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莱辛访谈录

《巴黎评论》莱辛访谈录 邓中良　华菁／译 莱辛在位于曼哈顿东四十条（Manhattan’s East Forties）的鲍勃·高特里伯的家里接受了采访。她的编辑高特里伯曾在美国的诺普夫(Knopf)出版公司呆了好多年，而当时他正是《纽约客》杂志的编辑。当时，莱辛为了参加菲利浦·格拉斯以她的小说《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而改编的歌剧的试镜，在城里作短暂的停留。她还为歌剧写了歌词。歌剧演出的计划总是在不停地改变，因而是在收发了一阵子的明信片后——莱辛夫人一般是通过明信片和别人交流的，而且一般都使用大英博物馆的明信片——才最后确定下这次采访的。 　　在准备录音设备的时候，她说：“这个地方够吵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还是在一排房子后面的花园里面。”她指了指对面凯瑟琳·赫本住的公寓房，聊了会这个城市。她在伦敦住了近四十年了，可还觉得“那个城市里的一切都还那么的特别！”她在别的时候还说过更为让人吃惊的话，她说：“那些高楼的庞大体积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一点我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她谈到了自己在5岁之前曾在英国呆了半年，她说：“我认为孩子们应该多出去走走。带着孩子出游非常好，对孩子们很有帮助。当然对于父母来说可能就很麻烦了。” 　　采访是在花园天井里进行的。她头发花白，中分往后梳了个小发髻，身着一条短裙，穿着长筒袜，一件宽松的衬衣外面罩了一件夹克，和她书籍封面上照片很像。由于最近不停的奔波，所以她看起来有点疲惫。她的声音很有力同时又很有乐感，她的语言既幽默风趣，又辛辣尖酸。 　　托马斯·弗里克，1988年 　　本文译自1988年《巴黎评论》小说的艺术 No.102，采访人托马斯·弗里克。 　　 　　问：你出生在波斯，现在的伊朗。你的父母是怎么到那里的？ 　　莱辛：当时我的爸爸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就不能再忍受英格兰了。他发现那里出奇的狭窄。那些士兵们在战壕里经历了太多了，他们不想回家也待在像战壕一样的地方。于是他要求他的银行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就把他派到了波斯。在那里，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还有供骑乘的马。那里充满了乡野气息，非常的漂亮。不久前有人告诉我那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因为那里曾是一个有着美丽建筑的古老市场。没有人注意这一点，那么多的东西都被毁掉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被派到了德黑兰，那是个非常丑陋的城市，但我妈妈却非常高兴，因为在那里她变成了使团机构的成员，她非常珍视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里每天都有晚宴，我的爸爸很讨厌这些。他又随机构回去了。于是1924年我们回到英格兰，去参加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帝国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在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南罗得西亚的展台堆了好多的玉米棒子和玉米穗子，横幅上写着“五年内你就能致富”之类的废话。于是我那富有浪漫主义想法的父亲就回家收拾了行李。他因为在战争中腿部受伤了，所以有一笔抚恤金——不是太多，大概五千英镑的样子——他就带着这些钱和家人一起去了那个陌生的国家当农民去了。他小时候是在科尔切斯特长大的，那时候那个地方还只是个很小的镇，因而他过过农民孩子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选择去南罗得西亚。他的故事在当时来说并不新奇。倒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的。但是在我写《什卡斯塔》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好多受过伤的退役兵在那里生活，英国的、德国的都有，这一发现着实让我很吃惊。他们都受过伤的，而他们又都和自己的另一半一样，很幸运没有死在战场上。 　　问：可能我们的越南老兵也和他们差不多，回来后不能适应社会。 　　莱辛：人们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是很难再适应这个社会的。那对他们来说要求太高了。 　　问：你最近在《格兰塔》（Granta）杂志发表了一篇回忆录。从题目来看，是关于你妈妈的，可是从某些方面来看更多的是关于你父亲的。 　　莱辛：嗯，你怎么能把他们分开来呢？她的一生，他们经常这么说的，完全奉献给了他。 　　问：读到关于他的黄金预测、他的远大抱负、他的冒险部分的时候，真让人觉得很吃惊。 　　莱辛：嗯，我的父亲，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家伙。他是一个非常不实际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战争。