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今解8条

一、 “公羊学”的名称由来？ 当我们听说有“公羊学”以后，可能下意识里会想既然有“公羊学”那么是否也有“母羊学”。这个笑话也是当下经学荒废的真实反映。 根据明朝廖用贤《尚友录》的记载，鲁国公族公孙羊孺的后裔子孙中，有一支以“公孙羊孺”中的“公、羊”二字作为家族的姓氏。公羊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420位，即“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中的公羊姓，公羊姓的郡望是“顿丘郡”，即今天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一带，后世公羊宗祠通用联“祀崇异代,传诂圣经”，这个“圣经”就是指《春秋经》。在汉景帝时有一个学者叫胡毋子都，他的师父就是公羊家族中的一员，姓公羊名寿。胡毋子都把公羊寿口传给他的一套关于《春秋经》的解释文字写在了竹帛上，因为这套解释性文字是公羊氏家族传下来的，所以胡毋子都尊称为“春秋公羊传”（或简称公羊传）,即公羊家族传下来的关于春秋的解释，今天“公羊学”中的“公羊”也是这个意思。 东汉末年，樊城何休又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写了一本《春秋公羊解诂》，在写解诂的时候在《春秋经》开始的“元年春王正月”前写了“何休学”三个字，“何休学”用现在话说就是“学习《春秋经》、《公羊传》的学生何休”的意思，今天“公羊学”中的“学”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今天学习《春秋公羊传》的人来说，自称学习“公羊学”并不代表我们认为自己学习的是“儒学”之外的东西。我们依然坚信“公羊学”是“春秋学”的正宗，“春秋”则是“五经之管钥”，儒学的本来面目。自称学习“公羊学”一是尊重公羊先师的传经之功，此外还是一份自信。这份自信是学习“公羊学”的人应当具有的，因为新的经学时代依然需要公羊学者前仆后继的去开拓。 二、“公羊学”源于何人？ “公羊学”源于夫子。夫子将《春秋经》授于子夏等弟子，子夏授公羊高，公羊高师徒父子口耳相传至汉朝的公羊寿，公羊寿与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其后学习公羊学的有“董仲舒”、“公孙弘”“何休””徐彦”等。 夫子的弟子有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而最出类拔萃并受到夫子明文肯定的有十个，我们一般说“十哲”。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门十哲中以“文学”著称的子夏姓卜名商，卫国人，比夫子小44岁。一般认为是夫子在周游列国时收的弟子，其后夫子在鲁哀公十一年自卫返鲁时，子夏跟随夫子到了鲁国，当时子夏23岁。夫子于鲁哀公十二年告老开始整理典籍，在此期间子夏始终在夫子身边辅助夫子删定经典，没有出仕。东汉徐防在上疏中云:“臣闻《诗》《书》《礼》《乐》,定于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可见子夏对儒学经典的巨大贡献。 子夏虽然对《诗》《书》《礼》《乐》都有发明，但是对于《春秋经》，却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按《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可见《春秋经》乃是出自夫子圣心，虽才智如子夏却依然犹如子贡所谓“仰之弥高”的慨叹。 子夏虽然不能对夫子手定的《春秋经》进行再修正，但是子夏一定和夫子请教过大部分春秋条目笔削的原因，子夏缘经起问，夫子随口作答，这个最初的问答就是公羊学中视为珍宝的“春秋口传”。 三、春秋微言大义为什么要口传？ 在东汉蔡伦造纸之前，经济可靠的书籍载体为竹简，竹简本身的材质决定了大规模书籍的制作、存储、运输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在夫子以前，大规模竹简的保存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根据内容可以分为6大类，即诗类、书类、礼类、易类、乐类、史类。夫子晚年对这6大类进行了整理、删定，儒学后辈尊夫子删定后的竹简为《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经》，以便于和以前旧有的官方的竹简相区分。 儒学中的“六经”乃夫子亲自删定，于夫子离世前全部完成。以夫子团体的能力，也只能保证夫子亲定的“六经”最终以竹简的形式流传。而夫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除《论语》、《孔子家语》外并没有一一刻为竹简，而是继续在夫子的再传及三传弟子之间口头流传。因此若从夫子弟子的角度来说，“六经”皆有口传。但是由于《春秋经》是夫子晚年寄予了自己理想的一部著作，因此《春秋经》的口传，就成为“六经”口传中最重要的部分。 