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的译者——李丹、方于
来自：孤鸿
在雨果小组看到的，转贴过来： 她走过了几乎一个世纪，今年98岁。一个世纪的风霜雨雪能演绎多少人间悲欢？最近，记者在云南艺术学院见到《悲惨世界》的译者之一———方于教授，她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 1903年，方于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方毅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词典编辑部任部长。18岁那年，方于在上海考取中国历史上首批公派女留学生，漂洋过海来到法国里昂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同时师从里昂音乐学院玛黛依斯夫人学习声乐。当时的里昂大学学术气氛很活跃，每到周末都有文学讲座。方于每讲必到。关注这些讲座的还有与她一同赴法的另一名中国青年———高瘦俊秀的里昂音乐学院学生李丹。 李丹190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 1921年和方于一样考取了公派留学生，赴法国里昂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他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每个周末都去听“名家名作”学术讲座，特别是伟大作家雨果的诗歌、小说及其名著《悲惨世界》强烈地震撼着来自东方那块多难的土地的中国青年的心。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雨果的呼声仿佛穿越了世纪，李丹和方于心中有了一个共同理想，要把这人类智慧的结晶，变成方块字昭示国人。 1927年、1928年，方于和李丹怀抱着一腔热望，分别学成回国。当时，国内处处是战乱、灾变、失业，置身在旋涡中的方于和李丹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过，他们能为这块多难的土地做点什么？再做点什么？这种思考又一次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他们要将那一直震撼着他们心灵的《悲惨世界》，奉献给无数还在悲惨世界中生活的中国的冉阿让、珂赛特。1929年他们结婚了。同年，由李丹译、方于校译的《悲惨世界》第一部问世，书名为《可怜的人》，收录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第一集，分九册出版。然而，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机炸毁，他们只好将其它译稿陆续寄往该馆驻香港办事处。他们天天等待着书稿出版，可是倾注着两人希望、心血、精神寄托的几十万字的译稿自寄出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有人曾说《悲惨世界》这本书中文译本的命运比《悲惨世界》还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方于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辗转乘船抵达越南河内，从滇越铁路来到云南。随后，李丹也来到了昆明。李丹先生先后在云南大学、云南师大、云南艺术学院任教。方于女士先后在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法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任教。1954年，文化部组织翻译出版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特邀李丹、方于夫妇到北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决定请李丹重译《悲惨世界》。从那时开始，李丹在教授法语和小提琴演奏的同时，全力投入《悲惨世界》的翻译工作。1958年5月、1959年6月，《悲惨世界》新译本第一、二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正当第三部译毕付梓时，中国遭受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崭新的《悲惨世界》译本被扔到大火中，译者也被送进了“牛棚”，夫妇俩身心饱受摧残。 1971 年，夫妇俩被释放出“牛棚”，还未平反、摘帽，老人就从箱底翻出了被老鼠咬成碎片的第三部《悲惨世界》译稿。是年，李丹70岁，方于68岁。这一年的李丹老得很快。牙齿掉光了，人干瘪了，背弓下去了，拄着拐杖到图书馆找资料。为了能有一个坐得下来的地方，一位邻居把自己的卧室借给老人，让他在里边译书。