他只是远离社会，疲于应付。我妈妈是所有事物的组织者，而且把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 　　问：我觉得他的黄金预测还是挺有科学性和创新性的。 　　莱辛：他认为，只要你知道方法，预测哪里有黄金或其他的金属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看来，这个想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他就一直做实验。我在一个叫作“黄金国”（Eldorado）的故事里写到了他，故事是以一种演讲的形式写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黄金的国家，小金矿俯拾皆是。 　　问：所以那还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莱辛：是的，农场主们总是在车里放一个锤子或平底锅，以防不时之需。他们回来的时候经常带回一些金矿石，当然这些矿石上也就那么一点点金子。 　　问：你小的时候身边有很多讲故事的人么？ 　　莱辛：没有……非洲人讲故事，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和他们在一起。这是非洲生活中最不好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本来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但作为一个白人女孩，我只能对这样的生活望洋兴叹。现在，我参加了英国一个被称为“讲故事学院”的组织。大概三年以前有一些人想复兴讲故事这个艺术形式。他们做得相当好。但问题在于——我只是一个赞助者，只参加了几次会议——人们一想到讲故事就会联想到笑话。所以他们有点心灰意冷了。还有些人把讲故事看成是一种交心心理治疗组，总有一些人想讲他们的个人经历，你知道的。但是大量的真正的讲故事的人被吸引过来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些来自非洲。他们是传统的故事讲述者，或是力图抢救正在消亡的故事的人们。就这样，这个组织还一直持续着。讲故事这一形式还活在人世，是很好的（遗产）。每当伦敦或其他什么地方有故事集会的时候，观众总是非常多的。人们没有去观看《达拉斯》，而是来听故事，那的确是让人感到惊奇的。 　　问：回到伦敦时的感觉怎么样？我记得J·G·巴拉德第一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觉得非常不舒服；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小气而落后。 　　莱辛：噢，是的！我感到非常受拘束，灰蒙蒙的而且很潮湿，所有的东西都显得很封闭和保守。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到处都很漂亮，但是过于做作。我想像不到有哪一寸的英格兰风景没有被刻意安排处理过。我想不到哪里还有什么野草。 　　问：你有没有要回到非洲神秘大地的强烈冲动？ 　　莱辛：嗯，我不会在那样的地方生活的，我为什么要呢？那里不可能还像我过去在的时候那样。三年前我回到津巴布韦——她在两年前刚刚获得独立。如果我回去，我一定只能回到过去，那是非常肯定的。我在当下唯一的一项功能就是作为一个象征物。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是“改造好了的本地女孩”。在白人的殖民政权里我是一个坏人。人们对我没有一句好话。你不知道他们把我想像得多么坏。不过现在我“好了”。 　　问：是不是因为你对黑人的态度而被认为是坏人？ 　　莱辛：我反对白人政权。那里有颜色隔离政策。“颜色隔离”这个短语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我和黑人接触的唯一机会就是和仆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晚上九点的宵禁令，你很难和黑人保持一种正常的关系，而且他们生活在赤贫之中，而你则不是。 　　问：在《格兰塔》杂志上的那篇回忆录中有你儿时的形象，拖着枪到处乱转，打猎什么的…… 　　莱辛：嗯，那个时候那里有很多猎物。但是现在却很少了，一个原因就是白人都把它们猎杀光了。 　　问：在这些早期的日子里你有成为一个作家的渴望么？你提到过经常把你的写作藏起来不让妈妈发现，因为她总是对那大惊小怪的。 　　 莱辛：我妈妈是个受了很多挫折的人。她多才多艺，这些能力大部分传给了我和我的弟弟。她一直希望我们有所成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希望我成为一个音乐家，因为她本人曾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家。我对音乐没有什么天分。但是那个时候的所有人都要上音乐课。她总是强迫我们。当然，一定程度上，这是很好的，因为小孩子需要一些强迫的。但是她希望我们学会任何当时流行的东西。所以（作为孩子）要进行自我保护。不过，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应该找出一种能够拥有自己作品的方式。 　　问：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在很早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个作家。 　　