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评述

滨下武志简介 　　滨下武志，日本著名汉学家。日本静冈市出生。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1974年硕士毕业，并攻读博士学位。1979年到一桥大学经济学部任教，先后担任专职讲师、助教授。1982年转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历任助教授、教授、所长、东大评议员、东洋学文献中心长等。2000年又被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聘为教授，成为日本汉学界中第一位在东大，京都这两所日本最高学府中同时任职的双聘教授。2006年被龙谷大学聘为教授；同年，受聘中山大学历史系全职教授。2008年3月起至今担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此外，先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奈尔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学府任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主持了多个重要的国际学术合作研究计划，并且是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理事、《社会经济史学》编辑委员，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主编、日本亚洲政经学会理事等，在国际学界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着述宏富，独立着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9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筑摩书房，1996年）；《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香港大视野：亚洲的网络中心》（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文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冲绳入门》（筑摩书房，2000年）。此外还有合着和主编的专着6种、资料集3种，独着日、英、中文论文60余篇。1 　　二、《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主要内容阐述 　　诚如滨下所言：“亚洲的近代史都是在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进行说明的，对这种分析视角在方法上的反思，应当是现在需要寻求的课题。进而亚洲各国在‘开国’‘开港’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以及独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今天，都有必要对各国内部由西欧式‘近代’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再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对亚洲有一个新的认识。”2换句话说，滨下欲摆脱以往学界看待亚洲近代史问题时的“西力东渐”或“西方冲击”视角，从亚洲自身的视角出发探讨亚洲自身的近代史。《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分为如下几章：3 　　序章：近代亚洲史研究的课题 　　第一章：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 　　第二章：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白银流通 　　第三章：银价腾贵和外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第四章：英国银行资本在中国的扩张过程 　　第五章：英帝国经济与中国和香港 　　第六章：近代中国的“亚洲和欧洲”观 　　结语：现代中国与近代史研究——为理解中国社会而作 　　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滨下武志推导出亚洲区域内的历史纽带，并尝试从其制度方面、市场方面的展开进行描述，这部分包括序章、第一章和第二章。 　　滨下首先对以往亚洲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做一番学术回顾与总结。在滨下看来，历来对亚洲近代史的研究，都是把亚洲和近代欧洲的接触作为近代的开始，在这里，欧洲扮演的都是主动者的角色，亚洲扮演的都是被动者的角色。这集中体现为“西力东渐论”或“西方冲击论”。在这个研究逻辑的指导下，“19世纪中叶英国产业资本家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对封闭的亚洲以及未开拓的市场进行冲击，并以此冲击和亚洲市场的被打开作为亚洲近代开始的标志。亚洲方面，则是从与此相对应的民族的反应和反抗，以及逐步觉醒逐步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来标志着进入亚洲近代的。”4如此认识“亚洲近代史开启”的契机，滨下不能苟同，因此其试图寻求“一种既能有效的继承过去的传统，有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的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5 　　这种思维方式包含两个重要层面：第一，以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意味着摆脱过去那种单纯以“民族国家”为主的书写方式，其并不是否定亚洲内部各国的差异，更不是将其亚洲内部的国家设定为一个个型号不同的“台球”（billiard ball）。其要求作者必须寻找出一个将亚洲各个部分有效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这个纽带即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6而建立在此种朝贡贸易体系基础上的“亚洲经济圈”（或前近代亚洲市场），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应位置外，还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这些历史延续性在亚洲茶叶出口市场的重组、亚洲白银货币圈的延续、契约劳动贸易的开始和亚洲区域内汇款网络的形成等等方面得到了体现。 　　第二，以亚洲作为主体，这与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层次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作者从朝贡的概念和形态以及朝贡体系的结构等层次对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细致分析表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正是这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成为了西欧进入亚洲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换句话说，欧洲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亚洲“冲击”的问题。因此，“西方诸国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亚洲原有的朝贡贸易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则通过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试图使其改变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7至此，当以亚洲经济圈作为一个体系把握时，传统上那种从西方的视角把握东方的思维必须重估。