夫子于鲁哀公十六年离世，当时有子39岁，子夏28岁，子游27岁，曾子26岁，子张24岁。三年丧毕，子夏、子游，子张推选有子继承夫子，并希望曾子能和他们三个一样以有子为师。虽然有子也是孔门高徒，并且在年龄上也比其它4人大11～15岁，但是显然有子的才智还不足以让其他诸子心服，儒学的分化也就无法避免。儒学分化后，子夏到了晋国的西河授徒讲学，开创了“西河学派”。子夏设帐授徒之时曾把夫子手定的《春秋经》传授给弟子，《春秋经》是著于竹简的，但是《春秋经》的解释“春秋口传”依然是以问答的方式口传给了弟子，并没有刻为实体竹简。由于弟子个人资质不同、问答也不同，理解也有不同，这些弟子中就有公羊高、谷梁赤。 子夏的弟子公羊高将自己所听闻的“春秋口传”传于弟子及子孙，这就是后世“公羊传”雏形。从公羊高到公羊寿的具体传承过程虽然有五世相传的说法，但从时间上推算，这个传承谱系并不全面。在著于竹帛的《公羊传》传文中引用了“子公羊子、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鲁子、高子”的解经语，可见《公羊传》在口传期间，其义也是成于众人之口。这些传义的人，公羊学者统称之为“公羊先师”，这些人有可能是子夏的弟子，也可能有公羊高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更为详细的人员构成已经不可考。 在秦统一六国以前，记载《春秋经》的竹简在列国贤达那里还是有传承的，就目前存世的资料而论，“孟子、荀子、韩非子”都对《春秋经》有所研究。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在公羊家族前期的传授中，《春秋经》经文竹简是存在的。秦统一六国后颁布了“挟书令”，要求民间把私藏的《诗》《书》和百家书籍全部上交，有敢私藏的诛族。这个时期以后公羊家族的《春秋经》竹简可能就不存在了，《春秋经》的传承也只能靠单一的口传了。 因此，春秋微言大义之所以要口传，在夫子－子夏－公羊高那里是因为，夫子的学术团体、子夏的学术团体只能保证五经正文如《春秋经》以竹简的形式保存下去，而解释《春秋经》的一些问答没有能力一一著于竹简。秦统一六国以后，《春秋经》虽然在民间不存在了，但是《春秋经》的解释却在公羊家族内部口传了下来，一直到公羊寿才著于竹帛，所以世界上存在“春秋口传”并不奇怪。 在公羊寿和胡毋子都将自己口传的关于《春秋经》的解释著于竹帛的时候，只是将部分“口传”著于竹帛，此外还有一些解释未形成文字，仍以师徒口传的方式进行传承。这一部分“公羊口传”未著于竹简的原因就不是经济上原因，而是因为天下形势已经变化，夫子作为圣人其社会理想超越时代又太远，《春秋经》所蕴含的义法，不能为汉朝当权者所接受，所以只能分开流传。 为什么《春秋经》所蕴含的义法不能为汉朝当权者所接受？这个问题，先留给大家思考，也许当你们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 在夫子看来，天下太平的基础是列国和平共处、国内君臣和睦、家中父子相亲，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显然与天下太平之道完全背驰。如何结束春秋这样的乱世？如何避免春秋这样的乱世再次发生？这是每一个读春秋历史的人所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同样，我们认为这也是夫子思考过的问题。 四、春秋乱世如何结束？ 如何结束春秋这样的乱世？如果从历史中寻找答案，那结束春秋乱世的方案就有两个，一个是周王朝的中兴，这个方案需要中兴之君与尊周王室的诸侯；另一个方案就是新王朝的兴起，这个方案需要新的受命之王与心仪王道的而归附新王的诸侯。公认的夏、商、周三朝的受命及中兴之君见下表： 受命之君 备注 夏 大禹 修身行道，接收舜禅让，践天子位 商 商汤 行王道，征讨不义之国，诸侯归顺，受天命践天子位 周 周文王 行王道，征讨不义之国，诸侯归顺，受天命 新王朝 ？（新）文王 行王道，征讨不义之国，诸侯归顺，受天命 中兴之君 备注 夏 少康 从太康失国到少康复国，间隔约60年 商 祖乙 出兵平服了鬼方、兰夷、班方等国，国运再度中兴 盘庚 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 武丁 征讨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 周 周宣王 北征猃狁（xiǎn yǔn），东征淮夷，南伐楚国，西征西戎 周？王 北征？，东征？，南伐？，西征？ 从周幽王失国（约公元前771年）到《春秋经》的第一年鲁隐公元年（约公元前722年）的时间间隔为49年，再加上《春秋经》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合计约291年。在这291年之间，既没有“中兴之君”也没有新的“受命之王”，公羊学家认为这才是这291年的战乱的根本原因，有而无益于治曰无，所以这291年是“无王的时代”。 之所以说是“无王的时代”，是因为当时天子、诸侯、大夫这些能左右天下大势的当权者心中均没有“王道”，他们既不渴望有一个“中兴之君”来复兴周朝，也不渴望有一个新的“受命之王”重新平治天下。