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奖印度小说以致温总书信形式描述印度的贫富差距

　　　　今年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白虎》并不是平铺直叙地描写印度贫富悬殊的问题，而是以虚构的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形式展开。印度作家阿拉温德· 阿迪加通过来自社会底层的主人公插科打诨的自述，揭示了贫困压抑的社会中潜藏的暴力。阿迪加提出“ 憎恨”是穷人要改变现状必须踏出的第一步，而就在作品获奖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暴力事件在孟买上演。 　　　　 　　　　　　“温总理，中国在每一方面都比我们走得更远，除了一样—企业家。在我们生活的国度里，没有净水、电力、污水处理系统、良好的公共交通、卫生设备，甚至于社会秩序与规范，但我们有企业家，千千万万的企业家。”2005 年，温家宝总理曾访问印度，这给了印度作家阿拉温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以灵感。借助7 封虚构的写给温总理的信，获2008 年度布克奖的小说《白虎》（TheWhite Tiger）表现了印度社会底层的生活现状。 　　　　 　　　　　　一个自大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年轻人Balram Halwai 来到德里，从司机小弟做起，一路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坑蒙拐骗、谋杀老板，最终爬上班加罗尔的商业帝国大厦，成了“千千万万企业家”中的一员。在长达280 页的“信”中，阿拉温德以嘲讽揶揄的口吻、辛辣犀利的笔调，慢慢地把读者拉进印度的阴暗面，用贫苦出身的Balram 一步步成为恶棍的麦克白式的生平，影射当今印度社会，也从一个尖锐的视角审视了印度“经济奇迹”的真相，被誉为“一部印度社会变革中的诙谐寓言”。 　　　　 　　　　　　“我不想过度多愁善感地、刻意地把他们描绘成可怜而又无助的弱势群体。”阿拉温德说， “绝对不是电子媒体爱用的那种—让印度的贫穷幼童在镜头下显出楚楚可怜的模样，不不不，我是想站在所谓贫困的两个极端上观察，要证明这引来世人怜悯的外表下，还会制造出不少怪物。而故事中的Balram，正是因贫困而生的恐怖怪物。”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 　　　　 　　　　　　“印度自1947 年以来的精神解放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松绑。在这里，由于层层堆积的悲苦与残酷，这种解放的到来转化为一种骚乱。它伴随着愤怒与叛乱而来。现在的印度是一个由无数的小叛乱团体组成的国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裔英籍作家V.S. 奈保尔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中这样写道。由于历史原因，印度的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矛盾积怨至深；到了现代，城市化与保护农村生活之间的矛盾激化，伴随世袭制而来的政治腐败根深蒂固，再混以古老的种姓制度、土地制度，使得社会内部充满了混乱和暴力。 　　　　 　　　　　　“在印度，恐怖袭击并不算新鲜事，通常警察第二天就能逮住肇事者，先把他们毒打一顿接着投入大牢，然而，这次却非同小可。”在前月孟买恐怖袭击案发生后，阿拉温德接受《卫报》采访时说， “这不仅仅是一起爆炸，而是有组织的进攻，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如今，警察和政府都无能为力，那些高级餐馆都倒闭了四分之一，只有穷人的生活依旧，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对穷人而言，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那样。我想，恐怖袭击的目的就是要让中产阶级羞愧。”事实上，这与阿拉温德写《白虎》的目的如出一辙。阿拉温德甚至并不认为此次死伤上百人的恐怖活动是个不祥之兆：“要知道，我们有超过60% 的人民窝居在贫民窟或者餐风露宿，整个国家也缺乏了一种‘憎恨’的意识形态。我倒认为恐怖事件不妨被视为一个真正推行‘改革’的契机，是该醒来的时候了。 ”阿拉温德强调，《白虎》这部小说是“想让穷人看到， ‘憎恨’是要改变现状必须踏出的第一步。” 　　　　 　　　　　　