那也意味着有必要改变此种作法，从“透过亚洲观察欧洲的视角”来进行。 　　而在第二章中，将亚洲的白银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此种视角的努力。其重点探讨了历来在近代史研究中不被重视的以帆船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以及亚洲区域贸易圈之间的白银流通、白银结算体系，还有以亚洲白银流通为前提的殖民地银行的技能，进而分析了亚洲区域内华侨和印度商人等超越国境的经济活动，以及相伴产生的各地区经济间的相互联系，由此而形成的贸易结算机构、金银关系、银银关系等具有多重结构的白银流通圈。同时还分析了亚洲区域内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区，分析了这些具有地域经济圈中枢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金融中枢地功能，以及其在扩大亚洲区域贸易中的作用。这种透过亚洲观察欧洲的视角，明显看到了以往单纯从欧洲看亚洲的视角所看不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亚洲自身的主体性。 　　第二部分，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么加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以这一点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这部分相当于第三章和第四章。 　　第三章探讨19世纪后半期的银价腾贵、贸易过剩和白银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英国棉制品和中国茶叶贸易之间出现的“现货贸易”和“现货结算”的方式。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个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是白银外流导致的银贵问题。白银从中国流出，“其原因不应仅仅归结为外国贸易结构性质的变化，而更应看成是一种新的起点——由此产生新的贸易金融关系的展开，决定了诸列强掌握侵入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状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发生质变的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历史特征。”8此章节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资料非常详实与丰富，这些资料经过作者的多方比较与验证后，在作者的爬梳剔抉下得到充分的运用，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令人敬佩。9 　　第四章以“1850年围绕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连接于扩大，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转换期”为中心，说明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19世纪30-40年代和19世纪50-60年代这两个时期共同的、也就是列强资本主义和中国经济社会之间的种种经济关系，在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作者将阐明“白银的流出和流入这种现象为媒介进行的、背后规定着白银动向的、包括中国经济社会在内的统一的国际金融关系，即国际汇兑信用关系的历史性质。”10以此为前提，作者首先探讨了两个三角贸易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网的形成。11其次，伴随着以下三个因素——即中国茶叶及生丝出口的激增和英国棉制品出口的停滞、印度鸦片的利润低下以及印度的出口增大和进口英国棉制品的停滞，导致了原先稳定的三角贸易结构出现动荡甚至开始逆转的倾向——导致英国和欧洲的白银向亚洲流入以及围绕中国贸易关系的国际再构成——殖民地银行从亚洲扩张以及对中国投资和中国金融的依赖。总之，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如从金融的角度对其整体的经济活动的综合表现进行考察时，“中国经济已被卷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规模的国际结算体系之中。”12 　　第三部分，作者试图从人、财、物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在把握地区间关系之时，当构想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的时候，地域圈中各地区的结合部，必然形成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构成。这些地域圈相互以新加坡、马六甲、琉球、香港等为中枢而交叉存在。其中，第五章具体探讨了香港的作用。 　　作者首先概括以往香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作为“现状研究”来进行，一直从事的是个别的，局部的探讨，没有认识到从当时的“现状”，即从历史的角度去把握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作者重点着墨的地方；在作者看来，香港作为自由港、中转港的象征，作为殖民地香港的历史，在其对外关系方面，具有很大的历史性特征。二是涉及到香港的“历史意义”问题时，也仅仅是殖民地政策的内容，即历代总督统治史的有关问题。“因此，香港经济社会的扩大发展，以及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收到关注”。13 　　其次，作者把香港设定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其认为必须注意香港在历史上的两大对外关系。第一，“香港始终被作为中国华南经济的一部分这一与中国在地域上连接性的特点。另一方面，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以后，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先端部分、新界地区或被割让、或被租借，它们作为香港殖民地，起着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据点的作用……这两大对外关系，也许是形成香港经济史特征的最根本因素。”14诚然，也不可忽视香港（或广东三角洲地区）具有连接东南亚和日本的作用。 　　再者，乘上启下，作者通过从统计方面考察英国和中国以及香港的关系，其中涉及统计考察的诸前提、英中经济关系、香港的对外经济关系以及金银贸易和华侨汇款这四个部分；与此同时，作者也探讨了香港的移民问题。中国人的移民历史（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移民）源远流长，香港作为移民中转地的角色不容忽视。15 　　第四部分，围绕近代中国对亚洲以及欧洲两者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应当充分考虑数百年来历史背景所给予的这些关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不能单纯用因果关系说明。在第六章，作者通过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在意识到历史认识主体的同时，去描绘出同时代人的时代认识（即不仅有知识分子的时代认识还有民间的认识），并将之与现代的认知主体的课题意识进行对比和质疑，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的再构成的任务。而这种视野，就是以探求历史学规律的总体史为目标，而且也是历史研究在今天得以存在的理由。 　　事实上，第六章反映的基本观点是通过从序章开始至第五章的综合历史分析的视点统一而成。