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道路--苇岸自述

苇岸，中国自然文学写作的代表作家，1960年1月7日生，1999年5月19日逝，只活了39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苇岸和他的朋友海子，是昌平的文化地标。两个人都早逝，两个人也都寂寞。不同的是，海子在是在喧嚣中寂寞，苇岸则是在寂寞中寂寞，因为他的写作，至少领先了他的时代20年。 一个人的道路 ——我的自述 我于一九六○年一月七日，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据祖父讲，我们祖先是最早来这里定居的人家之一。 这座村庄，位于我所称的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环形远山，即壮美的燕山山脉外缘。每天日落时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顶上，看看太阳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我曾认定，太阳落山后，是从山外绕回到东方去的。而我那时的山外，就是外国。 这个大平原的开端，给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与所有乡村的孩子一样，它们是由贫匮、欢乐、幻想、游戏、故事、冒险、恐惧、憧憬、农事等等构成的。我时常缅想它们，但我还从未将它们写进我的散文。当我看到华兹华斯“童年是男性人的父亲"的说法时，我对他的这句话感触很深。 那时村子东西都有河。村里的井也很多，一到夏天，有的只用一根扁担就能把水打上来。每年，麻雀都选择井壁的缝隙，做窝生育。雏雀成长中，总有失足掉入井里的。此时如果挑着水桶的大人出现，这个不幸的小生灵便还有获救的可能。 我从小就非常心软，甚至有些极端。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我的这种心地，与血缘有关。至今我仍认为，我的四姑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最善良的人。这个根本，使我后来对非暴力主义一见倾心。我的散文《四姑》和《上帝之子》，实际从血缘与信念两个方面，间接讲了我自己。 我的乡村童年和少年时代，读物是匮乏的，我现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时读过什么书了。关于文化，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电影《马兰花》和《人参娃娃》。在故事方面，先是叔祖母的民间故事，后是四姑的古典小说。在文学上，四姑是我的启蒙者。而我的祖父，一个秉性鲜明、极重尊严、与所有家庭成员都保持距离的人，给了我另一种精神：从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过八十的老人突然瘫痪，他从未间断每晚睡前的日记。 我对使用文字，很早就有兴趣。中学时，我曾尝试写过小说，一个乡村少年的故事：顽皮，但好心；为了老师午休，试图赶走树上所有的蝉……我这篇惟一的小说，并未写完。我还模仿写了一些动物寓言，它们其实说明了我那时即开始的“文以载道”倾向。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使我稍后得以走进大学的校门。带着喜悦、骄傲和未知，我从乡村中学来到了都市的大学校园。这是一个新的天地，她对我的最大意义，不是课堂，而是视野、志同道合的友谊和图书馆的书籍。“朦胧诗”——一种新鲜的、具有本义色彩的诗歌——在校园的传播，使我的文学热情有了定位。我开始读诗，抄诗，尝试写诗，崇敬诗人，与诗人交往。长久以来，在我的意识里，诗人与诗歌不分。即使是今天，如果我为诗人或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 我的诗歌时期，对我的散文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一种根本的诗人特有的纯粹精神，恰如布罗茨基所讲，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的确，“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对我来说，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 我的第一篇散文《去看白桦林》，写于一九八八年初。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此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令我满意的工作：与社会可以保持必要的距离，夜晚授课、而将上午——每日官能最清澈的时刻——献给阅读和写作。我的每年暑假的自费旅行，也已进行。到一九九○年，我已走了黄河以北几乎全部省区。 我喜爱的、对我影响较大的、确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写作面貌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有：梭罗、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安徒生、雅姆、布莱克、黑塞、普里什文、谢尔古年科夫等。