莱辛：相对于其他的可能而言，我的确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医生。我也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农场主等等。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是因为生活中的挫折。就像许多其他的作家一样。 　　问：人们是否会觉得被欺骗了呢？因为你不是总在某一个营地上耕耘：你尝试了太多的小说模式了。我想到了那些“科幻小说”迷们，他们非常的小心眼，排斥那些不固守在“科幻小说”这个小圈子里的作者。 　　莱辛：嗯，这是有点狭隘，的确是有点。事实上，那些自认为是这个团体代表的人希望这种封闭的情况能够有所改善。我曾经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在布赖顿举行的世界科幻小说大会。他们也邀请了两位苏联的科幻小说作者。以前总是有很多麻烦，现在他们希望公开性的政策使作家能亲自来参加。事实上，在写作这些晚近的书时，科幻小说之类的想法一直没有在我的头脑里驻足。直到有人把我的小说当作科幻小说来评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涉足了这个神秘的领域。确定无疑地，我事实上并不是写真正的科幻小说。我刚读了一个搞网络杂志的小伙斯塔尼斯拉夫·莱姆写的一本书。现在这本小说已经成了科幻小说中真正的经典之作……充满了科学的思想。当然，有一半的内容对我来说是浪费，因为我根本不懂它们的意思。但是它们的确奇妙，这一点我是确信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年轻人——有些已经不是特别年轻了。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读现实主义的作品。”于是我说：“上帝！但是看看你们为此失去了什么！这是一种偏见。”但是他们并不想知道。我也经常遇到一些中年朋友，他们说：“对不起，我读不懂你的非现实主义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遗憾，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去做这次会议的嘉宾的原因：它真实地展示了一种分裂。 　　问：我最喜欢《什卡斯塔》的原因，是它把科幻小说中所有的隐藏起来的或压抑下去的关于精神的话题都拉了出来，并且把它们放在醒目的位置。 　　莱辛：我在创作它们的时候完全没有把它当成是科幻小说，完全没有。我不知道，那真的不能算是一本书的开头，像“1883，汤姆斯科，下午三点整……”这样的开头是完全不合常规的，但这种是我第二喜欢的开头方式。 　　问：你为苏非故事和散文写了很多介绍性的文章，你对苏非派有多大的兴趣，或者受到了它多少影响呢？ 　　莱辛：嗯，你知道，我讨厌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虽然你说得好听，但是你所说的却是陈词滥调。我真的想说的是：我想寻找一些这类的理论来指导自己。所有人都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老师。我一直在四处寻找，但是没有一个能令我满意，因为他们都只是这个或者那个方面的导师。后来我就听说了这个人，也即沙哈（Shah），他是一个苏非派教徒，他真的令我印象深刻。因此从60年代早期我就开始写这些东西。很难对这些作一个总结，因为它们都是你的体验。我想强调的是，很多人到处宣扬“我是个苏非教徒”，可能是因为他们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然后觉得苏非教非常吸引人。这样的做法和任何真正的苏非教徒的言行都是悖逆的。一些伟大的苏非教徒会说：“我从来不会说自己是一个苏非，因为这个名字太大了。”但是我时常收到这样的信：“你好，多丽丝，我听说你也是一个苏菲教徒！”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倾向于不理他们。 　　问：我想人们是想把你当成一个导师，政治上的或是哲学上的。 　　莱辛：我想人们一直在寻找导师。成为导师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那很可怕。我有一次在这里——纽约，看到一些奇妙的事情。那应该是在70年代的早期，那个导师的时代。有一个人总是穿着一件金黄色的袍子坐在中心公园（Central Park）里。他从来不张嘴说话，只是呆坐着。他在午餐的时间出现。显然他看起来像一个圣者，从四面八方来的人也恭恭敬敬地静坐在他身边。这样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最后他感到厌烦了，所以就离开了。是的，（做导师）就是这么容易。 　　问：让我再来问您一个这一类的问题。你是否觉得“再生”是个可行的概念？ 　　莱辛：嗯，我觉得这是个很吸引人的概念。我自己对此并不相信。我更倾向于认为我们在自己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对这个王国进行了一次浅尝辄止的探索。 　　问：也就是说这个星球只是一个孤独的驿站？ 　　莱辛：我们并没有被鼓励花费很多的时间去冥思苦想——我说的是跟沙哈学习的人。因为还有更紧迫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做。当然，对这些事情的冥想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我甚至希望写一些与此有关的书。