作者首先从近代思想史的视角，即传统和近代的二元性，阶段性的发展观以及中体西用观以及民间对西方的认识的评价入手进行探讨，说明亚洲的西方认识，“不是以亚洲的自我认识——亚洲的世界观——为媒介，而只是以对西方的取舍选择分析为主，亚洲没有用本来具体的世界观——认识体系以及历史观——为媒介进行研究。”16其次，通过以亚洲自身具有的世界观——认识体系以及历史观为媒介，作者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洋务以及变法论者对亚洲的认识、近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民间”中的西方和中国等层次深入浅出的探讨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观念互动。17 　　第五部分，即结尾部分，作者认为：“因为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与现代史研究相连续的缘故，因而，以现代中国的地域社会为对象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从现代史以及现代中国的动向出发，反过来又打开了近代史研究的问题视角，而且意味着获得研究动机的某种重要方法。”18在此思想指导下，作者通过重点考察“合股”“合资”这种在中国民间经济活动史上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共同出资兴办事业的方式，结合目前中国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中民间农业、农村工业、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等等领域中焕发显示出来的活力，力图去探讨历史的连续性和内在的联系。作者发现了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研究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并力图找出这种联系，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互结合，实属难能可贵！ 　　总之，该书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及“亚洲经济圈”为支柱展现了从亚洲观察欧洲的不同面向，丰富了学界在亚洲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上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作者并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思考亚洲本身，也重视“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19不仅具有区域视野，也具有全球视野，将亚洲发生的变化置于全球经济演变的背景之中进行观察。在其中把握亚洲近代史在世界近代史上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缺乏这个全球视角，亚洲近代史仅仅是属于亚洲人的近代史而已！ 　　评论 　　（一）国内学界相关书评共同点 　　自从滨下武志的着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由朱荫贵译介到中国时，滨下对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及亚洲经济圈的分析吸引了国内学界同行的注意。20与此同时，针对滨下朝贡贸易体系、亚洲地域圈以及与此相关的亚洲论述的评论文章日益增加，踵事增华。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这些评论文章的共同点并对其深入解剖，试图从中挖掘出一些重要信息。 　　在这些评论文章中，有一共同点显而易见，即学者们不约而同的认可了滨下对以往亚洲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的批判。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批判持谨慎态度，但或多或少赞同滨下这种独辟蹊径，不落窠臼的研究理路。 　　朱荫贵认为：“长期以来，统治东亚史尤其是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是美国学者费正清于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理论……无疑，这种冲击-反应论是‘西方中心论’在学术领域中的某种反映。从7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理论越来越受到东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但真正能以自己的理论取而代之或拿出有说服力的研究着作的学者，目前还不能说很多。在此意义上讲，滨下武志教授的《契机》一书，无疑是向‘西方中心论’挑战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之一。”21其次，孟凡东认为：“在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过程中，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亚洲经济圈’理论，转换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构建了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重构了亚洲史研究。”22再者，王作成指出：“相对于西方历史，当前亚洲史研究应当说是相当薄弱的，原因并不在于亚洲的历史资源贫乏，恰恰相反，作为文明发祥地的亚洲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源。可是，自近代资本主义于西欧发轫并席卷全球以来，对亚洲历史的诠释权似乎也都归于西方。可以说，亚洲本土学者的实践却稍显苍白……因此，亚洲本土化学者有必要加强本区域研究，以揭示长期以来为西方话语所覆盖的亚洲史本来面目。近年来，一些亚洲本土学者已经在为改变这种局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与中国青年学者王正毅就是其中的两位。”23此外，翟意安也谨慎的指出：“滨下在引导人们将目光远离西方中心史观的同时是否矫枉过正，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这也是我们在审视滨下理论的时候不能不注意的地方。”24 　　以下，我将对这些学者评论的共同点进行深入剖析。 　　（二）对滨下亚洲经济圈理论的某些误解 　　滨下对以往流行的“西力东渐”、“西方冲击”（费正清的冲击-应对论）分析模式可谓直撄其锋，但绝非简单的“否定”。 　　然而，田守业就滨下武志的着作评论到：“滨下武志认为，现代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只是从西方人的视角出发来看东方的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未必能反映历史真相；他正是试图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事实出发，来扭转这一视角，改变从东方视角出发来看待这种‘冲击-回应’模式，认为并非是简单的东方对于西方冲击回应，实际上是否定了那种‘冲击-回应’说。”田守业认为滨下这个论断值得推敲，认为“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即将来到近代门槛之时，东方的实际情形到底如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及东方各国之间的关系，还应进一步作深入而有目的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与对近代西方在进入东方之初时的实际情形的研究相结合并加以比较，这样才能真正弄清‘冲击-回应’模式的真正内涵，而不是简单的沿袭此说或否定此说。”