只是围绕着个人、各家、各国的利益相互争斗不已，人与人斗，家与家斗，国与国斗。 夫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那么什么是“凤鸟至”，什么是“河图出”。“凤鸟”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传说凤鸟在舜和周的受命之王周文王时代都出现过，它的出现象征着新的“受命之王”将要出世。传说在上古伏羲氏时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而出，它的出现也象征着“受命之王”将要出世。也就是说当各国的诸侯、大夫在为了自己的家、国利益而奋争的时候，夫子为了天下人的利益，依然在渴望着一个能使天下重新归于王道太平世界的代周而兴的新的“受命之王”。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曰：“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疏]“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正义曰：此章言孔子伤时无明君也。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则时无圣人也。故叹曰：“吾已矣夫”，伤不得见也。○注“孔曰”至“是也”。○正义曰：云“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者，《礼器》云：“升中於天而凤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鸟兽则凤皇来。”天老曰：“凤象：麟前鹿後，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含鸡喙，五色备举。出於东方君子之国，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见则天下大安宁。”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 在秦以前，夏商周三代政体中的朝代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一直统治天下而无穷尽，比如《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认为自己的王朝可以一直统治下去的第一个朝代为秦朝，秦朝以法兴国灭天下诸侯，弃封建而行郡县，以为天下无诸侯则新的“受命之王”也就不会产生，民众也没有了选择，这样秦朝统治者就幻想可以一世、二世以致万世。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全然否定会出现一个“中兴之君”，但是如果从夫子所处的时代来考虑，从夫子一生的行迹来判断，夫子应该还是倾向于新的“受命之王”平治天下的。所以结束春秋乱世的方案，就是从现有诸侯中出现一位有德者，这位有德者能使天下诸侯诚心归顺，然后受天命践天子位，封周王室为公爵，平定天下四夷。 那么诸侯如何修行才能成为这位“有德者” 践天子位？ “ 有德者”践天子位后又如何平治天下？这些问题也是夫子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并且公羊学认为夫子在晚年所作的《春秋经》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正因为这样，公羊学者在读《春秋经》的时候，是带着问题读的，是以找寻到夫子给代周而兴的“新文王”制定的平治天下的“大规划”为目的的。 五、“新文王” 平治天下的“大规划” 虽然《礼记•大学》中提出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并又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套完整的理论。不过对于想 “受天命践天子位”的诸侯来说，单讲修身，就显得很单薄。自己的诸侯之位不是修身而得，天子位又如何能修身而得呢？ 区区一诸侯如何能升格为天子，经过历代公羊经师的努力，整理出了如下建议： 1）天地万物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这两种统称为“气”（今天的概念为物质）。 2）“气”的本源是“元”， “元”是“气”的初始状态。“气”好比是“泉流”，“元” 就是“泉”（元代表宇宙的本来面目）。 3)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都是有形的“气”，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经历春夏秋冬的变化，所以春夏秋冬的变化代表的就是天道。我们人类作为天地万物之一，也必须顺承天道才能生存。 4）诸侯作为人类中的领导者，必须引导人类顺承天道，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违反天道，人类就会有大的灾难。