但是就目前我的情况来看，在《什卡斯塔》里，再生的素材只是一个隐喻，或者是一个文学观点，虽然我知道有些人把这本书当成了某种教科书。 　　问：预言类的书？ 　　莱辛：这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我们那些伟大的宗教里都有着相呼应的观点。在《什卡斯塔》的前言里我曾写道，如果你读过《旧约》、《新约》、《新约外传》和《古兰经》，你会发现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些宗教中有些相似的观点，其中一点就是关于最后的大战或者天启或者其他什么的。所以我就想来发展这个观点。我把它称为“空间小说”，因为没有更合适的名字。 　　问：我有一种感觉：你是一个极度感性的小说家，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不作具体的计划什么的，而是一点点地感觉和发现。是这样么，或者不是？ 　　莱辛：嗯，我有个大概的计划，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这里就没有多余的空间，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有一两个古怪的家伙突然冒出来。在《好恐怖分子》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很清楚我下一步要写什么。哈罗德商场的爆炸是这个故事的起点。我想如果写一个无所事事的团伙参与爆炸行动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没有什么能耐，只有业余水平。我有一个中心人物，我知道一些和艾丽丝类似的人。她有母性般的爱心，为鲸鱼、海豹和环境问题而担心，但是却又在同时说着这样的话：“你不可能不打破鸡蛋而得到煎蛋。”她也还可能想着毫不犹豫地杀死一大群人。我想得越多，故事就越有意思。于是就有了她。我知道她那个男朋友，我脑子里有一个我所需要人物的粗线条的形象。我想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于是就产生了这对同性恋姊妹花。但是接下来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不在计划之中的角色，比如费伊。后来他也变成了这帮被毁掉的人之中的一员，这是非常令我惊奇的。那个小坏蛋菲利浦是这样产生的：当时我听说有一个非常脆弱的年轻人，21岁或22岁的样子，他失业了，但是总有人给他一些活做，当然，只是一些体力活，比如从卡车上搬大卷的纸。你也许会觉得他们是神经病！所以他就总是在最后三天里被骗而得不到钱。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问：真的么？ 　　莱辛：是的，从一定程度上讲，很可笑。我们总是谈论那些按照常理我们觉得应该会发生的事，而且所有的事都很有功效。事实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是一片混乱，我是说所有的一切！所以为什么要让这个（小说）例外呢？所以我不相信那些效率特别高的恐怖分子。 　　问：阴谋，等等？ 　　莱辛：还会继续这样地混乱和混沌下去。 　　问：你会同时编造几个故事么？ 　　 莱辛：不是的。我确实有的时候会把之前写的稿子收起来放到一边去，然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我喜欢做完一件事情再做另一件。 　　问：我可以想像你从头至尾地专注于一件事，而不是把一些事混起来做…… 　　莱辛：是的，我是这样。我从来不用别的方式做事。如果你断断续续地写，你就会损害文章形式上的连续性，而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一种内在的连续性。只有当你想重塑它们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问：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你在写作时会渗入到你使用的各种文体内部。比如说，《好恐怖分子》，甚至像《简·萨默斯日记》此类书中的现实主义视角要比你早期的现实主义更为超脱。 　　莱辛：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的缘故吧。我们的确会变得越来越超脱。我把每本书当成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框定了你的形式。并不像你所说的：“我想写一个科幻小说。”你是从另一端开始的，你想说的框定了你要选择的形式。 　　问：你是一直不间断地写作？还是会在写完一部作品之后稍作休息呢？ 　　莱辛：是的，我并不是一个劲儿地写，有时会有很长时间的间隔。但是你总是会有一些事情要做，你要写文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现在我就在写一些短篇小说。这很有意思，因为都很短。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的编辑鲍勃·高特里伯说，很少有人寄给他短篇小说，但是他发现它们很有意思。我想：“哦，上帝，我已经有年头儿没写短篇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些一千五百字左右的小故事，这其实是很好的训练。我很喜欢这样。我已经写了不少。我想我会把它们命名为“伦敦写生”，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伦敦的。 　　