这里我想惭愧地说，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一个推崇李敖、夸耀曾拧下过一只麻雀脑袋的人，曾多次向我推荐《厚黑学》，但我从未读过一页。而伟大的《红楼梦》，今天对我依然陌生。不是缺少时间，而是缺少动力和心情。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海子曾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我的笔名“苇岸”，最初来自北岛的诗《岸》，也有另外的因素。我不仅因“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这样的诗句，感到血液激涌；更有一种强烈的与猥琐、苟且、污泥的快乐、瓦全的幸福对立的本能。我这样讲，并非意味我在我的生命衍进中，从未做过使自己愧怍的事情。对于它们，如毛姆在《七十述怀》里写的那样，我希望我说：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 “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但我更喜欢梵·高这句话。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 当然我知道，事情远非这么理想和浪漫。但我愿意像古罗马的那位皇帝马可·奥勒留那样，每天早晨对自己说：今天我要见到一个我主动问候他，他却视我别有企图的人；一个除了自己的利益圈子，对一切都冷漠无情的人；一个把比他人生活得优渥，看作人生最大幸福的人；一个将“无度不丈夫”，当作“无毒不丈夫”奉行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无知。 再过两个月，就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了。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时候，我能够借用夸齐莫多的诗歌说：“爱，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类拔萃。” 一九九四年十月 放蜂人 by苇岸 放蜂人是大地上寻找花朵的人，季节是他的向导。 一年一度，大地复兴的时候，放蜂人开始从他的营地起程，带着楸木蜂箱和帐篷。一路上，他对此行满怀信心。他已勘察了他的放蜂线路，了解了那里的蜜源、水源、地形和气候状况。他对那里蜜源植物的种类、数量、花期及泌蜜规律，已了如指掌。他将避开大路，在一座林边或丘旁摆下蜂箱，巢门向南。他的帐篷落在蜂场北面。 第一束阳光，满载谷粒的色泽和婴儿的清新，照到蜂场上。大地生气勃勃，到处闪亮。蜂群已经出巢，它们上下飞舞，等待着侦察者带回蜜源的消息。放蜂人站在帐前，注视着它们。他刚刚巡视了蜂场，他为蜂群早晨的活力，感到兴奋。他看蜜蜂，如同看自己的儿女，他对它们，比对自己的身世还要熟悉。假若你偶然路过这个世界一隅，只要你表情虔诚，上前开口询问，他会热心给你讲蜜蜂的各种事情。 放蜂人在自然的核心，他与自然一体的宁静神情，表明他便是自然的一部分。每天，他与光明一起开始工作，与大地一同沐浴阳光或风雨。他懂得自然的神秘语言，他用心同他周围的芸芸生命交谈。他仿佛一位来自历史的使者，把人类应有的友善面目，带进自然。他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最古老的一种关系。只是如他恐惧的那样，这种关系，在今天的人类手里，正渐渐逝去。 放蜂人或许不识文字，但他像学者熟悉思想和书册那样，熟悉自然，熟悉它的植物和大地。他能看出大地的脉络，能品土壤的性质；他识别各种鸟鸣和兽迹，了解每样植物的花事与吐蜜的秘密。他知道枣树生长在冲积土上，荞麦生长在沙壤上，比生长在其他土壤上流蜜量大；山区的椴树蜜多，平原的椴树蜜少；北方的柳树流蜜，南方的柳树不流蜜。他带着他的蜂群，奔走于莽莽大地。南方的紫云英花期一终，他又匆匆赶到北方，那里，荆棵的蓝色花序正在开放。他常常适时溯纬度而上，以利用纬度之差，不失时机地采集生长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植物的花蜜。 “蜜蜂能改变人性”。这是放蜂人讲的一句富于文化色彩的话。如果你在蜂场呆上一天，如果你像放蜂人那样了解蜜蜂，你会相信他的这个说法。 我把放蜂人讲的关于蜜蜂(主要指工蜂)的一生，记在这里：一日龄，护脾保温；三日龄后，始做清理巢房，泌蜡造脾，调制花粉，分泌王浆，饲喂幼虫、蜂王和雄蜂等内勤工作；十五日龄后，飞出巢外，担负采集花蜜、花粉、蜂胶及水等外勤重任；三十日龄后，渐为老蜂，改做侦察蜜源或防御敌害的事情。当生命耗尽，死亡来临，它们便悄然辞别蜂场，不明去向。 这便是蜜蜂短暂的一生，辛劳不息，生命与劳作具有同一涵义。放蜂人告诉我，在花丛流蜜季节，忘我的采集，常使蜜蜂三个月的寿命，降至一个月左右。它们每次出场，要采成百上千朵花的蜜，才能装满它们那小小的蜜囊。若是归途迷路，即使最终饿死，它们自己也不取用。它们是我们可钦可敬的邻居，与我们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它们体现的勤劳和忘我，是支撑我们的世界幸福与和睦的骨骼。它们就在我们身边，似一种光辉，时时照耀、感动和影响着我们，也使我们经常想到自己的普通劳动者和舍生忘死的英雄。 放蜂人是世界上幸福的人，他每天与造物中最可爱的生灵在一起，一生居住在花丛附近。放蜂人也是世界上孤单的人，他带着他的蜂群，远离人寰，把自然瑰美的精华，源源输送给人间。他滞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本稿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