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有关舍斯托夫

晚上10点多，思路凝滞，又捧起舍斯托夫钻进业余爱好中去。“哲学”这个话题确实也可以从舍斯托夫谈起，尽管他乍看起来并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思想家。如果说海德格尔站在那个时代哲学（而非思辨）的巅峰，舍斯托夫就是站在启示的巅峰。和施特劳斯一样，舍斯托夫也是极少数洞悉了隐微笔法的人，所不同的是，后者有时情不自禁地施展微言大义的笔法，其臻妙的程度堪与色诺芬相比，却非出于刻意。没有足够的聪慧，无法领略他的真实意图；而有足够聪明才智的人，却又很少能沉下心来品尝他看似枯燥、实际魅力非凡的字里行间。就以《开端与终结》一篇中有关契诃夫的一节为例，平凡的读者会以为他是在毫不留情地批判，但实际上他是在不动声色地撰写半篇对契诃夫最精彩的颂歌。 大师们的这种微言大义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真理的破坏力，越美好的东西越有杀伤力，一般的心灵就越承受不住。他们采取隐微笔法很大程度上却并不是与人为善，而是保护思想，使之免受迫害、轻蔑甚至免于“荼毒凡人”，施特劳斯正确地看到了“迫害”这一点。真正接触到那些真义的时候，就像颤抖地捧起相当烫手而内里香甜的山芋，是不能不小心翼翼地包裹的。甚至可以认为，舍斯托夫对契诃夫、以及对其他作家的隐微笔法，很难说是经典的微言大义手法（对比一下色诺芬之于居鲁士就可以发现二者是多么不同），而已经是发乎自然、并非有意为之的了，因为他必须面对思想乃至真理的深刻两面性。 思想既可以采哲学的路径，也可以采启示的路径。但哲学的路径却不意味着思辨，尽管哲学最纯净之形式乃是古希腊传统开始的思辨，但正如柏拉图、色诺芬这两位举世无匹的大师一样，海德格尔本人也决非思辨的巅峰，他的哲学最终已经呈现出非思辨色彩；在启示的颠峰前，思辨的颠峰只能黯然失色。柏拉图在最终的问题上（《克力同》、《斐多》）弃绝了思辨；色诺芬则一开始就没有采取这一进路，尽管他也谈论了大量与神和敬神有关的话题，但却是一个彻底的哲学家。哲学与启示的分歧并不在于哲学源生于惊讶（那是“思辨”乃至于纯粹的“理解”的开端），而启示紧接着绝望，而是归诸一条终极法则：哲学所依赖的根本尺度是明智清澈的人，而启示所树立的根本模板是自由真诚的人；为达到这个模板，前者需要的最大助力——甚至也可以认为就是德性——是节制（temperance），后者需要的最大助力是绝望、恐惧、愤怒、“用脑袋撞墙”和面对难免一死时的坦然。舍斯托夫和尼采一样是真诚的毁灭者，但重建的道路不同。尼采貌似是不信神的人——“上帝死了”，而舍斯托夫和色诺芬一样貌似是虔心敬信的人，两者相比色诺芬的虔敬外表还明显地有些不自在。粗心的读者会认为舍斯托夫毫无疑问是真正的信仰者，至少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是无疑地站在后者一边。但——如果《雅典和耶路撒冷》里还不够的话，在《开端与终结》里深刻地展示出来——惟独他才是最大的不信者，他竟然是一个彻底的哲学家，也是惟独可以与苏格拉底在哲学的最大主题——死亡问题上、在人的最终存在方式和心灵状态上竞争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