问：所以它们不是寓言式的，也不是异国情调的？ 　　莱辛：是的，完全不是。它们是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作品。我经常去伦敦的大街小巷闲逛，对伦敦了解不少。所有的城市都是一个大的剧院，不是么？ 　　问：你的工作有规律么？ 　　莱辛：这并不重要，因为这只是习惯的问题。我带孩子的时候学会了如何在非常短的时间来集中做很多工作，捕捉灵感。如果给我一个周末或者一周的时间，我可以完成的工作你难以置信。现在这已经成了我根深蒂固的习惯。其实如果我写得慢一点，我可以写得更好一点。但是习惯是不好改变的。我注意到有很多女性作家是这样做的，而格雷厄姆·格林每天只写两百字。人家是这样对我说的。事实上，我觉得我自己在文思喷涌的状态下写得更好。你开始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点生涩，但是当你抓住了某个点，一切突然豁然开朗。每当这时，我觉得自己写得很好。坐在那儿，为了一个单独的短语而绞尽脑汁，我反而写不好。 　　问：你最近都读哪些书呢？你看当代小说么？ 　　莱辛：我读得很多。感谢上帝，我读得很快，否则我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么多的作品。作家们会从他们的出版社得到非常多的书。我每周会从出版商那里得到八九本，甚至十本书。这其实是一个负担，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尽职尽守的人。只看前面一两章就能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了。如果我喜欢，我就继续往下读。这不公平，因为也许你当时心情坏极了，或者一直想着自己的工作。但对于那些我一直敬仰的作家们，他们最新的作品我是一定会读的。而且，当然还有很多别人推荐的书，所以我一直在读。 　　问：你能跟我们再多谈一点你是怎样让《简·萨默斯日记》愚弄了评论家的吗？我觉得你用假名作为两本长篇小说的签名的做法很有雅量，你让世人们了解了年轻小说家们的遭遇。 　　莱辛：首先要说的是原先并没有打算要写两部的！原打算只写一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写好了第一部，然后告诉我的经纪人说，我想把这当作是一位伦敦女记者写的第一本书来卖。我想找一个和我类似的身份，不能太不一样。我的经纪人了解了我的意思，便把书发给了出版社。我的两个英国出版商都拒绝了。我看了看阅读报告，内容非常傲慢。真的是很傲慢！第三位出版商迈克·约瑟夫出版社（我的第一本书的出版商）当时的经理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她叫菲丽帕·哈里森，她看了我的书后对我的经纪人说：“这让我想起了早期的多丽丝·莱辛。”我们当时有点惊惶失措了，因为我们不想她到处这么说！于是我们请她一起吃午饭，我对她说：“这就是我的，你相信吗？”刚开始她还挺失落的样子，但接着她真的变得很喜欢那本书了。当时在美国诺普夫(Knopf)出版社任我的编辑的鲍勃·高特里伯也猜到了这是我写的。这样就有三个人知道了。然后法国的出版商打电话过来说：“我刚买了本一位英国作家写的书，但是我想你是不是对她进行了指导！”于是我又告诉了他。这样总共就四五个人知道。我们都希望书面世时，每个人都在猜想谁是作者。在正式出版前研究我作品的专家们每人都收到了一本这样的书，但没有一个人猜出那是我写的。所有的作家都很讨厌被这些专家给框住——成了他们的财产。所以，结果非常棒！这是天下最好的事了！欧洲的四位购买此书的出版商都不知道这本书是我写的，这也非常好。然后书出版了，我像第一次发表小说时一样受到了评论家们的评论，但都只是些小报的，主要是女记者们写的，她们觉得我和她们是一样的。然后《简·萨默斯日记》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大都是非文学界的，而且一般是由于照顾老人而要发疯的人。还有很多社会工作者们写来的信，有的同意书中的观点，有的不同意，但都非常高兴我写了这本书。于是我就想，好的，我应该再写一本。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对简·萨默斯很着迷了。当你用第一人称写作时，我不能离那个人的本真生活太远。简·萨默斯是一位中产阶级，英国人，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比英国中产阶级更狭隘的事了。她没有上过大学。她很早就开始工作了，而且直接就进了办公室。她的生活就是在办公室的。她的婚姻形同虚设。她没有孩子。她不怎么喜欢出国。当她和丈夫一起去国外，或出公差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总是最高兴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得砍掉所有涌到笔端的其他各种东西。删！删！她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女性。她的是非观也是很清晰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目了然。 　　问：她的穿着呢？ 　　莱辛：随便什么都可以！我有一位朋友非常在意自己的穿着。她为了让自己在穿着上完美而绞尽脑汁，苦不堪言，我可不想让我的人物受那样的罪！简·萨默斯是各种各样的人的集合。另一个这样的人是我母亲。