我把桌板合上时，一切重归井井有条。我很满意我的办公系统，并和一位开家具工厂的朋友合作，生产类似的合盖写字台。这位朋友的工厂名叫SwitzerCultCreative。 墙上那副描绘海上轰炸的圆形画作是智利画家艾德里安‧古艾特(Adrián Gouet)的作品。爆炸的烟雾像极了我几年前创作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假发系列中的一幅。这种相似出人意料，让人念念不忘，无法释怀。莫娜·辛普森(Mona Simpson)的小说《案例报告》(Casebook)讲的是一个男孩试图找出父母失败婚姻背后的秘密。我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独有的房间来写作。在过去我很想要这么一个房间。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会抬起头来看着纽约城中楼房的窗户，想像着户主们去上班后那些空出来的公寓：“我需要一间办公室。”我琢磨着。这些空出的房间里要是有一间给我使用就好了。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们在圣莫妮卡峡谷正对着大海的地方租了一座破旧不堪的西班牙复兴建筑风格的老房子，我就在后面的房间写作。我在那里写了成千上万页稿子。但如果我想见到任何一个成年人，我就不得不从房后树木枝枝杈杈的那边走出来，沿着行车道走到街上。即便如此，我还是往往被我的孩子看到。孩子那时还小，会哭着喊着找我。当我开始写《案例报告》这本书时，我写作的时候需要身边有人看着我。我租了一间办公室，但在那段时间不久刚刚离婚，并且因为家人身体不好而频繁旅行。我觉得，如果身边有人，我就能忍受全天工作。我不会在公共场合哭泣。我在圣莫妮卡公共图书馆写完了第一稿。如今，我在家里写作。我在家中的不同角落修改了最后11稿，用红铅笔标注了修改的文字，在未修订的样书里做了各种标记：坐在在暖气管旁边的地板上，坐在床上，餐桌前，向后坐在椅子上，双脚翘在书桌上。作家们对写作的“仪式”津津乐道：约翰·契佛(John Cheever)会穿上西装领带，到地下室去写作，他在锅炉房旁边有张书桌。济慈(Keats)在工作之后，会穿上干净的白衬衫，扣起扣子，然后开始写作。我没有专门用来写作的房间，最好的刺激灵感的方式是阅读前一天的书稿。标记。修改。犹豫不决。这个仪式实际上是出于信任的一种习惯。我信任自己能写得更好，如果我不停努力，最终会接近真实。乔伊斯·卡洛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的《迦太基》(Carthage)讲述了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年轻女士失踪，而一位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嘉奖的退伍军人成了嫌疑人（Ecco出版）。“思想只存在于梦中”——或者，白日梦对我来说倒更贴切。不论在哪里写作，我都会花很多时间看着窗外。现在更是这样。我位于二楼的书房朝向我家的后院，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条小溪顺坡流下，汇入湖中。我们面对的窗景和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之间肯定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就好像睡梦反应了我们清醒时的心情和看到的景象。我在纽约州西部水牛城北边的一个小农场上长大成人。我最早的记忆中出现的是童年时的田野、树林和溪流。从农庄楼上的窗户外望去，可以看到托纳旺达河。现在我的书房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我童年时那些只能追忆的窗景。对我来说，窗外的景色比房间内的陈设要更有意义。当然房间里有一些珍贵的东西：我父母和祖父母的照片；我的丈夫雷蒙德·史密斯(Raymond Smith)的照片——他在2008年去世；我第二个丈夫查理·格罗斯(Charlie Gross)的照片；我的朋友格劳利亚·范德比尔特(Gloria Vanderbilt)为我画的像。与所有的作家一样，我把我写作的房间变成了一个灵魂庇护所。书架上有我从1963年到现在出版过的大部分的作品。写作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对我来说都费尽心思，一词一句都来之不易。如果在开始写作生涯时让我知道能写这么多的书，我该多么吃惊啊。我的写作从手写的草稿和笔记开始。这些我在一张漂亮的手工做成的古董桌上完成。在这里，我会如同在梦中一般望着小溪和湖泊，楼下喂食器旁的鸟儿时不时吸引着我的注意。房间里还有一张更大更实用的书桌，上面是我的笔记本电脑。我在这儿经常连续好几个小时地聚精会神地工作，把我“草书”（这说法可够老派的，可是就像盖尔语一样，手写不久后就会失传或是成为一种秘密的技能）写下的想法扩充成电脑上的稿件。我很喜爱我的书房，不情愿离开它很长时间。但是我非常嫉妒那些能从房间里看到大海或河流的作家。在这种景色中，时间不知不觉就流逝了过去，并带来美好的事物。这种景色会让我如痴如醉。罗迪·道尔(Roddy Doyle)的新书《胆量》(The Guts)里的人物来自他第一部作品《承诺》(The Commitments)。这些劳动阶层的人物现在年长了将近30岁（Viking出版）。我在我都柏林的家中阁楼里工作。这儿有三个天窗，光线充足，但除了一片蓝天，什么也看不到。可冬天当鹅群从加拿大迁徙过来时就不同了。每天下午4点左右时，我先是听到它们的叫声。抬头看向我头上那扇天窗时，我会看到鹅群形成一个V字形，向战斗队列一样朝都柏林湾的方向飞去。看到这景象——听到这声音——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这景象既引人注目，又充满了喜剧感。给我灵感的是从阁楼里听到的外界的声音：临近警察局的警笛声，孩子们的笑声，建筑工地上的噪音——一声波兰语的喊叫以及随之的笑声——都柏林城铁开过的声音，狗吠。我喜爱这些不断的声响，它们提醒我,和我书中人物一样，我在城市生活。每天飞过的鹅群是我的闹钟，督促我在工作日结束前得写下点东西。但是我钟爱的却是海鸥。我常年来居住在海边，总是能听到海鸥的嘎嘎叫声和拍翅声。它们降落在我头上的屋顶。我经常能看见它们栖息在天窗的边沿上，看上去严肃认真。我把它们写进了好几本书里。在一本给孩子们看的书里，我甚至让它们开口说了话——在我看来，海鸥能说话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有一次，我听到了一声非常急迫的鸣叫，抬头一看，是一只海鸥在追赶一只苍鹭。我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要去打开窗户对那只海鸥喊：“为什么？”我没准会写一本书，来揭晓这个问题的答案。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2月15日的T Magazine。 翻译：王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