25此外，洪之娟认为杉原熏与滨下武志就亚洲间贸易的形成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在她看来，“后者认为，亚洲间贸易完全不受西方冲击的影响，纯粹是在15、16世纪开始的亚洲贸易圈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贸易圈是以中国的朝贡贸易、互市贸易以及以此为契机扩大的华侨与印侨的帆船贸易等民间贸易共同组成。”而杉原熏则认为“近代以后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是欧美列强通过殖民地支配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加给亚洲地区的，正是在西方冲击之下，亚洲各国、各地区才在被强制的自由贸易制度下开始了地区内的贸易竞争，脱离了西方冲击的文脉无法说明这一背景。”26 　　在我看来，这几位学者都对滨下的理论存有或多或少的误解，引用滨下《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模棱两可之处。事实上，滨下绝非单纯的否定或取代以往流行的“西力东渐”或“西方冲击论”。因为一方面，滨下并不否认“西方冲击”对亚洲经济圈的影响，诚如滨下所言：“在把亚洲诸民族中内部的历史契机以及所谓的‘西方的冲击’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在边抗拒和边接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主体的亚洲‘近代’中。”27另一方面，判定滨下认为“亚洲间贸易完全不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似乎存在着误解。滨下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近代亚洲市场，并非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使亚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仅仅是由于西欧加入了上述亚洲市场及亚洲市场自身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这个市场在世界市场里占有固定的位置，并作为一种历史的继承形态而得以存在。”28按照滨下的论述，其意思是“亚洲间贸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亚洲贸易圈”在西方列强进入亚洲之前就已经存在，成为名副其实的“自主地区市场”。到了19世纪中叶，其“不仅在和世界市场的关系方面、而且在和各国国内市场的关系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转变，市场关系的重组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29事实上，杉原熏所说的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西方冲击这个背景恰恰在滨下《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得到展示，无论是银价腾贵导致的外国贸易结构变化、英国银行资本在中国的扩张对亚洲经济圈的影响以及英帝国经济与中国和香港之间的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关系都与这个西方冲击背景密不可分。客观而言，滨下所批判的恰恰是那种忽略亚洲背景来单纯谈论西方冲击论。 　　（三）滨下对“西方冲击论”的看法 　　在滨下看来，“在过去的研究中，当探讨亚洲的近代史时，都是把欧美侵入时亚洲各国的反应，以及亚洲各国与欧美各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作为亚洲近代的主要内容和考察对象的。换句话说，就是从欧美对亚洲的入侵中来把握亚洲的近代史。在此，如果说以欧美与亚洲的关系史来代替亚洲的近代史也不为过。”然而，突出的问题在于，“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亚洲近代史，因为从起点上就把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关系置于直接对应的关系上，因而把亚洲自身作为对象来进行分析的观念（即从前近代和近代的连续性上来把握的观念）就很难自觉地形成了。可以说，在把亚洲作为对象来分析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迂回的，借助于和欧美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评价（即现代化）的状况，并被赋予了相应的位置。”只是，这样一种亚洲认识观所带来的结果是“即使认为亚洲内部具有联结的纽带及其特征，也不得不将之忽略，甚至作为‘传统的遗制’而将其看成应该改革或废止的对象。”30 　　事实上，在其它章节，滨下也不遗余力的对这种流行的分析模式进行批判，诸如在《近代中国的“亚洲和欧洲”观》一章中，滨下总结到：“在考察亚洲关系时，倾向‘西方冲击’观念的方法存在着一个陷阱，即很容易忽视亚洲方面的问题……在以西方冲击为中心讨论亚洲的近代化问题时，亚洲的自我认识的内容，逐渐被西方的亚洲观所取代，这就是在认识方法上的问题，是受西方影响的亚洲观。其结果是，导致越深入进行分析，而明确亚洲内在纽带的研究立场却与此成正比例地衰退下去。”31 　　此外，在一篇有关滨下武志的采访评论类文章中，滨下武志曾对采访者王翔说：“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者眼中，欧洲都被视为坐标轴，亚洲只不过是围绕这一坐标轴运动的一个函数而已。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至今为止仍然主宰着日本学术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亚洲国家的立场和视角出发，来设定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加深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全面理解。”32 　　（四）批判何种层次的“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 　　纵观学者对滨下一书的评价，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滨下在破除亚洲以及中国近代史写作中的“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所做出的贡献。只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滨下所破除的是何种层次的“欧洲中心观”呢？事实上，“欧洲中心观”的内涵具有多个层次，学者所理解的“欧洲中心观”到底是哪种意义上的“欧洲中心观”？如果没有弄清楚“欧洲中心观”的层次，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把欧洲中心观变成一种标签，随意贴在一些学者身上。33因此，我个人认为很有必要厘清欧洲中心观的层次。 　　1、欧洲中心论的层次划分 　　按照国内学者任东波的分析，“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可粗略划分为三个层次——“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指欧洲中心论者将他们的个案研究置于宗教的、种族的、环境的以及文化的假定的优越性之上，并在此基础上来解释世界。”而“‘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是指‘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在学科规范、理论方法方面的文化抽象和总框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和西方历史学形态的发生、演进及其向非西方世界扩散的产物。”最后，“‘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集中体现在历史学和世界史研究的认识、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上，其批判矛头指向‘欧洲中心论’，但结果不是削弱了而是强化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中之一则是‘在认识方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必然性和一致性。