我想她要是现在很年轻，而且也在伦敦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第三个这样的人经常说：“我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我非常喜欢我的父母。我喜欢我的弟弟。我们有很多钱。我喜欢上学。我很早就结婚了，我非常喜欢我的丈夫。”——她会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下去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她的丈夫去世了。然后她从一位很可爱的女孩宝贝变成了一个人。我把这些人都集中成一个人物。以第一人称写一个和你很不一样的人物时，你会有很惊奇的发现的。 　　问：你最初写《简·萨默斯日记》时只是想看看文学界的反应，是吗？ 　　莱辛：是的。我对文学界这架机器已经了解了很多年了。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不是要看出版商的反应，也不是要看评论家和批评家们的反应，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将要发生在这本书上的所有的事！就在来这边之前我还接受了加拿大电视的采访。他们问我：“你觉得将会发生什么呢？”我回答说：“英国的评论家们会说这本书不怎么样。”他们真那么说了！我看到了那些酸不拉唧的、令人讨厌的小评论。而与此同时，这本书在其他国家颇受好评。 　　问：你在《什卡斯塔》的序言里写道，现在这个时代图书触手可及，但人们却看不到这种优势。你是否觉得我们正在远离书本文化呢？你觉得这一形势有多严峻呢？ 　　 莱辛：嗯，不要忘了，我记得二战的时候，那时市面上只有很少的几本书，纸张也很紧张。对于我来说走进一家商店或拿着一张列表看看上面有没有我要的东西，或是任何其他东西，这都是像奇迹一样的不可能发生的事。在艰辛的年代，谁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享受到那样的奢侈呢？ 　　问：除了讲述一则好故事外，你在提出这些预言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责任感在里面呢？ 　　莱辛：我知道人们经常会说：“我更多的是把你当作一名预言家。”但是我所说的那些话在像《新科学家》这样的杂志上都出现过了。没有什么是没有说过的！所以我为什么被称作预言家，而他们却没有呢？ 　　问：你写得要比他们好。 　　莱辛：呵呵，我正打算说我以更为有趣的方式把它们说了出来。我也确实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在预言事件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些想法，其实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我觉得一位作家的工作就是要提出问题。我非常乐意看到某位读者看了我的某本书之后他们会仿佛经历了一场——我不知道是啥——文学上的甘霖。他们会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作家的职责。这也正是我们的功用所在。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考虑世界是怎样运行、为什么这样运行等问题上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更加的敏感。 　　问：你在60年代的时候有没有尝试过像迷幻剂这样的东西呢？ 　　莱辛：我倒是吃过一次酶斯卡灵 　　一种致幻剂。 　　。我很高兴我尝过了，但没有再吃过。当时的情形非常糟糕。给我搞到酶斯卡灵的那两个人有点负责过头了！他们从头到尾都坐在那里，也就是说我只发现了自己性格中“女主人”的一面，因为我从头到尾就在不停地做一件事：就是向他们展示自己的那种经历！部分的原因是我在保护着自己真正的感受。他们本应该做的是让我一个人呆着。我想他们可能是担心我会从窗户上跳下去。我可不是那样的人！然后我就不停地哭。这一点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倒是因此而觉得很沮丧，这反过来让我觉得很烦。所以整件事原本可以有更好一点的结果的。我不会再做一次的。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有很不好的反应。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也吃了酶斯卡灵，然后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噩梦一样，而且这场噩梦持续出现了好几个月——人们的头脑仿佛从肩膀上滚落下来。太恐怖了！我可不想那样。 　　问：你是不是经常要外出旅行呢？ 　　莱辛：太多了；我是说我都不想出去了。 　　问：主要是公事吗？ 　　莱辛：就是商务活动，你知道的，推销新书之类的。人们觉得作家就是要卖书的！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发展！我跟你说说我今年都去了些什么地方吧，都是为我的出版商去的。我去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当然这些都是很舒服的地方。然后我去了巴西，在那里我发现——我之前不知道此事——我的书在那里卖得不错。尤其是空间小说。他们对那个非常着迷。然后我去了旧金山市。他们说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不妨去……”——那句话“你不妨去”——“沿着海岸到波特兰遛一下。”