“王不上奉天文以立号，则道术无原，故先陈春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后陈春矣。” 5）因此，诸侯的修行，是从体悟“天道”、体悟“元”开始的。 “元为气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窥之不见，听之不闻。”宋氏云：“无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然则有形与无形，皆生乎元气而来，故言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能受天命践天子位的诸侯，领导着整个人类群体，所以他必须对“天道”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天地万物不能本照天地本源的“元”运行，那么天地也就不能化育万物。比如冬天过去后，春天不到，再来3个月的寒冬，那万物的化育肯定会出问题。 夫子所处的时代，农业是国家、天下的根本。如果各国农民都能按农时种植、耕作、收获农作物，天下就能无饥馁。《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说的就是诸侯或为政者对于天道的理解及顺承。普通的诸侯需要顺承天道，想成为天子的诸侯更应该在制定政令的时候注意顺承天道。这就是《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理解。 因为公羊学认为在《春秋经》中存在夫子给 “新文王”预备的平治天下的“大规划”，所以公羊学一开始的时间设定就是“新文王”受天命践天子位。在这样的理解下，通过鲁隐公、齐桓公、宋襄公等诸侯的行事，公羊学揭示的“新文王”平治天下的“大规划”、“大原则”如下： 1）“新文王”需要体悟“天道”体悟“元”，并依照天道重新制定能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符合王道原则的新政令。《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2）“新文王”需要制定“新正月”，并在“新正月”里践天子位，颁布符合王道原则的新政令。孔子方陈新王受命制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创始受命制正朔者，将来以为法。 3）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万物在“新文王”制定的“新正月”里受“新政令”的鼓舞，开始体味“王者归来”的喜悦。凡前代既终，后主更起，立其正朔之初，布象魏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系於正月而得其所， 4）天下诸侯看到“新政令”并详细考察后当废弃衰败的周王朝的旧政令，转而追随“新文王”，“新文王”也当对归附的诸侯进行褒奖。《春秋》王鲁，讬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去恶就善曰进。譬若隐公受命而王，诸侯有倡始先归之者，当进而封之，以率其后。不言先者，亦为所褒者法，明当积渐，深知圣德灼然之后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义。 5）“新文王”当征战四夷，平服楚国。 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心占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6）“新文王”以堂堂之阵正战平定天下，不以水厄人。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7）“新文王”重新分封天下诸侯。 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宋华元曷为与诸侯围宋彭城？为宋诛也。其为宋诛奈何？鱼石走之楚，楚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鱼石。鱼石之罪奈何？以入是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为系之宋？不与诸侯专封也。 8）“新文王”制定嫡长子继承制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8）“新文王”制定夏不田的狩猎制度 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六、对“新文王”和“王道世界”的渴望 对“王道世界”的渴望是《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存在的。只不过在实际论述中，《公羊传》侧重于对“新文王”的期待，侧重于对“新文王”如何平定天下的讨论。而《谷梁传》则侧重于对非“王道世界”的批判，侧重于展现对“王道世界”重现人间的信心。 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也。 