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与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等诸理论的盛行密不可分。’”34诚然，这三者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缠夹于一体，但粗略的划分对于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欧洲中心论”还是很有裨益的。 　　2、滨下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两个方面 　　滨下批判以往流行的“西力东渐论”或“西方冲击论”可谓深中肯綮。学者将滨下的批判提升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无可厚非（上文已经做了说明）。粗略来说，滨下对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有两个层次，第一是针对某些西方学者对亚洲以及中国近代史所做的诠释与分析；第二是针对某些亚洲学者对亚洲及中国近代史所做的诠释与分析。 　　对于第一种，滨下批判的主要是以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研究亚洲以及中国近代史时提出并蔚然成风的“冲击-应对”论。35虽然滨下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没有直接批判费正清这一理论，但在众多章节中，滨下都对其中某些观点做了批判。诸如，“……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区域贸易圈，即使到了近代，也规定着西方‘进入’和‘冲击’的内容。由于西方进入而缔结的各种条约，如下文所述，实质上也正是按朝贡关系中的方式来处理的。从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变化，并不能给近代亚洲区域打上阶段性的印记。”36显然，这个论点是针对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中强调条约这个外在冲击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或者，滨下谈到“……但是，以前的亚洲社会论，是从超历史的观点来看亚洲各国。因此，只把亚洲社会作为固定的结构来看，而忽视其内部存在的变化原因，以至于在探讨其内在的规律时，难免出现错误。因此，往往在分析近代亚洲社会变化时，更重视外压的一面。”37显然，这也是针对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中相关观点的批判。再者，滨下在该书第六章也指出：“但是，以前有关亚洲关系的研究是，从欧洲对亚洲的冲击这个观点出发，选择某一研究对象，然后，分析该对象对亚洲多产生的影响。例如，西方的技术、制度或思想观念是如何影响的等等。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分析对这些西方冲击的民族觉悟或民族运动抵抗的情况。可以认为，这一‘接受’和‘抵抗’的过程，即构成了亚洲‘近代化’的过程。”38毋庸置疑，这也是针对费正清《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中相关的观点做出的评价。 　　那么，费正清的“冲击-应对”或“冲击-回应”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核心内容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39诚如他在与邓嗣禹合着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中论述到：“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40显然，滨下所批判的恰恰就是这种“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 　　对于第二种，滨下在此书中也做了大量的批判，诸如滨下提到：“在亚洲史特别是经济史研究中上，对于‘西方的冲击’历来是怎么把握的呢？可以说，在这里，与历史认为的，由列强带来的，即外来的契机相对应，各国都是从内因——即验证各国内在的发展方面去进行尝试的。譬如说，在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强制亚洲开放市场而成为亚洲各国资本主义形成的直接要素时，就是把中国和日本进行对比，探究为什么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成为半殖民的原因和差异（注：即中国与日本两国自身在开港前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上的差异），从这些方面来开拓亚洲史的研究领域。41”从行文与注释可以看出，滨下批判的主要是针对日本学界的“欧洲中心论”。更准确的说，是“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在这种欧洲中心论思维的指导下，“认识亚洲历史的目的，与其说是为探讨亚洲自身，不如说是在面对西方时成为认识西方的一种参照物，在概念上要求其成为一种非西方的亚洲。从这一意义上说来说，亚洲既没有在面对近代西方时，以规定地域空间作为目的的讨论，又没有提供为了认识亚洲自己的探讨……认识亚洲的努力，却很容易陷入对个别地区、个别领域中所谓传统东西的强调以及对之进行再确认的褊狭之中，而普遍地或者说全面地理解亚洲的动机，在研究亚洲的过程之中却不曾存在。”42 　　换句话说，亚洲学者那种将亚洲看成西方意义上的研究其实还是陷入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其在某种程度上借用欧洲学术界的某些学术概念、体系或者理论，并将其先入为主的运用到国家或者地区研究中。而诚如滨下所言的“那种固有的认识世界史的阶段模式”、“传统与近代的背离”以及“后进-先进的区别并形成规律”43的论述恰恰就是亚洲学者在研究亚洲问题时，直接采纳西方的研究框架所造成的结果。总之，亚洲对自己的认识是在西方不断介入的状况下进行的，这种介入制约着亚洲内部的秩序。 　　3、初步总结 　　综合以上分析，借鉴相关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层次划分同时结合滨下在此书中的相关论述与分析，学者们对滨下破除亚洲以及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困局的评价不再模糊笼统。经过初步分析，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滨下是在哪些维度上批判“欧洲中心论”44 　　四、亚洲中心观？！ 　　不可否认，尽管滨下提出的“亚洲经济圈”受到学界的关注，但也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有些质疑在学理的范围之内，而有些批判则显然超出了学理的范畴。45对于前者，滨下有回应与操作的空间，对于后者，滨下或许无能为力。因此，对这些批判（后者）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滨下的理论给学界带来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亚洲学术界有一个显着的现象，即以滨下武志所倡导的“亚洲派”的崛起与发展。所谓亚洲派，即强调“亚洲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强调亚洲整体地域的主体意识，注重亚洲内部的网络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与前近代的内在连续性。”46自从滨下在1984年首次在日本学术界提出“亚洲经济圈”以来，此后川胜平太、杉原熏等人对各自的观点和材料予以充实并发表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着作，再加上由专攻亚洲思想、经济、社会史的学者出版的七卷本系列论文集《在亚洲思考》使得亚洲派在日本乃至亚洲地区的影响日渐凸显。