你去过那儿吗？ 　　问：没有，从来没有。 　　莱辛：你可真得去一次！在旧金山，他们都是享乐主义者、愤世嫉俗的人，很和善可亲，非常随和，而且穿着体面，当然也很随意。半小时的飞行后你就到了一个非常正式拘谨的城市，没有一点休闲随意的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它们就在同一条海岸线上。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度。然后我就第二次去了芬兰。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书店！非常棒的书店！他们说那是因为这里的夜晚特别的长！现在我又到了这里。接下来我要去布莱顿，去参加那个科幻小说大会。之后我在意大利赢得了一个叫蒙德罗奖（Mondello Prize），将在西西里颁发。我问“为什么在西西里呢？”他们面无表情地回答说：“你知道的，西西里因为黑手党所以城市形象不好……”于是我要去西西里，然后整个冬天我都要工作。 　　问：我听说你在和菲利普·格拉斯合作写一部“空间歌剧”。 　　莱辛：书的遭遇实在让我太吃惊了！谁会想到《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会改编成歌剧呢？我是说这很让人吃惊！ 　　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莱辛：呃，菲利普·格拉斯写信给我说他想写一部歌剧，于是我们就碰头了。 　　问：你以前听过他的音乐吗？ 　　莱辛：没有！他寄了一些他的音乐作品过来。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让自己习惯它们。我的耳朵总是在期盼什么其他事情发生。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然后我们碰头讨论了一下，结果很顺利，这也很让人吃惊，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什么交流上的问题。他说那本书吸引了他，我觉得他说对了，因为那本书确实和他的音乐很配。我们见面了，一般是短期的，一天在这里，一天在那里，决定好了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负责写歌词。 　　问：你以前写过类似的东西吗？ 　　莱辛：没有，从来没有写过和音乐相关的东西。 　　问：你在写的时候有音乐参考吗？ 　　莱辛：没有，我们从歌词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写了六个版本了，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和他所做的不太一样。一旦某些地方定下来了，他就谱写那部分的曲子，然后会说这里还少六行或那里还缺三行什么的。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问：你能再谈谈你的下一个计划吗？ 　　莱辛：好的，我的下一部书是一本很小的书。一部扩展了的短篇小说。说句笑话，在英国短篇小说非常受欢迎。但在美国倒不是那么红火。美国人喜欢大书。那样的书才觉得物有所值。小说讲的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家庭里出生了一个小精灵。这是现实主义的。我的灵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这位名叫劳伦·埃斯利（Loren Eiseley）的非常棒的作家。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记不得是关于什么的了——文中说他在晨曦中的海边散步，在一条乡村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姑娘，他说是一位尼安德特（Neanderthal）姑娘：一个农村女孩在一条乡村的路上，没有什么可问的，只注意到她身材短小，头脑笨拙。那篇文章很感人也很忧伤。我一直想着它，我问道：“如果是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不是克罗马努人（CroMagnons），为什么不是侏儒或小精灵呢，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在讨论这些人？”还有一个来源是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最为忧伤的文章，是一位女人投稿的，同时还附了封信说：“我只是想把这些写下来，不然的话我就会疯掉了。”她曾有三个孩子。她最后一个孩子，现在七八岁的样子，是一个天生的魔鬼。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这个孩子除了憎恨周围的每一个人外什么也没有做。她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正常的事，从来没有笑过或高兴过。她毁了这个家，他们没法忍受她。母亲说：“我晚上走进她的房间看着这个孩子睡觉的样子。我只有在她睡的时候才亲吻她，因为她醒的时候不敢那样做。”所有的这些都编进了小说中。关于这个小精灵的主要一点是，他自己是完全可以生存下去的。他是一个正常的小精灵。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和他相处。 　　问：那个空间系列还有下文吗？ 　　