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此梅不作去年花

我最早认识石评梅，是在楼肇明主编的《世界散文诗宝典》中读到她的《墓畔哀歌》，当时正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我，不禁为她灼热却又苦冷的文风所吸引，从此记住了这个想象中应是如黛玉扮演者陈晓旭般柔情而脆弱的女子。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诗、书、乐皆通，尤以诗歌见长，但这位才女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是她与革命家高君宇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这个爱情故事中两位主角的英年早逝。高君宇“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骨干，在李大钊指导下，曾与邓中夏等人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于１９２５年病逝，年仅２９岁。石评梅更为短暂的一生，与高君宇密不可分，她的革命思想曾深受高君宇的影响，她的人生轨道也因高君宇而改变。 北京的陶然亭记录了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浪漫过程，也见证了两人相爱却不能共宿的悲剧结局。高君宇深受家庭包办婚姻之困，所以当他向石评梅表白的时候，是结过婚的，石评梅因之而断然拒绝，这其中，当然也有初恋失败所带来的恐惧。直到高君宇病逝，石评梅痛失爱人方追悔莫及，在高君宇的追悼会上写下“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挽联，又在其墓的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顾这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会忍不住说：“石评梅在高君宇病逝三年后，因思念过度，悲伤成疾，终也追随他而去，年仅２６岁。遵照石评梅的生前遗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人们将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这个结局既残忍又完美，事实却并不完全是这样。石评梅死于突发脑膜炎。这个病因，当然也可以归结为悲伤过度，免疫力下降。我的意思，是认为石评梅如此短暂的一生，并非依高君宇而在，或不在。哪怕她令我感动至深的《墓畔哀歌》，也是在对高君宇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之中写下的，我却更愿爱她的才，爱她的柔弱却也刚强，爱她那一句：“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爱梅，惜梅。她的原名石汝璧，后改名“评梅”便是因此而来。我想，她必是喜欢陆游的咏梅诗作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因此她的性格也如梅花般高傲、孤独，而清冷。翻看她的照片，浓如重墨的隶书一字眉，一双小小的眼睛在圆框眼镜下显得更加细致，丝毫不显生气。这是柔弱的石评梅，是多愁善感的石评梅。但是，不能忘却，梅花也是“凌寒独自开”的，是坚韧的。 石评梅在北京师大附中任职期间曾作过自我批判，她说：“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因此，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她在高宇君病逝后也曾痛定思痛，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她先后与好友陆晶清等人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和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积极向鲁迅等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稿，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命运和革命形势，发文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在“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运动中奔走，发出自己柔弱却又强硬的声音。她说：“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陆晶清，作家，评梅友人）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 这个时候的石评梅已经形成了自己坚定的生命价值观，她天生的多愁善感与后来的积极进步思想交融在一起，使她的写作和人生达到了一个顶峰。创作领域从诗歌、散文扩展到小说，于１９２７年发表了小说代表作《匹马嘶风暴》。她的人生思考也从原来的充满了苦闷、彷徨情绪转向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可惜天妒英才，石评梅的一生在本应最灿烂的时候却戛然而止了。 泰戈尔曾说过：“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梅花的一生却属于冬天。李商隐《忆梅》诗曰：“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石评梅不作去年花。 （陈康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