十几年来，“亚洲派”新人辈出，力作接二连三，踵事增华。其中重要的有宫田道昭的《近代亚洲间贸易和中国沿海市场圈》和《亚洲交易论和中国地域经济研究》，谷本雅之的《亚洲交易论最近的研究动向》、小濑一的《亚洲见贸易和近代亚洲经济圈研究》以及桥川宏的《日本史中的“亚洲地域”》等。47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从亚洲思考”的视角与思维来自日本学界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有这么多日本学者热衷探讨“亚洲视角”？更重要并与此问题息息相关的是，诚如川岛真所言：“……朝贡贸易论或亚洲贸易论，就其提出的问题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如今，这一理论即使在日本学界也开始受到猛烈批判。在中国和韩国，以朝贡贸易论为中心的日本的‘地区’论等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这种‘从亚洲思考’，为什么在日本人在‘亚洲’中首先要想到的‘东亚’地区反而受到批判呢？为什么‘亚洲’、‘地区’这些‘脱离日本’的话语，反被当作‘日本式’的东西并被警惕呢？”48接着，川岛真针对韩国学者河世凤以及作为韩国史学界积极提倡重构东亚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白永瑞和中国学者孙歌的批判进行描述，但却没有试图剖析这些批判产生的原因。49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学理的范畴，其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了日本亚洲研究的困境与无奈。 　　客观的说，中韩学者这种批判并非空穴来风。在有关亚洲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中，滨下能够合理运用亚洲视角取代民族国家的视角，实现学术突破与创新。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学术无关国籍，或者说超越国籍。一种学术视角或者学术理论的价值往往在于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对于“亚洲经济圈”或其他与此息息相关的“亚洲叙述”，学者需要思考的不是这个理论来自哪里，是谁的理论或学说；学者需要费心的恰恰是这个理论的学术价值如何，其对整个学术进步的影响如何。 　　然而，滨下对亚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关注而对近代亚洲国家（特别是中日韩）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引起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冲突或融合的忽略使得这种批判有其合理性。诚如孙歌所言：“…..亚洲论述的两难之境对于滨下武志也是个避不开的难题，他终究要面对自己是一个现代日本人的事实。这个宿命是他不得不面对日本近代以来脱亚和兴亚的历史，背负他最希望躲开然而却不得不背负的那个叫做‘现代’的孩子——民族国家建构与东亚国际关系为日本和东亚邻国带来的恩恩怨怨——用白永瑞先生的话说，就是构成这一地区的多样性主体之间的矛盾。用朝贡体系的论述，不言而喻，是无法圆满处理现代人在面对历史时的跨文化紧张感的。”50举例来说，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滨下偶尔谈到日本的近代化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时，滨下评论到：“假如从结论上看，鉴于亚洲的近代是以中华理念为基础这一点，则日本的近代化也可以看成是日本试图取代中国而占据中华理念的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这里，除日本，中国、琉球、朝鲜这四个国家关系重新组合这种的政治课题外，怎样克服中国式的中华所具有的经济一体功能，也就是对朝贡贸易即商业贸易关系的垄断这一课题，才正是日本近代化的课题。”51然而，在整本书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滨下也只花了很小的篇幅——滨下更多的是提出论断，而非解释。然而正是这种论述在孙歌那里却看到了亚洲论述的两难困境，其指出：“近代日本的‘脱亚’实际上是重新安排东亚国际关系中华夷秩序的一种形式而已。说白了，就是日本希图充当新的东亚秩序中的宗主国，取中国而代之…….”52从某种意义上看，将日本的近代化看成是日本试图取代中国而占据中华理念的主导地位可以说是一种纯粹学术意义上的“事实陈述”，但在他者看来，一旦将这种“事实陈述”与过去一百多年的亚洲近代史相互融合，那么这种“事实陈述”往往会转变为一种“政治陈述”。这种“政治陈述”，在韩国学者白永瑞那里则化约为某种“强国梦”，而他也深刻的意识到这种强国梦就像安徒生的红舞鞋那样套在东亚这位少女脚下并给东亚造成的负面影响。53如今，时过境迁，但东亚叙述语境下的强国梦依旧存在。而一旦这种强国梦与日本学界的亚洲叙述结合在一起，则是对日本中心观的疑虑。 　　另一方面，孙歌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华夷变态、边缘视角等等方法，提供了什么样的亚洲表象，对于滨下武志来说，“亚洲”意味着什么？54在我看来，孙歌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可能是与近代以来日本知识界与思想界的亚洲主义论述息息相关。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肇始，日本就出现亚洲主义思潮。这种日本亚洲主义（学界也称大亚细亚主义）有其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55在石之瑜看来，日本的亚洲主义叙述，即“日本思想家一心发展日本成为亚洲国家”，其动力“在于能取得一个相对于欧美的身份，不过，亚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身份，原本就是被欧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当成对象的结果。亚洲这个身份寻求与欧洲平等，很容易陷入某种卑微的意识。近代日本史上各种各样的亚洲主义主张至今不能解决面对欧美时，日本到底是个什么意义的亚洲构架。追根到底，亚洲这个概念并不是出自于日本或中国等被归类为亚洲国家的话语，而是出自要把它们所在落后身份的，自居在外的位置。从亚洲这个身份出发的作法，造成亚洲国家之间失去相互尊重的基础，在与欧美竞争的驱策下，亚洲身份迫使亚洲国家先要面对自己人。”56 　　虽然滨下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日本近代以来建立在以欧美殖民主义指涉的亚洲框架上的亚洲主义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的扬弃），但不可否认，日本对近代以来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与蹂躏的讳莫如深与闪烁其词让亚洲其它国家的学界习惯性的对日本的亚洲叙述持有深深的怀疑，并将其定性为“日本中心论”。韩国学者河世凤曾针对“为何在近代亚洲只有日本积累了亚洲视角”这一问题时回应到：“这是由于在亚洲只有日本在西欧式的近代化上获得成功。”而这一论点，与曾经体验过“帝国”，经历过“帝国”的视角和信息积累的日本在具有知识优越感的后殖民主义视角上谈论的内容，是并行不悖的。57由此可见，不管是何种版本的日本亚洲主义，强调对于边界的简单瓦解可能会造成对于真正问题的回避，至少在面对日本社会科学学者消解思想史问题紧张度的努力和思想史学者对于理念化的亚洲论述时，这样的误解会愈发严重，因为其中缠夹着那段敏感的历史。实际上，要让亚洲学界对日本学界的亚洲叙述没有先入为主之见，不仅学界要摆脱欧洲中心观，日本也要正视与深刻反省日本近代以来的侵略史。也许，只有如此，才能让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最终达到陈光兴所说的“去帝国、去冷战以及去殖民”的效果！