莱辛：有的。我没有忘记它。如果你读了最后一本，即《多愁善感的特务们》——这是一本讽刺小说，而不是科幻小说——你就会发现其结尾暗示了下一本书 　　这本书是以一句写了一半的话来结尾的。 　　。在下一本书里，我把这个过于幼稚的特务送到了……我的那个坏行星叫什么来着？ 　　问：莎玛特（Shammat）? 　　莱辛：是的，送到了莎玛特上，为的是改良所有的一切。写莎玛特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我不想把它写得太像地球！那样的话就太简单了！我想好了情节，但是我需要找一个基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问：你有没有为公众读过你的作品？ 　　 莱辛：没怎么读过。我只是在被要求的情况下才会读的。他们在芬兰没有让我那么做。我想不起来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了。对了，是去年在德国，天哪！那次旅行实在是太糟糕了。那是在德国的一个学术机构里。我对他们说：“我将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先读故事，然后回答问题。”他们说，就是学院派的人经常说的：“哦，你可不能指望我们的学生问你什么问题的。”我说：“你们就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知道怎么做。”不管怎么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德国是颇为典型的。我们四点就见面，等着讨论晚上八点才发生的事。他们不能容忍任何模棱两可的事或混乱发生——不行！不能容忍的。我说：“你们不用管那么多的。”礼堂非常的大，我用英语读了一篇小说，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非常好。我说：“我接下来回答问题。”然后四个该死的教授就开始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还相互讨论争辩，他们讨论的问题实在是太学术化、太无聊了，最后观众们开始起身离席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个学生，他四肢伸开躺在出口处——当时一位教授刚发表完自己的长篇大论——大声嚷道：“无聊，无聊，无聊，无聊，无聊，无聊。”于是我也不管教授们的感受了，我说：“我将回答观众们用英语提出的问题。”于是他们又都回来坐下了，接下来很顺利……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教授们非常生气。那就是德国。德国的学术界是最烂的。 　　问：最近你开始写一些非小说类的作品。 　　莱辛：我刚写完一本书，一本很短的书，是关于阿富汗情况的。我去参观了那里的贫民营。在那里男人经常去找报纸，而根据伊斯兰的教义男人不能和女人说话。所以我们把焦点投向了女人。这本书的名字叫《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The Wind Blows Away Our Words）。这是他们的一个士兵说的，他说：“我们大声呼喊向你们寻求帮助，但是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 　　问：你作为旁观者在那里逗留了很短的时间，（以这么少的经历）来写这么大的一本书，你是否觉得缺少权威性呢。 　　莱辛：那么记者在访问很短的时间之后是否考虑过他们所带来的信息的权威性呢？我的旅途很短，但是相对于很多记者，我在去那里之前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几年的研究，所以我了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我在书里讲得很清楚）。我还认识一些懂波斯语的人。而这最后一点是很多记者所不具备的条件。 　　问：一些美国的记者把你在这本书中的报道方式当成了靶子来批评，他们认为你的这次阿富汗之行是在一个亲阿富汗的组织赞助下完成的。你对此作何回应？ 　　莱辛：这是左翼批评的沆瀣一气，你不能指望这帮人有什么严肃的言论。因为我在书中写得很清楚，我们的旅行不是任何一个政治机构组织的。我参加了一个叫作“拯救阿富汗”的组织，它是由我的一些朋友建立起来的，我帮助一些人去访问巴基斯坦，但不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我是自费去的，我的同伴们也不例外。这个组织和阿富汗人有紧密的联系，包括流亡在外的和在国内作斗争的，还有在伦敦作顾问的等等。他们是我的私人朋友，而不是“政治性”的。目前为止：“拯救阿富汗”没有在管理上花一个便士，所有的集资工作，无论是在这里的还是在巴基斯坦的，都是自愿完成的。明白说吧：“除了阿富汗人，没有人从‘拯救阿富汗’组织里得到什么东西。” 　　问：在《简·萨默斯日记》中你经常用像“如果年轻人知道／如果年纪大的人可以……”这样的话。你是否还有些其他的愿望，或者你可以给出什么建议之类的吗？ 　　莱辛：我没有什么建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一定不相信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一切都只是陈词滥调，所有的话都被人说过了，但你就是不相信你正在变老。人们也不知道他们衰老的速度是多么的快。时间真的过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