上面两句，分别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最后一句，也是体现《公羊传》和《谷梁传》宗旨的地方。其疏文曰： 《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有国家者最所急务，是以贯通于百王而不灭绝矣，故孔子为后王作之。 其不言来，不外麟於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国也。雍曰：“中国者，盖礼义之乡，圣贤之宅，轨仪表於遐荒，道风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为暂有。鸾凤栖林，非为权来。虽时道丧，犹若不丧。虽麟一降，犹若其常。 公羊学和谷梁学都属于春秋学，都属于经学。而对于经学来说，个人的世界观很重要，那么当我们在现实不如意时，我们是否还拥有谷梁学那样认为王道经常会出现在中国的信心。我们是否还需要期盼“新文王”将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将会将现有不合王道精神的旧政令一扫而光？ 这些一方面是公羊学家和谷梁学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问题。当千万人都对“王道”重现中国有信心的时候，“王道”就会出现。当千万人都对“新文王”有信心的时候，“新文王”也就会出现。而当中国人对“王道重现中国”失去信心的时候，中国也就不复存在。 七、公羊学的经学属性 儒家的“经”不是从来就有的，“经”源于夫子。夫子之前只有“诗”没有《诗经》；只有“书”没有《书经》；只有“礼”没有《礼经》，只有“易”没有《易经》，只有“乐”没有《乐经》；只有“春秋”没有《春秋经》。 鲁国的“春秋”和儒家的《春秋经》并不相同。首先鲁国的“春秋”是国史，并不从鲁隐公开始，也不会在鲁哀公结束，而《春秋经》则是开始于“元”字结束于“麟”字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按《左传》的记述共有百二十国，剔除一些极微弱的国家那也应该有近百本像样的国史，这么多国史，时间的跨度又是如此之大，大家又何必紧紧揪住鲁国这二百四十二年的国史不放，从古到今无数的贤人志士争争吵吵闹个不停呢？ 儒家的《春秋经》之所以不同于鲁国国史“春秋”，就是《春秋经》并不仅仅关心过去的历史是怎样，《春秋经》及儒学其它“五经”还有更核心的任务，就是论述如何将我们生活的世界改变为“王道”大行的世界。所有的争吵，都不是考古式的对历史事实的肯定或否定，而是直接指导我们今天应该怎么作，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应该秉持什么观念，应该实行什么制度，应该怎么死，应该怎么活。 公羊家期盼的世界，是伴随“新文王”而来的“王道”世界，在盼望和守候中快乐的生活着，这种快乐被认为是起源于夫子。所以《公羊传》的最后一句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 儒家“六经”的核心是“王道”，想理解王道政教下众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一般推荐读《诗经》。但是如果想贴近“王道”，思考“王道”如何实现，我们还是推荐读《春秋经》。离开“王道理想”而读《诗经》，那《诗经》就会退化为民间歌谣。离开“王道理想”而读《春秋经》，那《春秋经》就会退化为“断烂朝报”。 刘逢禄说“故不明《春秋》，不可与言五经。《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又说：“无《公羊》则无《春秋》”，这里体现的就是公羊学的春秋学、经学属性。通过学习公羊学，我们就可以了解什么是“春秋学”，也可以了解到什么是“经学”，这个“经学”与汉朝人很贴近，和清朝人则相去甚远。 八、“新文王”的信仰 对于犹太人来说，弥赛亚出自大卫，负责人间秩序的重建，而犹太人的期盼就在弥赛亚身上。对于基督徒来说，可以期盼的也只有耶稣的二次降临。对于儒家来说，可以期盼就是“新文王”的人间重现，“王道”的重现人间。。 “新文王”对于公羊学来说，就是一种“信仰”。公羊家心中有“新文王”的信仰，所以如果我们想了解“公羊学”了解“公羊家”，从“新文王”开始才是上上之策。 沿着“新文王”的思路前行，公羊学中绝大部分看似怪异的观点，就变的非常可亲。 1）“张三世”义，是夫子想告诉“新文王”施行“新王政”应分出层次，不能一蹴而就，说的就是王道重现的时间差异。 2）“异内外”义，是夫子认为平治天下是近者悦远者来，所以“新文王”应先在其国内施行“新王政”，然后再推至“诸夏”，最后才是夷狄。 3）“通三统”义，是夫子想告诉“新文王”，任何王者之政，都有弊端，久了以后弊端显现，就需要新的“王”重新对王政进行革新。王者应尽量保存自已以前先王的制度，以便于后来的“新王”参考。 5）“建五始”义，是夫子想告诉“新文王”，新王政必须与天地之道相合。 6）“王鲁”义，是夫子想通过鲁国的国君，来说明“新文王”的一些注意事项。不托王于鲁，就只能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