58 　　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国内学界对滨下《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书评的共同点——即滨下武志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借鉴国内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层次划分，深入剖析滨下批判的究竟是何种层次上的欧洲中心论，消除国内学界在这一论述上模糊笼统的现象。与此同时，借鉴学者的研究，针对某些中韩学者对以滨下武志为主的日本学界所提倡的“亚洲视角”或“亚洲叙述”的质疑与批判，粗略探讨了这种批判背后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注释： 【1】相关简介参看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网址http://202.116.73.115/test/teachers/hama.html 【2】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虞和平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序言，第1页。 【3】关于《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内容的简介，可以参看此书的前言部分或参看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中文版前言。 【5】同上。 【6】诚如滨下在《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一章中所言：“亚洲的近代化并非通过验证各国国民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而得到展示，而必须根据亚洲各国、各地区与亚洲朝贡贸易体制紧密联系的内容的变化来确定其所处的位置。”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30页。 【7】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43页。 【8】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97页。 【9】关于滨下武志学术态度的评价可以参考王翔：《探索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新动向——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民国春秋》，1996年第1期 【10】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55页。 【11】这两个三角贸易分别是A三角贸易，即英国向印度出口棉制品，之后把印度的鸦片出口到中国，然后再从中国进口茶叶到英国；另外一个B三角贸易是在中国的美国商社，以美对英出口棉花而具有债权为基础，从而确定了发行汇往伦敦的汇票而进行亚洲贸易结算的方法，以此作为适用于茶叶贸易结算的一种方法，这个美国-中国-英国三国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结算关系，是中国缔结的贸易关系的另一方面。 【12】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93页。 【13】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95页。 【14】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202页。 【15】关于中国移民以及海外华人的研究著作俯拾即是，其中以王庚武的研究著作最为典型，可以参考其著作《中国与海外华人》《The Chinese Overseas》《东南亚与华人：王庚武论文选集》；再者，刘宏的著作，诸如《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等著作都具有开创性研究。 【16】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248页。 【17】具体细节可以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248-305页。 【18】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前言。 【19】“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与日本的专攻亚洲思想、经济、社会史的学者出版的七卷本系列论文集体《在亚洲思考》息息相关，其中就包括滨下武志的三卷本系列《错综复杂的亚洲》《地域系统》《边缘视角中的历史》。关于此论文集的相关分析与简介可参看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读<在亚洲思考>》，《读书》，1996年第5期。 【20】相对于杉原熏的“亚洲间贸易”论，滨下武志的“亚洲经济圈”在中国学界更有知名度。事实上，这两个理论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应该很有意义，但是遗憾的是，诚如洪之娟所言：“国内学术界对杉原熏得‘亚洲间贸易’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即使有所提及，但对其理论形成的学术背景、理论内涵、以及与滨下的观念有何异同都缺乏足够的重视，让人颇多感慨。”具体参看：洪之娟：《“亚洲间贸易”论的理论述评及其意义》，《经济学》（季刊），2009年1月第8卷第2期；另可参考庄红娟：《“亚洲间贸易”论的局限性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2期。 【21】参看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2】参看孟凡东：《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 【23】参看王作成：《亚洲本土学者对亚洲史重构研究的探索——以滨下武志、王正毅为例》，《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4】参看翟意安：《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理论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38卷第3期。 【25】参看田守业：《扩宽历史研究的视野-读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后所想到的》（《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卷第4期）。 【26】参看洪之娟：《“亚洲间贸易”论的理论述评及其意义》，《经济学》（季刊），2009年1月第8卷第2期。 【27】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54页。 【28】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1页。 【29】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3页。 【30】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52页。 【31】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241页。此外，类似的论述也可以参见本书第2页、第28页，第53页。 【32】参看王翔：《探索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新动向——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民国春秋》，1996年第1期。 