阿拉温德是布克奖历史上继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基兰·德赛（Kiran Desai）之后第4 位印度得奖者，也是第3 个以首部作品获奖的作家。虽获大奖，但阿拉温德不认为自己处于文学史之中。在他位于孟买的家中眺望窗外，楼下就是大片的贫民窟，所有的事件对他而言仿佛都连贯了起来：Balram 的行凶、小说获奖以及恐怖事件。阿拉温德认为，虽然这几年印度文学越来越为世界所知，但却未必能真正把印度人的困境呈现出来。“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其实，孟买是世界上最不文学的城市，在我住的楼里，没人听说过我，我得不得奖对他们而言都是毫不相干的事。在印度，作家是多么卑微的一群人，以至于我们只能写我们自己。” 　　　　 　　　　　　中产阶级写社会底层 　　　　 　　　　　　阿拉温德曾在旅途中碰到一位人力车夫，他对阿拉温德说：“虽然你现在认真聆听我的辛酸，但当你回到德里后就会把我忘掉，我就是这么渺小……”小说中，Balram 的父亲就是一名死于肺痨（同现实中印度的许多穷人一样）的人力车夫。阿拉温德说，他无法把他们的故事抛诸脑后，写书的目的就是要像19世纪的狄更斯、巴尔扎克一样，赤裸裸地揪出现实的本质。 　　　　 　　　　　　阿拉温德出生于印度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医生，他在小说中写道： “以恒河为界，印度被分为光鲜亮丽和黑暗肮脏两部分，格格不入。”1974 年出生于印度南部城市马德拉斯（Madras）的阿拉温德在澳大利亚长大，拥有澳大利亚和印度双重国籍，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牛津大学接受教育，曾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印度特派记者，并一直为英国《金融时报》、《独立报》、《泰晤士日报》撰写文章。 　　　　 　　　　　　家境优越的阿拉温德说，在一次出差去北部采访之前，自己和家人从不曾见过人口密集、贫瘠落后的北方各邦，而那一次，眼前不堪入目的景象令他仓皇失措：“村民们无以果腹，肺痨可以在一天内杀死1000 个人，绑匪和警察通常是一回事，官僚系统严重腐败；而同样在印度，我这样的中产阶级过得可不比在英国差—显然，印度的经济增长丝毫没有给穷人带来什么。” 　　　　 　　　　　　作为一名记者，阿拉温德在工作中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我在与村民的亲身接触中搜集素材，Balram 是我遇到的许多人的混合体，他们其实很聪明，虽然得不到教育和安全保障，但他们也有梦想。我想，公平是什么？如果我被换成他们的出身，而他们生在我的家庭，那会怎样？这是我与他们唯一的区别。于是，小说应运而生。” 　　　　 　　　　　　英雄还是恶棍？ 　　　　 　　　　　　“走到旧德里的市集，看看人家怎样对待街市上的鸡：上百只脸如死灰的母鸡混合着血红的公鸡，一起挤在以钢丝拉成的铁笼内……它们同时窥见笼外那散落遍地的同类的内脏—它们深明自己的下场，却没有反抗、没有要逃离铁笼的念头，情况就跟这国家的人民一样。”从古印度遗留至今的种姓制度，使得大量“贱民”（意为“不可接触者”）除非改变信仰，否则生来只得做奴隶。阿拉温德补充道，这群人比种族主义下的美国黑人还不如，因为他们终其一生被认为是不洁净的。 　　　　 　　　　　　另外，甘地主义的影响也让许多人对贫穷心甘情愿、习以为常。圣雄甘地曾提出“农村应是印度的主体，人们应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许多甘地主义者仍认为，身穿土布、像苦行僧一般居住在农村中，才是神圣的印度人。 　　　　 　　　　　　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迈克尔·波蒂略（Michael Portillo）认为，阿拉温德接手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任务，他塑造的Balram亦正亦邪，他是个谋杀者、彻头彻尾的恶棍，也是个英雄。香港《文汇报》的评论写道：“Balram 让我们看到，若非死于英雄之名，就要活到看着自己变成坏人。”阿拉温德获奖后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白虎》讲述的是一个追寻自由的故事，以及追寻那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小说主人公是数百万在经济快速繁荣过程中被忽略的印度穷人之一，穷人一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叙事之外，缺乏文学声音，但事实上，阶级矛盾也派生出恐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