他动笔的时间不多，工作的时间却很长，有时一夜一夜地翻查字典，有时却不看也不写，久久地对着雨果的原本发呆。只有方于明白李丹心里无法排解的痛苦和郁愤。李丹的精神日益显差，并开始咯血，然而第四部竟在这样的境况下译出来了。他又带着第五部的原著住进了医院，这一住，李丹就再也没回家，1977年5月李丹去世了……翻开他的枕头，留下的只有写在香烟壳上关于第五部的几张凌乱的断想。就在李丹刚刚病逝，遗体尚未火化，追悼会尚未举行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便托人千里迢迢赶到昆明，取走了第三、四部译稿，1980年9月、12月，这两部由方于协助校译的《悲惨世界》出版。 人们常说：白头到老的夫妻在古稀之后一个走了，另一个也将不会长久。方于不吃不喝，几乎垮了。在李丹的遗像前，方于心如刀割。在李丹逝世后3个月，方于扑到了书桌前，这一埋头就是9个月。9个月，这位74岁的老人身体虚弱到每天只靠一碗稀饭维持度日；9个月里，没有谁知道她是怎样刻意使自己笔下的用词、造句与前四卷的语气风格统一起来；9个月，谁也不知道她心里翻腾着什么，她苍白、沉静得就像一块大理石的浮雕。1979年，《悲惨世界》第五部由方于译出，署名李丹、方于。198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悲惨世界》的最后一部。至此，《悲惨世界》走完了它半个世纪的艰难的翻译历程。 对《悲惨世界》中译者的访问 - 刘祖武 当98岁的云南艺术学院教授方于见到记者时，挣扎着从病床上坐到了椅子上，谈了翻译《悲惨世界》的前前后后。 18 岁时，方于在上海考取了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来到法国里昂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同时师从里昂音乐学院玛黛依斯夫人学习声乐。在听周末文学讲座时，她与另一名中国留学生、里昂音乐学院学生李丹相识。伟大作家雨果的诗歌、小说及其名著《悲惨世界》强烈地震撼着他们的心。把这人类智慧的结晶，变成方块字昭示国人成了两人翻译《悲惨世界》最早的动机。 方于、李丹分别于1927年、1928年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战乱、灾变、失业频仍，他们盼望着能为这块多难的土地做点什么。将那一直震撼着他们心灵的《悲惨世界》，奉献给无数还在悲惨世界中生活的中国同胞的愿望又一次拉近了两人的距离，1929年他们结婚了。同年，由李丹译、方于校译的《悲惨世界》第一部问世，书名为《可怜的人》，收录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第一集，分九册出版。 然而，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机炸毁，他们只好将其它译稿陆续寄往该馆驻香港办事处。他们天天等待着书稿出版，可倾注着两人心血的几十万字的译稿自寄出后就石沉大海。 1954年，文化部组织翻译出版一批外国文学名著，决定请李丹夫妇重译《悲惨世界》。1958年5月、1959年6月，《悲惨世界》新译本第一、二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正当第三部译毕付梓时，文化大革命爆发，《悲惨世界》译本被扔到大火中，夫妇俩被关进“牛棚”。 1971 年，夫妇俩刚被释放出“牛棚”，还未平反、摘帽，就从箱底翻出了被老鼠咬成碎片的第三部《悲惨世界》译稿。李丹拄着拐杖到图书馆找资料，一夜一夜地翻查字典。这一年，李丹老得很快，71岁的他，牙齿掉光了，人干瘪了，背弓下去了，并开始咯血，然而第四部竟在这样的境况下译出来了。他又带着第五部的原著住进了医院，这一住，李丹就再也没回家，1977年5月李丹去世了……翻开他的枕头，留下的只有写在香烟壳上关于第五部的几张凌乱的断想。 李丹逝世后，方于扑到了书桌前，这一埋头就是9个月。9个月，这位74岁的老人身体虚弱到每天只靠一碗稀饭维持度日；9个月里，没有谁知道她是怎样刻意使自己笔下的用词、造句与前四卷的语气风格统一起来；9个月，谁也不知道她心里翻腾着什么，她苍白、沉静得就像一块大理石的浮雕。1979年，《悲惨世界》第五部由方于译出。198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悲惨世界》的最后一部。 两位老人用半个世纪心血翻译完成的《悲惨世界》中文本，终于在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整出版，从此风靡全国。然而，不久对此书的“盗版”十分猖獗，仅1995年至2001年就发现了8种不同版本，都是盗版的或剽窃李、于之作。李丹、方于之子李方明退休以后一直在为保护《悲惨世界》译作、打击盗版而奔波。 （《文汇报》20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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