【33】林甘泉针对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的评论也涉及到这个关键问题，参见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4】参见任东波：《“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35】诚然，其它一些强调西方冲击论的学者也成为作者批判的对象，诸如莫尔得的《日本、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中所探讨的中日比较史，从西方冲击的不同反应，近代化进程的快慢不同以及差异等方面入手进行论述，而这恰恰是作者所批判的观点。参见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45页。 【36】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30页。 【37】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98页。 【38】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240页。 【39】相关论述可参看仇华飞：《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2月，第29卷第1期；或王新谦：《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高国荣：《浅析费正清的历史观与西方两大史学思潮的关系》，《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17卷第3期；杨婉蓉：《费正清与<中国新史>》，《历史教学》，2002年第2期，此外，张建松《论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也对费正清的冲击-应对模式有所着墨，参见网址：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Singapore/zhang-s/zhang-s-07.htm 【40】转引自仇华飞：《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2月，第29卷第1期。 【41】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240页。 【42】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53页。 【43】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9页以及第54页。 【44】对此问题的延伸探讨，可以参看任东波：《区域东亚与知识“东亚”》，《史学集刊》，2009年7月第4期。 【45】关于学理范畴内的质疑，诸如“亚洲经济圈”所用“亚洲”一词的概念和用法；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各地域的有机联系的亚洲体制？如果说亚洲存在着某些地域经济的联合体，也可能只是存在几个不一定有有机联系的个别地域经济的集合或综合体。如果存在一个有机的体制，但是维系其作为基本的自立的地域经济纽带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日本工业化的动力与朝贡体制的关系是否如滨下所揭示的那样？等。具体可以参看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翟意安：《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理论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38卷第3期，或者保罗?柯文（Paul A.Cohen）：《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网址：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5133 【46】参见李长莉：《海洋亚洲网络化得地域史》，《读书》，2002年7月。 【47】具体可参考翟意安：《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理论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38卷第3期；或茂木敏夫、王子平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述要》，《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0期，马敏：《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48】参见川岛真，金熙德：《90年代日本的“亚洲论”和来自中韩的批判》，《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第四届日本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2002年。 【49】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川岛真，金熙德：《90年代日本的“亚洲论”和来自中韩的批判》，《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第四届日本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2002年；其中还可以参考：【韩】白永瑞：《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1999年第6期；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读书》，2000年第2期；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读<在亚洲思考>》，《读书》，1996年第5期。孙歌、陈光兴、白永瑞：《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书城》，2004年第12期。 【50】参见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读书》，2000年第2期。 【51】参看【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46页。 【52】参见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读书》，2000年第2期。 【53】参见白永瑞：《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1999年第6期。 【54】参见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读<在亚洲思考>》，《读书》，1996年第5期。 【55】具体参看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严格说来，学界对于这种亚洲主义思潮的性质及其演变似乎没有定论，但本文出于论述的方便，借鉴盛邦和的观点。其它文献参看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商榷”的响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56】参看石之瑜：《回到亚洲？——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57】参看川岛真，金熙德：《90年代日本的“亚洲论”和来自中韩的批判》，《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第四届日本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2002年。 【58】参见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一种方法》，台湾：行人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from: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710/1570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